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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清官(天下第一清官张朝瑞)

时间:2023-10-02 12:34:21 作者:无药可救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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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 | 治河有功的他,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2014年3月17日至18日,总书记赴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著名清官张伯行的《却赠檄文》。接着,总书记举重若轻地用一句话总结:“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里,总书记为全党同志树立了一古一今两面“镜子”:古人即兰考籍清官张伯行,今人即兰考原县委书记焦裕禄。

张伯行像

《却赠檄文》

张伯行(1651年—1725年),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张伯行34岁中殿试三甲并赐进士出身,曾官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他一生为官操守极清,生活简朴清廉,深得百姓拥戴,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治河兴利 “致君”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

黄河自北宋改道、下游南迁、夺淮入海以来,豫东、皖北及江苏地区水灾连绵不断。至清初,因泥沙大量沉积,河床越来越高,水患也愈演愈烈,自清顺治元年(1638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间,考城、仪封一带大的决溢就有13次。张伯行目睹黄河水患对家乡人民造成的灾祸,提出“治河十议”,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今天位于山东济宁的运河道署衙门的“布泽安流”牌匾,就是康熙为表彰张伯行治河成绩而御书的。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1699年6月),连降大雨,黄河一支流黑里河冲毁仪封城北的河堤。因父丧而在家守孝的张伯行自行招募民众,用麻袋装土、抛投块石的办法进行填堵,最终塞住被洪水冲破的堤坝缺口,疏解了险情。时任河道总督的张鹏翮巡视之后,见张伯行深谙河务,治河有方,大为欣赏,奏请其以原衔参与治河事务。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达谕旨,命张伯行赴河工之任。张伯行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日用车马皆自备,毫无所染。明代潘季驯为综合解决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地区的问题,创修洪泽湖水库,清初时洪泽湖已出现淤高湖底、破溃堰堤、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张伯行主持修建洪泽湖高家堰,借旧石工留宽两丈暂为外障以防风浪撞击,以糯汁、石灰作为胶砌材料,并将石块之间全部用铁锔衔接,同时在堤坝外又加修坦坡,防止外水浸入减少抗力。之后,张伯行还主持修建了马家巷、东坝诸地的黄河水利工程。张伯行在回忆这段治水的经历时,说:“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岁,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驰于淮扬(指扬州一带)徐泗(徐州地区)数百里之间”。三年间,张伯行清理财库弊政,革除陈规陋习,每年为河库节省数万金不当开支,保证了治河工程的财政支持。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当时正值灾年,山东“通省大水,秋无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心忧百姓的张伯行从自家运来钱、米,并让人缝制棉衣,拯救灾民于饥寒之中。之后,康熙下旨分道赈济,张伯行被派往汶上、阳谷二县。到了地方之后,张伯行散发存放在仓库的谷粮2万余石,许多灾民因此得以活命。山东布政使责备其“专擅”,未经请示就擅自动用国家仓谷,准备上奏弹劾。张伯行慷慨陈词道:“皇上有旨赈灾,发放仓谷一事算不得是‘专擅’,是仓谷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听了他的言辞,布政使方才作罢。

今济宁段运河

清政府在开海运之前,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往往黄河发大水时,倒灌入运河中。张伯行驻地济宁,地当运河要津,距黄河甚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运河同被水灾。他在此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心血与才能。张伯行还详察运河水量,提出北运河要蓄水,需要开引河一条,引汶水入运河,同时号召提出退耕还湖、退耕还河,动员百姓移民搬迁,还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设法蓄水、量塘放船,确保运河各段水量丰盈、船只畅通。

治河期间,张伯行出入治河一线工地,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写出“治河十议”,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设想方案。张伯行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著为《居济一得》一书,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他认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黄河只要“蓄”“泄”得宜,就不会为害,还提出“三禁三束”“四防八因”等防汛要事,切于实用。《居济一得》还详细提出了大运河坝闸管理、水利堤岸修筑、河道疏浚、蓄泄启闭、内河漕运之法,对各类水利问题进行考证、分条目记述。张伯行关于水利的主张被录入《四库全书》,为后人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提供了宝贵经验。

清正在德 刚正不阿

自张伯行入仕后,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到任后,张伯行不仅不收来访者所送礼品,连他的生活也简朴至极,他的官邸四壁萧然,仅小桌一张,床榻一副。他的日常花销,包括米面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驴、石碾,都是从河南老家运来。尽管条件简陋,张伯行却“恬然安之”。

