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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鼎新(潘鼎新定边军)

时间:2023-09-30 13:52:27 作者:伸手挽明月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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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谁推动了冯子材复出?

陈晓平

1885年春,冯子材在友军配合下,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此为中法战争中方最辉煌的战例。冯子材此次复出,主要出于谁的推动?人们多将功劳归于张之洞。笔者新发现两封密函证实,推动冯子材复出的关键人物,其实另有其人。

钦州冯子材旧居 叶嘉良摄

冯子材与湘军关系

冯子材(1918-1903)一生跌宕起伏,退而复出,若全面介绍其生平过于繁复,此处只谈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部分。冯子材,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受“招安”,跟随广西提督向荣“追剿”太平军,从广西一直追到江苏。向荣死后,改隶属悍将张国梁,守卫江南大营。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死之,冯子材接统这支两粤孤军,退守镇江,归曾国藩节制,与曾国藩部下有不少交道,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著作中多有记载。

1862年9月13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群贼来援金陵,图扑镇江,均在意中。曾缄嘱冯萃亭坚守镇城,不必浪战。”1863年初夏,冯子材从镇江致函曾国荃,建议“先剪枝叶”“并攻老巢”;曾国荃回信感谢“垂注殷拳,感泐无既”,并告以忠王李秀成仍在天京城内,太平军援军十多万人从溧阳、句容赶来,不久必有大战。两个悍将之间,密切互通消息,也都关心对方安危。7月23日,曾国藩答复曾国荃,冯子材从镇江来信,“求调之助剿”,也即主动请战,希望帮助曾国荃围攻天京。曾国荃想独揽首功,没有答应。1864年1月24日,曾国藩致函彭玉麟:“常州克复之说,初见于冯萃亭来信,旋即知其不确。”

1864年12月4日,冯子材请假回粤,到广东巡抚署拜会郭嵩焘“军门办事似尚有条理,宜胜统将之任也”。27日,郭嵩焘草拟奏折,请留下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郭嵩焘全集》第9册第36页、第40页)两天后,他与总督毛鸿宾会衔上奏朝廷。当时太平天国馀部李世贤转战闽粤边,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急需将才,要求留下冯子材对付太平军。

这份《请暂留冯提督办理东江军务片》,给冯子材及其部下很高评价。奏折内称:“臣等正在筹商间,适广西提臣冯子材请假回粤。臣等接见再三,询悉军营情形,所言皆有条理,其管带将弁,多属质朴能耐劳苦,规画大局,亦中肯要。该提臣籍隶廉州,去家日久,随即回籍省墓。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饬令该提臣冯子材暂留粤东,督办东江军务。如蒙俞允,臣等即咨会该提臣,无俟假满,赶即驰赴大埔、饶平之交,择要驻扎,责成堵剿漳州大股踞逆。”(《郭嵩焘全集》第4册第257页)因容县、岑溪、信宜等处“贼势蔓延”,冯子材没有到东江,而是受命“肃清”两广交界的“贼寇”,随后回归本任。出于利益考量以及地域、语言、文化差异,湘军人物未必跟粤军冯子材亲近,但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仍予肯定。1883-1884年间,阻碍冯子材复出的主要是淮系与“清流”。

郭嵩焘

李鸿章、张佩纶的排挤

1864年,李鸿章攻克常州,冯子材随之攻克丹阳,为湘军最后攻陷天京扫清了道路。两人本来都算是曾国藩手下,在配合作战时期,李鸿章对冯子材尚有客观认识。同治元年,李鸿章复函徐淮道吴棠:“冯萃亭军门在京口苦守数年,似尚可用。”(杜宏春《吴棠行述长编》第74页)后来出于淮系利益,诋毁不遗余力。1883-1884年间张佩纶极力排挤冯子材,一是帮李鸿章巩固淮军在广西的势力,同时也与他力荐徐延旭密不可分。

徐延旭早年任广西太平府知府时,曾遭冯子材弹劾,两人因此结怨。后来,此人坐上“直升飞机”,从湖北一个道员连升三级,跃登广西巡抚宝座,全靠清流人物吹嘘扶植,其中出力最多者是张佩纶。光绪四、五年间,冯子材参劾淮军将领赵沃,新任广西巡抚张树声袒护赵沃,冯子材不得已称病,张树声顺手推舟让淮军将领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

1883年初,北宁之役丧师失地,广西巡抚徐延旭拿问,广西提督黄桂兰自杀,朝廷急于安排广西文武大员人选。淮系此时把广西认作自己的“领地”,结果,李鸿章老部下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

1883年5月24日,张佩纶上奏《制敌安边先谋将帅折》,其中有“请易广西文武大员”一条,刻意将冯子材排挤出局:“提督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涧于集》奏议卷三第25-28页)7月22日,清政府果真将冯子材解职,以年轻的苏元春署广西提督。张佩纶这份奏折一石二鸟,排挤冯子材只是其中之一,通盘考虑是扩张淮系势力,挤压湘军,故奏折第一条是要求将署两广总督曾国荃踢走,让张树声回镇广州,这样两广都抓在淮系手里。

1884年3月27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电旨调冯萃亭出关接统,冯在越颇有威名,年逾七旬,未知能受此劳苦否?前剿土匪,今御夷兵,难易迥别。昔在江南共事,稔知其驭军无纪,攻战无略,又不若琴轩远矣。”“琴轩”即潘鼎新,是跟随李鸿章多年的淮军将领。李鸿章之意,是以潘鼎新移任广西巡抚,接统黄桂兰所部军队,不令冯子材染指。4月6日,张佩纶复书李鸿章:“粤西提督急须出群之才,若公书缓至,属之大树,文武不和,又蹈徐、黄覆辙矣。”李鸿章则认为:“冯必不出,出亦无用。”(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362-363、368-370页)

李鸿章说冯子材在江南的时候,军队无纪律,进攻缺乏策略,比潘鼎新差远了。潘鼎新为李鸿章淮军旧部,此时署湖南巡抚,不久调任广西巡抚。张佩纶所说“大树”指冯子材,借用东汉大将冯异典故。冯异为人谦退,诸将论功时,他远离争论,独坐树下,史称“大树将军”。从张佩纶书信判断,朝廷让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是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

