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鹿(五鹿充宗)

晋国公子重耳乞食的五鹿究竟在哪儿

.作者 桂士辉 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大名县城北门

我（李恩义）的家乡河南省南乐县谷金楼乡与河北省大名县接壤，五鹿山南部边缘今

西付集村，曹任村与我乡地邻打地邻，在家期间是经常去的地方。我村与马陵之战的马陵村也仅离6公里，是历史学家与史籍公认的马陵之战地址。马陵在古代是五鹿山中的通道，树木遮天蔽日，高岗起伏。西付集、曹任村以北都是高高的土山五鹿山，五鹿山濒临古黄河，由于黄河的冲刷，五鹿山崩塌。后来黄河故道留下的大沙丘却连绵起伏。

发生在南乐县西邵乡的梁山好汉劫取生辰纲 的黄泥岗也是岗地，也与大名县接壤，离五鹿山也不远。这一带发生了许多载入历史史册的故事。

下文所写的晋国公子重耳乞食五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请看河北省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桂士辉的文章，对了解历史真相很有必要。

2017-01-20 16:43阅读：358

内容提要：五鹿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古地名，得名源自周穆王。齐桓公为“卫诸夏之地”，在五鹿山西南筑五鹿城。通过实地调查，详考文献，五鹿山主体在今大名县卫河东侧，北部部分区域延伸至冠县和莘县，五鹿城在今大名县石家寨村，晋文公乞食处不在五鹿城，而在五鹿山南麓的马陵至束馆之间的古莘道上，晋文公乞食处南乐县五楼说是因音近而生误、濮阳县五鹿城是文献错录、清丰说是未加审慎文献所致。

关键词：五鹿山 五鹿城 石家寨村 辩误

作者：桂士辉（1975——），男，大名县人，河北师大文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二学士，大名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五鹿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古地名，得名于周穆王。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五鹿山西侧筑有五鹿城，晋文公早年流亡时曾经乞食于此，城濮之战中五鹿又是晋军进军的一个重要地点，孙膑兵法扬名天下的马陵之战发生在五鹿山南麓。西汉时期，王翁孺徙家五鹿山西侧的委粟里，家族成员中出现“九侯五大司马”，王政君四朝称制，王莽代汉建新，世称委粟里为“贵乡”，遂使五鹿山名显天下。鉴于五鹿在历史上的影响，何镗、慎蒙所著的《名山胜记》（成书明崇祯十二年）将五鹿山列为名山。

本文试对五鹿山的概貌、五鹿城的位置、晋文公乞食处作一考证，不当之处 请批评指正。一、五鹿山的历史考察五鹿之名始于西周穆王（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在位）。穆王曾三次游历五鹿。第一次，穆王自黄帝之墟（今河南濮阳县高城村）北上，“舍于菹台”。在“猎菹之兽”时，一头驾车白鹿受惊逃逸，穆王于是“乘渠黄之乘□焉。天子丘之，是曰五鹿”。周制，天子驾六，因周穆王驾驶五头鹿追赶，故称菹台为“五鹿”。这是五鹿得名之始，五鹿为菹台异名。之后，穆王又曾两处来到五鹿：“乙丑，天子东征，舍于五鹿，叔【女坐】思哭(思哭亡母盛姬)，是曰女【女坐】之丘。”“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台”。

[1]“古者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贡赋。是以九州川浸山薮，各在职方，不属诸侯之版。夫子作《春秋》，虎牢不系郑，沙鹿不系晋，缘陵不系杞，楚丘不系卫，盖别天子之守地也(一云：《诗》不以圃田系郑，《春秋》不以沙鹿系晋)。”

