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最珍贵水文记录
——峰门山石刻
在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峰门山南向山岭约70米的岩坡上,刻着\"乾道二年水满到此”八个隶书文字,上面还刻有船形图案。此石刻源自1166年,它是温州最早最珍贵的水文记录,也是大罗山最著名的摩崖题刻之一,真实记载着温州历史上最大的水灾,800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更维系着温州人的根源!
峰门山为大罗山支系,其南向山体即石刻位置又归属于永中街道前街村,此处山头也被叫做顶井山,井鼎山。
前街陈氏家族古墓群碑志
宋朝时期进士应麟公随高宗南渡来温,居郡之西门外广化厢,成为陈氏一世始祖,其后人有陈宜中,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丞相!
陈宜中
整齐的花岗岩上山石阶
三天门
楹联:
春夏秋冬四季客观景登山
东西南北五湖人戏詠泉水
永镇山门
峰门山,亦叫坦头山,山顶尖耸,自成一体。其周边有双岙,坦头,前街,度山各村。
功德亭,亭子里石碑上记录着前街村民及各地民众修路建庙的善举。
前街村位于永中街道,清乾隆,光绪巜永嘉县志》已称前街,西临峰门山,是二战时期革命老根据地村。
功德桥
前街村道教建筑峰门观就在前面
八角亭,顶部呈上下两层,
雕梁画栋,精美绝伦
在快到峰门观的石阶右侧岩坡上,刻有“乾道二年水满到此\"隶书,上面还刻着扬帆起舵的船形图案,这是温州最珍贵的水文记录。据明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飓风夹雨,申酉益甚,拔木飘瓦,人立仆,市店僧刹摧压相撞。夜潮入城,沉浸半壁,人多上木升屋以避,四望如海。四鼓风回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田禾无收,瑞安,乐清,平阳皆然,民啖湿谷多死。
另据《瑞安市地名》称:旧志载:“宋乾道二年大水夜半入城,民多淹死,仅仙岩赖姓及大镬万姓存焉\"。
这些史料,记录了乾道二年大水的情况,峰门山面临东海,当年水位上升至峰门山70米处,可见洪水之凶猛,才留下\"乾道二年水满到此”摩崖。
石壁刻舟,扬帆起舵。扬帆状并不是很明显,但小船后面的舵却清晰依旧。这个长约50厘米的船形图案,下面刻着\"乾道二年水满到此\",是这次大水过后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
这次水灾后,温州城\"所余黎民靡有子遗″,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危机。唯一的办法是“奉诏徙福建民实其郡”。于是引发了福建民众移民迁入温州的大潮。此后的几年内,大量的闽人相继入温,繁衍生息。
站在峰门山上,目睹\"乾道二年水满到此”和船形图案,800年前那个夜晚的惊心动魄,那份家破人亡的哀伤,那种全城一夜之间的凄惨景象,仍能触动你我的心灵。
有关此次大水的史记资料
离开摩崖石刻,
继续沿石阶上行
峰门观,仿天坛建筑,雄伟华丽,里面供奉着玉皇大帝,引众多信男信女前来膜拜!