按照当时官场“惯例”,新官上任应给上司送礼以示尊敬,但张伯行秉性刚直,对此官场陋习深恶痛绝,表示:“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其上司视张伯行为掌中钉、肉中刺,时常排挤。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南巡”,到了苏州境内,让当地总督和巡抚推荐有才能的官员,无人推荐张伯行,康熙亲自举荐,当场破格擢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

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期间,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塑像,改祠堂为义学。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任江苏巡抚,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特撰写《却赠檄文》张贴于居住的院门及巡抚衙门之上:“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他巧用了八个“一”字,表达他廉洁奉公的原则与操守。送礼者看到这样犀利的檄文,也不敢自讨没趣,便偃旗息鼓,悄然离去。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被人们誉为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成为大清官场的一段佳话。

张伯行卸任江苏巡抚时,扬州城内万人空巷,百姓皆涌上街头以水果蔬菜相送,被他婉言谢绝,百姓们哭着说道:“您在任上,只喝了我们江南一杯水,您今天走了,千万不要推辞百姓的一点心。”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伯行才收下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以昭示自己为官“一清二白”。此后十余年间,张伯行历任地方巡抚、六部侍郎和尚书,花销均为自己俸禄与自家贴补,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被奉为百官楷模。

江南贡院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贡院发生科考舞弊案,落榜考生将财神像摆进学堂,与孔子像并排而立,又将“贡院”二字改为“卖完”。张伯行受命主审江南科考案,经过调查发现,两江总督噶礼有受贿嫌疑,便上疏弹劾,同时噶礼参劾张伯行“七宗罪”,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督抚互参案”,康熙将噶礼革职,又授张伯行户部侍郎,督考恩科乡试,以正学风。张伯行的清廉品行深得皇帝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今日兰考黄河

张伯行终其一生践行“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这位治水能臣廉吏身上体现出的精神伟力,也滋养着兰考这片灾难贫瘠土壤上的人民,200多年后在焦裕禄精神的指引下,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兴水利,实现了全面脱贫,正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张伯行与焦裕禄“古”“今”两面镜子映射出的治水文化、廉洁文化将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光芒。

来源:黄委兰考河务局

作者:吴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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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作品

连云港作家徐则臣的作品《北上》获奖!

41 岁的徐则臣与阿来

并列为茅奖史上最年轻的

茅盾文学奖得主

在连云港历史上

曾经还有过哪些文化名人呢?

小编这就带大家盘点盘点

徐福

字君房,秦齐地琅琊(今赣榆)人,著名方士,鬼谷子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药,留平原广泽(今日本)不归。日本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今赣榆县金山镇有“徐福村”和“徐福庙”。

二疏

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人(今山东枣庄峰城区人)汉宣帝时官拜太子太傅,博通经史,授课有方。

疏受,字公子,疏广之侄,以显明被选为太子家令,后升为太子少傅。叔侄同朝为师傅,数受赏赐,很是荣耀。任职五年后,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为由告老还乡,散金乡里,不为子孙置产业。晋陶渊明《咏二疏》云:“事盛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宋海州建有景疏楼纪念。

糜竺

字子仲,三国东海朐(今新浦区)人。世代经商,资产甚巨。扶植刘备,忠贞不二。蜀汉建立后拜为安汉将军,地位在诸葛亮之上,待遇为蜀汉众臣中最高。曹操赞其:“素履忠贞,文武昭烈”。今海州石棚山留有“糜竺墓”。

鲍照

鲍照(405-466年),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元嘉期间(424-45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聘为国侍郎。孝武帝即位后,为大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任魏陵(今南京市)令,转永嘉(今温州市)令,后任朐海王刘于顼的前军参军、迁军刑狱参军,人称鲍参军。太始二年(466年),江州(今九江市)刺史刘子勋称帝,刘于顼响应,后刘子勋败,刘于顼被赐死,鲍照在荆州被乱军杀害。

鲍照擅长诗赋和骈文,尤善乐府,作品风格俊逸,对唐代诗人李白等很有影响。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的“俊逸鲍参军”,就是赞美李白的诗有鲍照的俊逸风格。其作品留芳后世,被称为“元嘉三大家”之一。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梦还乡》赞美了家乡的山水。

徐有功

名宏敏,字有功,祖籍东海,唐朝著名法官。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十岁未见其比”之赞誉。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一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石延年

石延年(994~1041年),字曼卿,其先祖父是幽州人(今北京一带),因避契丹之乱,全族南迁中原,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市)落户。石延年为人豪爽,讲信用,重气节。曾任北宋金乡县知县、光禄大理寺丞。因朋友范枫得罪权贵失宠,石延年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通判。任职期间,廉洁奉公,受到地方官吏及百姓的钦佩。不久,调任秘书校理。太子中允编有《石曼卿诗集》。海州石棚山留有“石曼卿读书处”遗迹。

