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是什么意思(俟是什么意思)

图片为元代赵苍云所绘《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卷》局部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实际上，“郎”还是对男子的称谓，在历史长河中，“郎”不仅指代爱情中的男方，也指很多具有传奇经历的才子。时至今日，人们经常使用指代他们的称谓，却慢慢忘记了背后的典故。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唐代诗人崔郊《赠婢诗》中的名句，凝练而生动地写出了自己被豪门夺爱的悲剧。“萧郎”是诗人的自谓，在古诗中这是一种习语，用来代指女子倾心的情郎，和西方童话中常用的“白马王子”异曲同工。

“萧郎”的原型并不是真人，而是一位神话传说中的多情仙人，名叫萧史。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传说，萧史是一位擅长吹箫引凤的仙君，与秦穆公的小女儿弄玉有宿缘。弄玉喜吹碧玉笙，时常独坐凤台而奏，某夜忽闻袅袅妙音自九天而来，原来是萧史以箫声作和，向佳人传情达意。秦穆公见女儿倾心于风雅的萧郎，遂将其招为快婿，并授大夫官职。但萧史无心官禄，只居凤台，与弄玉笙箫合奏，吟风玩月。

数年后，夫妻二人双双登仙，乘赤龙紫凤而去。这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东方爱情传说，寄寓着古人对于佳偶良缘的诗意想象，不但让“萧郎”一词从此成为丰神俊朗意中人的代称，还造就了“乘龙快婿”“笙箫伉俪”等用来称赞美满姻缘的经典语汇。

宋代词人朱敦儒《柳梢青》一词中有“仙翁笑酌金杯，庆儿女团圆喜悦。嫁与萧郎，凤凰台上，长生风月”之句，用来祝贺友人为女儿招得佳婿，是对这一典故比较完整的引用方法。不过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借“萧郎”这个漂亮的称谓来代指心上情郎，如晚唐诗人温庭筠以“窗间谢女青蛾敛，门外萧郎白马嘶”来刻画恋人相思之态，近代诗僧苏曼殊留恋旧时情人，也有“可怜罗带秋光薄，珍重萧郎解玉钿”的吟咏。

同样出自神仙传说，在影响力上堪与“萧郎”媲美的一个称呼是“阮郎”。萧郎位列仙班，下界娶得帝王之女。阮郎却是实打实的人间布衣，名叫阮肇，偶然机会与仙女结下良缘而又分别，为后世所艳羡叹惋。

南朝宋的刘义庆在《幽明录》中记载了这个神秘而悲伤的故事：“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东汉初年，刘阮二人进山采药迷路，快要疲饿而死时，忽然遇见两位美丽的仙女，仙女设宴款待他们，并柔情留宿，结百年之好。阮刘二人居山中半年，思乡心切，两位仙女苦留郎君不住，只得为他们指路送行。

二人返回家中，却发现“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原来子孙已经传了七世，第七代小孙子哪里认得他们，只知道长辈代代相传祖翁入山采药不知所终的故事。二人于是再想进山寻仙妻，也已芳踪渺茫，不复得见了。这个故事在奇幻之余带有浓重的怅惘之意，与《桃花源记》十分相似，都是魏晋游仙思想与现实之苦的心理矛盾映射。

因此，当爱情诗文中出现“阮郎”时，绝无幸福甜蜜的描写，而通常伴随着苦闷哀怨的情绪，或是在感叹聚少离多，或是在担忧良缘难久。譬如，唐朝才女鱼玄机用“深巷穷门少侣俦，阮郎唯有梦中留”来表达感情中的求之不得，唐宪宗时的“铁血宰相”武元衡有感于朋友的悲伤恋情，也写下“心爱阮郎留不住，独将珠泪湿红铅”的哀艳之句。

最著名的还是五代时“曲子相公”和凝的那句“阮郎何事不归来？懒烧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断续”，模拟仙女的口吻嗔怪阮郎的失信，道出了时代里所有思妇的心声。宋人取其句意，演化出宋词小令中著名的《阮郎归》词牌，也使得“阮郎”这一称谓家喻户晓。