正气乾坤
恰逢春日一阵烟雾缭绕,
古亭,道庙,
一片朦朦胧胧之中,
显的格外的沉寂,肃然。
铁香炉
福生无量天尊
位于峰门观东北方向的另一座亭子
晨钟暮鼓:寺庙中用来早晚报时的钟鼓声,形容僧人的生活。也比喻警醒觉悟,和时光的流逝。
百年鼎鼎世共悲
晨钟暮鼓无时休
赑屃驮碑
石碑
丹台:道教指神仙的居住处
君看名在丹台者
尽是成仙修道人
会仙桥
居高临下,
遥望永强东北方向
玉皇殿
玉皇殿为老式块石结构建筑,
己年代久远。
因场地太小已无法适应道教宗教活动,
所以后来在其南侧又建了一座峰门观。
鸟瞰西面的坦头村
峰门观后山通向坦头尖的山路,
此处另有一条向西下坡的岭道,
下来是坦头村。
金顶辉煌,
梵音悠扬。
据史料记载,南宋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夜温州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海溢事件。此次海溢是在夜间发生,人们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海水暴涨并伴随狂风骤雨,最终导致数万人丧生。另据弘治《温州府志》,光绪《玉环厅志》,巜永嘉县志.祥异》,《叶水心文集》,《宋史.五行志》等诸多文献均对此次洪水海啸有过详细的记录,可见其真实性。为了追寻800年前的水文摩崖石刻,温州市水文站曾多次组织技术人员赴大罗山实地查勘并组织水准测量,确定其高度为69.68米,可以想象当时洪水的可怕情景。建议有关部门对记录此次海溢的摩崖石刻进行深入考证,并加以保护,这是前人对我们的警示,我们更应保留一份对大自然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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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一条消息立刻映入眼帘:
虽然小编坐标在距离预计登陆地台州3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但也已经能看到天空中的风卷云涌了。
对于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古代人来说,台风真的是个令人讨厌的东西。本来海上无风也有三尺浪,可是一下子十几级的大风刮过来,船也不能出海了,地里的庄稼也毁了,禽类畜类不能在外面撒欢儿不说,稍不留神连人的命都会被大风打水给收走。
关于台风的最早记录其实,在距离现在不远的1956年之前,汉语里是并没有\"台风\"这个词的,在我国的地方志和文献记载当中,这种天气现象都被称作\"飓风\"。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吕氏春秋》中出现了对台风最早的记载,但好奇的小编翻开一看却连忙想说\"No, no, no。\"相关原文如下: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吕氏春秋·有始览》
不少人认为,上文中的\"巨风\"中是后来文献记载中的\"飓风\"。且不说这两个字的字形差异,即使按照字面来理解,难道南方来的一定是飓风吗?而且在战国时期,南方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人们对\"南方\"的理解,也远比今天狭隘。其实,南朝时期沈怀远对台风的解释,才是令人信服,并为后人沿用的范例。他说:
\"熙安多飓风,飓者,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未至时,三日鸡犬为之不鸣,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
——《南越志》
意思是说,\"飓风\"也叫\"惧风\",表示这种大风的恐怖、令人害怕,六七月发生较多。台风要来还没来的时候,鸡啊狗啊的三天都不叫,大的台风有的会持续七日之久,小台风一两天(结束)。
台风的破坏力:不等走到门口,小命就没了在《太平御览·天部·卷九》中,还摘录了不少宋朝及之前关于风的各种记载。大文豪苏轼曾记录过他亲身经历的一次台风过境的情境,并作了一篇《飓风赋》,也是以沈怀远的这句话作序。此文不长,现附录如下:
仲秋之夕,客有叩门指云物而告予曰:\"海气甚恶,非祲非祥。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此飓风之渐也,子盍备之?\"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蔌蔌。惊鸟疾呼,怖兽辟易。忽野马之决骤,矫退飞之六鷁。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敛衽变色。客曰:\"未也,此飓之先驱尔。\"少焉,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礧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涛澜,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会千车而争逐。虎豹慑骇,鲸鲵犇蹙。类钜鹿之战,殷声呼之动地;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父老来唁,酒浆罗列,劳来僮仆,惧定而说。理草木之既偃,辑轩槛之已折。补茅屋之罅漏,塞墙醒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
——苏轼《飓风赋》
大意是说,这次台风的动静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见多识广的苏东坡大人,一晚上把床挪腾了九次,白天又占卜了三次,大风三天之后才平息下来。
唐代及以后,北方南下的人口骤然增多,随着对南方开发的不断深入,以及南方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地位,史书上对南方的笔墨自然也就多了不少。对于这种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的自然灾害的记录,也慢慢多了起来。比如根据《宋史》记载: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胔骼[zì gé]尚七千余。\"
——《宋史·志·卷十四》
这只是简单记录了发生在(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八月十七日温州的那场台风,说民房漂起来了,盐场、寺庙都被淹了,船翻了,溺水而亡者两万余人,还有江边还有尸体七千余具。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场台风堪称是温州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南宋著名学者叶适形容当时的情形,说人们正准备宽衣休息时,暴风雨忽然而至,水很快就涨到了人的膝盖、胸口处,甚至房檐下,人还没等到门口就被淹死了,连死在海里的,加起来有数万人之多。
直到今日,当地还有\"乾道二年发大水,水漫温州城门柱\"的说法。
今人有天气预报,古人怎么预知台风?天气预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我们能够对即将到来的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防备措施,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然而,古人并没有天气预报,他们是如何预知破坏力这么大的台风的呢?
