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伊怎么读?)

“她”自何处来——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演讲人：张宝明演讲地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线上讲座演讲时间：2020年5月

张宝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河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专著有《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启蒙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等多部。

在现代汉语中，提起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她”。“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与男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他”以及中性词“它”并列使用。

对于这个“她”，我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然而，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中，曾经是没有“她”可言的。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没有社会地位，男性的“他”既可用来指代男性，也可用来指代女性和其他一切事物。“伊”字则是“她”的代言人。

《诗经·秦风·蒹葭》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里“伊人”指的是心中思念的那个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所以我们现在听到或看到“伊人”两个字，心中立刻就会产生女子的形象。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她”字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事件？

刘半农与“她”

“她”这一字形，在中国传统字书中，早已有之。南朝顾野王所编纂的字典《玉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的各种字典，如《集韵》《篆隶万象名义》《康熙字典》等均有收录。

但是据《玉篇》等书中的解释，“她”是“姐”字的异体。当时，“姐”是方言“母亲”的别称，如《说文解字》说“蜀谓母曰姐”。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刘半农说起了。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在译文前面，周作人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者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

“半农”即是刘半农。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他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周作人在《改革》一文中将刘半农的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公之于世。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周作人说的是“半农想造一个‘她’字”，而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也写道：“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古书《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这一字形，那么为什么说刘半农创造了“她”字呢？

应该说，虽然古代《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但是古代的“姐”与“她”都是“母”的意思，并且古“她”字早已废弃不用，成为一个死字。刘半农则赋予了“她”字第三人称阴性代词这一新的含义，可以说是“旧字新用”“借尸还魂”。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这个时期（即五四时期）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就是书面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也就是“她”字的创造。刘半农让古文字“她”起死回生，焕发出新的魅力。因此，我们说刘半农创造了现代的指代女性的“她”字。

那么，“她”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接下来咱们就讲一下刘半农提出“造”“她”字的背景，总体来说主要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相连。

刘半农提倡“她”字应该说是与《新青年》杂志上女子贞操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当时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杂志之一，而且还是最早讨论女子贞操问题的先锋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从而把“男女问题”中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问题一一揭示出来。

女子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时下女子的地位则成为新文化、新伦理、新文学先驱最为关注的话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没有什么两样，《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样是借助外来思潮的星星之火点燃同仁的燎原思绪。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文章而寂然无声后，周作人便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虽然文章中还是以”他”称呼与谢野晶子，但要为女性寻找一席之地，并让“他”与“她”并行不悖的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

《贞操论》意在说理：“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对执意寻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来说，男女的各占半边的“半边天”意识已经为“她”的到来作了厚重的铺垫。

接着，胡适的《贞操问题》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一对一”的男女贞操观念：“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随后，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进一步将这一讨论深化。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在扉页上以“新青年记者启事”的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言”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

可以说，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

第二个背景是，“她”字的提出还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大量翻译外国著作有关。应该说，这也是在“五四”浓厚的开放意识下长成的硕果。早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马礼逊、罗存德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英文he、she、it与汉语的对接问题。早期的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着性别不同而用词有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分别在当时的汉语中却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she”和“it”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遭遇这种尴尬的情形。

翻译作品的骤增也使得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愈发混乱，因此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亟待规范和丰富。

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换过意见，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5卷2号正值讨论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之际，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了，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将刘半农“造‘她’”的大胆构想公之于世。

新青年同仁合影。左一为刘半农。资料图片

当时围绕“她”字的论争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10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所以的确是大仗。”

周作人在将刘半农的构想公诸于世后，一时引起许多争议。而提出异议的人中，周作人就是其一。他在《改革》一文的小序中提起刘半农的构想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

周作人认为“她”和“他”并用极好，但又怕印刷厂没有“她”字的字模，因此文章中凡是要用到“她”字的地方，便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替，写成“他女”，以示区别。为此，他还付诸了实践，在《新青年》杂志上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棱罗古勃的《铁圈》、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以及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都采用“他女”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

对于周作人提出的“他”字下面注“女”的想法，胡适在1919年2月2日的《每周评论》第7号上说：“我不赞成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但是胡适也不主张用女字旁的“她”，他主张用“那女的”来代指女性，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弑父之儿》时，就采用了这个用法。而鲁迅在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还是用“伊”字来代指女性。

除了胡适和鲁迅，钱玄同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19年2月8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表示：“你译小说，于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写作‘他女’，我想这究竟不甚好，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

对此，钱玄同提出了三种办法：

一是按照日本译“彼女”的办法，直接写作“他女”二字，用来指女性第三人称。而如果是男性，则单独一个“他”字。

二是相比刘半农造一个“她”字，不如造一个“”字，说文解字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生声”，这样的话，“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包括了。

三是如果中国字不够的话，就拿别国的字来补。因此，不必造新字，直接写一个“she”字。或者，对于中国汉语中阳性、阴性、中性三种第三人称代词，全部用“he、she、it”来替代。如果不用英文，则用世界语中的“li、si、gi”来代替。

说完了这三种办法，钱玄同自己先对这三种办法进行了分析。

第一种用“他女”，钱玄同认为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所以于文义上没有毛病，我们若写“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

第二种造“”字，钱玄同认为可以用得。但每次要特铸许多“”字，比较麻烦，在实际操作上或许会有点困难。而且还有一点，原话是：“我们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也就是说，当时钱玄同等人正热衷于鼓吹废除汉字，汉字既然都要废除了，那么再费力造一个新的汉字，就根本没什么必要了。