金谷园图 明 仇英

除了神话传说中的仙郎，还有许多“郎”在历史上有真实的原型。他们都是一时之俊彦，或者仪表出众，或者才情傲人，或者有一段风流韵事傍身，总之是因为某个惹人注目的特征而在当时社会中形成盛名，从而演化为后世的典故。文学家们常常将他们作为典型的情郎形象，适用于形形的恋爱描写中。

比如，若想突出男子俊俏多情、惹人喜爱，则称其为“潘郎”。潘郎是西晋名士潘岳，字安仁，后世多以潘安呼之。他出身儒学世家，少有才名，为晋初文人政客集团“金谷二十四友”之一，《晋书》中说他“辞藻绝丽，善为哀诔之文”。潘岳的文章漂亮，人也生得漂亮，是当时女子心中的大众情人。

《世说新语·容止》绘声色地记载了潘郎的魅力：“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岳乘车出门，路上的女孩子认出他，一哄而上把他围起来，争相往他车上扔水果，有点像今天的粉丝给偶像献花。其实，在古代社会，掷果这一举动有《诗经》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之意，代表了女子们愿与潘郎“永以为好”。

因为倾慕者太多，潘岳每次出门都能满载而归，因此也留下个“掷果盈车”的风流典故，唐代诗人司空图就用“掷果潘郎谁不慕，朱门别见红妆露”来形容友人的艳福。除了自带偶像光环的“潘郎”，潘岳的小名儿檀奴也演化出了更为亲昵的“檀郎”一称，专来描写恋人间的柔情蜜意，如柳永的“最是娇痴处，尤殢檀郎”、张先的“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

虽然后世绮名不绝，历史上的潘岳本人却并非风流之徒。他对结发妻子杨氏非常专情，杨氏青年病死，潘岳写下了沉痛真挚的《悼亡诗》三首，此后未曾再娶。唐代元稹在追悼妻子的《遣悲怀》诗中就曾用“潘岳悼亡犹费词”来比拟自己的心情。除去在爱情方面的比附，潘岳还给后世留下另外两个著名典故。

其一是“潘郎鬓丝”，潘岳三十二岁那年发现自己长了白头发，于是悲秋作赋，发起了滞官不迁的牢骚。因此，“潘鬓”也成为文人们感叹时运不济、岁月蹉跎的常用词，“潘鬓入秋悲”“鬓霜难拒笑潘郎”“愁边潘令鬓先白”等比比皆是。另外一个典故是“潘江陆海”，南朝钟嵘《诗品》里将潘岳与陆机并举，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后人用以比喻青年才子的斐然文采。王勃 《滕王阁序》结尾那句“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用此典自谦，意思是请在座诸位像潘岳和陆机那样尽情挥洒文才，写出好的作品。

在“潘郎”之外，另一个用来代指英俊情人的词是“何郎”，这是从三国时曹操的女婿何晏演化而来。史载何晏“美姿仪，面至白”，同僚见他面如冠玉，都怀疑他私下涂脂抹粉。有次魏明帝故意在大热天邀请何晏一起吃汤饼，何晏出了一脸的汗，依然面色不改，并且“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大家这才相信他天生丽质，没有擦粉。

不过，按照魏晋时风，出身贵族且爱好玄学的何晏的确很注重仪表修饰，属于“美而自知”的类型，他还常常顾影自怜，有几分希腊神话中水仙少年纳西塞斯自我陶醉的意味。

因此，在后世诗词中，“何郎”既可以代指面目姣好的情郎，如“月眉怜谢妓，风貌忆何郎”，也可以来形容多情才子行步自顾之态，如“风帘花竹弄娟娟，自顾何郎步步妍”。

“出镜率”最高的还是“傅粉何郎”这个用法，欧阳修在一首咏蝴蝶的小词中有“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之句，其实是在调侃那些品貌俊雅但用情轻薄的浪荡子。

说到用情轻薄，不能不提大名鼎鼎的“杜郎”——杜牧。作为世家之后、宰相之孙，杜牧其实颇具政治才华，在晚唐危局中也有献策平虏的实绩，但在诗歌的影响力下，他留给后世的依然是个风流情种的形象。