裴天佑

裴天佑,字顺之,号鹤州,明赣榆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历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令、监察御史、大理寺卿、光禄寺正卿等官职。他清正廉明,执法如山,得到朝野一致赞誉。后因朝廷,弃官还乡后,撰写《鬻儿行》长诗,著成《拙逸亭稿》,并校正张峰所撰的《隆庆海州志》。去世后,其墓志由御史何宽撰文,潘季驯书写。

王 同

王同,字一之,明河南郏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举人身份出任海州知州。 当时海州连年受灾,百姓外出逃荒很多,到王同上任时已大半逃亡。王同向朝廷上疏,力陈百姓不堪赋敛、徭役之苦,要求并里,减轻赋税,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经朝廷批准,将原116里合并为60里,并依此减轻马价,减少税粮,免去各种摊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还率民疏通河道,修整学校,救荒赈灾。王同工书法,经常替民间撰写医额碑记,在海州境内多有其书法刻石遗迹。后王同升迁至南京督府经办。

胡松年

字茂老,海州怀仁(今赣榆县)人。他忧国忧民,为官清正。在出任平江(今苏州)知府时,人还未到任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便闻风敛迹。他曾多次上书朝廷,坚决抗金。平生不喜蓄财,有人以为子孙计,劝其节用,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秦桧当政,松年从不曲意阿附”,备受时人尊敬和后世赞誉。

张朝瑞

张朝瑞,字子祯,明海州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倭寇常从海上侵扰海州,张朝瑞出资筑海州城,以御倭寇。中进士后,任鹿邑(今河南开封市)县令,清理被豪强侵占的土地7000余顷。因为他不依附权贵,被贬做了南京行人司的副职,后提升为金华府的知府。朝廷考核全国官员,张朝瑞曾被列为天下清官第一人,升至杭嘉湖参政,因有政绩入朝为大鸿胪寺卿。后病死在代理府尹任上。朝廷追谥为“清格”。其著作主要有《孔门传道录》、《禹贡本末》、《皇明贡举考》、《南国贤书》、《宋登科录》、《金华荒政志》、《崇正书院志》、《邹鲁水利记》、《常平仓纪》等书,以及疏稿、文集、族谱等。

顾乾

顾乾,晚明海州人,自号“苍梧野史”。他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岁贡,任繁昌县(属安徽省)训导,后为山东乐陵王府教授,不久便回家乡云台山读书。著有《云台山志》、《云台山三十六景诗》、《东海志》(当时云台地区为东海县)各一卷。 晚年回海州刊印历代的云台山诗及自己的著作,在云台地区影响深远。

倪长犀

倪长犀(1631~1688年),字六通,赣榆县倪家林村(今赣榆县土城乡倪林村)人。

清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科举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科殿试中进士。历任河南仪封(今兰考县)、湖北谷城知县。

康熙七年六月(1668年7月25日)郯城发生8.5级地震,倪长犀作《地震记》一篇,记述较蒲松龄等有关诗文至为详备。曾受知县俞廷瑞之聘总纂《康熙赣榆县志》。《中国方志大辞典》称该志“采集社会现实材料,文献价值较高”。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卒于知县任所,年58岁。倪长犀善书法、篆刻,工五、七言律诗,著有《栎天阁诗存》一辑。

凌廷堪

凌廷堪(1755~1809年),字次仲,又号仲子先生。清海州板浦(今灌云板浦)人。祖籍安徽歙县。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任河南巡抚毕源的幕僚。乾隆五十三年,凌廷堪回板浦,受板浦场盐课大使李汝璜之聘,开馆授徒,李汝珍及中正乔绍侨、乔绍博等均拜读于门下。凌廷堪35岁时中进士,但不愿为官,于乾隆六十六年任宁国府学教授。嘉庆九年,凌廷堪再回板浦,并为李汝珍所著的《李氏音鉴》编辑。

著述有《礼经释例》、《通鉴翼胡》、《元遗山年谱》、《充渠新书》、《校礼堂文集》及《燕乐考源》、《陵阳读余录》等。

李汝珍

李汝珍(约1763~约1830年),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直隶大兴人,19岁随兄李汝璜来板浦,居住在板浦场盐保司大使衙门里。其后除两次去河南做官外,一直居住板浦。