[2]五鹿在春秋时期归属周天子直辖，究其何时归属，文献缺载，不得其详，但五鹿山当时是一座名山无疑，鸟兽栖息其中，山下河流纵横，风光秀美，人烟富庶。《左传》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八月五日，沙麓崩，临河山体阻黄河。[3]《说文》“林属于山曰麓”。五鹿改称沙麓，必定因茂盛林木覆盖山体而改名。因崩塌而阻挡黄河，山体是土山，临河山体高度至少在10至20米，主峰海拔最低应该有数百米，处于太行山与泰山之间，远望山势郁郁葱葱，巍峨矗立。自菹台有五鹿、女【女坐】丘异名后，相继又有沙麓、沙鹿、五鹿墟等异名，今俗称“东土山”。

沙麓山遗址

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五鹿山的大致范围是：西界：《汉书·元后传》：西汉武帝时期，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县委粟里为三老，委粟里即当年沙麓崩之地。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也。[4]《元和郡县图志》元城县条下载：沙麓在县东十二里，即春秋所书“沙麓崩”。

五鹿墟，在县东十二里，公子重耳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即此处也。

[5]《太平寰宇记》与《元和郡县图志》略同，只是在“沙麓在县东十二里”后有“亦名女【女坐】丘”，五鹿墟“在县东”而不书里数。

[6]据此，五鹿山大致以今卫河东侧的西汉黄河故道为界。南界：《晋书·束皙传》：西汉文学家束皙先祖疎广的曾孙孟达在王莽末年，“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

[7]五鹿山南麓在束馆镇、马陵村、西付集村、曹仁村以北。东界：大致在北峰村、冢北村、白果村以西。北界：北主峰在金滩镇东的沙窝庙村，并向北延伸到冠县、莘县一小部分。五鹿山南北大约近百里，东西大约三十多里。历经黄河的冲刷，大风的搬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五鹿山旧址之上还有很多起伏连绵、大大小小的沙丘，有的高达数丈。经过防风治沙、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等人为因素，现在五鹿山大部辟为农田，惟有金滩镇东的北沙窝庙村和部分村庄还有残余土丘。

春秋时期，自卫适齐的古莘道和自清河联结东武城、五鹿至陶的古午道均在五鹿交汇。周穆王游历五鹿所经行之道是历史上的古莘道，五鹿居于古莘道咽喉要地，由五鹿经行古莘道南可直达周东都洛阳，东北至齐国都城临淄。

周穆王游历五鹿时驻跸行宫在今大名县石家寨村，现存庙宇为明朝时重修建筑，民间俗称泰山奶奶行宫，香火盛大。范鉴古《沙丘堰记》：“东土山在石家寨之西门外，以香火会名于遐迩。东土山者，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谓沙丘堰，大河所经，以沙麓山而名。

又周穆王女叔【女坐】曾居此，亦称女【女坐】丘，皆是物也。……其地西为黄河故道，东南距南沙麓山四五里，其上庙貌巍峨，神像庄严，俗称泰山奶奶，每岁阴历二月中有香火会。盖始必因叔【女坐】而起，后误，随俗称以为泰山奶奶云。

”[8]二、从文献的记载定位五鹿城的所在五鹿城始于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国语》卷六《齐语》称“桓公……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管子》第二十《小匡篇》作齐桓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58年）“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这是五鹿城筑城之始。此后，五鹿城因处于交通要道之上，军事地位突出，战事频仍，归属不一 。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五鹿城条下作了归纳，转引如下：“禧二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632年），晋伐卫取五鹿，其后仍属卫。襄二十五年（周灵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48年）卫献公自齐还国，齐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后复入于晋。哀九年（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94年），齐侯、卫侯救邯郸午之子稷于邯郸，围五鹿。

四年（周敬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491年），齐、卫救范氏，围五鹿。”[9]典籍中对五鹿城有明确记载。《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载：“沙麓者何？河上之邑也。”张守节《史记正义》称“五鹿在魏州元城县东十二里。”《元和郡县图志》称“沙麓在县东十二里”。《太平寰宇记》作“沙麓在县东十二里，亦名女【女坐】丘”。沙麓即五鹿城，周穆王“舍于五鹿”之地，今石家寨村就位于沙丘堰南端，古黄河东侧，正是“河上之邑”，也在元城县（治今大名县大街乡大街村）东南十二里。石家寨村即五鹿城所在，齐桓公筑五鹿城是在西周穆王驻跸行宫基础上进行修缮加固。

