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座(钧座在国民党什么级别)

为什么军官都以“座”为后缀？原来起源于清朝官职，长知识

我们在不少影视剧中，都能看到在的军队中，下级都会叫上级什么什么座，那么这个座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最早有这一称呼的是在清朝的官职上。例如当时的两广总督或者省里的巡抚，有总座或抚座之称。到了初期还有帅座的叫法，属于封建社会官职的一种后缀。从字面上来看，“座”取的是“宝座”的座，想要表达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之意。当时军阀混战，军中风气不良，不少人为了追捧上级，便开始用师座、旅座和团座来拍马屁。

而将这种尊称延续了下来，如果你的官职是师长级别，下属便会尊称你为师座，如果你的官职是军长，自然便是军座了，而在低的级别，也会被叫团座，也就是团长的级别。

但是这种称呼其实在当时并不一种最常用的称呼，许是“座”带有一定的江湖气、匪气，影视剧为了艺术需求，将这种称呼大面积使用，并没有考虑场合是否正确。我们可以查阅各种历史资料，就能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座”的尊称几乎是找不到的，军队里并没有各种各样的这座那座，大家基本都是直接称呼“军长”、“师长”、“团长”等的。

同时，“座”的称呼也不是专用的，当时将军的下属也曾在私下喊他“叶总参座”或者是“总参座”，但能够这样称呼他的，必定都是他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人。而同样也是，喊什么什么“座”的情况有，但都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家宴等私下场合，为了表示亲近才会这样称呼。

所以我们不要在被各种影视剧给误导了，这种称谓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毕竟影视剧是艺术化的，这个小小的称谓倒也无关紧要，但我们还是要知道的，不能把错误的地方当做历史来记。

那么到底在军中，有没有“座”这个称呼用在正式场合的呢？还真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就是蒋某人，当时他被选为委员长后，大家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敬佩，便一直称呼他为“委座”，这个在电视剧中我们也是能够经常看到的，没什么问题。第二种情况，也是上级对下级的尊称，但不是前文提到的那些军座、师座、团座等，而是一个统称“钧座”，这里不分什么官职，只要你属于对方的上级，他都可以尊称你为钧座。

关于这个官职的后缀“座”的知识就讲到这里了，希望我们在看电视剧时，能够明辨其中真假之处。

民座、团座真的烂大街？别被剧骗，称呼长官只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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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前几年相比，剧的热度明显下降，相关作品的产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前些年，各大影视公司推出了许多质量参差不齐的题材作品，让观众感到失望不已。

早些年，剧曾经推出了一些高质量的佳作，为这一题材树立了良好口碑。然而，随后涌现出了许多跟风之作，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剧情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问题，错误百出，充斥着常识性的错误。

比如，在许多抗战剧中，经常出现"团座"或"军座"这样的称谓，导致许多观众误以为这些称谓在时期非常普遍。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时期，"军座"、"团座"这样的称谓几乎是不存在的。内部对待长官的称呼有很多，但涉及到"座"的只有两种。

为什么会有"座"这个敬称呢？

中国古代一直非常注重礼仪，儒家更是将其视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具。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誉为"礼仪之邦"，周边各国和游牧也都尊重中国的礼仪。

古代礼仪的讲究无处不在，特别是对待他人的称呼更是丝毫不能马虎。在古代，当面对比自己年长或阶层更高的人时，必须使用尊称；相反，在形容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时，多使用谦称。

中国古代关于"尊称"的研究需要专门学习很长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使用的尊称都有明显的区别。

在电视剧中频繁出现的"局座"、"军座"中的"座"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尊称。它本身的含义很简单，就是座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只有身份较尊贵的人才能在正式场合有座位。

例如，皇帝召见时，有资格被赐座的官员其实寥寥无几。因此，渐渐地，"座"就演变成了一种尊称，比如古代科举考试时，将主考官称为"座主"。这在古代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士人们必须精心维护。

此外，古代面对尊贵人物时，见面时可以称呼其为"座下"，写信时则可以尊称为"座前"。

到了时期，"座"这个尊称开始在军队中广泛使用，许多下级军官在面对上级时都会使用这个尊称。由于它的广泛应用，所以在许多影视剧中频繁出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影视作品中大量使用的"军座"、"师座"和"团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在谍战剧中频繁出现的"局座"在时期也是几乎没有的。

