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完(陈冠希歌曲)

之发明——凡判处12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处死刑（2）

（七）审案时，比法官更认真；指导棋，比棋士更决心担任“终极判官”干预办案不但司空见惯，蒋更多的是指导办案，即使依照呈核标准只到参谋总长层级，但参谋总长呈给他核备时，他就会以：

“总统府代电。”

他不仅将案情及相关资料仔细阅读，也对参谋总长及总统府参军长的签注意见，字斟句酌地推敲，反复思索，并以后批推翻前批，在一些被他视为大案的案件中，都可看到他这种比处理政务更认真的态度。

像有一桩“梁铮卿叛乱案”，该案逮捕的九人中只有一位是本省籍，其他全都是外省籍，其中有数位还是现职法官，蒋至少以200字的代电进行指导，谁的案情未交代清楚、谁牵涉的关系如何如何等等，因此，“应发还复审”，最后，判决一个死刑不够，再追下一道“总统府代电”，又增加一个死刑。

如1952年嘉义青年洪养等9人，组织“前锋青年协会”，推动“独立自治”运动，算是比较早期的案，有3人遭处死刑，蒋除了要求将其他人加重处刑之外，更为审判官作出指示：

“以后凡遇贩卖枪弹罪者，均应以叛乱罪论，并从严处分。”

58年判决的“刘光典匪谍案”中，蒋直接手批并对审判官严厉训斥：

“此案系43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

另如罗织甚广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一堆叛乱案、洪国式匪谍大案、匪伪组织张添丁叛乱案、被蒋认为匪案特多的桃园林秋祥案....等等，都是蒋发挥纸上侦办异禀及文采的案例，试举1955年台大法学院叶城松等5名高材生遭枪决的大案，来看看蒋如何不厌其详。

案逮捕19人，其中案情提到主犯叶城松是“由匪干介绍加入匪帮组织”，蒋对该案特别重视，不但详阅侦办资料，并对各涉嫌者逐一详细下达判刑指导：

“一、叶城松、张璧坤、王耀东、赖正亮、胡沧霖等五名，准如所拟军处死刑。

二、蔡耀景参加叛乱组织并接收匪党资助；吴玉成参加叛乱组织，接受其教育，并与匪徒叶城松联络多次；张其德明知其子张璧坤为匪谍，故为连续托友藏匿，并接济金钱；以上三犯情节较重，均应发还严为覆审报核。

三、黄顶与匪徒张璧坤系表叔侄，过从甚密，且曾受匪教育，私持军用枪弹；侯愉于三十七年即参加为匪操纵之台大农学院方面（蒋笔误，应为‘向’）社，且所管理流动图书馆多系左倾书籍，三十八年曾参加‘四六’事件游行、缮制标语，并照张璧坤自白书内称侯愉言行很可能是左倾分子，以上两犯情节亦属非轻，并应发还覆审。

四、......。”

上述比审判官说的更仔细，并揪出初审判决书上没有提及的“侯愉”（外省籍，台北林业试验所技佐）、吴玉成等5人，让保安司令部军法合议庭大为惊吓。结果，发还覆审颇费时日，蒋久等不耐烦，再下指令催办：

“蔡耀景等5名覆审部分应速审结报。”

保安司令部诚惶诚恐将那5名另案审结，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5年、10年不等；侯愉则“公诉不受理”，这项判决显然不瞭解蒋嗜杀性格，引致蒋极为不悦，才又改判吴玉成死刑，以及侯愉改为感化3年。

（八）坚持己意非判死刑不可

立法委员刘如心遭到整肃逮捕，军事法庭依照蒋的指示判处死刑，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为其说情，签文建议改判无期徒刑即可，时任参军长的刘士毅在上呈给蒋时，列了两个意见：“（一）照周总长意见核准，即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五条，处被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似较适法。

（二）照原判决核准，即依同法第二条第一项，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法亦非无据。”

刘士毅要让蒋裁决，其实他比较倾向于周至柔的看法，因为他在这两点意见之前就很婉转写道：

“被告于大陆军事失败后，对政府已毫无信心，因之投匪靠拢确属事实，原判决理由栏有其参加叛逆已属情节昭着一语，其认定至为正确。”

刘士毅话锋一转又说：

“惟遽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论科，其于着手实施罪行一节，尚乏积极事证。”

