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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95世妇会
说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很多国际友人会提及1995年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简称95世妇会)。时至今日,这仍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
盛会被一些人淡忘。不过,它的遗产却日益丰厚。一方面,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权益撑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让众多贫困女性受益……
另一方面,对世界来说,这次大会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里程碑,每到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平等一代”。在联合国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95世妇会欢迎仪式
相聚在北京
联合国NGO妇女论坛开幕式
论坛现场
让长城连接我们
在论坛闭幕式后感谢中国
陈慕华一锤定音
为达成共识磋商
和平之声
缘起:为什么不呢?
“在南非,当人们提起‘北京’时,就会想到妇女权利斗争,因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以此为议题,产生了《北京宣言》。”今年8月底,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南非召开,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在接受专访时,如此描述“北京印象”。
“一提起北京,就想起妇女。”这一说法在国际上很常见,95世妇会时有3万多外宾到来,很多国际友人,通过这次大会形成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龙江文上世纪90年代时,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部任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会议和后续行动的相关工作。“说起这段燃烧的岁月,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1990年,因为西方的制裁和对华歪曲的宣传,外宾人数急剧下降,一个一百余人的团到北京,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龙江文记得,那年年底,全国妇联接待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司司长萨拉米。
接待中,萨拉米提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拟于1995年举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认为,此前第一、二、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论坛分别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在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哥本哈根(欧洲)和内罗毕(非洲)举行,第四次大会理应在亚洲举办,并询问中国有没有意向。
“一般人都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妇女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会议是政府间就妇女问题举行的高层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论坛作为大会的辅助性会议,预计参加人数不下两万人。”
“自1975年起,世妇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开完会都会拿出一个计划,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再开会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95世妇会恰逢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也被看作联合国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1995年又是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和《内罗毕战略》10周年,所以在这一年办会,备受瞩目,内涵深远。”
当妇联书记处向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汇报请示时,对于是否承办95世妇会,陈慕华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呢?”
陈慕华是我国第二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性,1988年从副总理任上退下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等职,她曾分管过金融和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工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好机会。
199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邀请“有关各方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此前,奥地利政府也正式向联合国发出了邀请。
维也纳还是北京?谁能问鼎1995?中国并无胜算。李肇星当时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回忆:
西方媒体对我国的会议设施和承办能力提出怀疑,更声称中国有“问题”,造谣说中国不会允许与会者自由活动,不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和记者自由与会。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1992年3月争取到联合国同意,获得大会举办权,取得了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越是别人觉得我们不行,越要憋着劲把会办好。”同年8月,95世妇会组委会成立,彭珮云任主席,陈慕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肇星也提前从联合国任上调回,任组委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男性领导成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第一次直接“为妇女事业干点事”。
从纽约回来后,李肇星发现,阻力并不仅仅来自国外。
他刚回国就听到种种议论:不少人说,召开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几万人来北京,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国际势力肯定会趁机制造事端,西方政客会利用这次会议抹黑中国,我们防不胜防。有些同志甚至发出怨言:为什么要办95世妇会?还有的人公开埋怨全国妇联没事找事。
对于大家心里的疙瘩,李肇星能理解。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西方势力捣乱,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人对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疑虑。
钱其琛一直给组委会打气,他坚持认为,举办95世妇会是为了多交朋友、多做工作,让外界多了解中国。“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打破西方制裁,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他还开导组委会工作人员说,“举办世妇会任务光荣,自己不要怕抱怨,而要把别人的抱怨当作鞭策,把工作做得更好。”
为开好95世妇会,李肇星离开纽约前,专门请教了他的好朋友、埃及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加利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心全意开会的人占少数,一心一意搞破坏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既去开会又去主办国旅游;把会开好并不难,把大多数人安排好,防止极少数人破坏,就OK了。”
筹备:这就叫NGO论坛
后来的事实证明,加利的看法是对的。不过在筹备之初,对于与政府会议“打包”在一起的非政府组织(简称NGO)论坛,中方最感棘手。
按照联合国惯例,主办国如果承办政府间国际会议,就要“同时同地同主题”召开非政府组织论坛,以达到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交流和互相促进。不过,在筹办95世妇会之初,国内连一家被广泛认可的NGO都没有,也没使用过这个名词。
为此,全国妇联第一书记黄启璪专门到内罗毕考察,据了解,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NGO论坛仅有3000人参加,1980年哥本哈根的第二次论坛有8000多人参加,而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论坛有1.3万人参加,由此推算,仅NGO论坛,北京就要接待2万人。
组委会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也派一些干部到国外参会,学习怎么组织一个国际NGO论坛。
谢丽华当时在《中国妇女报》担任编委,并创办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1994年春节期间,她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曼谷召开的“妇女发展与传媒”NGO论坛。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参加NGO的会,真的是一无所知。”谢丽华说,当时出国需要妇联领导层层审批,批文上一句“外交无小事”,让她颇为紧张。
虽然不是因公出国,没有制装费,“可也不能给中国妇女丢脸啊,于是我就自己花钱买了几件从来不穿的衣服”。到曼谷以后,她才发现这里松散、自由,跟想象中的国际会议一点都不一样。
来自7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穿什么的都有,大背心大裤头的,还有穿拖鞋的,“我带的旗袍、套装反而穿不出来了”。开会时,没有席位就席地而坐,有不同意见的上去抢话筒,吃饭也就四菜一汤,天天一个样。会议间隙,还有代表在摆摊卖东西,说是筹集来回路费。
“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就叫NGO论坛。”
《农家女百事通》在国内土得掉渣,但在那里一摆,却与论坛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十分契合。倒是那些用外国美女做封面的杂志,常常被人质问:“你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作封面?你们的杂志是给穷人办的还是富人办的?”