张佩纶

邓承修献策

北宁之役战败后,1884年3月16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请启用冯子材办理后路防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粤西十余年,功勋宿著,熟悉边情,徒与徐延旭龃龉,遂甘废弃。可否饬令该员招募旧部随同张树声协理后路防务。该员志行侃直,必能竭忠荩虑,无负厚恩。”(《邓承修文集》第78页)

自1865年起冯子材任广西提督多年,1869-1879年三次出关平定撤退到越南境内的“叛军”,这一份入越作战经验,在同时代诸将中无出其右。邓承修力荐冯子材,有十分充分的理由。

10天后,朝廷颁下上谕:“冯子材边情较熟,著传知该提督速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认真整顿,力筹战守,毋稍迟延。”朝廷接纳了邓承修的建议,还赋予冯子材新的权力,让他接统黄桂兰的部队。黄桂兰本是广西提督,接统他的部队,意味着如无意外冯子材将复任广西提督。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削弱淮系在广西的势力,李鸿章、张树声对此万分不满。3月31日,张树声致信李鸿章:“冯必不出,出亦无益,未稔当事以为何如?”表面是个疑问句,实际张树声已上达朝廷,阻止冯子材复出。

3月27日张树声上书总署称:“冯子材赋性忠勇,而治军纪律尚非严整,洋式枪炮尤所不谙,能治越南之土匪,不能当西国之精兵,边防大计不可再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这种上下其手的文章,明眼人当可一眼看穿。冯子材长期在江南、广西、越南作战,对使用洋枪洋炮豪不陌生,张树声刻意加以诋毁,就是要压制两次弹劾淮系人物的冯子材。

4月27日,张树声就冯子材问题覆奏朝廷,说冯子材自称病况加重:“……现接冯子材文开,提督仰奉恩旨,本应速整出关,惟自去年因病开缺,回籍调理,现在旧伤未愈,疝病重加,乘马足软,难以支持,恳请转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真病乎?非也。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潘鼎新皆淮军嫡系,此时复出一定受压,讨不到任何好处,还容易代人受过。与其复出无所展布,不如装病以待时机。7月22日,奉旨“冯子材准其开缺,回籍调理”。若非次年有大人物挺身力荐,一锤定音,冯子材可能就此归隐田园。

冯子材

彭玉麟一锤定音

郭嵩焘为曾国藩重要幕僚,提出创建湘军水师的首要智囊,也是彭玉麟衡阳同乡知己之一。1879年,郭嵩焘提议绘“光绪四逸图”,把彭玉麟、丁日昌、阎敬铭和他自己列入“光绪四逸”,交情绝非泛泛。

彭玉麟常年率领湘军水师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同时期冯子材一直在江南,曾镇守镇江数年之久,早期两人或未蒙面,却一定会相互关注。在最后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藩让曾国荃、彭玉麟率领水陆两军,冯子材则充任配角,攻克丹阳,扫清天京外围。

中法战争初起,朝廷即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办理广东军务”,率领湘军进驻广东,地位在两广总督之上。1884年3月25日,朝廷接到彭玉麟奏折,同意广东“西路团练并令冯子材实力筹办”。这份上谕十分简略,对冯子材顺便一提,并不太重视。清代一遇地方有事而朝廷兵力有限时,经常会提出办团练,但多有名无实,最多能约束乡民、保卫家乡,不能作为主力作战部队。如1883年张树声檄前船政大臣黎兆棠办广府团练,彭玉麟即认为“不过奉承故事,虚壮声威”而已。(《彭玉麟集》第二册第402页)8月11日,张之洞致信冯子材,请他将团练密加部勒,派定营官,一旦有警,带二三营赴越,用作“牵制”。朝廷与张之洞都对冯子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面对中法战争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彭玉麟反复筹思,于8月20日致函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提出了扭转战局的重大建议:

朝廷既主战,饬滇、桂两军进越,似粤东不可不可有兵助……昨夜细思,有一妥着,仅为我公并□豹帅熟商之。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萃亭军门,老将也,现总办钦、廉团防事务,本钦州籍,部下旧将尚多,于越南相近,人地相宜,路径最所素习。莫若请冯萃亭就近选择其旧部良将,招募十营、八营,赶急成军训练,一旦奉到明发谕旨,即奏派此军由钦、廉小路进发,一面先知会岑、潘两帅及刘永福,分三路进兵,趁此时越中法兵抽调往闽,其未可失此戎机。特求我公妥商□豹帅。如以为可,速挈敝衔名公函飞达冯萃亭定夺。(《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彭玉麟之意,冯子材本是钦、廉土著,人地相宜,不如请他招足十营、八营,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三路进兵”。把冯子材与岑毓英、潘鼎新相提并论,彭玉麟心目中冯的分量极重,只是当时饷需紧缺,故而小心翼翼地提出让冯招十营、八营。

8月25日,冯玉麟接到朝廷准备让张树声带领淮军入越作战的消息,写信给张之洞,要求不动淮军,他本人亲率湘军入越,原来虎门等地的防守任务,由张之洞另募新军填扎。这是彭玉麟一贯“不要命”的个人风格,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朝廷不会让彭玉麟、张树声这样的重臣宿将亲临前敌。8月27日,经反复筹思,张之洞等确定了“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战略方针,也即从西线越南战场发起大规模,东线闽台战场取守势。作战需要大枝生力军,而此时在广西、越南边境的中队,此前表现皆不理想,湘、淮、桂军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当地恶性传染病(所谓“瘴气”)也让客军大大削弱了战斗力。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湘军方友升部2000人,因染“瘴气”死亡者即达1500人。扭转战局的关键,在于物色具有出色带兵能力、曾入越作战的将领,召募能适应水土的两粤士兵。冯子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彭玉麟画像

十八营出征

9月2日,冯子材复信给张之洞,抱怨办理团练经费不敷,力陈入越作战需重用粤勇,“粤勇之于越南,不独服其水土烟瘴,且又人情风尚无不熟识。……由子材就近幕勇,连关外粤军一万五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冯宫保(子材)军牍集要》卷九第10-13页)冯子材之前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左右,他希望恢复到他平日带兵的正常规模,张之洞对此深感不满。