《大名县志》关于五鹿城的记载有误，称五鹿城“在今城东四十五里，春秋时卫地，亦于齐晋接境。又《郡志》：旧元城东三十里，有五孝城，当即五鹿之误。按：五鹿在今九区劝善村东北里许。”

[10]因旧大名府志认为“旧元城东三十里有五孝城，当即五鹿之误”，所以志未加审慎考证，盲目沿袭，误指劝善村东北里许的五孝城为五鹿城。

秦统一六国后，坏城郭，平毁原诸侯国间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铲除交通障碍，减少割据称雄的屏障。五鹿城在秦以后史籍中不再出现，大约在此时平毁。

三、晋文公乞食五鹿处在五鹿墟并非五鹿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早年因晋国内乱，在外流亡长达十九年，在流亡生涯中，途经五鹿。史载“（晋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

[11]西晋杜预注释五鹿为:“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元城县东亦有五鹿。”

[12]西晋时期的卫县即历史上的观城县，治所在今清丰县东，元城县于清末并入今大名县，卫县西北、元城县东都是指的今大名县东部的五鹿，只不过参照物不同。晋文公是向野人乞食，野人即农夫，乞食处只能是在五鹿山下的田间，绝非城邑。所以，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五鹿城下记载在元城县东，五鹿墟下记载晋文公在此乞食。五鹿墟即沙鹿山崩后的废墟地带，范围有失过宽。

《水经注》载“浮水故渎东径五鹿之野。晋文公受块于野人，即此处矣。京相璠曰:今卫县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属顿丘县(郡)。”

[14]京相璠是误将五鹿城作为晋文公乞食处。浮水即繁水，东西横穿南乐县境，“浮水故渎东径五鹿之野”指出晋文公乞食处在五鹿山之阳。

春秋时期自卫适齐的大道是古莘道，晋文公乞食处当在五鹿山南麓的马陵至束馆之间的古莘道上。

沙麓山

关于晋文公乞食五鹿，目前学界还有南乐五楼说、濮阳县南说、清丰县西北说，为正本清源，避免误说流传，考辩如下。（一）南乐五楼说孙铁林、屈军卫在《晋文公重耳“乞食于五鹿”考》一文中考证晋文公乞食五鹿的时间在公元前644年，乞食处就在“今河南省南乐县五楼村。”进而又在《城濮之战晋国进军路线考辨》中将南乐县五楼村指作五鹿城。

[13]南乐县五楼村北距五鹿山大约二十多华里，距马陵十多华里，虽然也处在自卫适齐的古莘道上，但春秋战国记事原则是“有名邑以名邑冠名，无名邑冠以国名。”晋文公乞食处在“五鹿墟”，五楼村不属于五鹿墟，若晋文公乞食处果真在五楼村，马陵为当时的名邑，文献理应记载“乞食马陵”。追根溯源，南乐五楼村说源于当地将“五楼”读作“五鹿”，而五楼村又接近五鹿山，很容易让人认为五楼村就是晋文公乞食处，故大名县志中的《大名县详图》在今大名县东南、南乐县东北的小五城（楼）村和大五城（楼）集之间，标记“晋文公乞食处”六个字。