回来之后,谢丽华向全国妇联领导建议,“女性杂志封面千万不能用暴露的美女和洋人”,后来,不少媒体为95世妇会出了专刊。还有就是吃饭问题,“一定要用自助餐,一定要节俭,否则人家会质问你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条建议在怀柔开会时也被采纳了。
交流中的思想碰撞更是精彩。在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讨论会上,参会的中国媒体人对家暴一词很生疏,还有的人说,那就是夫妻间的小打小闹,中国没有家暴。但一个菲律宾妇女不相信,因为菲律宾华人也有家暴问题。
谢丽华年轻时当过兵,她干脆地说,如果家暴发生在我们身上就离婚。对方竟然吃惊地问,你们女人可以主动提离婚吗?到那时谢丽华才意识到,世界上有些地方,只有男人才能提出离婚。
回来后,她在《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上发起一个讨论:“如何面对丈夫的拳头?”这期杂志讨论得很热烈,甚至男记者们也参与进来。他们发现,农村妇女真要遇上了家庭暴力,即便离婚也会无处可去,因为娘家没有她们能够继承的财产和土地,这就涉及了农村妇女实际的个利。
两年后,“打工妹之家”以杂志读者俱乐部的形式,在北京挂牌成立,成为此后一系列“农家女”项目的开端。退休后,谢丽华仍对农家女公益事业不遗余力。
“相比会期只有十几天的95世妇会,之前的筹备带给我的收获更大。”不仅谢丽华有这个体会,很多与妇女相关的事业都可以从筹备中找到缘起:
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拔地而起;在全国,建立了4470个妇女儿童培训活动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得以实施,结果表明,8成的妇女“有”或者“有过”工作;
起草多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1992年颁布实施。会前,又发布了第一个《妇女发展纲要》,提出大幅提升妇女参政比例等任务;
为展示中国女性风采,中央电视台创立《半边天》栏目;“爱乐女”交响乐团在郑小瑛教授的倡议下集结;一大批女性视角的文学作品出版;
……
谢丽华倾向于将95世妇会看作一个平台:它为行动者提供了土壤、肥料和阳光。许多聚焦女性的非政府组织、电视报纸、课程培训应运而生,很多成长于这个时期的人,受到了最初的女性主义启蒙。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历史性时刻——全国妇联成了中国第一个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龙江文说,通过世妇会,中国认识了非政府组织,理解了这是联合国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实践证明,全国妇联取得NGO谘商地位,能在联合国和其他会议上,更好地为中国发声。
“如今,我国已有103家组织获此地位,这些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维护中国主权,有力地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龙江文说。
曲折:怀柔153天攻坚克难
1995年3月29日,距离95世妇会NGO论坛开幕只有153天了。
就在这一天,国务院、全国妇联、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视察了怀柔,正式决定,本次世妇会NGO论坛场地及住宿安排在怀柔。
李肇星回忆:“会前,围绕在哪里接待这么多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颇费心思,最后决定把会址放在京郊风景区怀柔,那里活动场地大,吃、住、开会都很方便。”
在纽约,黄启璪向95世妇会秘书长蒙盖拉传达了中方的提议:经过体育专家的测量,工人体育馆难以承载几万人的活动,要将NGO论坛搬到怀柔。
得知这一地点距论坛开幕式举办地奥体中心至少有50公里时,蒙盖拉的双手颤抖了,与会的各国代表更是“炸开了锅”——反对的声音强烈,就连原来的朋友也开始质疑。蒙盖拉曾说,黄启璪当时带领妇联的朋友是“面带微笑,迎接风暴”。
仅153天,就要把一个预计接待两三万人、期间举行2700次会议的世界级会场搬到怀柔,而怀柔这个名字对世人又是如此陌生,蒙盖拉夫人的不安也是情理之中。
最终,考虑到中方理由充分,也由于南非第一夫人温妮·曼德拉、论坛总召集人坤仁·素帕达拉女士等友人的支持,联合国还是接受了易址提议。
西方舆论可不会放过这个展现傲慢和偏见的好机会。有媒体发布了怀柔的照片,竟然是“茅草屋”;还有媒体说,“怀柔”就是要“以柔克刚”,把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者赶得远远的,怕他们给中国政府找麻烦。
“我们广泛做工作,争取理解,顶住压力,不为所动。”用李肇星的话说,中国就是中国,不能让几口唾沫给吓住。
外交上寸土不让,现实的困境仍得面对:此前,中国从未承办过这么大型的国际会议。这次,只给153天就要接待2万多外宾,这对于当时人口不到10万的怀柔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计划中的工程量,无异于要重造一座新城:
在153天中,怀柔得拆除破旧建筑物804处;清除垃圾和渣土数百万吨;新建工程40万平方米,所需的大小会议室要新建40余个。交通、通讯、供电、供水、排污,从天上到地下都要翻新扩建。此外,要植树230余万株,铺草坪18万平方米,栽花40万株;粉刷喷涂陈旧建筑物35万平方米……
有人粗算过,这153天的工作量按常规计算,怀柔人需要10年才能完成。
国家紧急拨款,怀柔攻坚克难。会议场馆不够,就在怀柔一中2万平方米的草坪上设置帐篷作为论坛的讨论场所;没有像样的会议中心,就把怀柔电影院翻新作为论坛的主会场。
龙江文和同事们连续数月连轴转,每天要回复“雪花一样多”的国际抗议信,为与会的数万人安排食宿,时常还要参与到怀柔改造工程的讨论,常常是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办公室,早上又回来接着干。
看到国际舆论说要关心弱势的残障群体,组委会就从国外买来了两台可以升降轮椅的汽车。计算到床位不够,就把6个新建小区改成了有热水器的公寓。临近开幕,会议中心外墙仍是水泥墙面,来不及刷漆,只能悬挂印有标语的喷绘布。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奇迹会出现吗?
