金克木怎么理解(中医金克木怎么理解)

读不完的金克木

（崔恒正/图）

2022年8月，金克木诞辰110周年到来前，在上海一家云南餐馆里，青年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回忆起过去。

上个世纪末，黄德海还在山东上大学，校门口有间小书店，老板娘卷发，红嘴唇，黑红色指甲。同学们逛书店，多是为了看老板娘。老板娘冷冷的，一脸嫌弃。某天，黄德海在书店看到一本《末班车》，作者：金克木。“我一看目录，书里好像天南海北谈了很多东西，便拎过去请老板娘结账。老板娘拿起书，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完全忘记她长什么模样了，但那个笑我记得非常清楚，心里认定是她对我的鼓励。带着这一笑的能量，我晚上回去一口气就把这本《末班车》读完了，觉得说出了我很多想说又不能说出来的话。”

大受启发的黄德海对金克木开始感兴趣，便到处去找他的其余作品来读。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差不多将金克木的书收齐，但那本《庄谐新集》一直没找到。彼时，黄德海已经从山东来到上海读研究生。课堂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讲到金克木，大赞。课后，黄德海问，张老师是否有《庄谐新集》？张汝伦说，金先生的书，我全都有。下次上课，黄德海看到了张汝伦带来的书。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前段时间，黄德海将自己编的《金克木编年录》寄给了张汝伦。张汝伦已经记不起当年借书的事，但对黄德海的这本书，大赞。

20年前，黄德海在复旦课堂听张汝伦讲康德。再往前20年，康德决定了张汝伦是否能进金克木家门。

1980年代初，张汝伦在复旦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做的是解释学。那时候，在中国，没什么人讲这门学问。他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解释学的文章，作者金克木。“当时只知道他是北大教授，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张汝伦去北京，打听到金克木的住处，前往敲门。金克木来开门，问：你是哪里来的？张汝伦说，我在复旦读西方哲学，因为写论文，看到您的文章，想来讨教讨教。金克木说，你做西方哲学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了，你就可以进来。

“是什么问题呢？”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他问我，在康德那里，‘形式’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虽然听上去很稀松平常，但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回答了以后，他哈哈大笑，说，对了，在他那里，形式就是内容。”

这次进了金克木家门之后，张汝伦再到北京，有机会就去拜访金克木。“如果他对你这个人还觉得可以的话，他会不断地说。他讲话的信息量极大啊，没有废话，每去一次，你都觉得很受用，跟他谈话那才是脑洞大开。”

钱文忠对金克木脑洞大开的谈话形容得很生动。1984年，钱文忠就读北大梵文班。金克木此时已经72岁，不再上课。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他的导师季羡林和金克木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很多人见面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当真。”钱文忠说。

资深编辑陆灏有着相似的回忆，“金先生总是说自己老了，眼花、耳背、气喘、甚至不久于人世了。读他的文章，听他聊天，又何尝见得半点老态？若说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接受新思想，操纵新武器，年轻人也不一定赶得上他的‘时髦’。”陆灏的总结是：“耐读的金克木，也是难读的金克木。”

“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金先生呢？”钱文忠的疑问是许多人的疑问。

作家叶稚珊曾是《群言》杂志的主编，每次拜访金克木，也都是听得云里雾里。她约过金克木一篇访谈《如是我闻》。“他当时不愿意接受访谈，”叶稚珊说，“这篇访谈其实是他自问自答。”

金克木在这篇访谈的开头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

在1985年版的《旧巢痕》里，金克木用“辛竹”这个笔名，在开头写了一段小引：“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他是在说自己。他是讲话的人，也是听讲的人。

北大朗润园13公寓，金克木一个人在下围棋。“我印象很深，是一个雨天。”叶稚珊说，“他不跟别人下棋，自己这边看看，然后换到另一边看看。感觉他的脑细胞比别人多好多，脑子不停在动，人也在动。”叶稚珊的丈夫是作家徐城北，徐城北那时候忽然对围棋感兴趣，但听金克木讲了一通围棋之后，觉得学不了，太深奥。徐城北惊讶于金克木的博学，不止围棋，就连徐城北研究的京剧领域，金克木说的一些东西，徐城北都不一定知道。

金克木的围棋是跟他大嫂学的。在《旧巢痕》里，大嫂给了年幼的金克木两本书，一是《桃花泉弈谱》，一是《弈理指归图》。

大嫂对他说，“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你们男人家什么样人都会碰见的，什么事都会遇到的。光背四书五经，不够用。现在不比从前了。不是考八股文中状元了。文的、武的，上中下三等都得懂一点。世道越来越难了。变了。像上一辈那样做官，靠不住了。再过些天，你去打开书箱，晒晒书，顺便长点知识。趁小时候，各方面打点底子。少玩一点，就有了，长大了不会吃亏的。”

金克木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知道是要教他本事，而且是让他多看书，至于什么本事，什么书，却一点也不明白。大概是因为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给他留下了一个多少年也不磨灭的印象。大嫂是他的第一个老师。

1934年秋，金克木在北平

大嫂所言“像上一辈那样做官”，指的是金克木的父亲。他曾是江西万载县知县。黄德海查了《万载县志》，在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事”栏录有：“金沛田，字心农，安徽寿州优贡。”

8岁前的人生，金克木写在了小说体的《旧巢痕》里。“对金克木有了解的人，才读得懂这本书。”叶稚珊说。

金克木说过为什么写这本书。“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

金克木是笔名。他最早的名字叫金业勤，1912年8月14日出生。当时父亲59岁，母亲19岁。母亲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鬟收房。“没想到这丫头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金克木在《末班车》里说，“不仅是当教员，教外文，我一生的经历中，许多次都是不由自主上了末班车。我本无意来这世间，是我父亲逼我来的。我做了他的最后一个儿子。他生活在清朝将近六十年。成立后，我还不满周岁，他就离开了世界。我生下就遭遇抄家，尿片被搜检过。我母亲出身卑微。一家人中有四省人。回到老家以后，在低矮的祖传茅屋里还照清朝末年的老规矩生活。”

金克木8岁时，这个大家庭分了家。“名义上，他得了半块田地和半所老房子，是同三哥合得整的；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得到。妈妈还得侍候大妈。三哥管他上学。大侄和二哥各得一块地，合得这所大房子。二哥不要房，大嫂给他折价一千元，他给小弟弟作为读书费。大嫂也给小弟弟一千元作为结婚费。这两千元都归大嫂出，却没有时间限制，从此无下文，只是一句话。三哥什么也不出，光管教育弟弟。这母子两人实际是附属品，自己什么也没有，不能独立。”总之，金克木母子二人的境况是——没钱，这直接影响了金克木之后的求学之路。