比如，许多电视剧中会称呼戴笠为"局座"，但在真实历史中，军统特务更多地称其为"戴老板"。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普通士兵的回忆，都很少提到"军座"、"师座"这样的词汇。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通常直接称呼"军长"、"师长"这样的职位。

在几十年的历史中，用于称呼长官的"座"这个尊称实际上只有两种情况，即"委座"和"钧座"。

"委座"是一个相对常见的尊称，许多人对它非常熟悉。在各种和抗战的电视剧中，"蒋委员长"这样的称呼经常出现。然而，这个称呼实际上是在1932年后才被广泛使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去世后，内部，虽然明面上是最强大的，但仍有许多军阀对他的命令不听从。直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才成功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军阀，彻底巩固了的权力。

在1932年3月1日的四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成立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军事委员会掌握了内的军政

大权，其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尽管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象征性的委员长选举，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明白，唯一的候选人就是，最终结果也如此。当选委员长后，"委座"这个尊称正式开始使用。

"委座"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出现在正式文件中，例如薛岳发给陈诚的军事奏报中明确提到"现迭奉委座电令"，还在私下被广泛使用。例如，戴安澜在日记中提到，有人曾对他说："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委座"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也被许多军官使用过，但影视剧对它的使用依然存在问题。首先，本人并不太在意这个尊称，他更喜欢"校长"这个词。因为在他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之后，他才真正积攒了大量的忠诚支持者。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被他视为亲近的盟友，在称呼时，他们通常使用"校长"这个称呼。

其次，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时间是从193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辞去了委员长职务。因此，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没有军官使用"委座"这个尊称了。然而，在许多电视剧中，军官们在1932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仍然不断地使用"委座"，这在真实历史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除了"委座"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钧座"的尊称在军队内广泛使用，甚至在民间称呼军方长官时也会用到。"钧"在古代是一种计量单位，等于三十斤，后来演变为一种尊称。例如，古人在邀请别人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会使用"钧鉴"，给他人写信会用"钧启"。因此，"钧座"这个词的连用表达了极高的尊敬之情，很多下级军官都会使用它来称呼上级。与"委座"不同，"钧座"是被广泛使用的，并不是某人专属的尊称。

实际上，许多人也使用"钧座"来称呼，这是一种相对中庸的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称呼错误的尴尬。例如，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以及张作良在写给的电报中都使用了"钧座"这个词。

"师座"和"团座"为什么会被广泛使用呢？

首先，这部分原因在于军队内部本身就有"委座"和"钧座"这样广泛使用的尊称。其次，早些年的影视剧编剧非常注重细节，对于尊称等方面的使用几乎没有错误。但随着大量资本的涌入，编剧的地位逐渐下降，愿意深入研究的人也减少了，因此出现了许多误用。

影视圈内经常存在跟风的现象，某个热门电视剧中的错误用法很快就会被其他影视作品模仿。久而久之，这种错误用法变得非常普遍，不少编剧甚至认为它们是历史上的真实反映。

最后，一些经典影视剧中也会出现"师座"或"局座"这样的词汇。主要原因是编剧希望在塑造角色时能够明确区分人民军队和军队，以方便观众理解。"师座"和"团座"这样的词给人一种封建军阀的感觉，与的实际情况非常契合，这种错误用法在角色塑造时会产生鲜明的效果。

综上所述，影视剧中频繁出现的"师座"和"局座"这样的尊称在真实的时期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些错误用法反复出现，观众对其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内部和我军一样，直接使用军衔来称呼长官，例如"军长"或"师长"。内部真正与"座"相关的敬称只有两个，一个是专属于的"委座"，多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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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带砺：一名文书上士对淞沪会战的血火记忆

附注：本文为不知名网友用微信发给我，言是同宗族长辈所述。作者生卒年与履历，他本人也不甚清楚。我阅读后觉得从士兵视角回忆淞沪会战，非常值得参考。如有人知道作者生平详情，请留言告知，感谢。

找不到作者照片，以淞沪会战中普通一名士兵照片代表

薛朝会：不详

籍 贯：河南汝南

部 别：陆军第六十九军五十七师野战补充团通讯连

职 级：文书上士

抗战忆述：

先由我被征入伍说起。施行征兵制度，是由民二十五年先在河南开始，成立豫南师管区，十月间开始征兵，征服兵役办法是家有兄弟三人，即应征一人，这时地方实施保甲制度，村庄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保上面是联保，设有联保主任，我们这个联保，共应征六人，我是其中一个，应征者中，家庭环境好的，大多花钱请人代替。