7月14日,蒙盖拉夫人莅临怀柔,整整巡察了一天。看环境,山环水绕,翠绿掩城;看道路,宽阔通畅,环岛座座;看绿化,树密花繁,美如花园;看工程,栋栋新楼,初具规模。巡视完一个又一个宾馆时,她幽默地说:“这里的房子我全要了,我要把大会秘书处搬到这儿来办公。”
随着五大洲姐妹的陆续到来,这个北京郊区的小县城成了五彩缤纷的女儿国,世界瞩目的中心。
“当时有谣言说,有人要组织上千人的游行,让中国政府难堪。大会筹备处提前准备了4000条毛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游行。”李肇星撰文说,后来并没有这种事。“但有一天,一名日本留学生在前门喝醉,要脱衣服凉快凉快。有位警察警惕性太高,马上用毛毯把他裹上,卷起来送走。这是会议期间使用的唯一一条毛毯,剩下的3999条没能派上用场。”
2.6万名境外参会者,3千多名外国记者,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怀柔,但怀柔百姓的热情周到感染了他们,慕田峪长城的壮美征服了他们,哪怕是几场接连而至的秋雨,都没有影响到参与论坛的好兴致。
镜头前,来自肯尼亚的塔瑞莎说,来北京之前曾经听到有关中国会议准备工作的负面报道,现在看到了实际的情况,感到意想不到的周到和有序。在论坛后期,为了驳斥那些不实报道,姐妹们还自发召开发布会。
怀柔创造了奇迹,世界承认了怀柔。从95世妇会到APEC会议,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会都”。
论坛:NGO在北京
作为95世妇会的辅助性会议,世界NGO妇女论坛于8月30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开幕式十分震撼,当从非洲传来的和平火炬进入会场时,当郑小瑛指挥爱乐女乐团奏响贝多芬的《欢乐颂》时,当万千信鸽放飞时,人们手拉手站起来歌唱、欢呼,那排山倒海的气场,是内敛的中国人很少见到的。”火炬传递到黄启璪手中时,龙江文发现,这个工作中柔中带刚的女强人,瞬间泪流满面。
开幕式后,论坛移师怀柔。
参加论坛的有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3.1万名参会者,其中境外与会者2.6万人。他们自掏腰包、不远万里而来,只为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女性学先驱上野千鹤子也是其中一员。虽然当年的住宿条件很一般,但自费参会,只要房费便宜,就能喜出望外。
中国与会者5000人,有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妇女代表,也有各个行业的妇女精英,另有数千名北京大中学生志愿者,为与会者提供翻译、引路等服务。
论坛共举行了约5000场各类活动,有全体会议、专题研讨会,有培训讲习班、展览会,也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
每天早晨,肤色不同、服饰各异、讲着各种语言的各国代表,成群结队从怀柔32家饭店和分布在6个小区的60多栋公寓中走出,奔赴会场区内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规模不等的86个帐篷、75个会议室,参加300多场专题研讨会。
在这10天的3900个专题研讨中,由全国妇联统筹的有63个。为了广开言路,一些“草根”组织走到了前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简称妇女所,后更名为红枫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妇女所的成立,今年94岁的王行娟总会想起1988年那次“炸酱面会议”。
1988年,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离休,完全可以继续做畅销书作家,但一封妇女来信让她没法安心过日子:一位下岗妇女,因为家庭地位急剧下降而痛不欲生,写信求助“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妇女就要回家了?”
王行娟没有琢磨出答案,便请来一群闺蜜,在家里吃着炸酱面讨论,谢丽华、胡舒立、刘伯红等关心妇女问题的学者、记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年,中国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之一——妇女所成立,经费是几个人凑的,王行娟拿出了自己写的畅销书《贺子珍的路》的稿费。
1992年,妇女所开设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此后相继开通妇女专家热线、老年热线、妇女法律语音热线、反对家庭暴力热线等。听说世妇会要在中国举办,她们立即向全国妇联、联合国申请参加会议,并提出承办一场专题研讨。
会前,联合国批准了中国第一批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这份名单上共有6个组织,第一个是全国妇联,第二个是计生委,其他3个组织是: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南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妇女所列在第5位。
给王行娟传递这个好消息的,是时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的刘伯红。她在传真文件的下面,欣喜地写了一句英文成语——“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实)。不久,王行娟又收到了全国妇联的回函,批准他们举办专题研讨会。
研讨的主题怎么设置?王行娟认为,需要社会救助的必然是弱势的妇女人群,的妇女,遭受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妇女,都是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
但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什么要谈家庭暴力呢?我们中国妇女的地位很高,为什么要专挑这些问题来说事儿呢?”