金克木以小学学历而成北大教授，在许多人眼里是传奇。“跟金先生接触多了，你会知道，他很不愿意说自学成才，他也不承认自学成才，他觉得自己是有老师的。他的母亲是偏房，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家产几乎都没怎么给她。金先生比较追求正规的学业。但因为没钱，没上成什么学。他终身都有一种不平不快不满意。他觉得这个旧巢对他和母亲特别不公平。到了晚年，这都还是一个心结。”叶稚珊说，“《旧巢痕》的叙事细节里，能感觉到那种冷。”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曾经回忆：“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不过，他常对人说：‘要是为考试，不要问我，我不会考试，那另是一门学问。’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

金克木与母亲

“这是对金克木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黄德海把《金克木编年录》翻到了印度部分。从这部分摘录文字的篇幅，便可知这段经历对金克木的重要性。这位老师叫憍赏弥（法喜老居士），是位奇人，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执教。

“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金克木笔下的记忆，也充满了劲头。

憍赏弥的多国经历，提供给金克木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位老人只用他所精通的一种印度古语和他自己家乡的一种印度现代语写文、著书，可是头脑中却阅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印度古代文化。他的书架上是全部暹罗字母的巴利语佛教三藏，还有印度古典，其中插着他在苏联时读的俄文《战争与和平》。他坚持印度古代文化中和平思想的传统，是公开地激烈地批评印度教最流行的圣典‘薄伽梵歌’为鼓吹战争的书的唯一人物。不过，他在口讲指画古典之余，也热心谈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关心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用梵语讲经让金克木有了超凡的学习经验。“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

“金克木学的是婆罗门的梵文。”黄德海说，“这是祭祀用的，秘密传授的。”这很重要，在中国教梵文的老师几乎没人有过这样的学习经历。

金克木去印度有偶然性。“为什么去印度？吃不上饭了啊，只好去《印度日报》当编辑。”黄德海说。

金克木见憍赏弥，是一段机缘。“我初见这位老居士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到小屋去见他，只见屋内一张大床像个大炕，上面铺着席子，摆一张小炕桌。靠墙是书架，一望而知最多的是泰文字母的全部《大藏经》。屋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在窗前放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他大概是在屋后自己做饭。一天吃一顿，过午不食，遵守戒律。‘法光比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他说着忽然笑起来，‘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

“（两次没有准点出现，未入门。）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

“这像是张良与桥下老人的故事，也像是孙悟空和菩提祖师的故事，也像是六祖的故事，这些都是一个故事，高手的教学故事都一样，好玩吧。”黄德海说。这像是传奇在各个时空里的延续。

我想起金克木将张汝伦拦在门外，答对了问题才让进。“他（金克木）那时要是收我为学生，我就不出国了。”张汝伦说。

虽然金克木没给学生再上课，但钱文忠从老师蒋忠新的录音里听到过金克木吟诵的梵文。钱文忠之前觉得梵文听起来像各种动物的叫声，听了金克木吟诵的梵文，觉得是音乐。

这是一种学习梵文和印度学的路径，但是这么多年，像金克木这样去印度学习的人不多。钱文忠说到了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金克木，有重大的思想史的价值。“放在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他是活生生的思想史的史料。怎么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最终成为金克木？这值得我们思考。每个人后来都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金克木？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成为季羡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金克木和季羡林只差一岁，他们都是在中国大变局的时代出生。

“季先生马上接续了当时的一个主流，到西方世界去接受学术训练，完善自己的人生。金克木先生反而去了印度，能不能把金先生看作一个大时代洪流当中为数极少的做出独特选择的人物？我想是可以的，确实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少，当然不是他一个，比如徐梵澄、谭平山，是有，但很少很少。当然有生命的偶然。季先生到欧洲去也有偶然，金先生到印度去也偶然，偶然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必然的东西在？金先生始终觉得，他在印度的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非常重视的，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倔强，或者是一种自信，或者是一种特立独行。”

这些年，钱文忠一直在思考金克木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伤感。“这种伤感是我感觉金先生会被遗忘。我现在感到欣慰，因为金先生没被遗忘，反而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仰慕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伤感也加深了，为什么加深了呢？因为我觉得金先生之所以没被遗忘，还因为读者被他的这种传奇吸引了，没有很多人像黄德海先生那样，关注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金先生当时在印度，印度是这样，印度的学者基本上是政治家，跟传统中国有点像。他接触的印度学者，在印度的独立运动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印度接触的是一些婆罗门学者，但这些婆罗门不是我们现在大学里专业的象牙塔式的专门化的学者，他们是有关怀的，对东方民族命运的关怀。把金先生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思考，金先生就会彰显出极其特殊的意义。”

金克木写过甘地。黄德海认为这篇关于甘地的文章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文章。 “《甘地论》实际是最早而且是在‘梵竺庐’那间屋里写的。那时太平洋大战爆发，印度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而老甘地又以‘反战’罪名入狱。我便写了一些对话说明事实真相是印度人要求独立，要求英国交出，并澄清对所谓‘甘地主义’的误会。”金克木说起过这篇文章。“甘地所主张者并无主义之名，只是古印度的信条之一，这个古梵字Ahimsa照英译改为中文，可称‘非暴力’。但在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七十五法中有此一法，真谛玄奘二师皆译为‘不害’……意思就是不用暴力害人。名字虽是消极的，甘地应用起来却是积极的。他将这信条大肆扩充，化为有血有肉的运动。这运动虽称为‘消极抵抗’，意义却是积极的。其古梵字Satyagraha的名称，依我们古译，应为‘谛持’或‘谛执’。谛者真理，持者坚持，即坚持真理之意。为显明起见，再加运动二字。其英文译名应译为‘文明反抗’，意即不用武力而反抗，另一名字即为世界俱知的‘不合作运动’。”

金克木对甘地的认识充满了见地。能有这种见地是因为他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对其文明有深刻理解。不是“知道”，而是“理解”。

1946年7月，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 集论》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金克木家里没有什么书。作为《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多次去过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床头的一边，由地而起，摞了几叠从新到旧的杂志。”

金克木依靠什么写作呢？“后来，先生做了教授。依了清清的湖，倚了郁郁的树，无论武大还是北大，不用说，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如此，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

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他的记忆力太好。”叶稚珊说。

张汝伦觉得，理解力更重要。“我最佩服他（金克木）的是，他对于我们古代和西方的典籍，不但涉猎广，而且有见地。有的人，涉猎还可以，但没有见地。这相当于一个两脚书橱，现在电脑发达了，不需要。一个人记忆力好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记忆力都好的，可是作为学问的继承和开拓，还有教学生，这是远远不够的。金先生在《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都是有自己的理解，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西方一流的文学批评，比谁能说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比茴香豆有五种写法，你只知道三种啊。”

1986年，扬之水还叫赵丽雅的时候，开始到《读书》杂志工作。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读书》十年，留下许多日记。金克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跟《读书》发生的关系最多。而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扬之水经手编辑。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8月份，扬之水在网上讲《中国金银器》，她现在是研究中国古代名物的知名学者。直播的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扬之水。她说她现在记性很差，关于金先生的记忆，都在她已出版的日记里。