李汝珍受业于经学大师凌廷堪,与乔绍傅、乔绍侨、许乔林是同窗。到板浦不久,李汝珍即娶许乔林堂姐为妻,与板浦二许结成姻亲。

李汝珍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文学、音韵等,还精于围棋。乾隆六十年(1795年),曾于板浦举行公奕,与九位棋友对局。后又辑录当时名手对奕的200余局棋谱,成书《受子谱》,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行。许乔林在序言中称赞该书“为奕家最善之本”。

李汝珍平生最大成就是写成古典名著《镜花缘》。此书是他在海属地区采拾地方风物、乡土俚语及古迹史乘,“消磨三十多年层层心血”而写成的,是古海州地区直接产生的一部古典名著。

《镜花缘》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版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各方关注。鲁迅、郑振铎、胡适、林语堂等大家对它都有研究,评价颇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能“与万宝全书相邻比”的奇书。国外学者也致力于此书的研究,苏联女汉学家费施曼说该书是“融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的杰作。”《镜花缘》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文字。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学者还相继来板浦考察此书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

李汝珍晚年穷因潦倒。现在,其板浦故居建有“李汝珍纪念馆”。

板浦才子二许

许乔林

许乔林 (1775—1852年),字贞仲,号石华,祖籍安徽,生于四川。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随母居板浦。许乔林少年时即工诗词歌赋。与其胞弟许桂林被时人誉为“东海二宝”、“板浦才子二许”。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曾出任郁洲书院山长,山东平阴县知县。

许乔林治学严谨,时有“江淮学者,争出其门”之说。许乔林在任平阴县知县期间,清正廉明,勤政办学,当地人称他“许青天”。后许乔林弃官回家,教书立说,任过板浦“敦善书院”山长。

许乔林曾为海州知州唐仲冕聘请,参与纂修了《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协助谢元淮纂辑了《云台新志》20卷;主编了《海州文献录》16卷、《朐海诗存》16卷;编纂了《票盐志略》14卷、《东乎州志》32卷;与海州族人许调同辑了《板浦许氏支谱》。另外,还著有《球阳琐语》、《榆山房诗略》、《榆山房笔谈》等数十卷,为李汝珍写作《镜花缘》提供资料和帮助,亲为作序。李汝珍《镜花缘》成稿后特“送呈斧正”。

许桂林

许桂林(1779—1822年),字同叔,号日南,又号月岚,别号栖云野客,许乔林胞弟,清海州板浦人祖籍安徽。

许桂林12岁参加童子试考取秀才,被学官称为“奇才”;20岁时,按试淮海获第一;嘉庆十四年(1809年)和二十年(1815年)两次获得海州科试第一名;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腹稿赋》取“拔贡生”;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中丙丁科举人。

许桂林不贪求功名利禄,终生以教书为生。他“志于诸经”,精于诗词文学。精古算术及天文星算历算的研究,22岁时就写出第一部数学论著《宣西通》,对中国算法“宣夜”作了精辟的解释。

许桂林一生著作甚丰,除参与编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外,可考书目近40种、160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抱病写成《北堂永慕记》。道光二年(1822年)春,许桂林病逝,年仅43岁,葬于灌云龙苴埠苴村。

邱心坦

邱心坦(1840—1903年),字履平。清海州南城人。战争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邱心坦被征入曾幕,并以军功提升至副将,但邱心坦对曾国藩充当清廷帮凶、镇压人民心中不满,遂离去。两年以后,吴筱轩委任邱心坦为检阅使。甲午战争前,邱心坦随军被派驻朝鲜。甲午战争失败后,邱心坦决意离开军旅。

后来,袁世凯仰其才华,推荐其出任直隶省静海县令。邱心坦到任后,以民为本,兴利除弊,谨慎为官,甚得民众拥戴。在渐知袁世凯为人后,邱心坦即辞职离去。

回归南城后,邱心坦寓情于歌咏,并自名其诗集曰《归来轩集》,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病故。

朱自清

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著名散文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汪氏三杰

汪德耀

细胞生物学奠基人和推动者。原厦门大学校长、教师、博士生导师。著名细胞生物学家。长期从事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汪德昭

水声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水声事业奠基人。索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

汪德熙

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放射化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著作有《核化学工程》、《汪德煦文集》等。

刘一麟

刘一麟 (1907—1985),东海县浦南镇富安村人。1921年9月就读于江苏省第十一中学,1924年9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德文,1927年转入该校医学系学习。1932年留学德国,在汉堡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以其《关于寻找布氏杆菌的嗜茵体和念珠菌的嗜茵体》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1934年6月,刘一麟在新浦开设了“益龄医院”行医。1939年,新浦沦陷,刘一麟离开新浦去灌云县杨集。1941年去上海行医,1947年4月返回新浦复业,仍称“益龄医院”。