好在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纲要的第十一条第一次提到“依法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坚决制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政府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家庭暴力。
这么一来,禁区打破,组委会也发话了,家暴问题可以在论坛中谈及,我们不仅要谈,而且要组织专门的论坛来讨论家暴。
经过一年的筹备,由妇女所主办的“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论坛于9月3日上午举办。场地其实就是怀柔一中的一个教室,教室有50个座位,但那天来了100多人,不仅会议室的后面、过道上和门外站满了人,就连前面的演讲区也站满了人。王行娟操着64岁开始自学的英语主持了会议,发言稿上满是英文发音的中文标识。
中方发言的议题包括:中国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妇女热线的社会救助功能;家庭暴力问题;单身母亲的扶助;性骚扰对职业妇女的影响。这些如今只道是平常的话题,在当时却都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从否定到肯定的纠结。
像王行娟一样,参会者们没有纠缠于枝节问题,或是简单地喊喊口号,而是充分地发表着各自的观点。比如,当北欧妇女义愤填膺地控诉黄段子和性骚扰时,非洲代表就会打断她们,请她们不要避重就轻,更应该关注到非洲女童仍被施行割礼的陋习。这种见解的多样性,无疑是世界妇女事业的一大进步。
论坛上,严肃的讨论并不是表达观点的唯一形式。在会场区漫游,人们可以看到与会者在认真表演哑剧、小品、诗朗诵、舞蹈、歌咏等文艺节目。爱搞游行也是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一大特点,组委会对此早有预案,先划好一块区域,专供妇女们游行用。
有中东、波黑和日本妇女的反战游行,打出“女人不要战争”的标语;有第三世界妇女对大国霸权主义和经济掠夺表示抗议,甚至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有韩国妇女代表的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妇女当“慰安妇”道歉。
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这些活动,形容“妇女们用种种富于戏剧性的方式申明自己的主张”。一位外国代表这样概括论坛上的景象:“在论坛的每个地方,每一分钟都有研讨和交流,每一分钟都有欢歌和笑语……这就是真正的论坛。”
9月8日,论坛闭幕式——“NGO在北京”——雨中落幕,论坛总召集人素帕达拉对冒雨赴会的万余代表说,“在怀柔的10天让我们进行一次空前的交流,在加强原有联系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新的关系,在加深旧日友谊的同时,我们结交了新的朋友。”
宣布大会胜利闭幕时,许多外国代表突然展开了一直攥在手中的横幅,横幅上用中文写着“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场面非常感人”,龙江文说,安保人员本来一直对外宾手中的横幅惴惴不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盛会:寰球共议“半边天”
9月4日,中国政府作为东道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幕式。
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因此,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出席大会的有:冰岛、秘鲁、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挪威的总统、总理或首相,还有27个国家的元首夫人,约130个国家部长级以上的高级政府代表团等,共189个国家和地区的1.53万人。
5260名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列席了大会。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3945名记者采访了大会,其中境外记者有3104人。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本打算参加会议,但之前访问非洲染上疟疾,不得不去巴黎治病,为此专门给李肇星打电话表示歉意,并称赞中国所做的出色准备。
在欢迎仪式上,时任国家主席的发表了重要讲话,直接使用了“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半边天’”这一表述,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标志着男女平等由此从观念意识变为国家意志,“半边天”因而也具有了性别权利平等的内涵。
从此,颇具中国特色的“半边天”被推上国际舞台。第一次世妇会秘书长赫尔维·希皮拉在会上做了“认识到妇女的半边天作用不亚于人类发现新大陆”的主题演讲。她在演讲中提出:“15世纪哥伦布远航获得成功,人类发现了地球的另一半;5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妇女!”这个世界版的“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引发了全场的欢呼雷动。
李肇星反思说,有些中文说法译成外文让人难以理解,如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等,不作解释外国朋友看不明白,而当一些外国朋友弄明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思后,会情不自禁对用“半边天”这么优美生动的话来形容妇女的作用表示赞赏。
美国前总统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引用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估计是参加95世妇会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告诉他的。
希拉里在自传《亲历历史》中说,当飞机横跨太平洋上空时,她的演讲稿已经修改了五六遍,在最终确定草案前,她要求负责审定的外交专家,包括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尽可能给她空间“挑战妇女权利的极限”。
“这次演讲关系重大——对美国,对这次大会,对全球妇女,对我,都是如此”,希拉里是律师出身,曾研究妇女儿童问题25年,这回更是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要一鸣惊人。演讲那天,她特地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芭比粉”的外套,没想到却和旁边的联合国秘书长夫人莱娅·加利撞了衫。
“妇女的权利就是。”希拉里的这一说法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不新鲜,在世界上,却仍是惊世骇俗的。她的这一说法写入了《北京宣言》,这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她回忆录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坛发言之外,各国政府对《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进行着反复、艰苦的磋商,有438个分歧点亟待消除。各方代表观点各异,主张针锋相对,有时还会跺脚、拍桌子以示意见不同。作为大会主席,陈慕华所担负的重任可想而知。
对会议和文件起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陈慕华提出“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既要尊重各国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发展水平的不同,又要凝聚各方对妇女参与、性别平等的共识。
在她的高超领导和巧妙斡旋下,会议整体气氛较为平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都得到较为充分和全面的反映。9月15日凌晨4时30分,各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当然,也有实在无法消除的分歧,只能暂且删除。
会议最终按预期时间圆满结束,这创下另一项“世界纪录”:按时完成了大会的既定日程。前三次世妇会都曾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延长大会的时间。
小槌轻轻击下,《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顺利达成,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出乎意料又令人满意的成果。
这次大会也被称为“承诺的大会”,这两个重要文件作为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庄严承诺,确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个战略目标,并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做了机制安排。正如蒙盖拉所说:“这是一次革命,它将给妇女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
遗产:不曾远去的盛会
“95世妇会不仅是中国和全球男女平等事业的里程碑,而且是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国际规则和融入世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龙江文在接待工作中对此感受颇深。
她说,1990年代,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很多不实、歪曲报道。95世妇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外宾参会,通过提问和交流,消除了许多对我国的误解。
当外国人还以为中国妇女是三寸金莲时,我们的代表当场举起天足,以正视听;当“”胡说八道时,藏族妇女代表理直气壮地怼回去:“你们到过西藏吗?亲眼见过吗?”