翻看五卷本日记，发现许多条跟金克木有关。比如，1987年6月19日，星期五，她去北大金克木家接他去香山饭店。“今日最大之收获是同金先生的交谈，几个小时的活动，除了拍片的短暂间歇，几乎无时不谈。”

扬之水的记录非常细致。“从金先生家出来之前，他指着桌上的一盆仙人球说：你们看，开花了，要养三年之后才开花，只开一天。是一朵白花，细长的花瓣，开得劲挺，开得舒展。待送金先生归家后再看，花已收得即将抱合，唯留一丝细微的香气了，——却不似通常的花香，而若草之香。”这样的叙述令人着迷，一个带着香气的让人怀念的时代扑面而来。

“那时候是80年代，特别值得怀念的时代。”钱文忠说，“我当年在《读书》上登的文章，也是扬之水老师发的，她那时候还叫赵丽雅。金先生后来被社会知道，主要是因为《读书》杂志。”

北大教授陈平原做过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一百三十多篇，是《读书》二十多年中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000年，金克木去世的时候，陈平原说，“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说，“仰望星空，叩问人生真谛与宇宙奥秘，老顽童金先生真的是生命不息，猜谜不止。所谓‘猜谜’，不是追求彻底解决，而只是提出问题，最多稍带提示努力方向。这里有顿悟，有个人趣味，也有学术上的考虑——明知一时无法解答，那就留下若干探索的路标，让后人接着做。如此无拘无束，上下求索，融会贯通文/学、古/今、中/外、雅/俗，本身就其乐无穷。”

金克木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那篇《如是我闻》中，他说，“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通俗天文学》。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经。现在我才明白，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

“他在《读书》上发的那些文章，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个人的眼界会那么宽，而且能不断接受新事物。他在《读书》上的一些文章，写的是西方刚刚流行的东西。那时候，出国留学的人还很少。他不拘泥于什么教条，这都很值得我们回味和体会。”张汝伦说。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1993年，金克木与邓广铭在朗润园

张汝伦特别看重金克木所说，“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前些年，张汝伦看到报纸上有人发问：现在还有没有“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调查，在英国，这样的通人也就十来个了。他们的结论是，走一个少一个，不会再增加了。”

张汝伦惊叹前辈学人的修养。“我们这里有个王水照先生，他复旦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一次，他听钱锺书先生说，找个时间，我把《十三经》温一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你看看，这是什么功力，我们《十三经》看都没看全，他是温一遍。这些文化典籍在他看来，是人生必须要看的东西。现在学者，做李白的做李白，做苏东坡的做苏东坡，我就做我这一块。《十三经》，对不起。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问题。”

张汝伦讲到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他觉得立意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大学的格局下，不太可能做好。“大学里，各个系互相提防，学校里的这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分嘛，自己总要把自己说得比别的系更重要。一起开课，一起交叉融合，很难。因为我们本身每个系里边，彼此讲的话已经不懂了，如果他是搞古希腊史的，那你跟他讲元史，他懂什么啊。他认为这是合法的，我可以不懂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新文科要打破这一块，问题是小鸡是老鸡养的，老师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尤其是混得好的老师，学生都学着呢。”

“学科的分类是现代性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懂什么叫分科，卢梭和黑格尔也不会承认分科。从根本上来说，学科不是学科，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我们的精力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史哲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的，坑挖大了，根才会深嘛。”

“我不瞒你说，我当年写关于金先生的文章，就是不能让别人忘记他，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这些文字留下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张汝伦说，“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大家讲新儒家时，都讲熊十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他的学生。马一浮没有什么学生，讲马一浮的人就没那么多。后来金先生退休了，他没教过多少学生。我觉得他有感慨在里边，才会跟我说这些话。”

对于金克木给《读书》写那么多文章，张汝伦觉得是他那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长，他急于把一生的积累和想法写出来。“肯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啊，觉得他只是懂得点皮毛，不系统。金先生不是什么都对，但他能激发人的想法，这很了不起啊。他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啊。他这个年龄，不得了。金先生学不来的，是天赋和境界。这样的天赋不是一般人有的，自学成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有天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束缚了。后人可以做的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他播下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是我的想法。”

纪念金克木先生主要纪念什么？这也是钱文忠想的问题。

“我在北大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跟金先生见面很多。只要见过金先生的人，你都会被他吸引。我特别想念他。金先生这样的人物，只有他那个时代才能产生。他是一个学术传奇，一个文化传奇。”钱文忠说，“他文凭都没有，为什么能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尊重呢？为什么能在北大成为被大家公认的一代宗师呢？我们现在纪念金先生，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金克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纪念金先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钱文忠继续说，“金克木先生的著述、翻译、论文，现在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你能说金先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你能说金克木先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审体制之下，金先生可以说是没有学术成果的人啊。但是，他留下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

张汝伦说，“我们强调专业化，他要是专业化的话，会受到人家尊崇，他要是说自己是杂家，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无非知道的多，没什么专业。我们对他的评价和他实际的成就、才气，是远远不相称的。”

1980年代，张汝伦去金克木家，天上地下，能聊很多。金克木说话，他听。“他没废话。”张汝伦说，“老一辈学者的风范现在不可及。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向往的。”

张汝伦觉得，他说这么多话，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多告诉别人。“他是觉得，我老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他在《读书》上那些文章，把他的idea列出来，后人觉得有意思，可以顺着他的idea做下去。他的书，我觉得实际上一直被人低估了。有没有学生研究金克木的学术，把他做一个论文题目，硕士的也好，博士的也好，其实真的值得做，他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在我们国家很少有。”

“他老人家讲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不要紧啊，能打开思路的东西更重要，比你正确的但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真正的创新，是让人家眼前一亮。

“金先生最得意的是，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他说有个英国人，剑桥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九叶派的博士论文，来采访他，一看他桌子上摆着德里达的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国外读文学的人都视此为畏途，很难读的。来人问他，你到底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他哈哈大笑。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金克木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因为给杂志约稿，叶稚珊接触过许多北大老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邓广铭等等。“我跟季先生和金先生接触最多。”叶稚珊说。

叶稚珊说，“金先生的晚年很平静，他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边。子女们很低调，对父母很尊重，继承了金先生那种很落地的性格。”