在科学技术的光芒照耀到中国这片土地之前,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先人们也早已通过多年的观察,总结出了若干能够预报台风的现象。比如在东南沿海,民间有\"六月一雷止三台,七月一雷九台来\"的说法,认为六月里如果打雷,肯定没有台风来;但如果是七月打雷,那么台风会连串地来。
台风来临之前
此外,民间还有根据诸如长浪(指台风尚远时,台风中心会传来一种形状不同以往的海浪)、海吼(指在海边能听到与台风远近正相关的轰鸣声)、台母(台风来临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云霞)、风缆(指台风来临前从海平线上辐射到天空的蓝色条纹)、海火、鱼类上浮、海鸟着陆等现象,来判断台风的大小和远近,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夏秋之间,有晕如虹,谓之飓母,必有飓风。\"
——(唐)刘恂《岭表录》
善后:以官府为主导的低效重建在水利设施落后、电力设施全无的古代,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必然导致灾后重建的效率也会极度低下。仍然以前文提到的1166年温州遭遇的台风为例,直到台风之后20多天,朝廷才派官员前往赈灾、救援,甚至允许提前释放服刑人员,以增加救灾的劳动力。
\"温州诸邑近被水灾,已差唐琢前去存抚赈恤。可就令点检本州岛并诸县刑禁,须管日近结绝,将杖罪以下先次放。如有冤抑,从实改正。仍具已断放过名件,申尚书省。\"
——徐松《宋会要辑稿》
此外,官府还组织重建当地的水利设施,修复在台风中受损的堤坝,并且从此实行岸长责任制,由专人(即岸长)对指定的海堤段落进行专门负责。
到了明、清时代,官府的赈灾制度也愈加完善。在遭遇台风之后,官府一般都会进行抚恤,比较正式的说法包括赈济、蠲免、借贷、安辑、平粜等方面,其中又以赈济、蠲免为主。
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台风到来时还不得不在外面活动,尤其是在海上活动的话,恐怕就只有祈祷妈祖保佑了。很多宋史爱好者一定记得,在南宋流亡政府与元军的崖山海战之中,本来已经突围出来的宋将张世杰,却在海面遭遇台风,他和众将士都认为,这是天意要亡宋室,因此拒绝登岸,不久,船就被巨浪打翻,张世杰等官兵,也落水殉国了。
崖山海战
今昔对比,看着台风预警从蓝色变成黄色,再变成\"双黄蛋\",坐在空调房里悠闲地刷着手机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感激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呢?
参考阅读:
《太平御览》、《南宋乾道二年温州水灾考述》
作者:张文江
建中兄著作等身,我读过其中两种,深有感怀:一、《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沈建中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二、新出版的《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等三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前者常在手边,时有摩挲;后者刚拿到书,纸墨犹香,展卷观赏,灿烂夺目。两书都是极见功夫的厚重之作,编著者花费了绝大的力气,后来人难以绕过。作为当年从学者中的一员,我以前对先生的认知,只是个人接触的单一角度。读了建中兄的书,对先生一生的成就和性情,才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而且几经变化,初学者难以望其涯涘。今试从先生的名号和晚年自述的“四窗”入手,以辨识其学问和性情的大体方向。
施蛰存先生的名号,主要如下: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蛰庵、无相居士、北山(《编年事录》,1页)。由此衍生数十个笔名,大都以此为纲领。试分疏如下:
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语出《易经》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见龙在田,时舍也。”取名者为先生的父亲,根据《编年事录》引来访者文,先生自述:“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准则:蛰以图存。”(同上,2页)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龙,过去之人,常以属蛇为小龙。乾卦六爻有六龙,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龙”(同上,2页),故取乾九二爻辞。学名德普,取九二《象》,隐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为存身之所。
蛰存,取《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蛰即屈,虞翻注:“蛰,潜藏也,龙潜而蛇藏。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仅对应蛇年,而且对应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应,可见取名者旧学修养之深。后来观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发展,不能说没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辞下》荀爽又注:“以喻阴阳气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应时而变,入冬存身,启春惊蛰,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时”字。于“时”的体认,尚不在趋吉避凶,而是人的一生,“总是要做点事的”(1940年4月21日杨刚致施先生函,《编年事录》,443页)。此语低调而坚定,先生晚年常言,既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德施普也”的内在要求。