为了增进相互理解,有3000余名外宾在北京参观了农村、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许多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表示赞叹,他们发现,在中国目睹的情况和西方媒体的宣传大不一样,于是又自发回国召开记者会,说出真相。
最有效的宣传是事实。有位欧洲国家的女代表曾激烈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想利用会议间歇去天津市看看,大会秘书处让一位女志愿者陪她从北京老火车站出发。她们在北京站的人海中挤了半天才上车,车还没到天津,这位女贵宾就感叹:真想不到,看来中国搞计划生育不无道理。
会后,还有近5000名外宾到中国各地旅游,在“人民外交”中推动着变革。
1995年4月,马云刚在杭州办起“中国黄页”。没有客户,就把女同学当大堂经理的望湖宾馆发到了因特网上,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上网的宾馆。
恰逢95世妇会,一些代表到杭州游玩,点名入住望湖宾馆。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宾馆时,她们回答说,因为这是因特网上所能搜到的唯一的一家中国宾馆。小小的成功,坚定了马云向互联网进军的信念。
95世妇会时,郭建梅被派去采访,“看见她们互相拥抱、澎湃、神采奕奕。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和伙伴,那是精神的东西”。三个月后,她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职务,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
陕西省妇联的高小贤为95世妇会策划制作了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大绣帐”——用十几种不同的布拼成了一只红凤凰。世妇会结束后,“大绣帐”拍出了35万元高价,她以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发起成立了供失学女孩读书的“红凤工程”。
李少红参会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国这不是什么问题,光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20多个女导演。”会后,李少红开始思考如何做一个“用女性视角拍戏的导演”。
前欧盟外事委员瓦德纳,95世妇会首次来到中国,在其后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已记不清到访中国多少次。良好的第一印象,有利于她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沟通,更好地理解中国。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塔尼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言:“这次大会是联合国妇女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系列全球会议的高潮,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
无论回望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这场盛会都未曾远去。
每当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从国家、区域、国际三个层面对95世妇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促进各项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在联合国的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的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
一次次回望,一次次评估,推动着进一步的行动: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废除嫖宿罪,加强了对人身权利的保障;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其中有关于性骚扰防治、夫妻共有财产、家务劳动补偿等方面的规定。
如今,中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基本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更是超过一半。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世界妇女大会只召开过四次,为什么至今没有第五次呢?2015年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赛尔曾联合提议,但终未获会员国授权。
现任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的刘伯红认为,95世妇制定的战略目标总体进展缓慢,部分领域进展失衡,差距依然存在,是未能召开第五次世妇会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把北京+25的主题定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特别使用了“加速”字眼,强调其迫切性。这表明,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 北京日报 | 记者 孙文晔
编辑 王琼
流程编辑 刘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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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在网络上都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他的偏分背头梳理的整整齐齐,穿着一件似乎穿了很久但很干净质朴的衬衫,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温暖、阳光、自信,似乎正在经历一件大喜事儿。
但违和的是旁边有一个人举着一个斩立决一样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奉令枪决通敌叛国犯朱大同”的一列毛笔字,这时再定睛一看,他的衬衫上似乎还捆绑着绳子,原来,这是一个即将奔赴刑场被枪决的“卖”!
拍下这张照片的是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哈里森是我们党的老朋友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来到了中国采访。
1944年他不顾当局阻挠毅然前往红色圣地延安,写下了《红色中国报道》,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英勇抗日、救亡图存的精神面貌,轰动了世界。
此外他还拍摄了许多时期的老照片,经整理出版了《哈里森·福尔曼中国的摄影集》,可以说他对我国革命事业做了一定贡献。
1949年5月11日,哈里森·福尔曼正在上海寻找新闻素材,当时中国革命局势已经明朗,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南京“总统府”,金融中心上海陷入一片混乱,要员们清楚,上海已经朝不保夕。
在这样背景下,哈里森认为在上海更能捕捉到交替之际的一些独特报道。刚巧哈里森听说了当天上海闸北要枪决一批犯人的消息,他就背着摄像机“扎堆”找素材去了。
赶到现场后哈里森看到这样奇特的一幕:当局官员拿着一纸“罪状”,向围观群众声情并茂的宣读这个“卖”的叛国行径,声称此人曾经投降日寇,大肆残害同胞。
围观群众们一时间群情激奋,对其指责谩骂,甚至不乏情绪激动者丢一些杂物。但这位死刑犯却丝毫不觉得羞愧,反而像是一位打了打胜仗的英雄,他的脸上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面对谩骂的恼怒,而是那么灿烂、爽朗的笑着。
哈里森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俗话说相由心生,看此人相貌气度似乎与“卖”丝毫不沾边啊,这样强烈的反差和此人面对死亡时却如同胜利般的微笑折服了哈里森,凭借着记者的直觉,他按下了快门键拍下了这张流芳千古的照片。
就在“卖”朱大同被枪毙半个月后,上海守军投降,上海解放。华东野战军接管了这座东方金融中心,野战军司令陈毅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随后在接管遗留在上海地区的政务时,陈毅想起来一个特别的人,于是就命令警卫员寻找他的下落,不曾想警卫员答道:他不是刚被处决的大汉奸吗?
陈毅听闻这个消息,一时间竟伤感落泪,警卫员不解,陈毅道出一段秘辛:朱大同并不是汉奸,这个“卖”实际上是我党的高级情报人员!
万万没想到历经二十年喋血,这位党的忠诚战士竟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那么朱大同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认为是汉奸卖呢?