张之洞在给广东布政使沈镕经的信中说:“冯萃亭军门致雪帅书,意甚不满,至少亦须廿营。雪帅谓所言有理,鄙人亦谓其有理。……但巨饷如何筹法,冯全不体谅鄙人苦处难处……”(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9页)张之洞正为筹款头痛,向沈镕经诉苦,责怪冯子材不体谅其难处。

10月26日,压制冯子材的主要角色、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广州去世,彭玉麟抓住机会,开动游说工作。11月24日,彭玉麟在给程桓生的信中说:“兹商湘帅,……奏请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办钦、廉团练,即于团练中精选十营,即由钦、廉十万大山入越,助桂军以谋北宁及海防省地。”“湘帅”指张之洞,号香涛,彭玉麟习惯写作“湘帅”。给冯子料增兵到十营,是一种折衷办法,此事出于彭玉麟主动,说服张之洞赞成。张之洞听了彭玉麟的计划,觉得甚有道理,但仍心存疑虑,11月22日曾发电报给广西巡抚潘鼎新征求意见:“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惟此举甚否有益?”最后一句,活画出张之洞的忐忑不安之态。

张之洞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让冯子材招募十营赴越协剿。在当天给冯子材的咨文中称:“贵提督老成宿将,熟习边情,囊年剿平越匪,威望远播。……务于文到二十日内成军,迅速启行。”11月29日,总理衙门告知朝廷意旨:“彭玉麟等电陈派冯子材、王孝祺分统出关助剿,所筹甚是,著即督饬速进,军火、粮饷源源接济。”(《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719页)至此,慈禧批准了彭玉麟提出的折衷方案。

冯子材对彭玉麟十分感激,却不能接受统带十营出关的计划。12月8日,他从钦州给彭玉麟回信:

……今蒙会衔委任,召募出关,而所部仅有十营,不敷展布,恐难迅速成功。即令仰赖福威,能否报捷,究未有十分把握……若照此勉为办理,又恐难以见功,廑怀莫慰,则材出犹不出也。……与其旷日持久,所费不赀,究竟无济于事,不若大张挞伐,早奏肤功。……据目前局面,纵不能增至三十营,亦必须凑足二十营,庶有拏手,不致进退维谷。当乞尊裁。万一不能添,材惟有竭蹶图谋,尽其力之所至已而。此意未敢迳制府、中丞,便中祈为婉述,藉达鄙忱是荷。(《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冯子材的要求十分“出格”,要求增兵至三十营,至少也要二十营。对长期担任广西提督的冯老将军来说,他平时带兵规模都在15000人(三十营)上下,让他带5000人(十营)也太委屈了。更重要的是,此时30多岁的苏元春坐在署广西提督位子上,若不掌握大部队,老将岂不是变成小年轻的“跟班”?为谨慎起见,这封信只写给彭玉麟一人,希望在说动彭玉麟后,借助他数十年军旅生涯的重望,说服张、倪两人。12月30日,张之洞复函表示,同意增加到十八营:“十营为数略少,以饷绌故。兹复竭力图维,勉筹八营之饷,以厚军力。”两天后,或是考虑书信太慢,又补发一封电报:“粤东饷绌万分,十营已甚为难,今尊函既谓不敷展布,准添八营,自腊月半起支。此乃力排众议、百计罗掘,阁下须谅鄙人苦衷,早立奇功,以慰期望。”(《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6册第65-66页)

2月11日,张之洞《提督冯子材起病片》称“寻访钦州来省文武官员,佥称病已就痊,精神矍铄……该提督亦来函称,自回里后调理数月,病体渐痊。维时海防日急,屡奉进兵越南之旨,因该提督百战宿将,熟习越情,当经电奏派令出关攻剿。”冯子材本无病,若有的话,也是心病。

同一天,彭玉麟、张之洞会奏《分遣广军规越折》称:“查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现在钦、廉本籍奏办团练。该提督老成宿将,久官粤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罢兵未久,旧部尚众。派令募勇十营,继因该提督力陈出疆征讨,兵力须厚,又准续募八营。计冯子材共统十八营,由钦州、上思出边入越,趋那阳一路。据报于十二月初五日到龙州,先遣八营扎思陵隘口之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106页)

冯子材要求增兵,虽未能募足二十营,十八营也足够发挥了。在中法战争关键时刻,彭玉麟一锤定音,张之洞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冯子材一战功成的背后,彭玉麟的强有力推动居功至伟。按清代制度,荐人要负连带责任,尤其是推荐带兵大员、重要将领。设冯子才不幸战败,彭玉麟也要受处罚。

吴大瀓题冯子材画像

澄清误会

时至今日,人们多以为是张之洞“起用”“启用”“任用”冯子材而建此奇功,与他人无关。从新披露的两封密函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兵部尚书彭玉麟强力推动下,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冯子材率领十八营出关作战。”

张之洞与冯子材不仅素无渊源,还曾追随张佩纶之后,上奏朝廷举荐冯子材的死对头徐延旭。莫华生引徐宗干《归庐谈往录》称:当徐延旭任广西知府时,曾资助过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他参与举荐徐延旭,就从道义上支持清流派言官排斥冯子材的行动。后来,徐延旭失事后,参与举荐徐延旭的清流派言官陈宝琛、张佩纶都被清政府惩处,张之洞也遭到降一级留任的薄惩。所以,张之洞和冯子材开始是相斥关系。”(莫华生:《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和冯子材关系的曲折演变》)

张佩纶、张之洞并称“清流”二张,又都是直隶(河北)人,关系至密。1884年5月7日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22日张之洞署两广总督,两人相约于6月11日联袂出京,一同乘船赴津。6月21日,李鸿章带领“二张一吴”同出大沽,乘坐轮船巡阅奉天、旅顺等地炮台,观摩北洋海军、福建水师操练阵法;6月25日,在威海卫观看试演鱼雷后,二张乘坐福建“扬武”舰,行抵上海方才分手。

这半个月的时间,“二张”几乎朝夕相处,一定会对两人都利害相关的中法战争前景及部署交换意见。张佩纶对冯子材成见甚深,从常理而论也会影响到张之洞。职是之故,要说张之洞事先对冯子材会有什么好感,恐无可能。1884年秋间身在广州的高官,能对冯子材的能力作客观评估的,只有早年在江南作战的“战友”彭玉麟。