季羡林和金克木住在北大朗润园同一栋楼的两个单元。“季先生住在其中一个单元的一楼，一楼的两套房子都是他的。金先生住在隔壁单元的二楼。我去金先生那里，他都得不经意地问一句，你去那边了吧。我说，去了。去季先生那儿，他也问，你上那个楼了吧。我说，上了。金先生说了，他耳朵不好，眼睛不好，血压也不好，心脏也不好，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说，哎，二十年前他就这么说。金先生身体不太好，基本不怎么出去，下楼很少。季先生住一楼，他可以出来看看荷花什么的。金先生很简朴。后来分了蓝旗营的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进去。金伯母也是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金先生去世之前，金伯母被发现脑瘤。金伯母不工作，没有公费医疗。做了一次手术后，金先生跟我说，像抄了一次家一样，积蓄都投入进去了。你想想，金先生一个人的工资，要是家里人一场大病的话，全都给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印象中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韭菜饺子什么的，很普通，特别家常的饭菜。金先生家完全跟他做学问一样，随心所欲，盘碗筷，都不怎么讲究搭配，比普通人家还普通一些。我觉得是关注点不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将近三十年前，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我是没见过书。金先生肯定借书来看。不像季先生，几间房间都是书。”

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的名字经常放在一起，是难以避免的。“金先生跟季先生，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印度学科和很多学科，在北大都是泰斗级人物。这两位老先生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季先生有德国名校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接受了清华大学完备的教育。金先生则完全没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们学历的差距。大家都认为季金二位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但是我们从这两位先生的对比，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金先生离开我们22年了，真的是一眨眼，我现在都56岁了。当时初见金先生的时候我18岁。如果金先生在，金先生会怎么说？我觉得以金先生的智慧，还会用他那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笔，来写充满智慧和学术的文章。我觉得他会这么干，他一直这么做。另外，我自己也是去西方留学的学生。金先生去印度留学。今天我们研究印度学，好像没有人去印度留学了，都去美国欧洲留学。我们研究埃及学的，也是在欧美留学。我们研究好多古老民族的人，往往去欧美名校留学。金先生去印度留学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你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不是需要更接近他们呢？”

钱文忠一直致力于印度学和梵学的教学。“现在，在中国，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冷门学问了。这几年很多大学都有梵文课程，很多年轻人学习梵文，而且很有成就。这确实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黄德海的这本《金克木编年录》非常好，我没有见过他，他寄了一本书给我，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我觉得这种纪念和研究金先生的态度就特别特别好。非常扎实，好多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要不是他收集整理，我们没有这么多关于金先生确切的资料。”

钱文忠觉得，看黄德海编写的《金克木编年录》，会有一种更深的感受，就是金克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士人。他是有关怀的。他可以关怀宇宙，他去学天文学。去关怀一个跟中国同样积弱的民族，他去学梵文。作为一个在印度决定了他学术生涯的学者，他和在中国占主流的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有明显不同的。”

黄德海将《金克木编年录》翻到靠后的位置。《秦汉历史数学》刊登的时候，金克木已进入人生最后的时日。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9至10月间，刊登在《读书》2000年第7、8期。他考察秦汉之间的承续及变化，指出高层机制运转的奥秘，兼及人才、经济、金融问题。“单就功能说，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孤家、寡人’需要亲近助手，实际是隐形的稳定核心。能干的皇帝如文帝、武帝会灵活运用周围的起这类作用的人，无能的就不行了，非有不可，于是他身边的能干人自然会发挥有效功能了。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却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历史前面挂着从前城隍庙里的一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

这篇文章跨越了文理，充满了独特的思考，是金克木所思所想的集中写照。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去世。他说他是“哭着来，笑着走”。“金先生这样的人，现在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中国还能出这样的人。有老师能给学生莫大的启发。引导学生走上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样的老师功德无量啊。”这是张汝伦的期待。

金克木读信

叶稚珊记得在金克木家看到过一张照片，他仰天大笑。“我想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永远是笑，开心地笑，会心地笑。他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了快乐。他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在精神上一点都不悲观，他呈现给人的是乐观和豁达。”

在上海这家餐馆里，黄德海对于金克木的讲述也快到尾声了。他特别提醒说，他在《金克木编年录》里留了一条感情线。这条感情线是“保险朋友”。

扬之水在日记里写到过与金克木的一次聊天。“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甚或不足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会，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而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保险朋友》发表于1990年第4期《收获》。在这篇文章里，金克木相约和Z做保险朋友。“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金克木一直保持着与“保险朋友”的通信。直到这位“保险朋友”去世。

在1990年1月24日的日记里，扬之水记下：“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道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金恐经过海关时遇麻烦，问我有无便人。次日与老沈说了，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于是复金以信，今接来信云：‘谢谢你的信，多承关心。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黄德海从《金克木集》里翻到了“保险朋友”的一半照片。“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伟大的感情啊。”

“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坦荡。‘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这种自问，有一点冷酷，又有理性的成分。他是智者，这是金先生的奇特之处。”叶稚珊说，“要了解金克木，不能光读书，要读他这个人。”

耍枪杆的，耍笔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都见过。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对我讲着不同语言，表达不同思想。不知怎么我竟能记得住这么多人。若是电视连续剧吗，也太长了。还有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呢？只怕是没有多少了。然而，我渐渐不懂这个世界。同样的，我想，这世界也不懂得我了。我在这世上已经是完全多余的了。

末班车可以是头班车。离开这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又是初生儿了。

“人生天地间，譬如远行客”。望见终点，我挥舞着这些小文要下车了。

这是金克木1995年写下的文字。

1936年春夏，金克木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这是他一段“既闲暇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这一百天中，他译出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杭州看金克木，见他竟然翻译天文学，大为惊诧，写了一首《赠克木》——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这是未读完的金克木，这是未知的宇宙。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秦始皇那么厉害，十二生肖中他属什么，和哪个生肖有缘！

秦始皇嬴政出生的公元前259年，这一年的生肖是个啥呢？只要查一查，很快可以发现，那年的生肖是“虎”。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个皇帝的生肖属相，不是别的，是一头威猛的虎。中国封建社会刚一打开大门，“嗖”的跳出一头吊眼白额大老虎。虎虎生威！

如果有人想要问一声：秦始皇这位属相虎的皇帝，他的一生中与啥生肖最有缘？

简单的回一句：兔和蛇。秦老虎与属兔和属蛇的两个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属兔的这个人，就是嬴政的爹秦庄襄王。此秦王名“子楚”，又称“异人”，生于秦昭王二十五年，己卯年。卯属兔。这位属兔的子楚的父亲是秦国太子，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秦昭王。可是，当时的子楚有二十来个兄弟，完全轮不着他做秦国第三代接班人，因为被父亲送到赵国做人质，属于不受宠的儿子。

好在子楚认识了命中贵人吕不韦，经过此人一番精心策划和有效操作，子楚最终成为了他爹的法定接班人，当上了太子。子楚原本是要等他爷爷秦昭王死后，再等他爹继承王位后死掉才能够做秦国的大王，计算下来比较遥远。但是，他爹安国公的命不长，正在给子楚他爷爷秦昭王办丧事期间，53岁的安国公突然去世。于是，子楚在32岁那一年，顺理成章的成为秦国大王，即位之后，子楚成为历史上颇有名声的秦庄襄王——因为他是秦始皇的父亲。子楚追认自己父亲安国公为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早在23岁的时候，已经有了儿子嬴政，做王时儿子刚9岁，顺理立为太子。