第三种直接用英文“she”，对于当时正提倡世界语的钱玄同来说，是比较赞成的。因为在他看来，翻译的那些小说，原是给青年学生们看的，不是给所谓的“粗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看的。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所以老实用了外国字，一定无碍。而如果是给“粗识之无”以及“灶婢厮养”的人看的，则写作“他女”，或者也可以按照普通的译法，把“he”“she”改作“男”“女”。

1919年2月13日，周作人回信钱玄同，对于“他女”的读法表示：“我的意思是读作‘他’，‘女’字只是个符号。我译《改革》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明，赞成半农那个‘她’字，因为怕排印为难，所以改作这样。”

在将“他女”进行说明后，周作人又对钱玄同的三个办法进行了点评，针对钱玄同造“”的提议，周作人表示：“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

这时的周作人开始摇摆，他再度提出以“伊”字定案：“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留遗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声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2月14日，钱玄同再次致信周作人，表示：“1.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2.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3.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最后约定：“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的办法。”

可以看出，钱玄同与周作人最后商议的是用“伊”代指女性，而并非是刘半农所主张的“她”字。由此来看，《新青年》同仁内部对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争议还是很激烈的，刘半农、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的主张都有差异。

虽然周作人与钱玄同二人商定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但是“她”却被当时的部分新青年所接受，并应用到了实际的文学创作之中。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等人。康白情在《社会》一文中直接将“她”设定为主人公，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内心活跃但是因为社会礼俗的束缚而不能情感外露的妇人。王统照更是直接将“她”字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1919年其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她为什么死？》的文章。该文讲述了山东曲阜一个名叫慧如女子的婚姻悲剧，这一主题恰恰就是新文化运动所极力反对的包办婚姻。此外，1919年12月，俞平伯即将赴英留学时，在其所作《别她》一诗中还以“她”代指祖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她”产生的时代背景，因此“她”字是寻求妇女解放与评判礼教的有力武器，其实就为“她”字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新青年们对于“她”字的使用在文学上的价值不断地被凸显出来。而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因为需要对译所以“她”字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于“她”字使用的增加激出了关于“她”字是否适用的争论。

当时社会上也展开了关于“她”字的大辩论。我们这里介绍一位“她”字的坚决反对者，那个人就是寒冰。

1920年4月3日，《新人》杂志创刊号刊登了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半农，将“她”字的创造描述成是画蛇添足，毫无必要，理由如下：首先，第一、第二人称的“我”“汝”等字，并没有阴阳性可分，因此，第三人称“他”也没必要加以区分；其次，“她”和“他”字，只能在阅读时分别，而读音时并不能区别，所以该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1920年4月，关于“她”字的争论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于是在《新人》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主编王无为将发表在《学灯》《新人》等杂志报刊上关于“她”字的文章，汇总在一起，集中做了一期“‘她’字问题的辩论”，供人们探讨。

针对寒冰废弃“她”字的理由，孙祖基、邹政坚、梦沈、大同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反驳或质疑。在这场争论中，寒冰可谓以一敌百，不管别人怎么反驳，始终坚持一个看法，那就是“她”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用。

此时的刘半农已经在1920年春去英国留学，不过他自己订了一份《时事新报》，所以对国内关于“她”字的讨论也有所了解。当他看到寒冰对他的批评后，心中极其愤慨，说道：“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象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可是寒冰君不要说，‘好！给我一骂，他就想抵赖了！’我决不如此怯弱，我至今还是这样的主张；或者因为寒冰君的一驳；反使我主张更坚。”

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写成《“她”字问题》一文，并将其寄给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只不过直到1920年8月9日才刊出。

在这篇文章中，刘半农第一次正式提出主张使用“她”字：“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

实际上，从上述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论争的人没有人否认“第三位阴性代词”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刘半农的第一个要点实际上并不存在辩论的必要。

而对于这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不是一定要用“她”字，刘半农给出的理由则是“一，若是说，这个字，是从前没有的，我们不能凭空造得。我说，假使后来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为什么无论那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要永远不动呢？二，若是说，这个字，从前就有的，意思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能妄改古义。我说，我们所作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是如此），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三，若是说，这个字自有本音，我们不能改读作‘他’音。我说，‘她’字应否竟读为‘他’，下文另有讨论”。

因此，刘半农认为“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象，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尽可以用得。”

寒冰看到刘半农的《“她”字问题》后，当天就写下来《续论<她字问题>》一文进行回应，并在1920年8月12日刊登于《学灯》上。在这篇文章中，寒冰从几个方面对刘半农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1920年的9月4日，刘半农在伦敦创作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歌的创作是以其留学英伦为背景的。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物件的情诗。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23年的《晨报副刊》上，诗名叫《情歌》。但这并非是刘半农自己投稿，因为在该诗的“后记”中是署名为“洪熙”，并说道：“我想远在异邦的刘先生，或者不至于见怪罢”。而这位洪熙俨然对于该诗有自己的理解，其写道：“这诗的格调意境，在新诗界为不可多得的作品。我自失恋以来，几乎没有一日不背诵他。现在特地抄出来发表，介绍给国内的失恋青年。”

实际上，刘半农还是很“见怪”的，这不是因为洪熙擅自发表他的诗，而是理解错了其诗的含义。因此，在1926年6月刘半农出版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时，将这首诗命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显然，刘半农并不将该诗视为“情诗”，而是将其作为思念祖国的情感表达。

在这首诗中，刘半农将“她”字贯穿全篇，音律和谐，优美流畅，让人感觉到原来用这个新“造”的而且引起广泛争议的“她”字，也能创作出这么好的诗歌。英国伦敦的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诗所感动，众生吟诵。后来，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这首诗歌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她”字也被更多的人熟识和接受。