要逮捕整肃一位立法委员并判死刑，岂是军法官可以轻率决定的，原判死刑本来就是蒋指示的。

刘如心案是蒋在领导地位尚未完全稳固之前用来杀鸡儆猴的案例，审判过程中太多政高官替刘如心关说，但是，蒋早就心意已决哪容变更，他毫不啰嗦地批示：

“照（二）项仍维原判可也。”

另外一件也是蒋坚持要杀鸡儆猴、决不轻纵的案例，就是当时担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案。

该案逮捕12位将官、校官，涉及面广，但有多位颇负盛名高官出面分别替不同嫌犯缓颊——包括遭整肃之前的白崇禧、时任保密局长的毛人凤在内，可是，蒋仍坚持非严惩不可，并亲自指派审判官组成高等军审。

该案2位将官、1位校官及一名女匪谍，因“共同将军事上之秘密文书图表交付叛徒”，是蒋要求重判的，4位被判死刑已经确定，但蒋后来觉得仍然不够，除了同意先把吴石等4人枪决之外，对于管理资料、经手资料的校官分别只判7年、10年徒刑，下令更改判决。

高等军审就依旨将他们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再遭退回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蒋因而近乎生气地直接在刘士毅参军长的拟办签文上，用毛笔将“无期徒刑”四字划掉而写上“死刑”。

再举一个也是内战后来台的陈冠英枪决案。

陈冠英与其父亲原本在上海开设春明书店，于49年来台北市重庆南路开设台北春明书店，将在上海印行的《新名词辞典》、《高中入学指南》拿来台北发行，前者销售了十余版数万册。

后被查知该书内容有为匪宣传的问题，以及传闻其父已投匪，他还寄钱给其父，遭保安司令部判处死刑。

陈冠英的妻子多次喊冤陈情，参谋总长周至柔签请蒋裁示，蒋手谕：

“经核本案陈冠英之罪行虽不无刑责，但事证尚欠明确，应饬为复审报核。”

可是，保密局查证过程反反复复的，搞不定陈父是否附匪。

案子搁置了半年，经过总统府迭次催办，保安司令部揣测蒋所谓“事证尚欠明确”的意旨是对判处死刑有意见，便更改判决由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再度送呈后，蒋思考了两个月，推翻自己批示：

“事证尚欠明确。”

并直接批示：

“陈冠英一名应处死刑，财产没收，此复。蒋中正。”

50年6月的陆效文匪谍案，共逮捕18人，9成是军职，还包括一位陆军总部军法处处长周芝雨，在严审速办指令下，就判决4名死刑，周芝雨在初审逃过一死。

判决跟蒋要求“严审”的指令不符，于是，又加了两名死刑的手谕：

“毛鸿章竟敢允诺并着手煽惑军队叛变，周芝雨一名为匪搜集情报恶性亦甚大，所犯虽均属未遂，仍应各处死刑。”

总统府幕僚曾签呈提醒有关“未遂”课刑的法条解释，然而，蒋坚持己见下令处死。

54年，王冠民案8人均为外省籍，王冠民是虎尾镇安庆国校校长、苏来宾是基隆市党部干事，其余都是教员。原本王、苏两人分别判刑15年、12年，乐楚珍判10年，其他5人判处：

“交付感化、视其成绩随时得易付管束。”

蒋最初批示：

“如拟。”

可是，隔了半个月，遂下手令要求将王、苏两人改处死刑，其他原判感化者则：

“感化期间均不得易付保护管束。”

（九）遭刑求发疯也要处死

1970年，蒋家王朝曾组织发动了一场台湾全国性的“中国青年自觉运动”，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受到“中国青年救国团”的动员，不过，推动了一段期间之后，运动出现疲态与价值、方向上的分歧，蒋经国最终为该运动画下休止符。一批青年仿效该运动的精神及组织方式，自主性地创立“中国统一事业基金会”，后来竟遭整肃为“统中会叛乱事件”。

该基金会是由曾担任自觉运动干部的许席图、周顺吉、吕建兴和庄信男等人筹组，宗旨是：

“实行统一主义、摧毁、反对、推翻国民政府、统一中华。”