中国传统的生肖除了属相，还连带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每个人的生肖都带有五行。比如生肖属虎的，不是单一的虎，而是有五种虎：金虎、木虎、水虎、火虎、土虎；生肖属兔的也是五种：金兔、木兔、水兔、火兔、土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是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秦庄襄王（子楚）的生肖属相是“兔”，其五行是“土”，属于“土兔”；嬴政的五行是“金”，生肖是“虎”，属于“金虎”。易经五行之说：土生金。从命理上看，子楚是旺儿子嬴政的，而嬴政对子楚却没什么帮助。仅仅过了三年，秦庄襄王就死了，死在了虎年，差1岁才到本命年的36岁。这位父亲留给了儿子一份大礼：已经强大的秦国的王位。

那年嬴政12岁，刚好是第一个本命

年。这有点儿像是虎儿子“克”死了肖兔的老子。

嬴政的爹死后，遵照父亲的临终遗言，拜了爹的大恩人吕不韦做干爹，即仲父，由吕不韦亲自教导，将他培养成雄才大略之人，为成为一代伟人奠定了成长期的基础。不过，吕不韦跟后来明代的张居正一样，算是培养出来一个死对头的皇帝，最后要了自己的命。

公元前235年，始皇帝纪年十二年，嬴政逼杀了仲父吕不韦。

这一年又是虎年，是赢政的第二个本命年。

很巧，嬴政的爹和干爹都死在虎年。爹死在第一个本命年，干爹死在第二个本命年。嬴政两个本命年，把两位爹都“克”死了。用中国民间说法：嬴政命硬……

有人说：嬴政的干爹其实是亲爹！可有人又说：不是这么回事儿！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此处说得比较隐晦。《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知道她怀了孕。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

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在子楚跟前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到数月之后，生下儿子名政。子楚就立此姬为夫人，此女名赵姬，后来成为了秦庄襄王的王后。

由于嬴政出生前子楚与吕不韦的特殊关系，赵姬伺候过两个男人，因而导致了秦始皇的亲爹是谁成为秦始皇最大的身世谜团，一直引起后人不间断的追寻，自秦汉以来，嬴政的血脉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谜。已经有不少历史专家对秦始皇的血脉有过推测，认为嬴政的血脉之谜是六国被灭国的贵族放出的谣言，目的是给秦始皇泼污水，当然还有别的一些理由。这样的观点也一直延续到现代。当代历史教授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论说秦始皇血脉谜团的时候，列举出了不少论证来证明秦始皇的亲爹不是吕不韦，而是子楚。

所以说，从秦汉以来，秦始皇血脉谜团一直谜到如今也无法破解。笔者推测，即便是N年后挖开秦始皇大墓，也不是那么好破解这个谜团的，因为要做DNA鉴定，除了秦始皇的尸骨外，还得找到子楚或者吕不韦的尸骨才行。所以，对历史的史料进行分析来作为辅助性的证明材料，在如今还是必须的。

在诸多论证之中，除了司马迁的记载之外，还有这样的论说——

嬴子楚在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里（共计13年），除了赵姬怀孕生子嬴政之外，再没有让赵姬怀上第二个孩子；另外，也没有让其他的女人怀上孩子。即使在他32岁时，赵姬从赵国千辛万苦带着嬴政重回他的身边，到他死的三年间后，也不曾让赵姬再怀身孕，因而，嬴政（原名：赵政）是子楚的独子。此外别无他出。而不久后（即子楚死后），秦始皇的母亲赵姬与嫪毐怀孕生了两个儿子——说明秦始皇母亲生育能力挺强滴！

种种迹象表明，嬴子楚的生育能力是最可疑的。嬴政不是他儿子的可能性接近100%。

所以，子楚不是秦始皇的亲爹，可能性的确很大！

当然，子楚不是亲爹也并不能够证明吕不韦就是亲爹。只是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爹，让后人有些相信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呢？

虽然没有别的靠谱的办法去证明，但是，我们可以来探索一下嬴政与吕不韦的生肖和五行。在史料之中，没有明确留下吕不韦的出生年份，但通过研究，史料上有过这样的记载，说吕不韦是在公元前262去邯郸，初次见到异人（子楚）。那一年，正是猪年（己亥），史料说异人当年是20岁，吕不韦比异人大十岁。由此推算，吕不韦应该生于公元前292年，到死时的公元前235年，应该是58岁寿诞。由此可以得出推论：吕不韦生于公元前292年，死于公元前235年。

从生肖属相以及易经相生相克的思路，我们再来检验一下看是不是与史料记载相吻合？

吕不韦，如果生于公元前292年，那就是己巳年，生肖蛇。按照五行之说，“己巳”属于“木蛇”，又称：福气之蛇（呵呵，吕不韦由一名商人成为秦始皇的仲父，的确有福气）。嬴政，我们知道生在公元前259年，壬寅年，虎年，按照五行之说，“壬寅”属于“金虎”，称：过林之虎。大家都知道，“蛇”在生肖中又称“小龙”，龙的死对头是“虎”，所以在生肖上有“龙虎斗”之说。也就是说，秦始皇嬴政的生肖，与仲父吕不韦的确是相冲突的。

无独有偶，除生肖冲突外，在五行上，他们不是相生，而也是相克的！

嬴政：壬寅，肖虎，金虎……

不韦：己巳，肖蛇，木蛇……

易经曰：金克木。

金虎当然“克”木蛇啦。嬴政天生“克”不韦。

即便他们是父子，却也是一对天敌，且子克父，秦始皇能够碾压吕不韦。

史料中记载，吕不韦是被秦始皇逼杀的。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长期与太后（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还把他们隐藏起来，嫪毐还与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始皇命官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最后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嫪毐是由吕不韦献给赵姬的。这年九月，嬴政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光，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

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太后，让她又回到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交往吕不韦。嬴政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跟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统统都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于是喝下酖酒自杀。

请注意，在这里，秦始皇专门提到：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

听起来，嬴政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历史回放：吕不韦当年将自己的爱姬（秦始皇的母亲）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这可是事实，所以，有没有血缘关系不是秦始皇说了算，而是该他母亲说了算。至于送爱姬的时候是不是怀了身孕，司马迁说：是。王立群说：不是。

我当然信司马迁。其实，是不是也只有赵姬自己知道，吕不韦也可能知道——从吕不韦以死来表示自己受到伤害（感情方面的），因为秦始皇虽然非常的狠，但他并没有赐死吕不韦，估计是他说了那句不认可“血缘关系”的话，深深的刺伤了吕不韦的心……当然，前提条件是吕不韦如果是亲生父亲的话。如果他本来就不是，哪里能够伤害得了他的心呢？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在此前，秦始皇贬了吕不韦的官，他都没有死，仍然活得很潇洒，每天宾客盈门，唯独被秦始皇说了一句“没有血缘关系”的话，要他与家属迁到蜀地去，吕不韦就自杀了。瞧上去，吕不韦是要以自己的死向嬴政暗示什么，如果吕不韦不是秦始皇的亲爹，他的心就不会死了。既然心已死，还留下个肉身有什么卵用？