“她”字的认同及流行

在“她”字被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伊”字。前文我们说过，在古代“伊”字也做第三人称代词使用，原本在使用上没有性别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

比如1919年，周作人与钱玄同在通信中约定采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鲁迅在1922年写《呐喊·自序》时，也是使用“伊”字。语言学家陈望道也主张采用“伊”，不采用“她”，并且提出了具体理由：“（一）‘她’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二）‘她’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同时指出采用“伊”字的缘由：“1.‘伊’是原有的字；2.‘伊’同口语‘其’相近；3.将某身身次代名词缩小范围，很有历史上的根据。因此，我就采用‘伊’，不采用‘她’。”

在1919—1922年间，茅盾、冰心、李大钊、刘大白、黎锦熙等众多文学界、语言界、舆论界活跃人物也都使用“伊”字。

刘半农指出：“‘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遍；二、‘伊’字的形式，表现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中，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1920年，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开始主张第三人称代词分化。刘半农：“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还应当另造一字，以代无生物。”

“他、她、牠”代词系统的建立，对“她”字的认同与流行极为重要。

1921年1月，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开始引导“她”的潮流。茅盾、冰心、叶圣陶等知名作家都陆续改用“她”字。

随着国语运动的不断发展，“她”字被纳入到了国语运动之中。中华书局1923年底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中，居然用“她”来解释“伊”字，从而赋予前者一个更普遍的地位。

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明显增强。鲁迅在1924年2月写的小说《祝福》中，已经使用了“她”字，比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在“国语教学组”中蔡晓舟提出了“请采用她牠哪等代名词及形容词并规定其读音以改进国语案”。经过讨论，最终决议为“‘她’字相当于英文的‘she’，德文的‘sie’，是指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词，国音读作‘一’阴平声，与第三身男性代名词。——相当于英文‘he’的‘他’不同、‘他’国音读作‘ㄊㄚ’阴平声”。这一读音是以“赵元任博士的国语留声机片所发的音为标准”。该决议案最终由中华教育改进社“送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去请求采入《国音字典》，以资提倡而期普及，并请本社朱经农，陶行知两先生函约商务印书馆《平民千字课》再版时，即采用此等字”。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她”字在中国开始流行。

应该说，“她”字的产生其思想内涵经历了妇女是“被压迫者”到树立“独立女性”的一个历史的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她”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的中国化，引领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她”的出现是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她”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灌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4日10版）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名相，该如何去解读他？尊重逻辑自然

喜欢历史的朋友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在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千古名言正是老子根据伊尹的人生经验而提炼出来的。

伊尹是商汤立国的首功之臣，在商朝为相五十余年，历经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而不倒，更是被世人当作帝师看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开宗立派级别的贤相！

他担任商朝的宰相（尹）时，实施了刚柔并济的政治制度，使得商朝的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民生安定，这就是他的立功；他用他首创的烹饪秘诀来治国，主张顺其自然，也就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引发老子提炼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金句，也是他的立言吧！他用他一生的恪守职责、尽忠务实，赢得了“大仁大义”的千古美名，这是毫无疑义的立德。

“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伊尹其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真正意义上的圣人了，所以历史上，也有人把“元圣人”的名号直接给了他。只不过，老百姓在评圣人的时候，更趋向于文化人物，而冷落于政治人物，所以，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元圣人”的名号还是偏向于几百年后的周公旦。但这丝毫不影响伊尹的伟大，毕竟能在远古时代把自己的名字和生命痕迹在历史长河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本身就足够伟大了。

人们总是对于自己周边的成功人物与事迹如数家珍，而对一些久远的历史记忆缺乏更多的热情，这也使得伊尹这样一个远古圣贤从未真正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历史观、生活观之中过。遗忘与模糊的记忆，都是对历史的不够尊重，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地解读伊尹这个人！

古代很多名人出生时都会被赋予一定的神话色彩的，以有助于形成更好的传播效应，伊尹也不例外。

公元前1649年，有莘国一位采桑养蚕的孕妇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位神仙告诉她：“村里的臼要往外冒洪水了，赶紧往东走。切记，不要告诉其他人。”但是，这位善良的女子于心不忍，没法做到见死不救。第二天，当她发现臼里真的开始冒水时，便赶紧通知乡亲们赶紧往东边逃命。最后，乡亲们因此获救了，但是这位孕妇却因违背了神的旨意，而化身为一个空桑。伊尹便是在这个空桑中出生的，后来被有莘氏的一个采桑女发现，并带回献给了有莘国王。有莘国王便将伊尹交给了自己的一个奴隶厨师抚养。

这便是伊尹带有一定神话色彩的出身，看起来很神奇，实际上很凄凉。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伊尹大抵就是一个遗腹子，被母亲遗弃在空桑之中，被采桑女碰巧发现才重获生机。在奴隶社会，人口的所有权是归奴隶主所有的，所以采桑女又把他献给了有莘国王。但有莘国王也只是把他当作私有财产一样寄存到了一个奴隶厨师的手里。身世飘零的伊尹也因此被打上了奴隶的烙印。

伊尹因为是在伊水（今河南洛阳附近）旁边被人发现的，所以就被称作伊。所以，伊才是他的名字，他之所以被后世人称为伊尹，是因为他后来做到了尹（最高行政长官）这个官职，尹只是他的官职。这和我们现在张局、王部等称呼的逻辑是一样的。

伊尹虽然从小在有莘国（今天开封陈留一带）为奴，但有些人的天赋是无法掩盖的，他从小就天赋异禀，学啥都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但是，任何天赋其实都是被上帝套上枷锁的，为你打开一道门也同时会为你关上一扇窗，伊尹的枷锁就是他的出身。