五楼村缘何读作“五鹿”，史国强先生依据考古实物所作的推测不无道理。1996年夏秋之交在南乐县东小楼村发现一唐墓，出土墓志一合，志文载墓主安葬在“南乐县清德乡平邑村小逯疃”。1982年前后，在平邑村发现有北宋初年的逯氏墓地。史国强先生认为，由“南乐县清德乡平邑村小逯疃”可以考虑南乐现代地名渊源。平邑是战国时期的古城池，今为村，历经千年不变，姑且不论。小楼诸村今皆读“楼”为“鹿”，如“大楼”、“五楼”、“小楼”等，恐是因“逯”与“鹿”音相近而讹传“小逯”为小楼（读作鹿）。

l李恩义注：南乐县谷金楼乡平邑村离县城4公里，是古地名，周威烈王八年（公元前418年）筑，兵家必争之地。现分前平邑、东平邑、中平邑和后平邑四个大村。20世纪70年代曾在此村出土墓砖，称属贵乡县。由隋大业初入贵乡县，唐属昌乐县。

古时县下有乡，乡下有大村，大村 下又辖几个村。大村相当于解放初的小乡。所以才有“南乐县清德乡平邑村小逯疃”之称。小逯疃今写小楼，分东西小楼两个村，东小楼村归大名县管辖，西小楼村属南乐县谷金楼乡，西小楼村有一12亩大地块，产的甜瓜非常出名。小楼今仍读小逯。疃tuan,南乐县人读tan.如善缘疃，乔崇疃，韩固疃。疃均念作tan。

[15]（二）濮阳说有不少学者持元城说（即大名说）、濮阳说并存，也有独持濮阳说的。查明清《开州志》（开州系濮阳改名，后又改濮阳），明嘉靖《开州志·地理·城丘》称“五鹿城在州南三十里。鲁伐卫取五鹿即此。”

[16]清光绪《开州志·地理志》五鹿城条下载：“五鹿城有二，一在元城、一在州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晋公子重耳过卫，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杜预注：五鹿，卫地。

《水经》：浮水故渎东径五鹿之野。注：晋文公受块于野人即此处也。《寰宇记》五鹿城在濮阳县南三十里。”

[17]《大清（咸丰）一统志》卷名府部与清光绪《开州志》略同，《清咸丰大名府志》记载元城县和濮阳县均有五鹿城。濮阳说是因濮阳县南有五鹿城而指为晋文公乞食处，前文已明晋文公乞食处不在五鹿城，濮阳说不成立。

濮阳县南三十里有五鹿城始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七澶州濮阳县条下有：“五鹿城，在县南三十里。《左氏》：‘晋伐卫，取五鹿。’即此地也。”《太平寰宇记》之前的地志中不见濮阳五鹿城，《太平寰宇记》不知所本，这个晚出的濮阳五鹿城的真实性令人生疑。濮阳五鹿城若果真系春秋五鹿城，杜预、京相璠等人在注释五鹿时必定会有所记载，二人恰恰没有记载濮阳五鹿城。遍考先秦典籍，关于五鹿的历史事件有四起：晋伐卫取五鹿，齐崔杼向卫献公求五鹿，齐侯、卫侯两次围五鹿。这些历史事件都表明五鹿在卫国边境，迭次归属晋、卫、齐，处于这个方位的只有今大名县东的五鹿城适宜。

濮阳南的五鹿城位于卫国腹地，曹国、卫国结盟楚国，晋军攻伐曹卫，先取五鹿，两月后攻克曹国都城，俘虏了曹共公。晋军行军路线势必要从濮阳南的五鹿城东进攻占卫国都城，然后再攻克曹国都城，但文献中没有晋军攻占卫国都城的记载，后来还将五鹿城归还卫国。《太平寰宇记》所征引的“《左氏》：晋伐卫，取五鹿。”是指的元城县东南的五鹿城，先秦文献中不见发生在濮阳五鹿城的历史事件。

