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诚(李书城)

在1949年到1976年整整26年的时间里，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的职位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

但是，虽然邓颖超能力突出，但她丝毫没有抱怨，相反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成就妇女事业，并且帮助周总理处理家事，辅助周总理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

在周总理逝世后，人们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被扣押的任命手令，这是怎么回事？周总理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一直打压呢？

这还得从他们相恋说起。

1919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相遇了。

当时，邓颖超在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同时也是爱国同志会的队长。

周总理则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报》的主编，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们集合在一起，成立了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

觉悟社的组成成员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同时也是优秀的学生领头人，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参与革命工作，进入这个组织的学生们都约定好，革命运动没有结束，就不会考虑恋爱结婚的事情。

随后，周总理就外出去了法国，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继续自己的革命工作，邓颖超就留在国内当起了小学老师。

此时让邓颖超疑惑的事情发生了——她陆陆续续收到了周总理从国外寄来的信件。

两人在一来一往的信件交谈中谈着国内外的革命现状，交流着近期的生活状况，可以说信件几乎没有断过，邓颖超的心里对周总理心中的抱负十分欣赏，周总理也对邓颖超坚持革命的信念很有共鸣。

一来二去，邓颖超在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疑惑，为什么周总理一直只给自己来信呢？

这样的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在互通信件后的两年，周总理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邓颖超的爱慕之情，并且要求明确两人的恋爱关系。

邓颖超完全懵了，看着心中周总理炙热的感情和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她问周总理：“我们在入社的时候不是都说了，不谈恋爱，也不结婚的吗？”

而且，令邓颖超不解的是，当时和周总理一起去留学的学生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和周总理很要好，周总理怎么会看上远在国内的她呢？

周总理说：“当时我确实是打算一个人过了，但是我去了国外才知道，原来革命和恋爱并不是互相耽误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不会影响革命工作。”

邓颖超心中拿不定主意，于是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以后说：“现在不要回复，等过一段时间，他是什么态度。”

但其实在询问母亲之前，邓颖超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她看到了周总理身上的闪光点，两人的思想和灵魂都十分的契合，邓颖超早就认定了，周总理一定是她最合适的另一半。

于是，她没有听母亲的建议，而是回复了周总理：我愿意。

1924年，周总理终于结束了法国的工作，回到了国内，此时的邓颖超已经当上了天津地委的妇女部长，虽然两人早就已经在信件中定下了终身，但始终都没能见上一面。

周总理好不容易回国了，可是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广州有革命活动，他必须要参加，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让她直接到广州来完婚。

这件事无论放在哪个普通的姑娘头上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四年没有见面，一见面就是直接成婚，对很多人来说，一定是不能理解的。

但邓颖超欣然接受了，她可以理解，现如今革命运动四处兴起，而对伴侣最大的支持就是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和工作。

1925年，邓颖超到达了广州码头，可是下了船，却一个人都找不到，“都已经分开5年了，我不远万里来广州，他也不来接我，真是让人生气啊。”但她转念一想，“他工作忙，走不开，我有他的地址，还是我过去吧。”

两人吃过一顿饭后，就正式去领了证，就这样结为了夫妻。

二人能走到一起是有道理的，这和邓颖超对于周总理的绝对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见到周总理的邓颖超第二天就担任了广东区委的妇女部长，准备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

结婚过后的第二天，二人也照样上班，继续在自己的革命领域中发光发热。

随着革命运动的推进，邓颖超在党中的重要性就逐渐凸显出来。

1925年5月，邓颖超就成为了的一员，她和周总理一起参加过六大，还领导过红军长征，之后，邓颖超在机要局当局长，能力很出众。

在第二次国共期间，她也被选为参政会的参政员，可以说，她不仅在妇女运动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资历、声望上都是众人所信服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决定组建全新的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由于周总理认识的人多，打交道的范围广，对这些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于是领导人事任命这一块就落到了周总理的头上。

新中国政府的组成一定要仔细谨慎，合理规划，而周总理一向考虑事情十分周全，这项工作交给他是很合适的。

他先后安排了傅作义、李书诚、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各个部门的部长，还有一些在战争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将领们，周总理都充分考虑他们的才能，给了他们合适的岗位。

但唯独他自己才能出众的夫人邓颖超没有得到任命通知。

大家都觉得十分疑惑，邓颖超的能力这么突出，没有任职真的是太可惜了！于是众人纷纷找到周总理询问这件事情，说什么也要给邓颖超一个部长的职位吧！

周总理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考虑：“颖超的能力我当然是知道的，但如果我把她安排进政府，那么她会因为和我的特殊关系就很难做事了。”

“她的部门发出的文件和指令，会被别人揣测到底是不是我的意见，这样叫人家不好办，革命和家庭混在一起，是不好的。”

不仅如此，周总理对于自己和家人的工资提出了要求。

中国成立前期，可以下发的收入微乎极微，广大党员干部几乎都是凭借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坚持和热爱才支撑了下来。