我家虽有能力请人，但我不同意如此作，决心应征，同时也是受到我大哥鼓励，他非常爱我，也是我最尊敬哥哥。大哥很有远见，也非常聪明，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人缘也好，亲友都知道薛潮海喝酒划拳，没有人能赢得了他。可惜受到生活环境关系，虽有过人聪明智慧，亦难发挥其才华。因此他认为我虽然读不少书，不出外去闯，很难有所发展。所以他同意我的决定。

中央教导师士兵在练习单杠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离开温馨的家，踏上陌生的路途，中午时分，走到杨埠西十余里的地方，休息片刻，就在路边摊吃了一碗羊肉面片，稍稍有点辣味，也许是饿的关系，觉得非常好吃，至今记忆犹新。当晚到了汝南县城，晚饭吃的是馒头、大头菜、白开水。临睡没有床铺、没有棉被，只有麦秸铺地。无奈只好躺在麦秸堆里和衣而眠。

第二天走到驻马店，吃的仍是馒头、大头菜、一碗稀稀的菜汤。第三天由师管区人员监管，由驻马店走向信阳的道路。此时被征者约有二百人左右，沿途监视森严，以防逃脱。经明港到信阳，师管区人员把我们移交军方。此次豫南各县被征者，总共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开始军训，正式成为国家的一个军人。

在信阳受训快结束时，适逢西安事变，于是部队开拔至西安，我们到达西安的时候，事变业已平息，但各部队尚未离去，都集结在西安西门外广场，约数万人之多，聆听高级长官训话，当然我们也在其中。此时仅知杨虎城被捕，对西安事变始末，不得而知，也无从去问，同时也没有去问的必要。听完训话之后，即住进西安西北约数华里之遥的营房，分别编入正式部队中。

我原是学生被征，较其他新兵知识水平稍高，就编入团部通信连。接受课程，当然与其他兵种不同，部队的番号是整编第五十七师野战补充团。当时通信连是张连长，未久调升团副，遗缺由王凤岐接任（王连长一九三九年被勤务兵用铁钉穿耳身亡，勤务兵掠其财物而逃，此系后事，顺便一提）。

阮肇昌将军

团长龙子玉、旅长姓谈、师长阮肇昌。在西安受训时间，编入步兵连的同乡，有被打的，有被骂的，他们向我诉苦，我心里也很难过，就偷偷地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厕所墙壁上（第二营与通信连共用一个厕所），大意是说：我们在家都是被父母疼爱的佼佼者，入伍远离亲人，为国效力，现在受打挨骂，如果是官长兄弟亲友处此境地，能如此对待吗？希望各位官长善待下属，多予言词教导，少予打骂责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纵有小过，衡情处理，期能使受罚者，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如此则收效更巨，至所企盼。记得我写满了一张信纸，事隔已六十五年，详细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后来不知被谁撕下，送交第二营长，于是营长就召集全营官兵追查是谁写的，当然查不出所以然来，因我不属于第二营的人。这是在第二营服役的同乡告诉我的情形。

在西安受训期间，每星期由连长或排长带领到西安城内澡堂洗澡一次，有时去看曹金顺演唱河北蹦蹦戏（评剧），当时觉得她唱得很好，声如黄莺，至今音犹在耳。同时又见到一位残废人，没有双臂，用脚来表演点火吃烟及其他动作，年约四十多岁，后来听说这个人是日本汉奸。

各地军队赶去上海参战途中，民众在车前送水。

日本侵华七七芦沟桥事变，淞沪战事接续发生，我们部队由西安开往上海，八月十三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到达上海老龙华车站，火车刚停下来不久，日机即来轰炸，这时我们通信连已离开火车，在附近地方休息。事后听说第三营士兵被炸伤数人，当晚卡车来接，车不开灯，怕被日军发现派机轰炸。到达前线，下了汽车，不知东西南北，只见前方有数里长的火光，如台风般的喔喔声，时而有呱咚呱咚炮声，听不见机枪和步枪声，流弹火星不停地由头顶上飞过，敌、我射出子弹的密度，可想而知。这时只有听从命令，不知害怕，后来听说上海抗战，开始时，是由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先与日军接战，伤亡最为惨重。