继续看其他的名号:蛰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无相居士,用《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于名字似乎无关,而仔细体会,依然有内在联系。无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学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领域,相应此名号。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识见通透,与人交谈,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见,也相应此名号。先生早年曾涉猎佛经,比如在1933年读《佛本行经》,亦即《佛本行赞》(《编年事录》,233页)。晚年在信中说,“现在我改名‘舍’即‘啥’。‘施,啥也’,我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东西。”(《编年事录》,2页)“施,啥也”,“啥”疑当作“捨”。古语“舍”(《说文》亼部)“捨”(《说文》手部)为两字,含义不同,到现代简化成一字。此处或为辨认字迹之失,若以沪方言说话,“啥”“捨”音近,听者也容易致误。以佛学观之,“施,捨也”,亦即布施。《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与《周易》 “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为先生少年时的文艺之心,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这两个号,或对应他的小说诗文创作。小说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或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书斋也因此被称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自始至终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数,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当年老友邵洵美落难时,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口中说出的(《编年事录》,793页)。
具体取号北山,来自抗战时期,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藏的碑帖即存放其中。而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这就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来自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说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间,那里是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后来为报纸记者采用发表(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1166页),不久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社会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我的文学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关注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小说,写出《将军底头》《石秀》《鸠摩罗什》等一系列佳作,影响于时。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
若东若南,虽然有误读,似不必纠正。先生未认可此说,然而以他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楼金石遗迹》一,14页),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蜇”,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换封面改正。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庄生云,“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先生一生被人误传的事例还少吗?
而北窗之学的搜集整理,最初来自兴趣爱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几十年来其他事情干不成”),终于成为学问的归宿。建中兄《北山楼金石遗迹》的附录有八种,可见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连。尤其是附录八,提及《施蛰存集古文录》的选编设想,若完成将有十二卷之多,更见此学的深邃和广大。而北窗与北山或北山楼,在时间上、空间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两说之异同,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话中提到东方文化,可见他的视野所及,并不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容。在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学术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先生的姓名中,包含“德普”和“蛰存”。“蛰存”已行而“德普”未显,不能不说跟时代有关,《易》九二毕竟还有“天下文明”呵,当关注更深远的指向。而南窗之学,与楚文化传统的对应,值得深入挖掘。至于“西窗”的内容,在目前的《全集》中还没有展示,将来如何安排?先生译述西学,几经曲折,对其中的起伏变化如何认识?也需要周到的考虑。