因为作为一个奴隶的孩子，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你想自由去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简直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们很多人也正是因为眼前的黑暗而不再相信光明，以至于最终永远失去了光明。

但是，伊尹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困境，他相信只要自己变成了足够闪亮和强大的那个人，一定会有机会去拥抱未来的理想的。他不光把自己父亲的厨艺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利用其他机会学习三皇五帝治世之策和夏禹施政之道。

君若盛开，芬芳自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的力量逐渐让伊尹变得与众不同，因为超凡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他逐渐在有莘国小有名气，大家都觉得这个奴隶不一般。

有一回商汤的左相仲虺（hui)去给夏 桀送贡品，途中在有莘国停留了几天，无意中，他发现送饭菜的奴隶伊尹才智出众，几番交谈之下，更发现伊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生出了替商汤招揽之心。

只有对等的人才能相互识别，千里马要遇到伯乐才不会被埋没，伊尹虽然才华横溢，但是没有仲虺这个贵人相助，只怕还会继续蛰伏很长一段时间。

回国后，仲虺就向商汤大力举荐了伊尹，把伊尹夸成了世间少有的冠军拼图。而商汤此时正处于求贤若渴的进取期，一听就怦然心动了，即便没有相互确认过眼神，但他确信能被仲虺使劲夸的人不会差到哪里去，便立即派了一名使臣带上丰厚的聘礼，到有莘国去请伊尹。

这个使臣到了有莘国后，费了老大的周折才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伊尹，这也让他心里更加对这个盛名在外的贤才充满期待。可是，有时候现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永远是一幕闹剧，使臣期待着见到伊尹光彩照人、风度翩翩、鲜衣怒马一面，但现实却给他呈现了伊尹蓬头垢面、其貌不扬、弱不禁风的样子，这让他感到很是失望和失落。咱老大是什么眼神？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歪瓜裂枣？还搞得这么慎重其事！我觉得自己跑过来请人都拉低了自己的档次！

有些人的优越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一眼下去，就能给自己找到颐指气使的底气，所以，使者很是傲慢地对伊尹说：“小子，你运气来了，你被我们商王看上了！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吧！”内心里不停地嘀咕，这小子也不知道是上辈子修的什么福，这种大运说撞就撞上了。

真正有才能的人最喜欢打脸这种自以为是的小人，伊尹一见这个使臣如此傲慢，身为一个吃瓜群众，却没有一点吃瓜群众的觉悟，便气不打一处来，不卑不亢地说：“我伊尹有吃有喝，活得潇洒自在，对你们商国的荣华富贵不感兴趣，凭什么你叫我走我就走？哪里凉快你回哪里呆着去吧！”

自讨没趣的商国使臣眼见任务完不成了，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商国去了。

但是，这事后来传到了有莘国王的耳中，他听说商国挖墙脚挖到了自己的眼鼻子底下了，心里很不爽，这不是公开侵犯我的所有权吗？我自家的媳妇我爱不爱是我的事，但你们不能爱；我自家的儿子我打不打也是我的事，但你们不能打！我自家有才的奴隶用不用还是我的事，但你们不能拿去用！

如果这样气急败坏的人因为冒犯而变得更加珍惜，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绝大多数这样的人却往往会因为冒犯而感到愤怒，并通常会把这种愤怒，无能地发泄到自己身边的人身上。

有莘国王就是如此，他不光没有因为别人挖墙脚而更加珍惜伊尹，反而愤怒地把伊尹关进了牢房。就像很多无能的丈夫一样，因为妻子长得漂亮，被别人追求了，不敢对追求他妻子的人发出警告，而是恼羞成怒地把妻子关进后院，不准妻子出门。

也正是因为伊尹被关了起来，所以导致对于没能请到伊尹而深感遗憾，不惜亲自跑到有莘国的仲虺没能再见到伊尹的面。

但仲虺对伊尹绝对是真爱，他了解伊尹的遭遇后，便马不停蹄地回到商国，把伊尹的处境如实地向商汤回报了。

商汤听了之后，很是失落，很是失望，也是无奈。虽然他对伊尹神往已久，但是伊尹毕竟是名花有主了，自己使劲“勾引”他已经是很不道德了，现在他被他的主人关起来了，总不能明目张胆去抢吧！说明彼此之间还是差点缘分，所以他便想要放弃了。

但是仲虺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对商汤说，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决不能轻言放弃，只要芳华尚在，绝不放手。商汤表示，那你能有什么办法？

仲虺开动了头脑风暴，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商汤来一招“醉翁之意不在酒”，先向有莘国求婚，然后提出让伊尹作为陪嫁奴隶，和有莘国的女儿一起到商国来。这样不仅可以请来伊尹，而且还可以和有莘国结下亲戚，可谓一举两得。

商汤听完之后，表示你这小脑瓜子咋就这么好使呢，便立即照办。

一波三折，柳暗花明，伊尹终于重见天日，来到了一个足以让他光芒万丈的人生舞台。

伊尹来到商国后，首先肯定是要接受商汤的验货的，人家费了这么多心思才弄到手的宝贝，是决不允许是个假冒伪劣产品的。但伊尹是真金不怕火炼，通过与商汤的相互探讨和交流，很快就通过了商汤的验证。

商汤是一个想干大事的人，这种人的气质就是杀伐果断，从不磨叽。他确认过伊尹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对的人，就果断任命伊尹为商国右相，和仲虺共同谋划处理各种国事。