通信连是团部直属单位，随团部行动，毕竟团部距前线较远一点，因为团部前方还有营部、连部、最前线是步兵排。这天夜里去到哪里驻扎，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经过大场，因为大场外面有被日机炸毁的汽车，有的还在燃烧。有一排楼上面书有大场二字，至今记忆犹新。这天好像就住在大场附近的地方，战场附近老百姓皆已逃离，村庄房屋空无一人，部队都是住在民房。在淞沪战役初期，部队调动频繁，记得我们到过闸浦、浦东、闸北、南翔等地方，后来到江湾一带住得比较久，最后到江湾上海新市政府。

在闸浦附近住的时候，有一天夜晚，我们一班人去查线（团部通营部电话不通，由通信连派人去查）走到一处高粱地头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有一枪打中一位同事的右肩，放枪者在高粱地，高粱高过人头，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每人身上虽带有枪，也无可奈何，只好搀扶伤者回连。后事如何，已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夜间移防时，在路边稻田里有人发射信号弹，不久日机即到上空，并放照明弹，照明弹在空中照耀着地面，与月之十五亮度差不多，记得这时的月亮，有薄薄浮云，我们伏在路边，不敢动弹，这是我遇到的两次汉奸在后方扰乱的情形，相信其他部队也曾遭到汉奸如此的伤害。据说上海有汉奸团，专门刺探军情并伺机扰乱，部队一有行动即告知日军派遣飞机前来轰炸或扫射，但这次仅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即离去，也许我们伏在路边，它看不清楚，同时部队零星，不是聚在一起，即使轰炸，也不会有好的成果，等飞机离去之后，我们继续行军到了一个村庄，住进房屋之后，即在屋内挖块地洞，上面盖层门板或其他可利用的东西，门板上面加土，飞机来时，即躲进洞内，多少天来没有洗过澡，也没睡过床，夜晚靠一条军毯就地和衣而眠，有一次幸运遇到老百姓在筐子里尚未处理的棉花，就将它全倒在防空洞土堆边充当床铺颇感温暖舒适。

这么多士兵，摄影师王小亭老婆的寒衣送不过来。

天气渐冷，上海商会募款制赠棉衣，号称十万，但兵员太多，不足每人一件。记得有一天深夜时分，奉派勘查电话线路，到一镇上，商民均已逃离（听说是江湾，大街上铺有石板），四周静寂，鸦雀无声，凄惨景况，不禁毛骨悚然。只身一人，又恐遇到汉奸，真乃欲哭无泪。身上衣服单薄，难以御寒，寒风侵肌之苦，乃使我不顾其他，走到一家店铺，找到一件银灰色女子旗袍御寒，然后强打精神，完成任务，幸有月光时隐时现，并赖神灵保佑，安然返回营地。到连上才把它脱下，连排长明知亦不过问。

又过不久，团部命令通信连派两排人去前线架设铁丝网，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件旗袍又派上用场，到了前线战壕的前面，刚把铁丝网架好，稍作休息，有位同事，划一根火柴吃烟，被敌人发觉，机枪步枪一起射来，我就连忙由铁丝网下面爬进战壕内，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可惜我的旗袍被铁丝网挂了一个大口子。这件旗袍，颇具纪念性。一直保存到长沙第二次会战，实在无法再带，才把它丢掉。

我们对汉奸痛恨到极点，有一天在我们连部附近，发现有一男子，此人年约五十岁上下，身高五尺半左右，面紫色，身体魁梧。这时当地居民均已逃离，没人敢留在家中，他在连部门左前方，约一百公尺处稻草堆旁(有几堆稻草已记不得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于是连长就命人把他捉着绑了起来。询问结果，此人非但不是当地居民，也说不出在此鬼祟行动之理由，汉奸嫌疑极重。为了我军少受汉奸之害，遂由连长报告上级核准就地活埋。这个人被埋的地点，是在连部门右边约一百公尺左右田地里。连部门前有一条长型池塘，草堆就在池塘左边(以当时的连部房门为准)。如果这家老一代的人，看到这个报道，可以把这个汉奸的尸骨挖出来，这个地点在当时也没想到把它记下来。

团编制有通讯连，任务是团部与营通讯联系，通讯连有一部总机，营部通讯排有一部总机，其他各级主管所用之电话机完全是手摇式，外面牛皮套，有带子可背在身上。团部各单位主管及各营的电话线路，由通讯连负责架设：电线里面是铜丝，外面橡皮包裹缠在工字型铁架上，成为一卷一卷的，铁架中间轴是空的，用作穿绳或将其他替代品背在身上，如果线路不通，就要派人去查。当时部队通讯设备落伍可想而知。