投身革命转入暗战朱大同,190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家庭,但他并未像其他人一样庸庸碌碌的谋个生活,而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后来朱大同成为了一名老师,博览群书的他思想境界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他逐渐接触到一些讲起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红色书籍,被进步思想鼓舞。
1928年,在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朱大同没有退缩毅然选择加入中国从事革命运动。
1931年,年仅24岁的他被党组织任命为徐州特委巡视员、萧县县委书记。随后朱大同积极领导革命运动,在张庄寨暴动中失败被通缉,他被迫流亡到连云港。
由于对连云港情况不熟悉,朱大同很快在随后的行动中暴露被当局抓捕。
被捕后的朱大同没过多久就叛变投靠了当局,为了向献上投名状,1936年他还主持抓捕了我党革命骨干郭子化同志,得到了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从此朱大同发现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捷径,过一段时间就会抓到一批,他得以在政坛平步青云,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
1939年时,朱大同已经成为徐州特务室主任,1940年又升任萧县县长和党部代理书记长,成为自己家乡萧县的一把手,一时间风光无限。
“投降”日寇后复归1941年,朱大同在与日军作战中被俘虏,让人咬牙切齿的是他立刻又投靠了日本人,登报声明,自己愿意和日本人合作一起,他不仅背叛了党,更背叛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向日本人表示决心,朱大同带领他手下的武装力量向我新四军发起进攻。
借此朱大同又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可以说当时的朱大同在人民心中就是一个两面三刀、求荣的大汉奸。
而发布了声明的朱大同并未受到当局清算,毕竟当时也将当做重要政治任务在抓。
1943年朱大同担任宿县县长,还领导着一个清乡大队。
此后直至抗战结束,朱大同一直都在为日本人和从事活动,其行为让很多人痛心疾首,不理解曾经党的好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转变。
1945年,日本投降。朱大同摇身一变再次成为要员,迫害人。他还加入了当时的政治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随后朱大同担任了革命同盟江苏省支盟委员,他的工作重心逐渐由苏北转移到苏南,为的事业奔走呼号,俨然一幅党国忠良的面孔。
但这些都是他的伪装,到了苏南后,为了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朱大同冒着风险策反将领发动起义,1949年4月5日他被特务头子毛人凤发现抓捕后押往上海。
随后有了文章开始讲述的那一幕,在一片谩骂中朱大同面带笑容奔赴刑场。
曲折隐秘的真相朱大同到底是什么身份?其实他一直都是一名光荣的员,从未改变。
1934年,朱大同在连云港被捕后并未真正叛变,而是接受到党的新指令,潜伏到内部,成为党插在内部的尖刀。
而他抓捕郭子化其实也是彼此的一场配合,通过这一事件朱大同站稳了在内的脚跟,随后他又将郭子化私下放掉了。新中国成立后郭子化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在1975年因病逝世。
1941年,他带特务团清剿新四军,其实是配合新四军一起攻击日军。根据史料记载,朱大同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带领苏北挺进第七纵队歼灭日伪军七百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发挥更大作用,他再次潜伏到内部从事革命工作,一直到渡江战役前夕,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主动到苏南国统区从事策反工作,不幸暴露被捕牺牲。
朱大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为了祖国和信仰可以说背负了大半生的骂名,人民骂他是卖,党内许多不知道真相的自己同志也对他恨之入骨,是心中那份救国图存的理想和主义信仰支撑他坚持下去。
游走在凶残的日寇和之间,他可以说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步步惊心,他默默无闻的在地下战线为党和国家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的那一天,仍然在遭受不明真相的群众谩骂。
但朱大同的内心一直是光明的,他仰面而笑,笑的是信仰之花即将结果,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解放就在眼前,想起这些,他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自己为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不求名利就为了心中的家国情怀!
陈毅得知朱大同牺牲的噩耗非常痛心,下令将牺牲的烈士遗骨整理好安葬,并向申请追认朱大同同志为烈士。
1981年,朱大同二次被追认烈士。
1999年,一位退休的文化工作者出版了《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一书,将朱大同的英雄事迹流传了下来。
朱大同生前背负了一世骂名,牺牲后获得了万古流芳。
他很不幸,倒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更多和朱大同一样的无名英雄倒在了革命事业道路上,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有些人至死都被当做叛徒、汉奸。
他们是一群有着崇高信仰,为了国家民族奉献一切的人。正如那首歌中所唱的,“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站在台前迎接鲜花和掌声,但每一个向革命先烈致敬的掌声都是在为他们响起。我们歌颂台前的英雄,更不会遗忘地下战线的英烈,新中国的今天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替他们守护好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最后向所有在隐蔽战线(当代缉毒警、特情人员们)战斗的英雄们致敬!
#讲好中国文化##讲传统节日文化#汉族主要传统节日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民族。传统节日,是该民族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社会交往和民族崇拜等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的传统节日很多,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所形成的节令风俗至今影响着汉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学习导读 : 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民族。因汉王朝而得名,此前称为“华夏族”。汉族主要源于炎黄、东夷等部落联盟,同时吸收了周围部分苗蛮、百越、戎狄等部落联盟的成分而逐渐形成。
传统节日,是该民族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社会交往和民族崇拜等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的传统节日很多,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所形成的节令风俗至今影响着汉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调整法定节假日制度,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对保持和进一步扩大传统节假日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春节 :春节俗称“过年”,是中国民间最古老、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节日。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廿三的灶祭,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期间的主要活动有:贴“福”字、贴春联、祭灶神、祀祖、放爆竹、吃团年饭、守岁、拜年、舞狮、闹花灯等。