明嘉靖《开州志》的“鲁伐卫取五鹿”在先秦文献中也不见，卫国的都城在今天的濮阳县东南的高城村，即便“鲁伐卫取五鹿”为真，鲁伐卫焉能越过卫国都城夺占五鹿城之理？“鲁伐卫取五鹿”是“晋伐卫取五鹿”的笔误。《太平寰宇记》濮阳县南三十里有五鹿城当是误录，明清《开州志》不审照抄承袭，还将“晋伐卫取五鹿”误作“鲁伐卫取五鹿”，由误录的五鹿城又附会出晋文公在此乞食。新编《濮阳县志》不再载录五鹿城恐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18]（三）清丰说《辞海》在五鹿条下载：①古地名。即五鹿墟，又名沙鹿。在今河北大名东。相传周穆王东征，舍于五鹿，即此。春秋时属卫，后属晋。《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亦即此。

②古邑名。春秋卫地。在今河南清丰西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晋公子重耳出奔过卫，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即此。一说在今河北大名东。

[19]清丰说源自京相璠。《水经注》“浮水故渎东径五鹿之野。晋文公受块于野人，即此处矣。京相璠曰:今卫县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属顿丘县”。因汉朝在清丰设置顿丘郡，故而有此清丰说。上文已经考证，“卫县西北三十里”的五鹿城即今大名县东部的五鹿城，晋文公乞食处在五鹿墟而不是五鹿城，清丰说系未加审慎文献所致，故而亦不成立。

综上，春秋时期的五鹿城在今天的大名县石家寨村，五鹿城东即五鹿山，即后世典籍中记载的沙鹿山、沙麓山，山体大部分在今大名县境内，部分在冠县和莘县境内。晋文公乞食处在五鹿山南侧马陵至束馆之间的古莘道上，南乐县五楼说是因音近而生误、濮阳县五鹿城是文献错录、清丰说是未加审慎文献所致。

注释：[1]《穆天子传》卷六，《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百四十八卷大名府部收录（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七十四册，第57页）。[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9页。[3](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2254页。[4](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52页。[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449页。[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四，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底本。[7]（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7页[8]（）程廷恒：《大名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1934年铅印本，1968年8月，第1341页。[9]《读史方舆纪要》，第699页。[10]《大名县志》，第228页。[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6页。[1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8页。[13]《晋文公重耳“乞食于五鹿”考》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12月第22卷第6期。《城濮之战晋国进军路线考辨》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8

武汉为啥留不住人，反而去了浙江温州？5个现实原因

《武汉为何人才流失至浙江温州？探析五大现实原因》

近年来，武汉市一直是中国大陆内经济和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这座城市，而移居至浙江温州。这种城市人口流动的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深入探讨武汉为何无法留住人才，反而流失至浙江温州的五大现实原因。

**1. 就业机会和薪资差距**

武汉市虽然发展迅猛，但与沿海城市相比，其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相对较低。浙江温州，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提供了大量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工作机会。许多年轻人看中了温州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以及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因此选择了迁往这座城市。

**2. 房地产市场的差异**

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价格较高，购房难度大，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买房成为了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相比之下，温州的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房价较为亲民，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购房或置业。

**3. 教育资源不均衡**

教育一直是家庭和年轻人考虑迁居地的重要因素之一。武汉市的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温州则以其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不少家庭。父母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也成为他们选择前往温州的原因之一。

**4. 生活成本的考虑**

生活成本是迁居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武汉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温州的物价水平相对较稳定，不仅房价低廉，还有着便宜的日常消费，这使得温州成为了吸引人才的城市之一。

**5. 城市发展和文化吸引力**

最后，城市的发展和文化吸引力也是人才流动的重要原因。温州在各种方面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和魅力，如悠久的历史、美食文化以及活跃的社交生活。相比之下，一些人认为武汉虽然发展迅猛，但在文化和娱乐方面还有待提高。

总的来说，武汉为何人才流失至浙江温州，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就业、房地产、教育、生活成本和城市发展等。要解决这一问题，武汉需要在各个方面持续改进，提高城市的吸引力，留住更多的人才，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温州也需要注意避免一味吸引外来人口，而忽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实现城市人口流动的平衡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