看来，吕不韦饮鸩自杀，完全像是用行为写下一句“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豪言壮语。所以，这一对悲哀的父子俩（父知子而子不知父）才上演了一出历史的活话剧。

金克木，这是易经五行说的精华之一。易经传说是伏羲创造的，后来经过周文王的演绎并改进，一直流传到今天还在左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曾仕强讲过易经，如果用它来验证一下吕不韦和嬴政之间的对立与相生相克，看来至少是与历史事实是相吻合滴。呵呵，很奇异。而且，吕不韦死在公元前235年，虎年，刚好与他的属相是相克的；那年是“丙寅”，火虎，木蛇在火虎年，不被烧个精光才怪呢。在劫难逃啊。从命理上看，吕不韦的确该死在儿子嬴政之手，正如中国人的宿命：那可是天注定的，是符合易经五行之说，也符合生肖属相之说的呢！

肖虎人的性格特征——虎最爱找寻别人的过错。但是，他也是个叛逆者，个性急躁，鲁莽，专向权威或者上级挑战和反抗。可以说，他具有革命家、叛逆者，或者说领袖的潜在气质。他是号召其他人群前进的人，但可惜，他不是个好领袖，无论在事业上、爱情上、或者战争上，他往往靠一时的意气和鲁莽行事，跟随他的人都很难有好结果。

不过，他有一种吸引力，使别人跟随他，而他的性格上有一种运用权力的特质，别人又很难反抗他。不论跟随他的人和与他对立的人，都会很自然的尊敬他。虎喜欢别人的服从，而不是喜欢服从别人。没有人敢向虎下命令……

秦始皇嬴政13岁时即王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掌管。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始皇22岁，在故都雍城正式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很快，掌权后的秦始皇就杀掉了的嫪毐，逼走母后，然后除掉了碍手碍脚的仲父吕不韦，加强了自己在朝中的权势，依靠故交蒙氏兄弟，并重用新人李斯、尉缭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十年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个大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

秦始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后世的皇帝，完全继承了秦始皇的全套衣钵。因而，秦始皇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既然身处九五，当然不想死，于是派方士徐福渡海寻找不死药。最后没成功。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地点在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有趣的是，秦始皇死的那年是兔年；即公元前210年，辛卯，肖兔。

嬴政金老虎，原来与兔还真有缘份。第一，他老爹子楚是属兔的；第二，秦始皇登上王位那一年也是兔年，即公元前246年，乙卯，肖兔。到他死的那年仍然是兔年。啊，爹也兔，成也兔，死也兔。凶猛的金老虎嬴政，最后死在温柔的兔年的怀抱里；而且，死在“沙丘”，地名就像是藏老虎的地方……

中医入门：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神奇要义

小王最近正在学习中医理论，对于五行的生克乘侮这个重要概念有些困惑。他希望向谢老师请教，于是在诊所里找到了他。

小王恭敬地站在谢老师面前，轻声问道："谢老师，我最近在学习五行的生克乘侮，但还有些疑惑。您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谢老师抬起头，看着小王，微笑着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小王。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中医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谢老师站起身，走到房间的一边，他伸出五根手指，指向墙上挂着的五个颜色不同的画板。画板上分别标着"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

谢老师解释道："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运动，古代学者和医家认为它们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大元素。我们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能、作用、形态等，将它们分别归属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比如，人体的肝、胆、目、筋、怒这些都归属于木；心、小肠、舌、脉、喜则属于火；脾、胃、口、肉、思属于土；肺、大肠、鼻、皮毛、悲则属于金；肾、膀胱、耳、骨、恐则属于水。"

小王听得津津有味，他注视着画板上的五行标识，试着记住每个分类的内容。

谢老师接着说道："五行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用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规律来概括。"

谢老师一边说着，一边在画板上用手指指向不同的元素标识，解释着五行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相生，即相互资生、促进。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谢老师指着画板上的木，示意小王注意。

"然后是相克，也就是相互制约、克制。五行相克的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谢老师依次指着画板上的元素，强调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

小王听得入迷，他试图将这些规律记在脑海里，同时在心里默默地思考着每一种生克关系。

"接下来是相乘，指的是乘虚侵袭，也就是相克太过。比如，木乘土，土乘水，水乘火，火乘金，金乘木。相乘与相克的不同之处在于，乘者过强，被乘者过弱，属于反常状态。" 谢老师耐心地解释着。

小王听得有些明白，他感觉自己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最后，谢老师指向画板上的最后一个元素："最后是相侮，也就是恃强凌弱，即反克所胜。比如，木侮金，金侮火，火侮水，水侮土，土侮木。本是自己可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它克胜，属于反常状态。" 谢老师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丝无奈。

小王陷入思考，他开始将这些生克乘侮的规律应用到实际中医案例中。他想象着患者的症状，尝试分析其中的五行关系。

谢老师看着小王认真思考的神情，微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小王在努力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

"小王，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中医理论中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患者的症状。希望你能够在学习中不断深化对五行的理解，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 谢老师鼓励地说道。

小王点头表示理解，并郑重地表示会更加努力学习和应用。

金克木的生平片段和读书方法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德海

数年前，忘记读一本谁的通信集了，其中有两段话，意思极好，就抄在了本子上：“学问、逻辑是一障，文字是一障，名词是一障，要能于此斩关而过，始得学问于身亲耳。”“你学圣贤之学，能言语于身亲乎？”当时打动我的，就是这个学问、言语的于身有亲。

写《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事若合符节，我就经常想起上面的话。有意思的是，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个学问的于身有亲，很多时候并非从容的选择，而是环境导致的不得不然。大概是这样吧，耶稣手上的钉痕，不就是不得不然？

试着看几个金克木的成长片段，能看到些什么呢？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

壹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万载县，父亲为清朝最末一代县官。金克木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他随嫡母、母亲和大嫂不断搬迁，于动荡中完成了最早的教育。

大概因为记事早，不到两岁的金克木，就在记忆中留下了他们母子随嫡母同往安庆的情景：“A城（按，安庆）是个山城，斜靠在山坡上，裸露在长江中来往的轮船上乘客眼里。城里也几乎到处在高地上都可以望见下面滚滚流动的长江。……他一生中第一件储存在记忆中的材料便是长江中的轮船。两岁时，他一听到远远的汽笛声，便要求大人带他到后花园中去，要大人抱他起来望江中的船。这是有一段时间内他的天天必修的功课。”