彭玉麟以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身份驻粤,朝廷主要是让他统筹全局、谋划战略、稳定军心民心,并指挥入粤湘军;至于具体组建冯子材“萃军”、组织饷械供应,主要责任落在两广总督张之洞身上,此乃分工如此。彭玉麟这个“钦差大臣”处于指导地位,却不是直接执行者,也就给了张之洞“揽功”的机会。张之洞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只提到他自己“特奏派冯子材军门、总兵王孝祺两军援桂”,绝口不提彭玉麟。此时彭玉麟、冯子材皆已作古,两封密函外间无有知者,可以放心打马虎眼。

彭玉麟为人谦冲有雅量,不愿与人屑屑争功。张之洞由京官外放山西巡抚未满三年,突然跃升两广总督,急需要用战功来证明其能力。对张之洞来说,放手让冯子材大干,是一场,幸亏冯宫保不负所望,成就了不世之功。张之洞依靠冯子材的战功,迅速站稳脚跟,得到慈禧、醇亲王奕譞欢心。1909年,张之洞去世时,摄政王载沣选择以“文襄”为谥号,跟战功卓著的左宗棠同等,表彰的是武功而非文治,令时人错谔不置。据野史记载,张之洞临终前,与载沣有过很不愉快的交道,载沣有意加以贬抑。在他看来,张之洞一生最突出的功绩,就是中法战争中任用冯子材打败法军一事,其他工作无足称述。“文襄”这个谥号,有些无理也有些道理。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

早年反清的清军将领,年近古稀打败法军,击毙敌军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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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朝在对外战争中遭到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但是,此时的清朝仍然有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挺身而出,在反击侵略的战争中捍卫国家的尊严。中法战争期间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冯子材就是一位优秀的将领。

1850年,冯子材在广西博白聚众反对清朝。

1851年,广东天地会数万起义军进攻博白,冯子材率部加入反清起义军队伍。

同年5月,起义军进攻博白失败,冯子材倒向清政府一边,接受“招安”,向当地知县投降。其率领的队伍被改编为清朝的乡勇民兵组织,后来被清朝授予“色尔固楞巴图鲁”的称号。

1853年到1864年,冯子材和太平军激战,双方互有胜负。

1885年中法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清政府命令冯子材到中越边境地区处置广西军务。冯子材的军事才能在中法战争中得到发挥。

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已年近古稀,他为何还能在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中击毙法军上千人呢?

上图_ 冯子材(1818年7月29日-1903年9月18日),字南干,号萃亭,出生于广东廉州府钦州沙尾村(今属广西钦州沙尾村)

第一,严格招募士兵,用严格的军纪约束部队。

战争以后,清军因为一系列原因战斗力严重下滑。冯子材在战前积极备战,严格招募士兵。

冯子材选了一批跟随自己打仗的旧部军官,比如冯兆金、杨瑞山等人为督带,选择“年富力强、勇往直前、不甘落后,“是以每战克敌,常操胜算”之人为基层军官。派出基层军官到钦州下属各县招募士兵,招兵大旗上书“国家有难,应募者速来”的字样。以爱国热情发动百姓参军。

对于选择的士兵,在纪律上做到严格的约束。冯子材招募的士兵对纪律的约束非常严格。士兵吃饭都是部队自己解决,部队行军所到之处没有买卖纠纷。沿途,冯子材的部队张贴告示,严禁士兵扰民。比如,清军冯子材部在龙州张贴的告示指出,清军必须做到“禁入民村、禁入民房”“严禁夜出、白天入街、须持手令”。

“拦路抢劫者斩、奸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拐带人口者斩”。这一系列军纪的约束,做到了部队的令行禁止,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也让清军作战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上图_ 友谊关 (旧名为镇南关)

第二,提升部队的装备,用枪炮武装部队。打造适合部队作战的冷兵器,严格训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清军和近代化完成工业化的法军作战,武器装备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清军作战能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离不开冯子材重视部队的装备提升。

早在清军进攻太平天国的时候,冯子材就非常重视部队的武器建设。冯子材总结“胜贼之策,无过枪炮”。冯子材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资金制造枪炮,交给各个部队练习。冯子材向上级建议,从上海和香港采购欧洲的枪炮。

冯子材的部队抵达广西后,张之洞给提供大批装备。比如抬枪500多个、士乃打枪1000多个、大吉枪3000多个、劈山炮等后装火炮若干。在冯子材的强烈建议下,张之洞给清军提供1000多个毛瑟步枪、数十门火炮。

这些武器当中,有的在战时没有运到前线,有的运到了前线,并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图_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

由于枪炮数量有限,冯子材重视部队的冷兵器打造。冯子材的部队打造适合作战的大刀,让精壮士兵手持大刀训练,取得丰硕成果。“伏地蛇行如龙者”,手持大刀行军进攻灵活如龙者为优质的士兵。能过八尺壕沟的士兵,其训练效果不如“伏地蛇行如龙者”。

根据冯子材传的记载,冯子材的部队得到的不如法军的毛瑟枪。在热兵器整体不如法军的情况下,冯子材部有大刀队,均为精壮士兵,训练效果明显。通过这些装备,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

上图_ 镇南关大捷示意图

第三,对于不同意见看法的人,冯子材争取团结,共同对敌。

这一点对于作战非常重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当中的“人和”。

冯子材的部队到达了广西边境地区后,广西巡抚潘鼎新并不看好这个援军。由于清军初战失败,潘鼎新状告朝廷,说冯子材的部队掣肘清军作战。清廷对冯子材追责。在作战前夕,潘鼎新还打算把冯子材顶回广东省。

潘鼎新负责整个广西地区的军务和政务工作,至少在名义上可以说是冯子材的上级,还对自己有很大的成见。但冯子材却以大局为重,团结潘鼎新共同抗敌。潘鼎新和冯子材出现意见不同的情况,冯子材让着潘鼎新。

对于如何防御法军的作战,冯子材和潘鼎新有不同的看法。潘鼎新主张相对被动的防御法军,而冯子材却主张更加积极的防御法军。由于冯子材得到张之洞的支持,潘鼎新赞同冯子材的看法。两人基本做到了团结。