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和追求,许多地方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借“福”字倒了的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寓意。对于“福”字的解释,《尚书・洪范》载 : 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即崇尚美德,行善福至);五曰考终命(即其命善终)”。这五福反映出我国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知识链接 : 倒贴“福”字
关于倒贴“福”字有多种传说,其中一则是朱元璋、马皇后说。朱元璋攻占南京后,命心腹悄悄在曾经支持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家门上贴“福”字,以便第二天将门上没有“福”字的人家按暗通元贼杀掉。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字。于是各家各户都遵懿旨照办,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朱元璋听到禀报后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倒贴“福”字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璋说 : “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到’的意思吗?”朱元璋一听有道理,便消除了杀人的念头,一场大祸从而避免了。从此以后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
春联源于桃符。据史书《燕京岁时记・春联》载 : 春联者,即桃符也。古代,我们的先人在春节这一天,用两块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神的名字,悬挂在门旁,以此来辟邪。后来,随着纸张的发明,桃木板逐渐被纸质的条幅所代替。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用题诗或联语来代替门神称“门联”。明代以后,门联改名“春联”,且题写春联之俗更盛。
祭灶神的习俗源远流长。上古时代,受人崇拜之物或自然现象,往往被人格化,成为神灵,灶神即为其中之一。传说灶神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每年上天向玉帝汇报,民间为其设祭送行。农历腊月廿三晚,家家在灶前供糕饼、纸帛,并敬以麦芽糖,意为粘牢灶神嘴巴,不使其乱说,并贴有“上天言好事,回宫隆吉祥”等条幅。
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除夕之夜,是春节的高潮。“除夕”意即旧岁至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这天晚上人人都要“守岁”,即吃完年夜饭后,家家灯火辉煌,全家闭门团坐待旦。“团年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北方地区家家要吃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意,其形状如元宝,取意“招财进宝”;在南方,这顿饭一般有十几道菜,其中一定要有豆腐和鱼,取“富裕”之意,此外还有年糕、汤圆、粽子一类食品。
知识链接 : 伍子胥与年糕
吃年糕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吴王阖闾为防敌进袭,命大将伍子胥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完工之时,阖闾大摆庆功宴会。伍子胥担心吴王不能居安思危,将来会有大祸,便告知贴身随从“我死后,如国家遭难,民饥无食,可往相门(苏州六十个主要城门之一)城下掘地三尺得食。”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听信谗言逼死伍子胥。几年之后,吴越征战,苏州城被围困,居民断食。当年的随从想起了伍子胥生前嘱咐,便带众民前往相门拆城掘地。这才发现原来相门的城砖是用糯米磨成粉后做成的“砖”。这是伍子胥生前暗中设下的“积粮防急”之计,军民靠这些“城砖”渡过了难关。自此,苏州人民为了铭记伍子胥的功绩,就在春节这一天,家家吃年糕,以此来纪念他。这种习俗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农历正月初一,新年伊始,人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年。传说古代有一种怪兽,异常凶猛,人们把它叫做“年”,每逢腊月三十晚,便出来挨家挨户地残食人群。人们只好将肉食放在门外,然后将大门紧闭,直到初一早上,人们才敢开门见面,作揖报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绵绵相传。而今人们取其辞旧迎新之意。
春节期间的灯会也是一项十分热闹的活动,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等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正月十五晚上的这个节日叫做“元宵节”。元宵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所以人们对此加以庆祝,庆贺新春的延续。节日期间,有张灯、猜灯谜和吃元宵(汤圆)的习俗。
元宵节张灯习俗起源于汉代,在南北朝时蔚然成风,灯明如昼,如有月色,灯月交辉,观灯则更具乐趣。谜语在我国早已流行,秦汉时期已较普遍。宋始把谜语贴在花灯上,成为灯谜,让人猜测,增加节日的雅趣。元宵在南方多叫水团、汤团,成为民间重要节日食品与点心,民间认为吃汤团有家人团圆、幸福吉利、新一年圆满顺遂之意。
知识链接 : 元宵的传说
相传汉武帝时,东方朔为了让一个叫元宵的宫女与家人团聚,想出一个计谋,设法让一份红帖传到汉武帝手里,帖上书写偈语四句 : “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六天火,焰红宵夜”。武帝惊恐,向东方朔讨对策,东方朔告之火神最喜吃汤圆,可让元宵做上汤圆,万岁焚香上供,并传谕京城千家万户也做汤圆,以讨好火神。同时,传谕京都臣民在十六晚处处挂灯,满城点放焰火鞭炮,好像全城大火在燃烧,以诓骗天帝。武帝听后大喜,一切照办。十六夜,元宵终于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因闹灯火,长安安然无事,汉武帝喜出望外,从此年年照办。因十五晚上供的汤圆,宫女元宵做得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无宵,把这一天又叫元宵节。
清明节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节期在公历4月5日前后。清明时节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农谚。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了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如今沿袭下来的风俗主要有祭祖扫墓、放风筝和郊游踏青。
扫墓,又称上坟,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墓祭”。据说,这一习俗的由来与晋国一个叫介子推的人有关。晋献公的儿子重耳被骊姬陷害,逃离晋国,流亡在外达19年。一次在深山中饿得头昏眼花,随从介子推“割股以啖”。后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随他流亡的官吏一一封赏,“独子推无所得”而隐居绵山。晋文公想放火烧山逼迫他出山,子推还是不肯,以致“抱木烧死”。晋文公非常哀伤,下令规定这一天禁火,吃寒食纪念他。在子推周年忌日——清明这天,门旁插柳,并带着祭品到他坟上去祭祀以及给坟墓培土和修剪坟场周围的杂草花木。这样“扫墓”之风,世代流传,成为清明祭扫的习俗。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是全民健身、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民俗节日。古代“端”字与“初”字同义,“午”与“五”同音,因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因避讳改五为午,故称五月初五为端午。
端午节的起源历来诸说并存,但认为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影响广泛而深远,今之竞渡即源于此。节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有赛龙舟、吃粽子、挂钟馗像、挂香袋、饮雄黄酒、插菖蒲和艾草等。