这天轮到我当值负责查线，可巧线路发生故障，只好不畏艰险一段一段地去查啦，大约九时左右走到一条河流旁边，这时约有二三十位工兵在那里做工，河流上面有一道浮桥，这是工兵架设的。查到这里，发现线路仍有问题，必须过去浮桥继续再查。我走到桥头，看见桥边一堆人的尸体，有的已腐烂、有的尚属完整、有的手臂冲搭桥边(涨潮的关系)，蛆及苍蝇布满尸体，真是惨不忍睹，臭气四溢，闻之鼻酸，至今偶尔忆起，犹感呕心。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我军战士街头殉国的遗骸。

这些尸体大多是军人，虽然可怕，但还得经过这道浮桥去查，过桥后是片稻田，走到离稻田地不远处，猛一抬头见一士兵头戴钢盔跪在那里死去，身上没有枪枝，再走几步，敌人枪弹射击过来，啪啪数响，上天保佑，未射中我，这时有一广西战士喊叫，表示你怎么这样大胆敢到这里来，这是敌人封锁线。怎样知道是广西士兵呢？因广西部队所戴钢盔与中央军不同，中央军钢盔蓝绿色较大，广西部队钢盔浅黄色比较小，所以认定他是广西士兵。

查完线路之后，绕路回到浮桥，又见桥的这边有一堆尸首(退潮关系)，桥那边的尸首，漂到别处去了，同样是那种惨状。

过了桥就是一座工厂，工厂前面是一条公路，工厂就在河流与公路的中间。我过了浮桥，经过工厂后边，刚离开工厂约百公尺左右，突然看见日机飞来轰炸这座工厂，被炸起飞的土块，约小饭碗般大落在我的面前，飞机投弹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飞机往下俯冲时，表示即要投弹，这时只有微弱声音，炸弹脱离飞机一剎那，则嗡的一声，往高处爬升，绕飞一圈，又转回头来再炸。如此这般反复数次，才行离去，炸弹在空中坠落时声音嗖嗖……落地爆炸烟尘弥漫。在第一颗炸弹丢下时，看它似乎要落在我身边。当时因我离工厂不远，好在仅一片泥块落在我面前。当时紧张情形，可想而知。等二轮轰炸时，我已逃离工厂较远处躲藏，此时我心不再砰砰地跳动得那么厉害。日机轰炸这座工厂，因为本日上午有工兵在工厂后面河边做工，可能被日军发现，认为工厂内驻有我方部队，所以才召空军前来轰炸。可是工厂内并无我方部队，其实工兵也早已离去。倒楣的是这家工厂啦。

日机去后几分钟，又见这家工厂的右前方约三四公里处上空，三架意大利六个头飞机，轰炸一处村庄，我们称这种飞机是黑寡妇。飞机左右翼上下一动，约二三十枚炸弹便从空而降，不知为什么炸这个村庄，可能是这里驻有我方部队，有汉奸报告或者被日机发现，因为日机每天从早到晚总有一架或两架在空中盘旋，如果有三五人同行，它就用机枪扫射，一旦发现人数较多时即召轰炸机前来轰炸。

淞沪会战某部在上海郊外

意大利派飞机帮助日本轰炸我们，当时它是日本同盟国，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便白天躲藏，夜晚始能行动，如此抗战，何等艰苦。前线官兵在战壕内抵抗日军进攻，有时亦受飞机扫射，伤亡惨重，可以推想到。死亡战士，大多就地埋葬，战壕内也成军人坟场，由于尸臭味，不能再待下去，就退至另一战壕。更可恨者日本坦克，在战线前面踱来踱去，并不时向我阵地袭击，据闻在无可奈何之下，有战士身绑手榴弹冲至坦克车下，用手榴弹将它炸毁，此种牺牲精神可歌可泣。

另一次夜晚去前方查线，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同去，到了前方营部驻地，没有灯光，也无月光，伤兵在那里哭叫，凄惨情况，不言而喻，药品缺乏，医护人员又少，亦无交通工具，只靠担架，伤者人多，往后方运送困难。此情此景，真是人间地狱，加之不知从何方随风吹来阵阵尸臭，更显凄惨。当时心情可说坏到极点，痛恨日军侵略我国造成这种悲剧。