上图_ 清军镇南关布防图

第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做到以优势兵力歼灭法军。

在决战前夕,潘鼎新对法军进攻的方向判断出现失误,以为法军进攻的方向是镇南关方向相反的艽封一带。潘鼎新认为,艽封地区沿着河可以到达龙州,一旦被敌军进攻后方震动。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部队2万多人抵达艽封地区。

由于广西部队的主力到达艽封防御法军,镇南关地区的防务就比较空虚。冯子材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并告诉张之洞,广西边军的主力已经到达艽封地区,边军应该部署一部兵力转兵部署在镇南关。《克复谅山大捷》一文当中提到了,冯子材建议及时建议潘鼎新调回边防军一部分主力在镇南关部署防御法军进攻。

这样一来,在镇南关地区,清军部署了一支算不上绝对主力,但也能抵抗法军的部队。手头有兵的冯子材在战术上大胆创新,最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胜利。

而从兵力部署及时调整这个事情不难发现,冯子材作为长期和太平军作战的将领,对军事部署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而正是清军在冯子材主导下的兵力部署调整,最终让清军在镇南关地区有了一支生力军。

上图_ 点石斋画报里记述镇南关大捷

第五,出兵引诱,迫使法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和清军作战。

光绪十年年底,法军出动8000多人的兵力大规模进攻清军。清军战败后,法军一个旅支援宜光地区,仅仅留下一个旅团和清军对峙。这个时候,法军有一个兵力部署上的空虚,法军在各个地区都有驻军,战线较长,能和清军对峙的法军机动兵力只有2000多人。

法军作战是防御固守待支援,等到法军主力汇合后和清军作战。但冯子材的作战打破了法军的整体部署。

冯子材的军队进攻文渊地区,和法军展开激战。法军趁势转入,猛烈进攻关隘。冯子材对官兵们说,如果法军入关,有何颜面见到广东的乡亲们?法军官兵拼死攻击,清军拼死抵抗。其他方向的清军及时赶到前来支援。

上图_ 尼格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将领,曾参与普法战争、中法战争

过了一天,法军又来强攻关隘。危急时刻,冯子材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投入战斗。冯子材的身先士卒行为感动了将士,清军迅速转入反击,以此前训练好的战术和手中的枪炮大刀猛烈追击法军。清军收复文渊,然后以秋风扫落叶的势头收复了谅山等地。法军在清军的追击下慌不择路,清军取得大捷,歼灭法军千余人。法军主帅尼格里被击伤。

中法战争中冯子材虽已年近七十,但其为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歼灭法军千余人,使得清军在陆地战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改变了战争形势,从而导致了法国内阁集体垮台,老将冯子材从而一战成名。

作者:孙毅 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冯子材指挥镇南关大捷的军事艺术》 廖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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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如果没有他,将丢掉1/6领土,失去半壁江山,终结在1884年

清朝到了晚期,在英明太后慈禧女士的正确领导下,终于走到了垂死边缘,这个时候,清朝如果不是有几位扛鼎大臣,大清恐怕要提前终结二三十年。下面我们就说一位晚清砥柱大将,如果没有他,清朝将丢掉六分之一领土,失去半壁 江山,并将终结在1884年。这位砥柱大将是谁呢?是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运动倡导者,收复新疆民族英雄,扭转中法战局最大功臣!

同治六年(1867年),俄人阿古柏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李鸿章等大臣主张放弃新疆,因为新疆太远,土地贫瘠,收复得不偿失。如果朝廷听了李鸿章的建议,1/6的领土就没了。在这危急关头,左宗棠则力排众议,力主收复新疆。慈禧被说服,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择机出塞平叛新疆。于是,左宗棠抬棺西征,誓与沙俄决一死战,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收复了新疆。

1881年,左宗棠调任军机大臣。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总理茹费理向入侵越南法军拔军费240万法郎,发动了全面侵越战争。法国想以越南为跳板,殖民越南,入侵中国,将中国也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野心真不小啊!

1884年6月,法军孤拔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中国的南大门即将被法军冲破。这个时候,如果慈禧仍然听李鸿章等主和大臣的意见,继续采取“不主动进攻”政策,法军必然登陆,而后向中国内陆挺进,最终实现他们占领中国南部的野心。真那样的话,国内反清抗法武装立刻就会风起云涌,朝廷内部再窝里斗,用不了半年就得玩完。大清终结在1884年,极有可能。

又是在危急关头,左宗棠出手了。当时他正重病在身,仍然提出亲临中法战争前线督战。1884年9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左宗棠的黑旗和恪靖定边军在“镇南关之战”中取得了陆地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就在左宗棠准备养精蓄锐后光复越南的时候,李鸿章等人说服了慈禧,清廷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越南由法国全权管理,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

中法战局已经逆转,清军完全可以乘胜而进,清廷却和法国签订了一个适合战败签订的《中法新约》,这让左宗棠大为不解。他恨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恨透了左宗棠,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进而牵罪左宗棠。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事情还没有结果,他便气病交加,病逝于福州。

左宗棠,晚清的砥柱大将,收复大清1/6领土,挽救大清于危难之中。如果没有他,清朝会丢掉1/6领土,失去南部半壁江山,同时会终结在1884年,有如此功绩者,晚清仅左宗棠一人,其他人望尘莫及。

淮军摇篮—创始人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晚清时期,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主导了洋务运动,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五个兄弟亦身居高位,当时李家住宅有“李府半条街”之称,可惜现在仅存寥寥几间屋子,面积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以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唐定奎以及吴长庆、潘鼎新、刘秉璋、叶志超、丁汝昌、聂士成等将领为骨干的淮军武装,这支原为地方“民团”、“团练”的队伍不断壮大,逐步成为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骁勇善战、名播宇内的近代化军队,19世纪70年代起至甲午战争,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替代清政府长期依赖的“八旗”、“绿营”,一度成为抵御外辱的国防主力军。100多年前,淮军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辉煌的起点。100多年后,淮军早已不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消失,但留下来的大量丰富史料及遍布合肥的多处淮军遗址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淮军文化,供后世研究和探讨。

李鸿章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近代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都不免感叹道:“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李鸿章故居,就位于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李府”,那也是庐州城里仅存的“宰相府”。李鸿章故居属于典型的晚清江淮民居建筑,布局整齐,雕梁画栋,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