新浦解放后,应聘任鲁中南卫生学校教师。1950年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带领“益龄医院”同仁加入新海连市工人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先后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刘一麟医术精湛,使许多危重病人得到挽救,很多患儿起死回生,被人民群众称为“神医”。刘一麟医德高尚,对所有求治病人,都一视同仁,认真负责进行诊治。遇有极贫病人,慷慨解囊,减免收费。刘一麟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深受人们尊重。

1955年4月,在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刘一麟当选为副市长,兼市体委主任,后历任市第二、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江苏省政协常委,连云港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市科协一、三届主席。1957年7月加入中国。1964年,刘一麟曾作为医学界代表,赴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考察。

刘一麟一生从事医疗实践,还特别注重医学研究。他是《中华儿科杂志》编委。1979年,研制成功了新型血液淋巴细胞分离剂——细胞净,优于国外的通用制剂,获1979年江苏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82年,探明了连云港一带夏秋流行的“婴幼儿急性胃肠炎”病原体为轮状病毒,1982年在《中华流行病》杂志上发表了《连云港市轮状病毒急性胃肠炎流行情况》的论文。主要译著有《关于Reye氏综合病》、《左旋眯唑》、《皮肤粘腹淋巴结综合症》、《抗d胰蛋白酶缺乏症》、《AoP与血小板集聚》等百余篇外文资料。

刘一麟对中医学理论颇有研究。196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西医结合科技大会上,他宣读了《乙型脑炎病人食物问题》的论文,所阐述的“流质素食”辅助治疗高热病人突破国际上一直沿用的“用营养丰富的食物治疗总性传染病”的观点,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以后,他陆续发表了《中医治疗乙型肝炎食物的研究》、《中医五行规律的再探讨》、《中医饮食疗法治疗乙型肝炎》等医学论文,引起了中医学界的关注。他还带领医务人员多次到云台山采撷草药,为救死扶伤吃尽千辛万苦。

朱智贤

朱智贤(1908~1991),字伯愚,赣榆县赣马人,教育、心理学家。1930年,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赴日留学,考取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教育学系研究员。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国在高校任教。先后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教务长兼中山学院院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兼教育组长,全国著名心理学杂志《心理学报》编委,《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儿童心理研究所所长。他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朱智贤一生发表重要论文有《儿童教养之实际》、《小学学生出席与缺席问题》、《小学行政新论》等50多篇;出版著作有《民众教育实施法》、《通告讲波实施法》、《小学研究工作实施法》、《心理学常识漫话》、《青年心理》、《儿童心理学》等18部。其中《儿童心理学》被公认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国内儿童心理学成果、体现我国当代学术水平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他曾负责国家重点项目《心理学大词典》、《中国心理学发展特点及教育》的主编工作,还翻译了日本、苏联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惠浴宇

惠浴宇(1909~1989)原名惠美琬,灌南县新安镇镇北村人。曾就读于江苏省第八师范(海州师范前身)。1928年7月参加中国。同年秋,他与李超时等人按照江苏省委的要求,在海州白虎山建立东海特别支部任特支宣传委员。次年秋,在东海中学读书时,发起驱逐校长的,参与发动大村农民暴动。1929年秋,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4月被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7年,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37年10月出狱,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期间,惠浴宇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苏中、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工委书记,苏北临时特委书记,新四军江苏省指挥部三纵队七团政委,江(都)高(邮)中心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职。他曾随陈毅三进泰州城,对实力派开展工作,为建立、巩固和壮大苏中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惠浴宇先后担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二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重庆谈判后,撕毁协议,向我根据地姜堰一带侵犯。惠浴宇作为我军首席代表,深入虎穴与敌人“火线谈判”,迫使敌人在谈判桌上签字。我军全面转入全国战略性后,惠浴宇随人民解放军驰骋大江南北,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历任苏州市委书记、市长兼军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和苏南区党委委员、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区党委常委,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华东局常委。他是党的八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在武装关押的情况下,坚持真理,与、集团进行不屈的斗争。1983年主动退居二线,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晚年撰写了大量缅怀战友的回忆文章,汇成了感人至深的《写心集》。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改革家,更是文学家。分享王安石的经典文章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像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

读孟尝君传

这篇文章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发出的感想,旨在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世俗之见。一说该文作于淮南节度判官任上(1042—1045年),一说作于王安石在京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期间(1059—1063年)。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作者在文中别出新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通过对“士”的标准的鉴别,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全文转折有力,严劲紧束,体现了笔力之绝。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却有四五处转折,而且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

孟尝君

作品原文: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哪里能说是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制服秦国君临天下,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名家点评:

楼昉《崇古文诀》卷二十: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读之可以想见先生生平执拗,乃是一段气力。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

游褒禅山记

从文章后面有“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字样,据此可知这篇名文是作者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写的。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此文。作者叙述他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所见到的景物,以及游山经过,并以此为喻,说明要实现这大理想,在研究学问上要“深思而慎取”。我们知道,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青年时他就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但他也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遇到重重阻碍,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但“物”与“力”不可强求,一个人要想为社会有所贡献,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吾志”。“尽吾志”思想正是王安石后来百折不挠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作品原文:

褒(bāo)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zhǒng)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miù)也。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弟子在其墓旁盖的屋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上的错误。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yǎo)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jiù)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探究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也就更加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huò)而无物以相(xiàng)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shèn)取之也。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怎么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同学一首别子固

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与曾巩同时应礼部试。次年,王安石得中,而曾巩落第还乡。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王安石自扬州签判任上还临川,至舅家。随后,他又前往南丰见了曾巩,此文大约作于此时。

散文开篇简约地介绍贤人曾巩和孙侔;中间叙述曾巩和孙侔虽然素不相互交往,但是都学圣人,所以能相似,又相信不疑,彼此勉励,最后说明回赠《同学一首别子固》的意图,是为了互相告诫和互相慰勉。全文表达了作者想和友人建立共同进步的君子之谊。

全文立意幽古,开门见山,表明作者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对文学的态度,又道出人生天地间,知己不必曾相逢的人生哲理,显示作者高远的精神境界、宽广的胸襟以及君子应有的操守。全文感情真挚,言简意赅,层次分明,采用陪衬手法,以孙侔陪衬曾巩,则更加突出了曾巩,同时又把作者的看法融入其中,使之互相映衬,韵味无穷

作品原文: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huái)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wèi)予,其大略欲相扳(pān,同“攀”)以至乎中庸(yōng)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lìn)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噫(y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jǐng),且相慰云。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

名家点评: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此为瘦笔,而中甚腴。学文必当由瘦以入腴,如先学腴,即更无由得瘦也。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九:略朋友离别之情,而叙道义契合之雅,使人读之油然有感。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别子固而以正之陪说,交互映发,错落参差。至其笔情高寄,淡而弥远,自令人寻味无穷。

王安石行书尺牍墨迹《过从帖》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许平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普通官吏。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王安石主要是哀悼许平有才能而屈居下位的悲剧。第一段写许君有大才却终不得用的事实;第二段以离俗独行之士和趋势窥利之士的不遇,来衬托许君的不得志;第三段写许君的后事;第四段铭文只二十余字,概括许平一生遭遇,隐含强烈的悲愤。全文议论较多,情调慷慨悲凉。

作品原文: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边所说的现在任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不但与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被天下称赞,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郑文肃公(郑戬的谥号)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jǔyǔ)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1056—1063)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使他这样的呢?

名家评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起手叙事,以后痛写淋漓,无限悲凉。总是说许君才当大用,不宜以泰州海陵县主簿终,此作铭之旨也。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远,令人莫测。

北宋王安石行书真迹《楞严经旨要》卷

康熙派大臣治理台湾,大臣带着“葱姜蒜”赴任,康熙拍案叫绝

明朝天启年间,世界大航海兴起,荷兰殖民者趁明朝国事衰微,侵占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明朝遗臣郑成功占据东南,依靠金门和厦门持续对抗清军。而此时台湾已经被荷兰人殖民了38年之久。为了民族大义,同时也为了自己的战略退守,郑成功留儿子郑经守在厦门,自己亲自率领一百多艘战船、两万五千名勇士攻打台湾,最终打败荷兰人,台湾重回国人怀抱。但由于清朝和台湾郑氏有着“国仇家恨”,导致两岸又分离22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郑成功父子管理台湾期间,兴办学堂,重视农桑,台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康熙收复台湾之后,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大部分延续了郑氏父子的政策,台湾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但到了康熙四十二年,台湾发生了民变,让清朝忧心忡忡。

台湾之所以会发生民变,实际上是“天灾”引起,因为台湾连续几年遭遇“海妖”侵袭(海妖是一种生物,下文会解释),导致农田被大量毁坏。百姓衣食无着,只能下海为盗,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当地居民认为“海妖”是上天惩罚清朝,所以纷纷反叛。福建巡抚张伯行(当时台湾归福建省管辖)一边镇压叛乱,一边急奏康熙,并且向康熙推荐了一位叫陈瑸的人到台湾,任台厦道道台。

据《清史稿》记载,陈瑸,字文焕,广东雷州人。此人为官清廉,和海瑞、丘浚合称为“岭南三大清官”。康熙召来陈瑸,陈瑸说:“台湾民风淳朴,百姓之所以会发生叛变,定是因为‘海妖’让他们衣食无着。只要消灭海妖,叛乱自平。”康熙问:“若要消灭海妖,有和良策?”陈瑸答:“我已托福建巡抚帮我画具海妖样图,以我之见,我只需要带上‘葱姜蒜’3样材料即可!”