就这样，伊尹由一个奴隶，一跃成为了商国的宰相，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大跨越。这其中，有他的福分和机缘，但是更多的支撑还是他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厚积薄发的沉淀。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与其每天寄希望遇到仲虺这样的知音、商汤这样的雄主，还不如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地经营一个更好的自己。

伊尹从一个就业困难户，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这固然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剧本，但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其实更应该是他在总经理这个位置上干了些什么？结果怎么样？

我们需要改变一个想法，不要认为位高权重的工作就是好干的，任何权力都是有风险和责任的，往往权力越大的工作，其责任和风险也是越大的。伊尹当上了商国的CEO，他首先得先了解老板想干什么，然后才能再确定自己能干什么。也就是要根据战略确定战术，战术只能为战略服务。

那么商汤当时最想干的是什么呢？他是世袭的商国国君，他所拥有的产业是家族产业，但遗憾的是，他世袭的这份产业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家这个公司只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子公司，上面还有夏王朝这个老大哥管着他。而且由于商国的前后几任君主都很争气，励精图治，所以把商国发展得朝气蓬勃的。这让中央王朝夏王朝很是忌惮，十分担心他们尾大不掉，所以对他们不是很友好。商汤作为一代雄主，他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帮助自己的家族摆脱这种宿命。

总而言之，商汤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以下克上，要对传统意义上的老大哥夏王朝取而代之。但是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首先，商国想要以下克上，这从战术层面来说是以一城战一国，很容易因为战略纵深不足而引火自焚；其次，这在名义上和法理上是违背大家的认知的，很容易导致众叛亲离，最后被群起而攻之；最后，任何阴谋阳谋到了最后摊牌的那一刻，都得凭实力说话。

所以，伊尹给商汤制定的三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一，继续大力发展商国的经济实力，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想干大事，必须得保证自己的资金链十分充足，否则前线的人拼命地帮你拼事业，你后方的人连最起码的物资供应都提供不上，那无疑会成为一幕闹剧；二、积极施行仁政，收拢民心。民心可用，你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是若天下百姓都觉得你才最应该当最高领导，那你办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三、要学会韬光养晦、以静制动，面对一个在实力、名义上都占据优势的强大对手，你唯一方法就是安心地等待他自乱阵脚，等待他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然后趁机一招制敌。

大道至简，伊尹把自己的治国理念用做菜来打比方，深入浅出地和商汤进行了探讨，他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佐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之后，深以为然。

当时夏王朝的扛把子夏桀同志其实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且很有想法的人，但是一个人光心有猛虎还不行，还得细嗅蔷薇。夏桀这个人个人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但是他有点过于迷信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背后的实力，穷兵黩武、残暴不仁，所以搞得很多奴隶主和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个主子太特么喜欢折腾了，实在不好伺候。而且他还喜怒无常，一不小心就得大祸临头。所以夏桀的统治下，有一股人人自危的气息在悄然蔓延。

商汤一见如此，便把伊尹推荐给夏桀，希望伊尹能好好劝导一下夏桀，别再折腾了，底下的人都快受不了，若是夏桀听了劝，他们这些诸侯国自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若是夏桀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伊尹此番前往，也可以顺便摸清一下夏朝的底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这也是为下一步灭夏提前做了一手准备。

但是，一个人改变自己又岂是那么容易，夏桀又岂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几句话就能轻易改变的人？所以他并没有重用伊尹，基本上就是没把他当回事。

但在夏期间，伊尹仔细考察了朝廷的内部情况，留心夏朝军队部署，为商汤伐桀做好了足够多的内部资料。

商汤看夏桀不重用伊尹，也在一段时间之后，估计伊尹此行的使命也完成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个机会再把伊尹请回了亳邑。

伊尹辅佐商汤大力发展农耕，铸造兵器，训练军队，使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繁荣昌盛起来。但这并不是闷声发大财，而是敲山震虎，商国的日益强大增加了夏桀心中的不安感和暴躁感。

果然，一向喜欢打地鼠的夏桀，看到商国这只大地鼠一天天老冒头，决定对商汤动手了。他采用了赵梁的毒计，假意招汤来朝议事，趋机扣押商汤，囚禁于夏台。

老大被拘禁了，商国人民表示十分焦虑！但是，伊尹却似乎胸有成竹，他一边稳住商国的恐慌情绪，一边利用夏桀贪财好色的弱点，可劲地派人搜罗珍宝和美女进献夏桀，又暗中贿赂夏桀的近臣赵梁，最终使得商汤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商国。

商汤回来之后，经过长期的判断和亲生经历的屈辱，终于把反夏大业提上了议程。

伊尹建议商汤，夏王朝毕竟是中央王朝，瘦死骆驼比马大，咱们现在还不能直接和他硬碰硬，得走曲线救国的道路，要在战争中强大自己，削弱对手。要先断掉夏王朝的外围小马仔，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还能砍断夏王朝的一些手足。

商汤依计行事，先灭掉葛国，吞并了夏的十几个小属国和部落，又进而灭掉了韦（今河南滑东）、顾（今鄄城县旧城镇）、昆吾（今河南许昌东）。这样以亳邑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成了商汤的根据地。

革命的旗帜已经树起来了，夏桀开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夏商的矛盾开始彻底公开化。公元前一千七百一十一年，商汤联合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商战争全面爆发。

但是，商国前期是步步为营，以有备算无备，而夏桀是仓皇应战，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于是，历史上熟悉的画面出来了，商汤一呼百应，应者云集，夏桀被步步蚕食，濒临崩溃。

随着商国的步步紧逼，双方最终选择在鸣条（今河南开封丘东）进行决一死战。商军在商汤“讨伐暴君，为民除害”的号召下，舍身冲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夏桀的军队却迷失在为谁而战的疑惑中，一触即溃。