理想是以基金会筹资创办事业来维持推动经费。但是，以许席图为主的活跃份子在参与自觉运动时，由于进行跨校、跨县市的串联，早就被警备总部锁定为监控对象。

“统中会”筹组期间也被特务派抓耙仔渗透，不久，蒋家王朝就下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警务处、高雄市警察局、台北市警察局等单位，组成《七一一专案小组》，展开构陷侦办作业，前前后后牵连了超过100人之多。

许席图等几位重要分子遭分批逮捕，初步侦讯后押送警备总部。

他们在地方警察局都曾受到胁迫、疲劳侦讯及刑求，刑求样式轻重不一，许席图在严刑逼供下，精神出现失常情况，出庭时只有他戴脚镣，手还被铐在军事法庭的围栏，蓬头散发、衣衫破损不堪，庭讯时一会怒斥军事检察官：

“你是日本人，没有资格坐在上面，下来！”

一会又跪地频做祈祷状，从头到尾都在胡言乱语，让到庭聆讯的母亲见状抱头痛哭。

警备总部对他们求重刑起诉的罪名是“组织《统中会》叛乱组织，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初审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判决书隔了2个月才送达他们及律师手上，此时，除了许席图的精神失常症状更趋严重，由律师提出“不利益声请覆判”要求医疗鉴定之外，其他四人都向国防部申请覆判。

国防部于71年3月发回更审；结果，由于蒋对初审不满意，71年4月3日，警备总部军法处竟然加重判刑，原判10年改判15年，原判15年改判为无期徒刑。

71年6月刚好发生“事件”，70年4月才在美国纽约遭到黄文雄、郑自才两人狙击的蒋经国，正紧盯着在国内发动台大学生举行“”游行，在海外则发动“爱国”留学生向美国抗议。

时任国防部长黄杰于同年7月21日将该案覆判判决呈蒋，并拟了甲、乙二案核覆（甲案是覆判判决，乙案是减处徒刑），结果，蒋在8月10日竟然以红笔批示：

“此等叛乱罪，不论年龄如何，凡其已至十八岁者应依法取（惩）治，至许席图主犯不论其是否精神症，既系主犯，不得停审，应判处死刑，余照甲案办理，勿延。中正。”

该案到此算是定谳，许席图最终并没有被处死，狱方后来获准将许席图送往台北疗养院诊疗，再移到玉里疗养院，长期关在那里。直到1992年6月9日，才由高等法院判决免诉。

（十）蒋的后知后觉与下台阶

1949年山东烟台联中撤退学生匪谍案，原本只是学生是否接受军训，以及几岁以上学生编入第三十九师的问题，发生抗议事件后被罗织为匪谍案，株连100余人。

该案由驻防澎湖的陆军第三十九师师长韩凤仪“破获”，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澎湖防守司令部的报告：

“经月余来之严密侦察，虽无确切证据，但其言行....。”

在毫无确切证据、只是言行可疑情况下，全案共逮捕96人，其中主犯14人送台北办理，余留马公重行侦讯，时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缉呈给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同意、蒋准予核备。

据保安司令部的签呈：

“最高负责人为张敏之、邹鉴二人，邹经多日疲劳侦讯，业已供认附匪不讳。”

另在保安司令部内部签办文稿中，也指出：

“奸匪执委张敏之，应多方搜检罪据，疲劳侦讯，使其供认。”

只是“疲劳侦讯”吗？这是正式登载于官方文书上招认的，必然避重就轻，惟根据一些口述，被逮捕者都遭受军方的严刑逼供。

该案经过严刑逼供证成判刑后，死刑部分也层层呈核，最后经陈诚和蒋核准，联中校长张敏之、联中第二分校校长邹鉴等七名主要人物于1949年12月11日遭枪决。

除了被以匪案逮捕的学生之外，根据口述，仍有不少列名“顽劣分子”者遭莫名“失踪”，因此，后来的两三年间，申冤要求平反的声浪蜂起，沛然形成无法平息之势，蒋被迫于1952年11月交下手谕：

“张敏之等死刑叛乱一案，据报沉冤莫伸，鲁省人士至今耿耿，经交由本府参军处派员查报前来，以该案原判决所认定张等犯罪事实，与调查所得资料完全相反，并签以应否复审乞示等情，兹抄发是项签呈一件并检同原卷九宗，暨调查所得有关资料各原始证件，希即核议具报为要。蒋中正。”