海妖是什么?名为鲎(hòu),是一种甲壳动物(下图),也是一种海鲜,在广东较为常见。但当时的台湾却鲜有人知。陈瑸来自广东雷州,看到海妖的样图之后,就立即判断这就是鲎,所以带着大量的葱姜蒜奔赴台湾。

到达台湾之后,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百姓也曾把海妖煮了吃掉,但因为内脏没有清理干净,最后纷纷中毒,甚至毒发身亡,所以百姓更相信这是一种“妖”,不敢触碰,导致海妖大量繁殖,继续侵害田地,以至于颗粒无收。

​为了安定民心,陈瑸亲自抓了许多鲎,在户外夹起大锅,当着百姓的面将鲎宰杀除去内脏,然后用葱姜蒜烹饪。因为台湾盛产红糖,烹饪后的鲎蘸上红糖,十分美味。百姓们刚开始不敢食用,陈瑸带头,并且让衙门的衙役都试吃一遍,百姓们这才知道,原来“海妖”不仅能吃,而且还如此美味。

经过陈瑸的宣传和推广,百姓们纷纷下地捉“妖”,不到一个月,海妖几乎消失,原先反叛的百姓,也都悄悄回到家中,补种庄稼。台湾的骚乱,得以平定。福建巡抚张伯行立即奏报康熙,康熙听闻陈瑸的平定叛乱的方法后,先是暗暗称赞,后来看到“台一府三县皆闻葱姜之味,百姓安居”这句话,不禁拍案叫绝,大赞陈瑸之能。陈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为政,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很大。康熙五十三年,陈瑸被升任为四川学政,台湾百姓夹道相送,皆呼之为“青天”。

陈瑸于康熙五十七年累死于闽浙总督任上,康熙十分痛心,昭告天下,追赠他为吏部尚书,并且赐以“国葬”,谥号“清端”。笔者总结:世上有妖,然清官到任,妖即除。

康熙皇帝为啥赞于成龙是“清官第一”

文/赵心放

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从副榜贡生历任知县开始、因政绩突出不断被朝廷提拔,数十年来在知府、按察使、巡抚、总督等任上,严守初心,一如既往地秉公办事,关心百姓疾苦,生活节俭、拒绝贿赠,被康熙皇帝誉为“清官第一”。

(一)治理罗城美名传扬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步入仕途,首任罗城县的知县。罗城县是个穷县,民生凋敝,县衙门也非常简陋。县衙门没有门垣,院内长满荒草,三间办公用房和三间生活用房都是草屋,办公桌用土台子充当,搭木板铺茅草当床。床旁垒一个土灶开火。

于成龙上任后,首先想的不是改变办公和生活条件,而是深入调查研究振兴农村的经济。他不辞劳苦走遍了全县的村子,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完善保甲制度,着手解决经常发生的械斗问题,鼓励老百姓抓好生产。

每年的春耕时期,他都要专门安排时间深入到田间地头去慰问,及时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时还应农民们的邀请在田边树下和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像家人一样聊天。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患病而死,有的吃不下这种苦偷偷溜走了,于成龙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只好自己亲自动手煮饭和洗衣服。

不少老百姓感到他这个当官的日子过得太清苦,纷纷到县衙来看望他。家庭条件稍好的,打算凑点钱送给他,说是聊作他购买盐米油的费用。他客气地说,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花费不多,且我有朝廷发的俸银(即工资),我心领了,你们快把银子拿回家去用。

几年以后,于成龙的儿子千里迢迢来看望他。返老家时当爹的没给儿子准备丁点儿礼物。老百姓闻讯后纷纷赶到县衙门来,或赠物,或送钱,好让他儿子带回故乡。于成龙一番感谢之后说道:这里离我故乡有六千里路程,携带不方便 ,再说恐遇到盜贼也不安全,你们既然爱我,请尊重我的意见,把钱物带回去。