金克木与母亲合影

上面的引文出自《旧巢痕》，在金克木自己化名写的评语中，这段话后面的点评是：“漂泊天涯从看江船开始，有象征意味。”不知道金克木这里所谓的象征，是说他婴儿期一家人的不断搬迁，还是包括他少年和青年时期更大范围的居无定所，但每一段漂泊，都跟家庭和时代的剧烈变动有关，其中似乎确实有着命运的影子。人大概就是这样吧，无法择地而生，也无法择时而生，恐怕最终都不得不学着爱自己的命运。

金克木这种旧家庭，人口多，且来自不同地域，故而操持着不同方言。三个哥哥说的是寿县话，大嫂说的大概是一种“官话”，“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跟早年金克木相处更久的母亲和嫡母，也各说不同的话：“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一直到七十五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

在一个天然的复杂语言环境里，金克木完成了早期特殊的听、说训练：“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的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本来，学任何东西都是“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可如果一个人天然置身于杂多的环境，没有因比较而生的分别心，则杂多便可能成为某种特殊的专一。后来金克木学多种外语，都能即用即学，即学即会，或许就跟他成长的特殊语言环境有关。

贰

学前阶段，金克木已经完成了传统的开蒙教育，开始背诵“四书”和部分“五经”，并随三哥读新式国文教材，同时学习英文。1920年，金克木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就读，1925年毕业后，从私塾陈夫子受传统训练两年。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黄德海撰作家出版社出版

又是传统的背诵，又是新式教材教法，又是私塾训练，又是学习英语，照现在的说法，金克木所受的，似乎是贯通古今、中西兼备的教育，既能上接传统，又能融入现代。只是，这个新旧之间的教育，恐怕并非如想象那般完美无缺，在深入任何一个领域之前，教育只是对懵懂的简单引导而已。甚至，就连所谓私塾的传统训练，我们的理解或许也没那么牢靠。

两年的私塾，学些什么呢？“他先问我读过什么经书。我报过以后，他决定教我《书经》。每天上一段或一篇，只教读，不讲解，书中有注自己看。放学以前，要捧书到老师座位前，放下书本，背对老师，背出来。背不出，轻则受批评，重则打手心，还得继续念，背。……《书经》背完了，没挨过打骂。于是他教《礼记》。这里有些篇比《书经》更‘诘屈聱牙’。我居然也当作咒语背下来了。剩下《春秋左传》，他估计难不倒我，便叫我自己看一部《左绣》。这是专讲文章的。还有《易经》，他不教了，我自己翻阅。”

看起来顺理成章，我们心目中的硕学大儒就是这样一步步学出来的对吧？只是，不要忘了金克木提到的“传统训练”，这是什么呢？“行业训练从作文开始。这本是几个年纪大的学生的事。他忽然出了一个题目：《孙膑减灶破魏论》，要我也作。这在我毫不费事，因为我早就看过《东周列国志》。一篇文惊动了老师。念洋学堂的会写文言，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奖励之余教我念《东莱博议》，要我自己看《古文笔法百篇》，学‘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等等，也让我看报，偶尔还评论几句。……老师从来没有系统讲过什么，可是往往用一两句话点醒读书尤其是作诗作文的实用妙诀。”

快乐的老顽童

理想的读书人，不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吗，私塾老师怎么教的是实用妙诀，这把读书当成噉饭的工具了？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如此：“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做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

这两年的传统训练，给金克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我不明白，后来还看不起这种指点。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我这靠文字吃饭的一生，在艺业上，顺利时是合上了诀窍，坎坷时是违反了要诀。这就是从前社会中书生的行业秘密吧？可说不得”。或许这段话可以打破我们对读书是高雅之事的刻板印象，回到古代学习的具体情景，也就能够意识到，传统所谓的“耕读传家”，非常可能是两项并列的实用技能。

金克木游学生涯中，有很多长短不一的各类文章，很多人觉得够不上十足的学术，偶尔会出语讽刺。那原因，或许就是忘记了，很长一段时间，写文章是金克木的生存手段，是他身上衣、口中食。衣食尚不能保障的时候，要求一个人出手就是思虑周全的学术杰作，大概有些过于苛刻了。更何况，不管任何外在评价，只对具体一个人的读书和写作来说，这样上手即能完成文章的能力，说不定是一种有效的写作训练。

1991年12月，金克木与邓广铭、端木蕻良

叁

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人送金克木到乡下躲兵灾，从而得识“警钟”（“井中”），始读《新青年》。1928年，经人推荐至寿县三十铺小学任教，同事背讲《主义ABC》。

从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不难看出，无论看起来怎样完善的教育，如果没有跟每个人置身的具体结合起来，其实也可能不过是繁复的装饰，或许能唬人，却实在是于身不亲。除此之外，金克木真正独立读书学习的时候，社会已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双重洗礼，时代的文化重心已然转移，只抱着传统经典摇头晃脑，显然已经不足应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克木结识“警钟”，又叫“井中”，遇到了跟时代同步的契机。

这个相识故事，听起来真像一个传奇。因为躲兵灾避难乡下，金克木遇到在城里读教会中学的警钟，倾盖如故，相与谈笑。“有一天，我把书架上的五大本厚书搬下来看。原来是《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他马上翻出‘王敬轩’的那封抗议信和对他的反驳信给我看。我看了没几行就忍不住笑，于是一本又一本借回去从头到尾翻阅。……我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上面的话或许还不够明确，所谓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好像没有具体的说明。《旧学新知集》序里，更为具体地谈论过这件事，让我们对这个转变过程，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因为此前乱读书）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

这段话跟上面那段话，时间记忆上有点参差，提到的书也有增减，但过程非常清晰。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时代的于身有亲。所谓苍蝇在玻璃窗上钻，不就是所读所学没有归处，因而身在时代之外？从窗户洞里飞出去，就是读了《新青年》和《中山全书》之后，此前杂乱的学问奔赴于时代的边际，汹涌的涡流一变而为浩荡的长河，跃跃若新发于硎。

当然，这不是金克木跟时代关系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他不断调整自己与时代关系的一个侧面。重要的是，有了这段经历，金克木打开了此前封闭的信息交换系统，能够随时更新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从这一节开头提到的同事背讲《主义ABC》，我们大体也能感受到，社会表层之下潜流涌动，更新的时代潮声，已经在大地上响起。

肆

1930年，金克木离家至北平，因无缘得进正规大学，只能勉力游学，徘徊于高等学府之间，进出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在此期间，金克木泛览书刊，自学外语，广交朋友，在切磋琢磨中眼界大开。1935年，经朋友介绍至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得师友指点，获无言之教。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会为某个人准备好所有的条件才让他踏上社会。金克木离家去北平，原本打算找个机会上大学，却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只能不时去高等学府听几节课，然后读所谓“家庭大学”。这个金克木称谓的“家庭大学”，应该来源于他当时读的英文“家庭大学丛书”，当然，包括他进入“私人教授英文”和“私人教授世界语”两处别人的家庭，也包括他逛的旧书店和书摊，最重要的，则是他出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如果没有身历过同样的困窘，我们大概很难体会交不上房租、穿不上棉袍、吃不上三顿饭的金克木，为什么会觉得图书馆是他最亲切的“家庭大学”。我们不妨设想，在寒冷的冬天，衣着单薄的金克木，偶然进入一家生有火炉的图书馆：“我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馆中书不多，但足够我看的。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金克木与孙女一起