夏桀大败后，带着美女妹喜逃出了重围，乘上一只小船渡江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最后病死在那里。

而商汤在战胜夏军之后，攻占了夏都，并顺势建立了商王朝，定都景毫（也就是现今的山东菏泽市曹县梁堤头、太阳堤、邵庄乡一带）。

伊尹运筹帷幄，成功地辅佐商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王朝，这种不世之功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了。但是，伊尹对于商朝的贡献并不止于此。

商朝建立之后，伊尹继续辅佐汤王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健全了国家制度，使官吏尽心尽力为国家效劳，否则就要受责罚，甚至罚做奴隶。相当于他替商朝解决了最核心的政治制度问题。

他还注意体察民情，吸取夏桀灭亡的教训，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爱护民众，因此，商朝初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虽然遇到七年的大旱，但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依然充满信心，不离不弃、不乱不慌。相当于伊尹为商朝打造了健康而又健全的民生体系。

商汤死后，伊尹又先后辅佐汤的子孙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人丙、仲壬为商王，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伊尹是商朝首屈一指的王佐之才，是安定社稷的帝王之师，更是功德圆满的千古贤良，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最终活了一百多岁的贤能相国圣人，在圣人这个概念问世之后，尊称他为元圣人。

对于伊尹这样的历史圣人来说，任何赞美其实都是苍白的，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之中去挖掘和提炼出更多有助于净化和强大自我的现实逻辑。

从伊尹波澜壮阔、五彩斑斓的一生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极为认真去深刻辩证的：

1、一个人的出身到底重要不重要？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出身并不重要，你看伊尹不就是从一个奴隶成长为一个千古名相了吗？陈胜吴广不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朱元璋不就是从一个乞丐变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吗？无数的成功案例都在告诉我们，出身其实并不重要！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却坚信出身是很重要的，甚至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身份的制约，比如历史上那些寒门学子，尤其是科举制之前的寒门学子；比如出身不正的绝代枭雄，曹操、王莽等莫不是如此；比如那些生而高人一等的东晋门阀、关陇贵族、五姓七望；比如才华横溢而终生不得功名的李白……

生活和历史都是需要正能量的，所以人们需要像伊尹这样的正面典范来激励人心！人生逆袭的故事总是容易让人热血沸腾，这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除了积极向上，一定要不失理智。

出身，其实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资本，这种资本自然是越丰厚越好，你干什么事情，资金充足一点难道不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它也只是人生资本之一，且资本从来也不是成事的充分条件，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出身对于一个人的奋斗与成长来说，可以锦上添花，却很难雪中送炭。

伊尹虽然出身奴隶，但是不断地充实自己、强大自己，安贫乐道、厚积薄发才是他最终走向成功的核心要素。

2、能力和机会到底谁更重要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何其多，说明伊尹的机会，很多人都具备；同样，历史上有治世之才的人也不在少数，说明伊尹的才能，并不是独占鳌头。但是，历史上做宰相做到伊尹这个份上，为何只有霍光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当下有一句话叫做“风口下的猪也会起飞”，这句话实际上伤害了很多人的情绪。风口之下，起飞的真的是一只猪，要知道，风停了，猪马上就会被摔死；风口之下，为什么起飞的是那些猪，而不是其他猪呢？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过于夸大机会主义，而在稀释自身建设的重要性。

很多人读历史的人，通常会觉得，若我成了谁谁谁，我也能做到他那个份上，甚至比他做得更好；职场之中很多年轻人，也通常是这样表达对领导的不满和不服，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机会比我们好一点，若我坐了他那个位置，比他出色多了。

事实上，成功的逻辑背后，能力和机会是相辅相成的。若伊尹是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大抵一辈子就是一个奴隶了，不可能在有莘国脱颖而出，也不可能吸引到仲虺的青睐，更不可能得到商汤的全力托付；若伊尹没有遇到仲虺这样的知音，没有遇到商汤这样的明主，他的一身所学大抵也只能图个自娱自乐了，有莘国王、夏桀这样的君主不就是没有识别他、重用他吗？

我们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于成功充满渴望，却在机会和能力的把握上失衡，有些人一心只想着如何钻营机会，最后变成了华而不实的投机分子；有些人关起门来曲高和寡，一副姜太公钓鱼的样子，却最终没有等到所谓机会，郁郁不得志。

我们需要像伊尹学习的是，在人生的机遇没有来临之前，一定要沉下心来做好自我的建设，不能当机会来临之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把握不了。

3、伊尹这样的人到底在坚持什么？伊尹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争议的，最典型的争议点就是他废黜了太甲，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立的宰相。

史记上是这样记述的：太甲继承了王位后，有点飘了，王子病开始犯了，伊尹跟他讲的君王之道、民生之策，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需要的不是守规矩，而是随心所欲。越来越任性的太甲让伊尹感觉日益焦虑，这哪里是什么年轻有为的小老板，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于是多次劝诫无果之后，便把太甲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桑林去自我反省去了。三年之后，伊尹通过考察发现太甲已经痛改全非，又亲自把他接回来，让他再登王位。太甲经历这次教训之后，勤政修德, 体察民情, 按章办事, 把商朝治理得繁荣昌盛, 各诸侯国均来朝拜, 不敢作乱，老百姓也生活安定。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却给伊尹招来了千古争议，原因很简单，伊尹越权了。从现在的职场逻辑来看，你一个总经理，即便再能干，你也不能把老板给赶下位呀！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伊尹的角色定位的问题。如果纯粹站在职场逻辑和外人角度来看，伊尹这么做确实不合适。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跳出固化思维来看，我训你们家的孩子确实不合适，但我把你当作亲兄弟看，你也把自己的孩子和家业交给我管教，那我见到你家孩子胡作非为还不闻不问，就是我的实职问题了；我是总经理，你是董事长，我确实没有权力把你赶下位，但是你这个董事长一天到晚瞎胡闹，而我不光是总经理，我还是公认的公司股东，那我也不能任由你折腾下去。