康熙六年,于成龙调任,离开面貌大变的罗城时,送行的老百姓挤满了道路,不少人追送数百里之遥。

(二)严于律己严格执法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就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的司法工作,为了避开路途上有人来请吃饭或赠送食物,他买了几百斤萝卜放在船上食用。担任福建按察使不久被提拔为福建布政使,主管全省的财赋。为了严于律己和告诫下属,于成龙写了一幅对联悬挂在堂上。上联的意思是:成千上万的财物都是国家的,如果贪污挪用,没有人替你接受处罚。下联的意思是:一丝半粒的食物,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如果不加珍惜,你就是一个不分是非之人。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他一上任就宣布自己一如既往地不接受馈赠。有的下属,比如大名县知县吧,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认为于成龙只是故作姿态而已,于是在当年中秋节按以往的惯例,送去了一份厚礼。于成龙当场拒收后给其严厉批评。为了防止此类事再次发生,向所属各州县颁发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拒绝大名县知县送礼的情况,并明确规定以后凡遇各种节日、红白喜事、路过本衙门等,一律不准送礼,对于违者严加批评,情节严重者报请朝廷撤职。

(三)封疆大吏严守初心

康熙二十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两江总督。那时总督属封疆大吏,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省或数省的政务和军事,权位十分显赫。按照当时这级官员的慣例,上任、出巡这些排场很大,前有仪仗队开路,后有兵丁压阵,所过之处当地官绅迎送。于成龙却是一切从简不摆威风不扰民。

于成龙从直隶赴并江宁任两江总督时,和小儿子一道雇了辆驴车去,路途中没进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食宿,自行到路边的食店和客店去解决。上任之初,适逢江南暴雨倾泻,灾情不断。他主动将自己俸禄(工资)捐给孤老病残,他自己却吃粗食蔬菜度日。有客人来访他用薄粥办招待,并给客人说,不是我舍不得招待你们,主要是想尽量节约一些捐给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为于成龙节俭过日子,老百姓给他取了个“于青菜”的外号,以表示敬仰之意。于成龙喜欢饮茶,因为茶叶的价格太贵,他就叫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泡着喝。一年多后,那棵槐树的叶子几乎被采光了。他的儿子从家乡来看他,他没钱买当地的土特产让儿子带回去,见厨房里有一只腌鸭,就砍了半只让儿子带回去。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发挥勤俭节约的带头作用,使奢侈艳丽的江南民风大为改变,不少人以穿布衣为荣,以轻车简从为荣,以节俭过日子为荣……各地官员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

文末补白: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在任上去世,江宁城停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数万名老百姓步行相送,哭声惊天动地。他的遗物只有一个破箱子,里面仅有一袭绨袍和一双旧靴子。

【作者简介】赵心放,笔名赵式,重庆市杂文学会理事、重庆市南岸区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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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的故事丨清官张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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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为廉,直道则耿。自古以来,廉洁为政是百姓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清官廉吏更堪称时代的公信力与价值准绳。张伯行,这位一生多在繁华富庶之地任职的清代名臣,洁清自矢、无私立身,还留下一篇言辞犀利的檄文,以誓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为官。

总书记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张伯行。那篇著名的檄文,究竟讲了些什么?在当时污浊的官场上,张伯行如何慎独其身?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们重温张伯行的故事,又有哪些新的启示?本期《讲述的故事》为您娓娓道来。

  张伯行的一生多在繁华富庶之地为官,却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着寒儒本色。

  总书记在调研指导河南省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就曾讲述过张伯行的故事。总书记说:“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

  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可以说是向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大石头进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连锁效应。

  张伯行调任江苏后,首先就下令禁止铺设官署,而他的官邸更是四壁徒然、陈设简陋,仅有一张小桌和一副床榻。

  张伯行到苏州来当江苏按察使的时候,由于当时官场环境,他被迫要向总督、巡抚送礼。而张伯行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从来不取官民一分钱,哪里能够办得了这样一种事情?

  1711年,在江南贡院张贴出来的江南乡试结果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辛卯江南科考案”。当年,有众多盐商子弟贿赂考官中举。千余生员怒而集会,一时舆论哗然。

  张伯行怀疑此案牵涉两江总督噶礼,愤而上奏。不料被噶礼同时上奏弹劾。

  张伯行被撤职的消息传出来,地方百姓愤愤不平、纷纷罢市,很多人涌到巡抚衙门,进献蔬菜水果,要求张伯行接受百姓的心意。

  “辛卯江南科考案”经层层审查,清官张伯行留任江苏巡抚,而噶礼则被革职查办。百姓闻之欢呼雀跃。

  张伯行为官四十多年,以清廉爱民闻名天下,为百姓建造学堂、平定饥荒、镇压豪强、整顿吏治,最终成为一代名臣。

  我们现在重温总书记讲述的张伯行的故事,主要是勉励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小节上严加防范,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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