一直到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后，党内的资金状况才有所好转，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领导人员的工资问题才被摆上了台面。

而周总理和邓颖超都是高层领导，工资都是直接审批的，但周总理考虑到还有很多革命烈士没有得到抚慰和津贴，于是主动提出将薪资从三级降到五级。

当邓颖超觉得十分开心的时候，周总理又对她说：“小超，虽然中央已经批准了五级的工资要求，但我觉得，还是拿六级吧。”

邓颖超觉得很奇怪，但她没有多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总理的说法：“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说完，就在申请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邓颖超就是如此，虽然自己没有被安排进党内担任重要的职务，邓颖超还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和妇联副主席，她也毫无怨言，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继续支持周总理的想法。

但是邓颖超的能力和才华，毛主席都看在眼里，他也一直想要给邓颖超谋取一个适合她的名分和职位。

1974年，第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正在筹措准备之中，毛主席立刻提出，将邓颖超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大家对于邓颖超的能力都是心服口服的，因此几乎没有人持反对意见，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站了出来。

“只要我还当一天总理，这个任命我就不同意！”说出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恰巧是她的丈夫——周总理。

周总理的理由还是一样的：“我是总理，是为人民做事的，做革命，不能徇私枉法，不能将我的亲眷一股脑都安排进政府工作，这会造成很不好的风气。”

此时的周总理已经重病缠身，几乎下不来走路，但他还是坚持要面见毛主席讨论这次人事安排的问题。

见了面以后，周总理向毛主席交接了这次人事任命的相关通知消息，也在毛主席面前表示同意对邓颖超的人事任命。

看见一直坚持不让邓颖超进入政府的周总理开始松口了，毛主席觉得十分欣慰，当场写了一个重要的守令：同意安排邓颖超同志担任副委员长的职务。

周总理为什么突然就答应了呢？其实没有。

周总理回京以后，将其余的人事任命都传达了，唯独没有邓颖超的，那副毛主席亲自写的任命手令，被周总理藏在了抽屉的深处。

周总理知道毛主席一直想给邓颖超一个职位和名分，但他也知道，自己坚持的原则不能改变，为了革命事业，这些都是该放弃的和该牺牲的，他知道作为自己夫人的邓颖超一直以来也都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而大家对于毛主席的人事任命也不敢多说什么，毛主席的这封任命指令，就此尘封了。

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助手们才在清理周总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封手令。

1976年底，第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因此提出：“毛主席生前曾经写了一封手令，是关于邓颖超同志的委员长任命指示，如今，恢复邓颖超同志的副委员长职位。”

邓颖超一直到周总理逝世之后，才正式进入党内，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

1984年，邓颖超在面对来看望自己的周总理的侄儿吐露了心声：“你们是不是觉得作为总理的亲人感到委屈了？但你们可知道，我是他的妻子，他生前还要一直在官场上压着我呢。”

邓颖超回忆，当初她和周总理约定，为了避嫌不会去同一个部门工作，于是她就主动申请去了妇联做副主席，而当时周总理也并不是很同意让邓颖超担任副主席的职位。

她笑着说，在此后的大大小小的任命中，周总理只要看到她的名字，就会划掉，就因为她是名人的妻子。

“反正有人提议让我担任某某职位，他一定是跳出来反对的那一个。”邓颖超说：“我才是真正的夫唱妇随呢，他说什么，我都会照办。”

周总理是副主席，邓颖超知道他不仅是自己的丈夫，更是将国家命运抗在肩上的人，他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

而正是邓颖超的支持和理解，也让周总理能够放手去干事业，不被家庭所困扰，永远摆正自己的态度和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当初我决定献身参加革命事业的时候，我就考虑要找一个革命者当终身伴侣，她也要一辈子从事革命，我们会一起经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我就是这样选择了颖超。”周总理在和晚辈们回忆起自己的婚姻时这样说道。

他和邓颖超，也正是在长期的共同斗争和通信中慢慢靠近的，而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辛的奋斗精神，将两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而他们也真像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与碰撞，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大放异彩，从此成为了人人称道的模范夫妻。

而现在在北京的西花厅里，还摆放着何香凝为庆祝周总理和邓颖超银婚的画作——一幅国画腊梅。

在这幅画上，何香凝特地画了两朵梅花，一朵迎着阳光盛放，一朵开在隐蔽的枝桠处，但也依然盛开。

曾经，何香凝对这幅画解读过，周总理和邓颖超不仅是夫妻，更是携手一生的革命战士，所以采用了梅花的图案，但周总理在革命事业上对邓颖超一直受委屈，因此她将代表邓颖超的梅花画在了周总理的身后。

但正是有了邓颖超的辅助，才使得周总理的革命道路走得更平稳、安心，他们是一生的伴侣，更是为了革命事业可以牺牲一切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