说起李鸿章故居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同治年间。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鸿章及其兄弟在合肥广置的房产深宅大院可以覆盖淮河路中段的半条街,按照清朝一品大员的府邸规制,门面为七开间,时称“李府半条街”,现存李鸿章故居仅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已是合肥市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到了20世纪50年代,李鸿章故居临街的部分被改建成淮河路百货公司和其他商店。后面的房屋先是被皖北人民银行和安徽省人民银行使用,后划归合肥市工商银行,被当作了宿舍。时间往后推移,1999年9月,李鸿章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的开放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直到2005年,故居的东侧又增加1300平方米的仿古式二层建筑作为展厅,集中展示淮系集团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使得故居整个面积达到3000余平方米。  

李鸿章故居建筑由南到北依次为大门、前厅、中厅、走马楼。前厅有“李鸿章生平展”,用图文介绍加实物陈列的方式介绍了李鸿章“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的一生。中厅名福寿堂,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按客厅模样布置,屋中的木头家具和每一扇窗户上都有漂亮的图案,中厅的东西两厢是书房。中厅和走马楼之间的过厅有“李鸿章墨宝展”,可以欣赏李鸿章苍劲有力的书法。  走马楼是整个故居的精华,为“回”字形木楼,一楼设有“李鸿章与招商局”展览,二楼是小姐们的闺房。走马楼后一进楼上的绣床、梳妆台、圆凳都用红木制成,绣床尤其名贵,据说是用整棵树雕成的。故居木头雕花精美,以小姐楼为最,门罩、床、台、凳上面全部都有精细的花纹。二楼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即张爱玲祖母菊耦的住所。精致典雅的走马楼使得房房相连、户户相通,加以园林庭院,使有限的空间平添许多变化和趣味。  

在故居主体建筑的东侧是陈列馆,布置了“淮系集团与近代国防”展览,介绍李鸿章领导的淮军的形成和军系特色,以及充当国防军、在近代三次反侵略战争中的业绩。陈列着当时淮军的铠甲、武器,还有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五色圣旨等。 

 合肥历史上出过好几位宰相,地位显赫,只是官名叫法不同罢了。比如康熙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天馥的故宅,位于今天的乾坤巷里,只是早就不见踪影。  

新中国成立以前,李鸿章故居被老合肥习惯称为“宰相府”,那应该是庐州城里仅存的“宰相府”。不过,历史上李鸿章家族在合肥地区还有另一个“宰相府”,位于合肥市东郊长乐乡。  

1870年,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后,和三弟李鹤章在长乐乡共同建造庄园,起名叫李家楼,当地人称其为“宰相府”。据说当时的“宰相府”共有400余间房屋,前有照壁辕门,后有花园亭阁,中以风火巷为界,西宅是李鸿章的,门楣上有光绪御赐的“隶毅伯府”等匾额;东宅是李鹤章的,门楣上也是御赐的“甘肃甘凉道府”等匾额。可惜的是1938年的时候,被侵占合肥的日军毁灭了。

太平天国湖州之战——一座两度沦为孤岛的血泪之城

浙江湖州是一座位于太湖南岸的历史名城,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和苏杭二州相距不远,都属于人间天堂之地。千百年来,湖州和江浙一带很多城市一样,没有经历过什么较大的兵燹战火,始终保持着繁荣富庶的状态。然而,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跨入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门槛时,这一切都被打破了。战争的魔影像死神的黑斗篷一样,笼罩住了包括湖州在内众多江南名城。一场空前的血与火的浩劫终于降临了。

(一)

一八六〇年四月,太平天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二破江南大营之战。被江浙两省倚为长城的江南大营在这一战中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两个当时中国最富庶、最繁华的省份顷刻间变得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太平军对其唾手可得。

忠王李秀成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就发起了对江浙两省的进攻。太平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一般的攻势,很快就将一座座江浙名城收入囊中,到了一八六一年年底,浙江省的大部分,包括洋人占据的宁波在内都变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但是在浙北,还有一座城市里的男人们依旧顽固地保留着作为大清国象征的辫子,坚决地抗拒着太平军。这座城市便是湖州。

湖州之所以这样的顽强,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赵景贤。

赵景贤是湖州本地人,生于1822年。他父亲曾经做过湖南巡抚,他本人自然属于官宦子弟。赵景贤和左宗棠、江忠源一样,都是到了举人这一个台阶就再也爬不上去了。作为举人,赵景贤还是可以当官的,朝廷曾经安排他到甘肃去做官,他嫌路太远,就没有去,结果留在家里正好赶上了太平天国进军江南。

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整个江南为之震动。由于江南富庶,所以各地纷纷开始组建团练,以备不时之需。在此时刻,赵景贤主动地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牵头组建团练。

从1853年到1860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军的兵锋并未涉及浙江。赵景贤是完全有机会离开家乡,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做官的,但他显然是意识到太平军进入浙江是早晚的事情,而眼下的战争是他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所以赵景贤没有走,而是一直留在湖州,训练民团,随时准备着迎战太平军。

1860年,李秀成为了攻打江南大营开始实施战略佯动,这其中就包括对湖州的进攻。

赵景贤当然不知道李秀成的作战计划,他只是觉得自己建立功勋的时刻来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率领着团练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赵景贤带领着自己的团练又是驱逐长兴、德清等地的太平军,又是支援杭州、嘉兴等地的战斗,忙得不亦乐乎。他还真是打了不少的胜仗。眼见得太平军都从浙江的地面上被赶走了,赵景贤正在开心呢,没想到南京城外传来了噩耗:江南大营被打垮了!