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概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编辑出版方向。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学徒”(《北山楼金石遗迹》一,“代前言”),主要的贡献也在编书。我当年毕业时,先生希望我从事编辑工作,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种种机缘,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说到自己,师恩难忘,前言往行,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对我谈起过两点:一、写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一个人的主要社会关系,不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这应该是先生人生经验的总结,我虽然没有做到,但至今时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每次见到先生,先生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张文江)
来源: 文汇报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印,完全是隋唐官印体制的延续。隋唐的印制是两宋印章的渊源。到了宋代,印制已经成熟。
北宋皇帝即位,自制了“受命宝”。初年还使用过“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种印章。作为历代相沿的定制,“镇国宝”“受命宝”和仿汉制六玺作为正式的“八宝”。
南宋 建炎西子县酒税之印
宋代御宝也没有实物留存,对其各种情况的推断也是基于文献和现存的押印。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宋代还为雅好书画的皇帝制作了一些其他印章,如年号印、御书印等,如赵佶的“宣和”“御书”,赵构的“绍兴”“御书之宝”“睿思东阖”等印迹,多用方正平实的篆体。宋代皇帝的用印品类,比以前有所扩大,同时也推动了文人书画用印的风气。北宋对不同等级官印制定不同印形大小的标准,并增加了镀金一种,对隋唐简化的印制作出了调整,官印的形制更趋规范。
南宋 建炎西子县酒税之印
上海博物馆所藏“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是目前仅见有鎏金痕迹的北宋官印,证实了文献中关于节度使、观察使印镀金的记载。“军”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与州府并列。“节度观察留后”系承唐代之制,地位次于节度使,后改称承宣使。此印并有“政和五年八月少府监铸”背款二行,时为1115年。款文体势秀逸,笔意精致,在存世宋代印款中少见。
南宋 宜州管下羁縻宾州安福县印
两宋承隋唐制度,县署官印也由中央政府铸造。《宋史·职官志》记少府监有“铸印篆文官二人”。由于有专人篆写印文,制作标准明确,因而印文、印形矩度较唐代严密,印面大小、印体厚薄及钮式也比较统一、稳定。
南宋 宜州管下羁縻宾州安福县印
无孔橛钮是北宋官印的典型形制,其特征是钮身较厚,前后两边垂直,顶端削去两棱,实际上是半圆形鼻钮在工艺上的简化。至南宋,钮体更为宽厚,晚期尤甚,顶部斜削棱角的形态已不明显,基本上呈平顶状,这是区别两宋之间钮式风格的参考标准。北宋印文空腔较深,故相应的印台较厚,在1.5—1.9厘米之间。
南宋 宜州管下羁縻宾州安福县印
南宋 宜州管下羁縻宾州安福县印
南宋印制一仍旧贯。《宋史·舆服志》记宋廷南迁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遂在乾道二年(1166),礼部收回各印,更铸新印。存世南宋建炎年间颁铸的官印有“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说明重铸官印确在南渡初已经开始。印文中含有年号,即为当时区别旧印的举措。现存官印背款刻有的年号有建炎、绍兴、开禧、嘉定、淳祐、景定、德祐等,说明南宋一朝官印的铸作始终是延续的。
文图:张崇珍
说起巨石阵,你会想到什么?英国巨石阵,还是埃及金字塔?今天的主题是传说中的大罗山巨石阵(下图英国巨石阵来自百度)。
大罗山会有巨石阵?是不是又有新发现……莫急,且听我细细道来。
说起大罗山的巨石阵,首先要从明代王叔杲的《李王战场歌》开始,里面有“纵横石阵已沦落,暮雨空山转萧索。父老犹能说战场,壮士空怜委丘壑……”
从《李王战场歌》里发现石阵,即唐未时其战场尚在。到了明代,纵横石阵已沦落,而如今石阵都不见了,哪里去了?
2023年5月9日,应罗山村管洪光书记相邀,【珍迹留缘】8人团队来到大茶山古村,与管书记一起探寻传说中的巨石阵。
管书记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原温州市十二届人大代表,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还是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副会长,更是罗山村孝德文化的践行者。
五年前,我曾经为罗山村写了一篇《罗山印象》,如今的罗山村,路宽了,山绿了,风景更美了。
罗山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管书记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民俗馆和孝德馆,并详细聆听了罗山村这几年的发展。