最后移防至江湾小上海新市政府，大门好像向西，后面离江不远，一栋(四层或是五层已记不清楚了)钢筋水泥建筑，在我们到达以前，靠江的那几间和顶楼，已被飞机与江中的军舰炮火轰得稀烂，可能其他部队在此驻防时，被轰炸成这个样子。这栋建筑很大，长方形，我们整团都住在进门的大厅和其他房间内。

第二天早晨日机投了一枚炸弹在我们住的窗户下面，当时觉得房子摇晃一下，结果窗户上约二公分左右粗的一只钢筋栏杆被炸弯曲，窗外靠墙炸了一个约五六尺深的大坑。

地下党员郭汝瑰的四十二旅八十四团军旗，淞沪会战该团成建制打光。

地下党员郭汝瑰在淞沪抗战中时任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他写给军长霍揆彰遗书中说：“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

第三天下了一阵大雨，弹坑里积了部分雨水。我们吃的干馒头，一点包心玻璃菜，很少有其他菜类，淡而无味，因倒了味口，至今对包心玻璃菜，不愿再吃。火夫挑担送来的水，根本不够喝，口渴无奈，就在这炸弹坑里取水解渴，神灵保佑没有闹肚子，同时看到日舰在黄浦江中游来游去，毫无忌惮，并不时向我住处发炮，但我们在市府大楼这头，安然无恙。我有时去到楼上看看，只见废纸满地，办公用品亦零乱不堪。听说有人在楼上捡到一些贵重物品，可见市府员工逃离时，情况如何紧张。

记得在江湾附近驻防时，我团第二营两个连曾在某日午时，奉命出击敌人，觉得只有两三个小时，两连官兵回来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些为国牺牲者，百分之九十是河南人。我们一个联保入伍六人，有三人在上海战死，相信有在这次突击中牺牲的。

十一月中奉命撤退，这时我已调在连部当帮写，在前方办理师爷事(当时文书上士和军需上士均称为师爷，在后方办公)，行动比较自由。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饥渴难耐，这时撤退沿途居民均已逃离，碰巧遇到路旁有户人家，好像是一家餐馆，门未上锁，不管是否违纪，进去看看再说，希望能够找到食物，可能店东将未售出之食物，留在柜橱，故意门不上锁，让经过之饥饿时食用。因此地居民均已逃离，只有经过，唯恐赶不上部队，不敢久留。于是拿着边走边吃，至晚又沿火车路线走了一夜。一天又一夜，没有休息，实在疲劳不堪，很想躺下大睡一番，但时事逼迫，不得不勉强继续地走。有时走在平坦路时，两眼不由自主地闭起来，但两腿仍一步一步地在移动，偶尔还作起梦来，由此可知是如何的疲劳啦。

第三天已离开战场较远，其他部队也已退了下来，沿途人潮汹涌，有休息的，有继续走的，日机一来，大家都伏在路旁，有时集中火力向日机射击，只靠步枪与机枪，毕竟射程有限，据说日机曾被射中过，可是我没亲眼看见，但也未见日机投弹或扫射，我们边走边休息，大概已经走过了昆山。

淞沪会战难民

有些老百姓开始跟着部队逃离，见一年青妇女，穿着高跟鞋，担着担子，后来担子不要了，高跟鞋也不要了，另换其他鞋子，把重要的东西挑出来，包着小包背在身上，我想他们是要去后方某处亲友家暂避祸患，认为跟着部队走比较安全。在常熟抑或无锡附近，有一小女孩约六七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可爱，与家人失去联系，哭个不停，其他逃离者，自顾不暇，均置之不理。

小女孩可能很多时未曾吃饭，当时我们部队从此经过，见此情景，深感可怜，于是就由我们通讯连传令兵(名字已不记得了)带领照顾。曾几何时(时间也记不得了)，到达惠山脚下一民宅住下，是何地方当时亦未留意，只听说过了山就是太湖。这小女孩颇聪明，在连里已不生疏，我当时的名字是薛朝会，她叫我薛仁贵，不知她说是何处语言。

那位传令兵，年约二十六七岁，北方人，部队在此驻扎数日，即行开拔，传令兵和小女孩，即未随部队后撤，他们的去向，至今仍是个迷。上海抗战三月，可说艰苦倍尝，死里逃生。

这篇回忆录，均系事实，毫无虚构。因时间已逾六十余年，还有许多事情，一时想不起来，仅就记忆所及予以写出，多多少少可使后代子孙知道抗日的部分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