(二)

赵景贤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忙了半天,其实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知不觉地,他反而起到了配合李秀成战略计划的作用。想必,此时的他会对李秀成的深沉谋略感到由衷的畏惧。

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他一个小小的湖州团练首领也左右不了大局。现在,他只能是能补救多少算多少了。

1861年9月,李秀成开始了对浙江全省的进攻。赵景贤指挥着湖州团练接连出击,先是去帮助浙江提督张玉良嘉兴,后来又试图去增援杭州。但是,到了11月份,太平军开始对湖州构成了威胁。这时候,可就没人来搭救湖州了。赵景贤只能是率领着团练退回到湖州坚守。

到了12月底,整个苏南和浙北全部落入太平天国囊中,只剩下了湖州一座孤城还在苦苦支撑。

湖州之所以能够继续苦撑,当然完全依靠赵景贤。

赵景贤对于湖州的防御下了一番苦功夫。他正确地认识到:湖州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因此,对于湖州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粮道的畅通。

赵景贤认为,要保住粮道,就要保住大钱口。大钱口是一个湖港,是湖州在太湖边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大钱口。赵景贤不惜血本地苦心打造出了一支水师。这支水师配备了西洋火炮,战斗力颇强。11月9日,太平军的水师曾经从太湖北岸来袭,赵景贤指挥水师迎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会战。结果,赵景贤水师大胜,太平军水师损失战船六十余艘,大钱口港被保住了。

有大钱口在,有赵景贤的水师在,湖州在四面皆敌、沦为孤岛的险境下,赵景贤依然能够靠着水师强行冲破太平军的封锁,到上海运回大量的粮食和军火。在太平军的四面围困下,湖州城依然能够傲然屹立,继续效忠大清。

在李秀成的作战名单上,湖州还真是排不上号,他有许多更重要的目标要去夺取。于是,他采用了劝降的办法,派了两名清军降将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说服赵景贤投降。然而,赵景贤不仅不答应,还把两位降将给杀了。李秀成只好命令部队对湖州采取围困战术,围而不打。

(三)

1862年1月26日,苍天降下的噩运落在了湖州头上。

这一天,天气突然转寒,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一口气下了58个小时,导致气温骤降,烟波浩渺的太湖竟然全都被冻住了。

赵景贤的水师也都被冻在冰面上动弹不得,太平军趁此时机发起了进攻。1月30日,太平军踏着坚冰,向着大钱口发起猛攻。清军抵挡不住,大钱口失守!

大钱口的失守让湖州城陷入了绝境,外面的粮食一粒也运不进来了。李秀成依旧采用围而不打的战术,坐等湖州粮尽,瓜熟蒂落。

赵景贤垂死挣扎。他采取了保军不保民的办法,把城内三十五家米铺分配给军中各营掌管。而城内清军的军纪开始败坏,他们不约而同地到百姓家中抢粮,湖州百姓陷入了空前的大劫难之中。

到了三四月份,湖州城中开始绝粮。清军士兵们每人每天也只有二合五勺米,相当于三两左右。普通百姓罗雀掘鼠、剥树皮、挖草根,很快就出现了易子而食吃人肉的悲惨景象。

有难以计数的百姓饿死在这场灾难之中,具体饿死了多少人已经无从得知,据当时的文人记载:大量的死尸把城内的河道都填平了。

赵景贤无计可施,只能是派人出城拼命地向着清廷呼救。清廷连下圣旨,要曾国藩、左宗棠从安徽广德一线进攻,尽快解救湖州。

可是,曾国藩、左宗棠却有自己的想法。左宗棠虽然已经开始发动对浙江的攻势,但是他却把进攻的发起点选在了浙江西南地区的衢州,距离湖州有数百里之遥,根本就指望不上。

满清朝廷指挥不动曾左二人,于是只好赏赐给赵景贤一顶“布政使衔”的官帽,以兹鼓励。这相当于后世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晋升保罗斯为元帅军衔一样。只不过,赵景贤的脑袋没有保罗斯元帅那么开通,他对朝廷的恩典是感激涕零,拼死拼活地也要为国尽忠。

到了五月份,湖州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清军和团练的官兵们都开始动摇,有人主动投降了太平军,有的将领也开始和太平军秘密联络。赵景贤无力制止,只能是听天由命。

(四)

5月30日,清军将领熊得胜主动打开城门,向太平军投降。

当时,湖州的知府、知县都自杀身亡。但是赵景贤却没有死,他把自己的官服穿戴整齐,大摇大摆地走向了太平军的军营。

赵景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他脑袋里正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刺杀李秀成!

赵景贤知道李秀成会竭力劝说自己投降,所以他打算趁着李秀成和自己见面的机会,搏命一击,将李秀成击毙。

赵景贤被谭绍光带到了苏州城。李秀成果然对他很优待,不过,李秀成并没有亲自来见他,而是写了一封劝降信,劝赵景贤弃暗投明。

李秀成这封劝降信也不知道是因为他本人文化水平太低还是由于别的什么缘故,竟然在信中举出了洪承畴和钱谦益的例子,希望赵景贤以这两个人为榜样,投降太平天国。这让赵景贤哭笑不得,理所当然地一口拒绝。

由于李秀成始终都没有见赵景贤,赵景贤也找不到刺杀李秀成的机会,他只能每天喝闷酒。不过,由于谭绍光对他的看管较为松懈,所以赵景贤偷偷地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打算联络清军苏州。

1863年,淮军,太平军太仓之战失利。这时有人报告谭绍光称这是由于赵景贤向清军泄露了情报而导致的。谭绍光得知后,便将赵景贤招来诘问。

赵景贤觉得杀不了李秀成,如果能杀谭绍光也行。于是,他突然抢夺谭绍光卫士的配枪,想要刺杀谭绍光,结果没有能够成功。谭绍光勃然大怒,当场将赵景贤开枪击毙。

湖州名人赵景贤就这样辞别了人世。他的后世子孙里,有两个人大名鼎鼎。一个是侄孙辈的著名科学家、两弹元勋赵九章;另一个则是五世孙,著名的诗人北岛(赵振开)。

(五)

赵景贤临死时绝对不会想到,他梦中期盼的清朝大军在不过一年以后就回到了湖州城下。这一回,湖州又一次变成了可怜的孤岛。

1864年,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三路大军向着太平天国的腹地发起了进攻。太平军节节败退。