有些人说伊尹就是专权，这样说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若要专权，就没有必要还政于太甲了，而且这样机会，伊尹要专权，在商汤死后就完全有机会只手遮天了。

归根到底，伊尹是一个大忠的人，他忠于天下和百姓，忠于商汤这样的明主，忠于自己的职责和操守，这种人尤为可敬。

通过对伊尹这个先贤的解读，我们会发现，他的核心逻辑，就是尊重自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尊重民生自然；厚积薄发，就是尊重成长的自然；攻夏时的层层设计，就是尊重战术严谨的自然；鞠躬尽瘁，就是尊重感恩的自然；拨乱反正，就是尊重职责的自然。

他时时刻刻保持着自己最好的状态，却并不强求，到了哪个阶段就做好哪个阶段的事情，循序渐进却又不忘初心。他是历史上理智而又坚韧、明睿而又忠诚的光辉典范，更对我们现实生活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和思考。

寓言系列—《伊索寓言》

今天分享一下《懦夫和大鸦》篇。有个胆小的人外出打仗，走在路上，他突然听到大鸦的叫声，吓得放下了武器。很长时间身体没法动弹，后来才拿起武器继续前进。后来，大鸦又叫了，他再次停下来，对着大鸦喊：“你们尽管叫吧，但休想把我吃了。”

这伊索故事里的大鸦可能是猛禽一类的生物，这很容易想起秃鹫，以下图片来自网络，如有涉及版权，可联系删除。图片血腥，可能会引起不适，请注意。

它已经吃完了食物，满足惬意中。

它紧张的撕咬食物，警惕预警中。

这个寓言最初用来讥讽胆小如鼠的人。但想到战争和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不能不引起一种残酷的感觉。

这同时引起我和大家分享，茨威格《日内瓦湖畔的插曲》，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日内瓦湖畔应该有流金撒入水面，渔夫们在湖面上发现一个赤身的男人，他被捕捞上船后，渔夫们用渔网遮盖他的下身。他的语言与大家完全不同，出于战争时期的经验，大家知道他是逃兵了，给了他衣服，安置他住在一座旅馆里，大家都来参观这个“野人”。最后经由一个精通各国语言的饭店老板用俄语试出来了他的语言，他的经历浮出水面。

傍晚的湖面，图片来自网络

他是个农奴，叫鲍里斯，妻子叫露西亚，有三个孩子。一开始在国内打仗，后来被送到法国打仗，在最近的一次冲锋中他受伤了，在治疗时，就逃出来了，他想知道他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到家。

“ 其中一个人同情地动了动他，让他进旅馆去，他垂下沉重的双肩，耷拉着脑袋走进门去。有人给他打开睡房的房门。他蜷缩在桌旁，女仆把一杯烧酒放在桌子上表示欢迎。他整个上午动也不动地茫然地坐在那里。村里的孩子们不时地从窗外窥视，大声笑着，朝他喊叫，他连头都不抬，一些人走进房来，好奇地观察着他，他目光不动地盯着桌子，弯着腰坐在那里，羞赧、中午吃饭的时候，饭堂里集聚着一大群人，笑语喧哗，他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可他一个字也不懂。当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是如此可怕的陌生，在喧嚣嘈杂的人群中间他又聋又哑地坐在这里时，他的双手哆嗦起来，几乎连用勺子舀汤都舀不出来。墓地．两行粗大的泪水顺顿滚下，沉重地落在桌上。他怯怯地环望一下四周。其他人看到他流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他感到羞愧，把沉重、蓬乱的脑袋越来越低地垂向黑色的桌面。”

“直到傍晚，他一直这样坐着。人们来来往往，他对此毫无感觉，而那些人也不再理会他了。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本身就像一截阴影，双手沉重地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股陇中突然立起身来，像只野兽似的闷闷地顺着路向那座饭店走去。走到门前，他手中托着帽子，站在那里，一个钟点，两个钟点动也不动，对谁都不看一眼。在饭店的入口处，光线黯淡，他犹如半截枯树，僵直、黑黝黝地竖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终于这个奇怪的景象引起了饭店的一个小伙计的注意，他把老板叫了来。当老板用俄语向他打招呼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

他再一次问饭店老板，他可以回家吗？他得到的是这将会有漫长的路，漫长的时间，还有无法跨越的国境，而且另一个国家无论鲍里斯有没有得罪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他通过国境，并且鲍里斯哀求他们看在份上也没有用，现在人不听的话了。

“现在没有路，鲍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我回家，回到我老婆、回到孩子跟前去呀！我现在不再是个大兵了！”

“他们还会要你当兵的，鲍里斯。”

“是沙皇？”他喜地问道，由于期待和敬畏而浑身颤抖。

“没有沙皇了，鲍里斯。人们把他推翻了。”

“没有沙皇了？”他愁眉不展地望着老板，目光中的最后一丝光泽消逝了。随后他疲惫不堪地说：“那么我是不能回家了？”

“现在还不能。你必须等着，鲍里斯。”

“等多久？”

“我不知道。”

在暗中，他的面色越来越阴沉灰暗。“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不能再等下去。告诉我路！我要自己试着回去！”

“没有路，鲍里斯。在国境上他们会抓住你的。留在这儿，我们会给你找到活干！”