吃粽子起源于古时投粽于汨罗江纪念屈原。由于端午节在夏至前后,气温渐高,需要消灭害虫和防止疾病,因此无论南方、北方人们都有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习俗,以除毒气。雄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炮制的白酒或黄酒,有驱毒杀虫之效。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我国古代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为“仲秋”,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中秋之夜,月亮最亮、最圆,故把它看作团圆的象征,又称为“团圆节”。
祭月赏月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间也有中秋祭月的风俗,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各地还有不少赏月的胜地,例如杭州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吃月饼是中秋节的另一习俗。月饼本是祭月时供品的一种,以后成了人们互相馈赠的礼品,象征着团圆。
知识链接 : 三潭印月32个月亮之说
三潭印月是西湖三岛之一,是自古以来的赏月胜地。岛中建有三座石塔,塔身呈球状,有五孔,饰有浮雕图案,塔顶呈葫芦状,相传为苏东坡疏浚西湖时所创设。每到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人们在塔内点燃灯烛,孔口蒙上白色薄纸,烛光从石塔的圆孔中透出,倒映于湖,又成为水中之月,与天上倒映湖中的月亮交相辉映,出现了“一湖有月三十二”的奇丽景色,这也是“三潭印月”得名的由来。
重阳节 :九月初九俗称“重九”,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所以又称这一天为“重阳节”。在重阳节,各地盛行登高、插菊花、饮菊花酒和吃重阳糕,以祈消灾避难,延年益寿。关于重阳节的来历,大致有三种说法。
1.据《续齐谐记》记载 : 东汉年间,汝南人桓景拜易学大师费长房为师。一天,费大师对他说,九月九日那天应系茱萸、登高、饮菊花酒,可免祸。桓景及家人信师言幸免于难,而未及撤离的家畜,全部患瘟疫而死亡,故每年九月九日外出登高,躲避灾难,相沿成习。
2.源于汉代的道学。道家奉为经典的《易经》中,把奇数视为阳数,偶数视为阴数,阳数中“九”又被视为“极阳”,九月九日是两个“极阳”相遇,所以称之为“重阳”。阳又表示刚,重阳是“二刚相逢”而相克,所以这天又视为“厄日”,需登高或系茱萸,目的是为了“解厄”,重阳习俗由此而来。
3.源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景公。九月初九这天,他带了许多人登高山、爬城垣,感受到秋高气爽、心旷神怡,他认定这天是个吉日。以后每年这天他都要外出登高,后人仿之,形成风俗。
清明节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也被称为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之一,通常在公历4月5日前后春分后的第15天,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在清明节这一节气中,人们通常会举行祭祖扫墓、踏青游玩、亲近自然的传统活动。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与佛教道教对清明节的形成也都有一定影响。此外,清明节这一节日也承载着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习俗。
·一祭祖扫墓:清明节是人们亲近祖先、踏青游玩春天的节日,扫墓俗称上坟是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人们在清明节扫墓祭祖的肃穆仪式、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冥冥花开的节日。既有弘扬孝道的传统美德,又有尊崇先人的传统习俗。
·二插柳:插柳是清明节的传统文化习俗之一。古代人们会在清明节折嫩绿色柳枝插在门檐上,这是提醒人们春天已经来临。在一些地区,人们会用柳条来做成扫帚,用于打扫房屋和道路,这既是一种传统习俗,也有着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之情。
·三踏青:踏青是清明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人们会在清明节期间到郊外游玩欣赏春天的美景。在清明节这一天地草木复苏、花繁叶茂,非常适合人们出去游玩、沐浴春光。踏青的同时,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舒缓心情、增加身体锻炼的机会。
·四荡秋千:荡秋千是中国古代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在树枝上悬挂秋千,让孩子们欢快地玩耍,荡秋千不仅可以增加孩子们的快乐,也可以锻炼身体、有益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五蹴鞠:蹴鞠是古代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之一。蹴鞠是一种用脚踢球的游戏,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在宽阔的场地上进行蹴鞠比赛,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同时,蹴鞠也是一项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运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身体。
·六斗鸡:斗鸡是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将雄鸡带到开阔的地方进行比赛,比赛方式是将鸡放在一个场地上,然后让它们互相争斗以决胜负。斗鸡是中国古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同时也是一项非常具有民俗特色的文化活动。
·七蚕花会。蚕花会是流行于浙江北部地区的小儿游戏,每年农历清明时期举行。此俗与蚕娘的崇拜有关,当地的人们会穿着蚕娘的服装在游街上走动。卖蚕花。"蚕花"是一种用豆和面粉制成的玩具,将其套在孩子手指上并拉直,被认为是为蚕宝宝"放耳朵"或"放箭"。在蚕花会上,扮演成蚕宝宝的小女孩跟随大人跳舞,并有泥塑的小猪祭祀,这象征着春耕的开始。
·八吃鸡蛋。清明节时,吃鸡蛋是一种传统习俗。在一些地区,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祭祀后家人会煮鸡蛋给家人食用。鸡蛋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食品,可以作为礼品或食品在祭祀后赠送或食用。在一些地区,人们会制作咸蛋或茶叶蛋来祭祀祖先或食用。
·九吃青团子。青团子是江南地区清明节的传统食品。青团子是用糯米粉和青艾汁制作而成的,具有地方特色。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制作青团子来食用或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青团子不仅可以作为点心,还可以用于祭祀祖先或在扫墓时带到坟墓前祭奠亲人。
·十吃艾糕。艾糕是南方地区清明节的传统食品。艾糕是用糯米粉和艾草汁制作而成的,具有地方特色和药用价值。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制作各种形状的艾糕来食用或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同时,在清明节这一时节,人们会使用艾草煮水清洁皮肤,以表达健康和平安的愿望,还能驱邪避灾。
·十一喝雄黄酒。雄黄酒是江南地区清明节的传统习俗之一。雄黄是一种中药材,具有杀菌、驱蚊等作用。在清明节期间,人们会用雄黄制作黄酒或直接饮用雄黄水,以祈求健康和平安。同时,在一些地区,人们会将雄黄酒带到山上或河边。他们会泼洒雄黄酒在周围的水域中,以祭祖或祈求平安。
·十二吃寒食。吃寒食是清明节期间的传统习俗之一。在一些地区,人们会在清明节这一天吃寒食,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祈求平安。
寒食通常是一些不加热的食品,如清明果、麻糍等,或者素菜和素餐,如清明粥、清明茶等。在一些地区,人们会在这一天吃咸肉、鸭蛋等食品,以祭祖。
·十三插花。插花是清明节这一天地的重要活动之一,人们会到花市购买鲜花,然后在自己的家中或坟墓前插上鲜花,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插花也成为清明节这一节日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它可以增加节日的氛围和美观度。
总之,清明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其传统习俗丰富多彩。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传统习俗也有所不同。无论如何,清明节是人们亲近祖先、感恩自然、踏青游玩、迎接春天的节日,在这个节日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