杜牧的风流事也真是多，最引人感慨的莫过于“十年之约”。据说，他在湖州游玩时留恋一位少女，遂与少女的母亲约定十年内来湖州做郡守，届时迎娶佳人。然而此后宦海沉浮，杜牧三次外放江南都与湖州无缘，等到如愿领得湖州刺史之位，已是十四年后的事。昔日情人再见，少女已出嫁三年，生有二子，杜牧自知寻芳来迟，只好写下“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懊恼之句。

在古时，有情人因生计与战乱而离散者比比皆是，这个典故也被后人反复引用，“杜郎”成为遗憾失约之情郎的代名词，如“杜郎不恨寻芳晚，梦里行云”“杜郎重到，只虑空江桃叶”等。

除了烟花丛中的“艳名”，杜牧也有翰墨场上的“俊名”。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喜好吟游怀古，屐痕万里，虽仕途失意亦不失“春雨秋山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的逸兴。后世与他命运相仿的文人也用“杜郎俊赏”“杜郎歌酒过平生”“登临逐杜郎”来比拟快意行吟之情，只是这些句子背后往往透着天涯羁旅的无奈，“杜郎”二字在洒脱之余，也有一份江湖惆怅的漂泊之感。

还有一些常常出现在诗词中的“郎”，无关鸳鸯蝴蝶，却各有各的倒霉故事，成为后人发牢骚时常用的比附对象。这些“郎”多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在唐宋人眼中是“风流儒雅亦吾师”的存在，他们才高命舛的经历尤能引起士人群体的同情。后代文人在叙写自己的不幸与忧愁时，惯于投射到这些古时薄命郎君的身上。

比如“沈郎”，这是南朝梁的才子沈约。他机敏多谋，是梁的开国功臣之一，在史学与文学上皆有所成，梁武帝对他颇为倚重。但沈约自己常有伴虎之感，屡次上书请辞相位，却不被批准。沈约为此十分伤神，身体也日渐消瘦，他写信给朋友说自己“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隔段时间腰带就要缩个孔，人都憔悴坏了。

后来，沈约果然因为小事触怒梁武帝，在惩谴中忧惧而终。沈约的遭遇是独特的遭遇，但他多愁多病、衣带渐宽的经历却让天下文人感同身受。唐诗宋词中屡见“沈郎带宽”“沈郎瘦腰”之典，这不一定是说仕途折磨，也可以比喻为情人相思消瘦的状态，如李之仪的“相思日夜梦阳台，减尽沈郎衣带”。

像苏轼这样的乐天派，在伤春时也会发出“沈郎多病不胜衣”的感慨。李后主著名的“沈腰潘鬓消磨”，则是将沈约与潘岳并举，极写自己国破家亡后以泪洗面的憔悴状态。

同样常被用来形容愁苦的还有“庾郎”，这是比沈约晚半个世纪的诗人庾信。庾信也是南朝梁的重臣，诗、文、赋俱佳，为当时文坛之冠。但盛名却为他招致了灾难，西魏灭梁后，庾信被强留北方，虽尽享荣华富贵，却一生不得南归。仕敌之愧与乡土之思使他内心常怀痛苦，后半生的诗文中充满苍凉凄断的哀音，《愁赋》《哀江南赋》皆字字泣血，杜甫有诗“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足见后世士大夫对庾信之苦的共鸣。

独立寒宵苦吟的庾郎，也成为后人写愁拟愁时的经典形象。身世清苦的南宋词人姜夔听见蟋蟀秋鸣，就有“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之叹。清代贵公子纳兰性德半夜闻笳，也忍不住以“定知今夕，庾郎瘦损多少”来比喻自己羁旅难眠的情态。

此外，还有“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的南朝文臣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广为流传，这背后还有个江淹梦笔的故事。钟嵘《诗品》记载，江淹五十多岁时，有天梦见晋代游仙诗人郭璞，郭璞说自己有一支五色笔寄存在江淹这里，今欲索还，江淹闻言，果然在怀中找到一支五色之笔，将其还给了郭璞。此后，江淹再无力作诗，故世间皆传“江郎才尽”。