人都枪决了，没有人承认错误，因为“原判呈奉核定后执行，并无违误”（张敏之等叛乱案复审意见书），当然更自始否认有严刑逼供，所以，手谕归手谕，案子仍搁置不前，也留下蒋何以后知后觉的疑问。

平反声浪仍然很大，蒋只得又于1953年2月9日再下手谕：

“准予备查本案，并应妥慎迅办。”

这就等于宣示该案结束了、不要再谈了，接着就转移焦点指示：

“尤须注意前所发交李根清等之证件为要，此复，蒋中正。”过了3个月，他三下手谕：

“张敏之叛乱案内被害人栾东杰等原呈一件，希参考本案并应照前示迅结报核。”

后又过了三个月，在回复周至柔为张敏之案请免复审的签文时，正式批示：

“准免复审。”

全案就在蒋眼中消失。

蒋不能承认错误及缺乏先见之明，如何为自己找下台阶必须显得英明睿智。1954年高雄的谢清风参加匪伪组织案也是一例。

该案逮捕了以高雄人为主的15人，以及在谢清风逃亡期间供给金钱或藏匿的陈阿朝等5人，分成两案处理。前者处谢清风死刑，其余分判15年至3年不等，多人判无罪；后者因不知情也判无罪。

蒋对无罪部分非常有意见，从1954年6月至1955年1月的整整半年间，反覆详阅该案案情，对无罪者一一指出他们涉案的罪嫌，指责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判时均未讯证明确”、“原判所拟无罪实嫌轻率”，两次要求“撤销原判发还军法覆审”。

由于蒋表现得比军法处审判官更认真审案，形成蒋与保安司令部互持己见而数次公文往返的少见“争议”，案子拆成四个部分重审，无罪部分仍以罪嫌不足维持无罪，蒋最后才裁决：

“罪嫌不足谕知无罪，准如拟办理。”

但下台阶是：

“陈阿朝窃盗身分证部分等应送司法机关审理判存。”

台北地方法院最终判处陈阿朝有期徒刑7个月了事。

另外，1951年的省教育会研究组组长蔡瑞钦匪伪组织案，送审共16人，蒋要求严审重判，初判包括高雄中学高二生的陈登龙在内共有9人判处死刑，蒋后来才发现陈登龙被捕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有无减轻其刑之条件，未据查明，亦并予判处死刑，似欠允洽”，才下令发还覆审，是蒋作为案件“终极判官”唯一有怜悯之情的罕例，却仍重判12年。

不过，后来枪决的8名中，其中有2名是在蒋手令下冤死的：

“王柏栋、林荣村2名，一为县级公务员、一为小学教员，于参加叛乱组织后均曾研阅匪众书刊，恶性甚大，....均处死刑可也。”

只是以“研阅匪众书刊”的罪名，就惨死在蒋手下的冤魂，实在不计其数。

六、结语

“终极判官”经常未审先判就下达“朕意”，或者这种最常见的批示：“应发还复审”，当年的军法界个个戒慎恐惧，深怕接案办案会有违“朕意”的差池，此外，他们也很怕接到“总统交办案件”（总统直接交办，以及总统在侦审过程中的指示），这类案件总统府会有专人研考、追踪、催办，国防部军法局则负责逐月制表报告进度外，还要附上逐案办理详情。蒋交办的案件，由国防部每月都要呈报“总统交办案件进行状况表”。

另外，他还在总统府内设置编制外的“介寿馆保防指导组”，负责追踪管考及处理重要匪谍（嫌）案件的进度，也是要每月制表给蒋亲自审阅。

《军事审判法》及蒋下令制定的《军法案件呈核标准》，在蒋恣意而为之下，时不时就会出现脱轨现象，绝少有人能改变蒋强势意志的案例，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除了前述陈诚以行政院长身份劝服蒋改变旨意的一件个案之外，只有另一个特殊案例值得略提一下。

该案是孙鸣康、张效德案，案情内容就不赘述了；孙鸣康初审被判无期徒刑，蒋原本批示：

“孙犯应处死刑，张犯逃亡之动机为何，应在追究具报。”

但覆审仍维持无期徒刑，总统府祕书长张群的签文，引起蒋震怒批示：

“孙犯案系何人代核，查报；该犯出卖我方情报人员，罪大恶极，为何减处无期徒刑，应发还严予覆审，此种重大案件系何人授权他们代核？”