关于罗山村更多的故事,可以在文末阅读我的《罗山印象》,本文不再重复。这次的主题是传说中的巨石阵,说到巨石阵,就要从唐朝河间王李孝恭说起。
节孝牌坊
唐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命御用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此后凌烟阁功臣成为历代豪杰从军报国功成名就的标志。
在这二十四位功臣中,榜首是长孙无忌,排次席的,是河间王李孝恭。我们熟知的李靖、房玄龄、尉迟敬德、秦琼等,都排在他之后。
管氏神道
处士新屋
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李世民的堂兄。但能够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次席,却不是因为这层亲戚关系,而是凭着实打实的战功。他两次击破大寇,平定江南。北起淮河,东包长江,越岭而南,尽归他统管。
而东海一隅的温州,此时也在河间王李孝恭的治下,成为大唐万里江山的一小块拼图。也正是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析括州之永嘉、安固两县置温州,并以其“地处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故名温州”温州之名第一次得以确立。
旗杆底老宅
公元900年,李孝恭八世孙李集,冲出唐末黄巢起义、五代战乱的危局,带领族人生死逃亡,一路向南,遁入东海一隅的荒山野岭,即这次逃亡的终点,大罗山。因为这里,是这支李氏后裔的“祖垅”。关于李氏一族这次迁徙的缘由,明嘉靖二年礼部侍郎王瓒在《重修茶山大窟李氏宗谱序》写得明白:“余尝稽往牒,乃至李氏之先,羲皇初载受封垅右,传至李唐高祖,以晋阳举义起自太原,统一天下。宗之繁衍,乃封藩庶河间王孝恭于我瓯,以镇是帮。迨至八世孙集,五代时避乱,自缙云徙迁永嘉茶山大窟居焉,傍祖垅也。”
可见瓯越曾是河间王的封地,而李孝恭的王妃申屠氏,最后归葬于大罗山。李集率族人在这次迁徙的终点大罗山,找到了他们祖奶奶的安葬处,并在此安居下来。这个李氏祖垅,就在大罗山上的大茶山村东侧的李王尖山麓。
李集虽隐入了大罗山的高山峡谷中,但骨子里的李唐兵武之道,却不曾消去。在他们的聚居处,不论是李王尖,还是光岙,都是制高点,既能观海上动静,又能俯瞰平原。他还在李王尖下的祖垅之地,率族人操练兵武。或者可以说,如今大茶山留存的李王练兵场的石阵、烟墩(烽火台)等传说与遗址,与申屠王妃墓一样,都是当年李孝恭留下的痕迹,李集是继承了先辈的遗产。
管圣泽故居
在李集率族人奔赴“祖垅”178年后,即宋元丰年间(1078),山东济南府昌平县的管次慧,以“明经”授瓯郡守,一路颠簸来温履新。明经,是始于汉朝的选举官员的科目。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因此,以“明经”入仕者,皆为饱学之士。
天下管氏,以管仲为得姓始祖。管仲(?~前645年)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古代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后人尊称为“管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后裔管次慧,在东瓯殁于任上,管氏后裔遂在东瓯开枝散叶。管次慧,也被后世尊为管姓在温的“始迁祖”。
南宋乾道二年,即公元1166年农历8月17日,温州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啸,十村九芜,“水漫温州城洞齿”,导致十余万人丧生。民间传说当时水漫大罗山潘山岩头,有“潘山岩头插船纤”之语。而在龙湾峰门山海拔70米处,至今留有“乾道二年水满至此”的摩崖题刻。在劫后余生的人们心中,迁居相对海拔较高的大罗山,成为一条生路。
节孝亭
乾道二年后,管次慧的九世孙管象乾,他率管氏一脉避开洪水,以李王尖那高耸的峰顶为坐标,一路攀登,迁往大茶山村定居,成为管氏“大茶山始祖”。
李王尖下,以源于初唐的兵武之气为底衬的大茶山村,接纳了管氏先人的法家道统和“华夏第一相”传递的文气,从而衍生出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象。
文章写到这里,传说中的巨石阵到底在哪呢?按照管洪光书记的说法,要想找到巨石阵,首先必须确定李集李王墓的位置。李王墓与巨石阵会有关联?那么这李王墓又在哪儿呢?
在管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大茶山村东侧山坡往李王尖顶而去。一路春意盎然,沿途有清澈的溪流,茂盛的植被,景致很不错。抬头望向李王尖,巍然屹立,直入云端。
其实关于李王墓的具置,目前仍然还是一个谜。
但是按照李王尖下现在的布局,基本能够分析出李王墓大概的方位。管书记带着我们来到李王尖半山腰一处宽阔的地方,此处四周皆是坟墓,唯独中间留着一块相当平坦的空间。据管书记的说法,李王墓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传说中的巨石阵或许就在这一带,这里面还包括了风水师的看法。当然,一切只是推测。如果进行挖掘或许会有重大发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是保持原貌为好。
关于河间王李孝恭和后裔李集的故事,除了练兵场、巨石阵、还有烽火台。
穿过几段羊肠小道,跟着管书记终于看到了古烽火台,也就是烟墩。大罗山爬了这么久,却还是第一次真正亲眼看到李王尖古烽火台遗址。
这就是古烽火台遗址,一排颓废的石头墙围成一圈,透露着岁月的沧桑。管书记计划把这古烽火台再好好的修复打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文章快要结束了,传说中的巨石阵却还没出现,会不会让人失望?
根据王叔杲的《李王战场歌》,巨石阵肯定存在,不仅仅只是传说,说不定有一天就发现了。
通过此文,至少能让大家知道大罗山曾经有过巨石阵,等待我们去发掘。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于《瓯居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