这个传说还有另一版本，唐人修的《南史》中，则说是江淹梦到西晋文学家张协向他“索锦”，从此就写不出锦绣文章了。索锦也好，索笔也罢，总之江郎晚年再无佳句传世，也引得后人以“谁怜冷落江郎笔，不赋文章只画眉”来作才思锐减、壮志消磨之叹。

其实，这多少是误解了江淹。从他本人的经历看，年轻时雅好文学，《恨赋》《别赋》名动海内，晚年富贵封侯，有“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之语，无心作文也是十分正常的。

沈约像

在古诗中的诸多“郎”里，含义最丰富的恐怕就是“刘郎”，只因历史上刘姓名人甚多，从帝王将相到才子仙人，留下各种各样的典故，每一位“刘郎”都有着不同的借喻含义。

李商隐《无题》中的名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写出了自己与爱人远隔天涯、无缘相会的失落与憾恨。这里的“刘郎”，就是和“阮郎”阮肇一起入天台山遇仙女的那位刘晨，其含义也等同前文解释的“阮郎”，代指求爱不得相思无果的男子。

在爱情诗词中出现的“刘郎”大多是这一寓意，如“刘郎何日是来时，无心云胜伊”“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等等。白居易有一首写给名妓薛涛的诗中说“蛾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这是将薛涛比喻成柔情脉脉的仙女，将自己的好友元稹比喻为行踪飘忽的刘郎，调侃美人倒追郎君而不得的情态。

用典高手辛弃疾的笔下也有好几位“刘郎”，皆是跃马扬鞭的英雄人物。

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的“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这是指人到中年仍有雄才壮志、毫不贪恋安逸生活的刘备。

再如《破阵子·为范南伯寿》中的“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这是鸿门宴上智勇脱身、让范增怒掷酒杯的刘邦。此外还有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闻鸡起舞的晋代名将刘琨……这些乱世中建功立业的“刘郎”，也是古来有志之士的常咏对象。

另一位出场频频的“刘郎”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刘姓诗人不少，刘禹锡却独占文坛刘郎之名，这背后也有个曲折有味的故事。刘禹锡青年时期是朝中改革派的一员干将，后因“永贞革新”失败被外放湖湘。几年后，刘禹锡回京，只见朝中新人换旧人，遂作“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借道观中新栽的夭桃讥讽当红权贵。虽然过了嘴瘾，却因言获罪再次被贬。

14年后，刘禹锡重返京城，见玄都观的桃园如今开满菜花，昔日权贵也已树倒猢狲散，而他这位历经挫折的刘郎却神采如旧，还幽默地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尽显“诗豪”之脾性。

因为这段两游玄都观的经历，刘禹锡也成了后人笔下存在感极高的一位“刘郎”。后人多借此典感叹物是人非，或指久去复归后的潇洒自得，如“重来休厌刘郎老，明月清风有素盟”“桃花荣谢吾何预，一任刘郎去后栽”“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等等。

总之，如果出现桃花、重来、几度等字眼，这个“刘郎”定是刘禹锡无误了。

（原标题：“郎”情几多有出处）

来源 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 刘伟利

梁启超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只因背后这两个好女人（二）

梁启超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只因背后这两个好女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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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梁启超的思想和眼界得到很大的拓宽。

以前只沉浸于八股文之中，现在更多的是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安危，立志走改良派路线，挽救国家于危难。

1895，签订《马关条约》这样奇耻大辱，刺痛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

社会动荡、外敌侵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起了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集会。康有为在会上慷慨陈词，痛述国耻，许多人痛哭流涕，扼腕叹息。

最后康有为连夜写成“万言书”，由一千二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廷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著名的——公车上书！就此，维新运动的序幕被拉开了。

公车上书

1896年，李端棻在北京上书请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梁启超则带着妻子李蕙仙来到上海（王桂荃随行），建立上海女子学堂，李蕙仙担任校长。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合办《时务报》，梁启超主笔。