困厄之时，有这样的容留之地可以安心读书，也就怪不得金克木一直觉得，那些普普通通的小图书馆，跟自己的情分算得上“风义兼师友”：“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那些不为官不为商，只为穷学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不知道现在还有几所？”后来流徙各地，金克木也是“每到一地，有可能就去找当地图书馆，好像找老朋友”。更重要的是，金克木从图书馆的读书中，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这个从图书馆习得的奇特读书法，能把已在某种意义上风干的书复活，重新拥有生动的面容，并在深处通向他后来提出的“读书·读人·读物”，有心人或可深思。

除了这些普通的图书馆，金克木跟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说缘分深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金克木管借书还书，就此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朋友，更新了学习方式，可谓收获颇丰：“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里，金克木领悟到一种读书法，“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

把这方法移用到读书，不妨称为“望气读书法”。学会了这个方法，可以一眼而能知书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并能迅速判断其格局和价值。在当下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种读书法或许更应该重视。

伍

1938年，金克木到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始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辞职，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随憍赏弥老人钻研印度古典。

1946年7月，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

这段时间的经历，乍看起来非常惊艳，仿佛一个人拥有极大的选择空间，随时随地可以潇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是到香港，还是在湖南，还是去印度，都是因为日本侵华造成的困顿时局，导致金克木不得不辗转求生。拿到香港为例，金克木说那“实在无路可走”，“是‘逃难’去的，是去找饭吃的”，根本没什么潇洒可言。

不过，虽然在如此被动的情形中，金克木却也没有一蹶不振，或者怨天尤人，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势，迅速调整自己的学习和读书策略。就说到香港吧，原来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是朋友介绍去见萨空了，萨空了见他拿着一本英文书，便让他去报社翻译外电：“那晚上他只对我说了一下美联社的‘原电’的种种简化说法怎么读，路透社的和报上一样就不必讲了。说完便匆匆走了……通讯社陆续来电讯，我陆续译出。快到半夜，他来了，翻看一下，提笔就编，叫我次晚再来。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实在忙不过来，又找不到人，要我连译带编这一版国际新闻（约相当于《新民晚报》半版）。桌上有铅字号样本，还有报纸做样子。说完又匆匆走了。”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就这样，金克木居然很快就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节奏，并对这份工作胜任愉快。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不只是能够挣钱养家，还让他锤炼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一年（没有休息日）无形中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出了功夫，在猛然拥来的材料堆积中怎么争分夺秒迅速一眼望出要点，决定轻重，计算长短，组织编排，而且笔下不停（《立报》要求篇幅小容量大必须重写，规定只用手写稿），不能等排字工人催，不能让总编辑打回来重作。”这种不依赖环境完善，而是在复杂情形中迅速调整，并辨认出重点信息的能力，我觉得是金克木读书甚至做事方法的核心，值得好好思量——世上哪里会有一种情形，是准备好了所有条件才让我们去读书、做事的呢？

体会到这个方法，后面的到湖南教书和钻研印度古典，甚至金克木其他生平片段，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因为都可以看成在不完备条件下迅速做出决断的例子。就像他自己说的，香港报社学会的那套功夫，“后来我在印度鹿野苑读汉译佛教经典时又用上了”，后来也多次用上。

或许，读书和学习就是这么一回事，永远不要期盼有人铺好了全部的阶梯，也永远不要期待此后会有更充分的准备，而是要在每一个条件不完备的环境里，找出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这样的方式，因为时时于身有亲，即使走得趔趔趄趄吧，也自有一种特殊的风姿。

（本文图片来源：金木婴）

（责编：孙小宁）

草堂读诗｜赏析：金克木《雨雪》

诗歌就是生活，欢迎来到由封面新闻、成都广播电视台听堂FM与《草堂》诗刊联合推出的 “草堂读诗”，我是读诗人涓子。今天我们来赏析金克木的诗歌。

金克木，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是：“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金克木的诗歌善于运用古典意象在抒情空间里凝结现代人的感触，使抒情具有客观化的意味，提炼出精致深婉的诗情。

一起来听听金克木的诗作《雨雪》：

雨 雪

我喜欢下雨下雪，

因为雨雪是你的名字。

我喜欢雨和雨中的小花伞，

我们可以把脸在伞下藏着；

我可以仔细比比雨丝和你的头发，

还可以大胆一点偷看你的眼睛。

我喜欢有一阵微风迎面吹来，

于是你笑了笑把伞转向前面；

我喜欢假装数伞上的花纹，

却偷看伞的红光映上你的脸；

于是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更慢，

慢慢听迎面来的细语的雨点。

我喜欢春天的江南，江南的春天；

我喜欢微雨的黄昏，黄昏的微雨；

我喜欢微雨中小小的红花纸伞；

我喜欢下雨，因为我喜欢你。

但我更喜欢晶莹的白雪，

愿意作雪下的柔软的泥。

诗人傅天虹说，与戴望舒弥漫着徘徊低沉，惆怅哀怨气息的《雨巷》不同，金克木以玲珑活泼、稚气可掬、清新欢快的笔调抒写雨雪，流露出作者对恋人的珍爱和对天真无邪时光的美好回忆。

诗人从下雨下雪破题，“因为雨雪是你的名字”。随着细腻无暇的柔情渐渐舒展，全诗徐徐地进入了“情境”。情窦初开、情意朦胧的青春时代，雨和雨中的小花伞是营造浪漫氛围的媒介。诗的二、三、四节都以“小花伞”作为中心意象将初恋的梦幻片段贯穿起来，自然流畅地抒发着年少时纯真的生活情趣。

最后一节，用看似突兀的转折将诗意深化。“雨雪是你的名字”，诗人写过雨中的浓浓深情，转而写雪。虽然“我喜欢下雨，因为我喜欢你”，雨中与“你”的记忆永恒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但我更喜欢晶莹的白雪”，我愿意作透亮绵软的白雪下的泥，把你晶莹的唯美与温柔一点点渗透在我的胸怀之中。

诗人构思巧妙，分开两层来抒写雨和雪，从而也抒发了两个深度的情感。喜欢雨是眷恋与“你”共好的情境，喜欢雪因为更愿意与“你”心心相印、情感交融，用自己的平凡衬托“你”惊世骇俗的美丽，用灵肉感受“你”的温柔。

诗歌就是生活，“草堂读诗”，有温度有质感。金克木的诗歌《雨雪》今天就赏析到这里，感谢关注，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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