“这儿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他固执地重复说。“我在这儿不能过活！帮帮我，先生！”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

“看在的面上，帮帮我，先生！我实在受不了啦！”

“我无法帮你，鲍里斯。现在没有人能帮助别人。”

翌日清晨，应该是阳光粼粼的在水面上闪动着，鲍里斯溺死了，岸边，裤子、帽子和外套整齐地摆放在岸边。

早起的湖面，图片来自网络

鲍里斯是否会喊：“你们尽管吃了我吧，但休想不让我回家。”

“她”字如何取代“伊”字 刘半农是“她”爹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曾别有趣味地谈到刘半农对“她”字的发明，以及这一发明与周作人、鲁迅等的关系。她还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后来又有一些短文提到此事，并将五四时期刘半农等发明该字的过程及有关讨论之来龙去脉做了简要的历史复原。由于笔者对此问题也甚感兴趣，故拟在前人有关文字的基础上，再对“她”字的历史做两点小小的补充。

首先，“她”字的正式创生虽在五四时期，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问题，却早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已出现。以“伊”字来明确对译“She”，使该字特别带上女性性别意义，同时使“他”字获得代表男性的专门含义，也并非如他们所说乃五四前后才有之事。依笔者读书所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发明人。“她”字的创造，实则既是晚清以来中西语言接触之后的自然结果，又不免带有某种偶然性。1823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里，就已将汉语中没有字与“She”相对应的困境凸显了出来。该书译He、She、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物”，译His、Her、Its则分别为“他男的”、“他女的”和“该物的”。同时译Isawher为“我见他（妇人）”，Thisishis为“这个是他（男人）的”；Thatishers为“那个是他（妇人）的”（见该书64-66页）。像这样以括弧的方式特别说明不同性别的“他”字之性质，在当时没有专门性别区分词与之对应的情况下，实属一种迫不得已之做法。1879年，对洋泾浜英语颇有研究的杨少坪著《英字指南》一书，遇到此类情形时，也只能作类似的处理（见该书卷6,第3-5页）。本来，在中文里，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除“他”字之外，文言中较常用的还有一个“伊”字。尤其是在吴方言区，“伊”字在口语中的使用还甚为流行。不过，该字却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含义。这一点，从1874年上海人曹骧出版的《英字入门》一书中将He、She、It统统译成“伊”字，将They译为“伊们”，可见一斑。晚清以降，随着中西语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得不努力去创造一些新字（如有些化学元素），或改造一些传统汉字的用法，以适应中西语言词汇对应的需要。1878年，广州人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一书，就在“伊”字的女性专用限定方面，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书中不仅多次自觉地将“伊”与“他”在性别上加以区分使用，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It为“彼”；译“His、Her、Its”为“他的、伊的、彼的”（见该书40页，90页）；还在一些涉及到She和He字的具体语句的翻译时，注意对两者加以区别，如“Heisinthegarden,butsheisinschool”就被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见该书48页）。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一段译文清楚地写道：“男人意思是（HE）他，乃是属阳类的；女人意思是（SHE）伊，乃属阴类的；小子意思是（HE）他，是属阳的；女子意思是（SHE）伊，是属阴的”。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香港，作者也并不属于吴方言区人，可见这种创造使用的地域范围，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广泛一些。郭赞生对英语中的性别区分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译Gender为“生性，阴阳别”和“男女分类”，离现代“性别”一词的创生尚有一步之遥。他在“SHE伊”后面，曾专门以括弧方式注明指代“女子”（见该书53页），这表明当时以“伊”来专指“女人”似乎还属特异现象。不过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反对刘半农创造的“她”字而主张使用“伊”字来对译“She”，与晚清以来此种类似的发明，大约也不无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其次，刘半农在1920年创造“她”字之后，赞成之人固然众多，且不几年社会上就流行开来，但反对之声也并非如目前所揭示的那样仅来自于语言文字学界内部。同时，重要的非议也不只限于“他”与“她”字声调难以区别这一方面，更有来自于男女平等运动方面的政治性抗议者。即便是在“她”字已很盛行的30年代中期，这种抗议之声也仍然存在。如1935年，影响很大的《妇女共鸣》杂志，就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的构造去掉了“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因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将坚持把“伊”字使用到底的态度。1920年，刘半农在创造“她”字并建议取代“伊”字时，其所述理由主要有三：即“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伊’字偏文言，用于白话中，不甚调匀”。其中，第二条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它体现了一种去笼统、求精确的现代性分别原则。但在字形结构上，它对另一个现代性原则——男女平等的反映，却很明显是不如“伊”字的。不知刘半农当时在创造该字时，是否考虑到后一个因素，假若他当时真正重视男女平等的因素，不晓得能否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不过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刘半农“她”字的创造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被社接受，除了他本人所陈述的那些理据外，可能与该字结构的简洁明了，尤其是与“他”字同声的发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一点，最初正是当时一些人反对“她”字的重要理由，也是刘半农自己所不能完全满意“她”字的地方所在。他正是由此建议读“她”字为Tuo音，以示与“他”字发音之别的。但事实证明，刘半农的这一不同读音的建议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语言的发展恰恰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伊”字与“她”竞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恐并不在于其字形，而恰恰正在于它本来就存在与“他”字不同的发音，无法另行随“他”字发音之故。新造字则没有这一困难。对于第三人称单数词来说，或许“同音异形”乃是汉语自身的潜在要求。就好比在汉语中，动词只能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而不能超越此种限定一样。在这方面，刘半农顺手所创的另一个“它”字，虽略显漫不经心，却也同样成功，未尝不可以视为此论一个有力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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