时任国防部长是俞大维，俞公出由副部长马纪壮代行，马和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复认为，孙鸣康曾作详细自白，其恶性尚非至极，判无期徒刑没有不对。

蒋气急败坏地批示：

“孙犯....为何能携带许多家属从匪区逃回马祖，必为所放出来台潜伏....。”

但蒋的亲信国安局长郑介民站出来支持马纪壮、王叔铭后，孙鸣康虽得免一死，倒楣的是原判无期徒刑的张效德被改判死刑。

此事可以用来总括说明，蒋家王朝集权统治的违逆人性、法理，以及政治审判系于一人喜怒好恶的荒诞无稽，总结标志了“终极判官”的邪恶本质。

有一点令常人更想不通的是：

“白色恐怖期间所有判处死刑的案件，人犯枪决前后不但都要拍照，而且必须把生前死后的照片呈给蒋看。”

此事对蒋的重要性可从一个案例得到佐证。

55年3月，金防部曾经枪决3名叛乱犯，也依照指示拍了照片，却在营房异动期间弄丢了，蒋一再催促，金防部设法找到底片重新冲洗后补呈，蒋才相信他们真的枪决了。

另一例，是前大陈防卫司令部军法组，1955年也将2名枪决的照片遗失，该组的办公地点由台北大桥国小迁到双城街，连底片也遗失了，总统府催讨1个多月不可得，才准予检具执行前的命令原稿作为证明，结果，因该组即将解散，连文件也找不到，最后才由国防部军法局呈送核办文件，蒋才无奈地批“悉”了事。

光是在搜寻相关资料时，看到一件又一件枪决照片，都感心酸不忍卒睹；试想，一个人就算不是日理万机、治理国事，只是每天看着无数遭枪决者生前死后的照片，精神、心理状态受到的影响实在难以想像，对于“终极判官”而言应该是既残酷又不愉快的事吧！蒋要求的事情小到都要规定幕僚如何签呈，总统府第二局会在每件必须呈给蒋的文件最上面是《签呈总统文件绝对要注意事项》，之规定：

“签呈缮正后，先由承办人员负责校对用红笔加句点，层呈校对，并保持清洁不得挖补、涂抹、添改及简写俗字，最后并由局长亲校盖章。”

周杰伦曾为陈写了三首歌，有首还是特意支持他复出的

哥不在江湖，江湖上却一直有关于哥的传说，关于陈，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有太多感谢的话要说，毕竟他是唯一一个自己吃肉，然后还让我们喝汤的明星。

陈从宣传退出香港娱乐圈以来，近九年时间都低调异常，但无奈他就是漆黑中的萤火虫，总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照人，所以时不时总要登个头版头条，你看前天陈在直播平台上怒怼《中国有嘻哈》的新闻又燃爆整个网络，更是刷爆朋友圈，哎，没办法，群众基础雄厚就是这样。

看到有人怒怼《中国有嘻哈》，有些吃瓜群众就坐不住了，说陈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其实黑史小编想说，别人陈在玩嘻哈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没有陈这些前辈的铺垫，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嘻哈基础？

相信喜欢嘻哈音乐的小伙伴一定听过《战争》这首歌曲，毕竟这首歌在圈内还是蛮有名的，首先它是周杰伦专门作的曲（专门为陈作的），然后演唱者是视嘻哈为爹的陈和MC仁等，没有听过的小伙伴可以去感受下，真的好劲爆。

不得不说周杰伦和陈在嘻哈音乐方面真的很有天赋，也正是他们这些年的不断努力才把嘻哈文化逐步的扩散开来，然后周杰伦和陈在私下里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当年百事可乐拍九大巨星广告时，陈为了周杰伦，差点就跟F4他们几个人干起来，好在当时他们只是逗着玩。

正是这种好基友的关系，周杰伦才会专门为陈写了歌曲《战争》，当然除了《战争》外，周杰伦还为他写了《流浪车票》。

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又专门写了歌曲《I Can Fly》，强势支持他后复出，要知道自从后，已经没有几个圈内人士想去帮助陈了，所以，他们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看完上面的图片，总感觉他们俩有点基情，哈哈！笑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难道真的是同性才是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