1862年湖州被攻克后,镇守湖州的将领就是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

堵王黄文金

1864年4月,在天京外围被湘军击败的辅王杨辅清被迫率军转移,跑到了湖州来投靠堵王黄文金。

杨辅清率领着他的人马来到湖州落脚,两军兵合一处,大约有十万人马,不过,像其他太平军部队一样,精兵还是很少的。

4月下旬,左宗棠部湘军由南向北地杀了过来。

杀来的湘军将领一个是提督高连升,另一个则是太平军的降将、李秀成的女婿蔡元吉。

蔡元吉原本是太平天国的会王,跟着李秀成立下过不少战功,但是在1864年2月,镇守浙江海宁的蔡元吉向左宗棠投降。由于蔡元吉曾经在江苏太仓诈降李鸿章,差点要了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性命,所以蔡元吉很担心自己落得像苏州郜永宽等人那样的下场。因此,蔡元吉反戈一击,决心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赢得左宗棠对自己的信任。他原本叫蔡元隆,现在改名叫蔡元吉,带着自己原来的人马,杀气腾腾地向着湖州扑来。

5月,蔡元吉率军进攻湖州外围的要隘菱湖。经过多日的激战,蔡元吉最终攻克菱湖,接着又攻克了荻港。湖州东南方向的屏障丧失殆尽。

6月,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克了常州之后,分兵南下,也开始进攻湖州。潘鼎新部淮军从嘉兴出发,攻克南浔,织里。郭松林、刘士奇部淮军则从太湖以西南下,攻打长兴。6月27日,郭松林在常胜军的配合下,用猛烈的炮火催毁了长兴的城墙,镇守长兴的太平军襄王刘官芳被迫逃走,长兴失陷。

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克。如此一来,湖州又变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孤岛,完全是孤城一座,不会有任何人来增援了。

(六)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湖州的太平军总指挥黄文金还是决定要坚守下去!

黄文金为什么还要坚守?原因只有一个,等候幼天王的到来。

黄文金在太平天国的资格是非常老的,他是拜上帝会时期的老人,当年和秦日纲、胡以晃等人的地位差不多。就连李秀成在这方面也比不上黄文金。

因此,黄文金对于洪家人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像李世贤那样根本就不愿意搭理洪家人。黄文金知道干王洪仁玕就在安徽广德一带活动,而干王肯定会接应从南京跑出来的洪家人。随后,洪家人能落脚的地方就只有湖州了。所以,黄文金继续坚守湖州,说什么也要等到洪家人来到后再说。

堵王的“堵”字就是城墙的意思,黄文金被封为堵王,原因就在于他擅长防御作战。当年他坚守江西湖口,给了湘军不小的打击;现在,轮到他在湖州建立功勋了。

降将蔡元吉立功心切,孤军深入,位置过于突出。黄文金抓住了这个战机,于7月11日突然发起反击,将蔡元吉包围在了湖州东南方向的思溪、双福桥一带。

湘军提督高连升急忙率军营救。黄文金设下埋伏,将高连升打得大败。

7月22日,左宗棠手下的头号战将蒋益澧指挥着包括“常捷军”在内的主力部队向着思溪、双福桥一带发起了进攻。

常捷军是左宗棠仿效李鸿章常胜军模式组建的洋枪队,由法国人指挥,也是所向披靡的劲旅。

7月24日,湘军和常捷军向着双福桥发起了进攻。黄文金指挥部队迎头痛击,两军展开了激战。经过一天的恶斗,湘军阵亡700余人,常捷军阵亡170人。蒋益澧只好无可奈何地撤退。

7月30日,常捷军首领法国人德克碑驾驶着蒸汽炮艇赶来助战。

8月3日,湘军和常捷军凭借火力的优势,对思溪八角亭的太平军阵地狂轰滥炸,随后发起进攻。但是,太平军利用有利的地势,避开了敌人火力的杀伤,待敌军步兵开始进攻后,太平军突然反击,湘军和常捷军伤亡惨重,再次狼狈撤军。

8月14日,被包围在思溪的蔡元吉由于粮食耗尽,只好拼命突围。黄文金指挥部队层层截杀。蔡元吉的七千人马损折大半,只剩下千余人逃出了虎口。

8月17日,淮军潘鼎新部在湖州东部攻克了晟舍,对黄文金的后路造成了严重威胁。而此时洪仁玕和幼天王已经来到了湖州,太平军需要考虑转移了,所以黄文金主动放弃了思溪、双福桥的阵地。

(七)

7月29日,幼天王洪天贵福终于赶到了湖州。8月13日,干王洪仁玕也到了湖州。这时,撤出湖州,转战到江西与李世贤会合,就成为了太平军必然的选择了。

黄文金对于转移作战早有预案,七月份他就在湖州西侧的尹隆桥、大德桥一带构筑阵地,确保西进路线不至于断绝。淮军郭松林部对尹隆桥阵地多次发起猛攻,但是太平军列王黄十四坚守阵地,一步也不后退,淮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始终无法前进一步。尹隆桥阻击战的成功保证了太平军战略转移的安全。

8月28日,洪仁玕、黄文金、杨辅清等人正式放弃了湖州,向着安徽广德转移。湖州落入到了湘军和淮军手中,由于湘军和淮军都以抢劫掳掠做为奖励士兵的重要手段,所以湖州城又一次陷入浩劫,留在城中的百姓再遭劫难。仅仅是清军以所谓“通匪”为罪名杀掉的湖州百姓就有一万五千人之多。

据后人研究,1858年时,湖州地区有百姓二百八十五万;而到了1864年,整个湖州府只剩下了七十万人口。长兴县战前人口47万,战后仅剩7万人。安吉县战前有十三万人口,战后只有3500户人家。

从另一方面讲,可以说太平军的湖州保卫战打得是相当成功的。堵王黄文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着湘军和淮军的三面夹击,成功地完成了接应幼天王并且保存实力进行战略转移的任务。而在湖州保卫战之中,思溪、双福桥之战以及尹隆桥之战都打得十分漂亮,给湘军淮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清军在湖州之战总计伤亡了两万多人。这一战充分显示出了堵王黄文金的军事才能。

然而,可惜的是,在成功地从湖州突围而出后,没过几天,9月5日,当太平军进军到浙江昌化地区的时候,黄文金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随即因伤重身亡。

黄文金死后,他的弟弟昭王黄文英接手指挥全军。黄文英的军事才能与黄文金相比差得很远,结果,在遭到湘军进攻时,太平军大败。同时也由于李世贤并没有派兵接应,结果这一支太平军包括干王洪仁玕以及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内,最终溃散,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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