他以《时务报》为根据地：

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百日维新”的短短3个多月的改革运动中，梁启超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会议、联络人士、撰写文章、宣传西学、起草奏书。其主编的报纸，几个月销量便达一万余份！在那个印刷不发达，交通不方便，信息交流不便捷的时代，一万余份的报纸，可见梁启超针砭时事的文章有多深入人心。

这期间还光绪帝的召见，他对梁启超赞赏有加，还赏赐六品官衔。

两人交谈的画面其实可以补脑一下的：梁启超当时只会说方言，光绪帝听不懂，两人的对话，基本都是靠猜！

回家后，还是妻子李蕙仙教会了他普通话，这也为以后的演讲，打下了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戊戌六公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受到了政府的“追杀”，梁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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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身为维新领袖，他和康有为一起倡导“一夫一妻制”。

当时，为了梁家的香火，在李蕙仙的主持下与陪嫁丫鬟王桂荃圆了房，这已经是违背了自己主张的婚姻准则。

王桂荃这个“丫鬟”在两家的地位也是相当的尴尬的，说丫鬟不是丫鬟，说妾不是妾的。

在梁启超的要求下，孩子们都叫她“王姑娘”或者“王姨”。

要知道，母爱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东西，它能感化一切，自然也能感化孩子的心。

孩子们在看到她的默默付出，感受到王桂荃的爱，也没有再顾及父亲的忌讳，都喊李蕙仙“妈”，管王桂荃叫“娘”。

作为梁启超背后的“第二夫人”，王桂荃也是很不简单的。

梁启超虽然在避而不谈对她的名分，在自己众多著作里对她也是只字未提，但是却对自己的子女说：

“王桂荃是梁家极为重要的人。”

她虽然出身贫寒，目不识丁，经4次转卖到李家，最后陪嫁到梁家。

但王桂荃聪明、能干、识大体，学起东西来也快，到了梁家后，便跟梁启超学认字，后来又学会记账、写信。深得梁启超夫妇的信任，梁家的大小杂事，都由她来管。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随梁启超一家逃亡日本后，聪慧的她自学日语，很快便能讲出标准流利的东京话。

夫人李蕙仙体弱多病，所以大小家务，对外联络，都要靠她操办。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数年，主要以卖文为生，虽然经济艰难羞涩、生活清贫，但母慈子孝，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一切都离不开王桂荃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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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到日本大使馆，又化装前往天津。在天津剪去发辫穿上和服，躲过清军搜查，乘日轮逃往日本。此时的也在日本。

在维新派遭受重创时，领导的革命派势力却得到了极大发展。

梁启超趁着康有为到欧美游说保皇派时机，开始了与等革命派的接触。

梁启超致函的日本友人犬养毅，表达了他愿意与相见的心情。但是当想要极力争取梁启超参加革命阵营，而上门拜见时，他又借故不见，让吃了闭门羹。

后来在两人多次接触和商榷后，最终达成一个合作的方案：两党合二为一，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会名未定，仍暂以兴中会代之。康有为退居二线。

当康有为知道此事，勃然大怒，担心梁启超被带坏，立刻勒令梁启超离开日本，赶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

临行前梁启超对说：“虽然师傅不同意，我一定会克服困难，促成两派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并请为其介绍同志，以便开展工作。”

檀香山是革命党最早发展势力的地方，也算是他的”大本营“。

有了兴中会的帮助，梁启超很顺利的站稳脚跟了，还加入了三合会，被誉为“智多星”。

在梁启超故意混淆原本就不太清晰的改革派和改良派的界限情况下，兴中会的骨干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保皇会的积极分子，甚至的哥哥孙眉也成了保皇会员。可见梁启超的能力之强。

得知此事，甚是恼火，大骂梁启超背信弃义，同时去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通知他们小心梁启超的陷阱，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梁启超甚至住到孙眉家里，半年时间筹款十万，远超之前的。

这就是个解不开的死结，直到先生去世，也没有和梁启超握手言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