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北京这座古都寻根,人们也许会想到金碧辉煌的明清北京城,雄伟壮丽的元大都,作为建都之始的金中都,一国陪都辽南京,北方军事重镇唐幽州,或者还有春秋战国的古蓟城。
上世纪70年代发掘车马坑现场
考古队对西周燕都遗址进行钻探
然而,北京肇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
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迹,一直封尘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
至于北京建城的具体年份?燕都与蓟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少谜题仍在破解中。
牛头鬲
堇鼎
出土青铜器中的赵国人形象
一桩千古悬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开往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之下,周口店因挖矿挖出化石,引起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安特生的注意,而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封尘三千年后,被人瞧出了“破绽”。
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
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陶片,俯拾皆是。
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玩陶片的”。吴良才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也是专业的。
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哥哥熏陶,他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鼐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鼐记述了他与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中所列的7处遗址中,就有3处是吴良才发现的。
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并兴冲冲地跑到,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
苏秉琦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19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苏秉琦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各地农村都很困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
“如果没有40年代吴先生提供的线索,也就不会有1962年派学生去实习的事。”曾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的殷玮璋说,这是苏老每次讲起这件事,都要说的话。
在考古界,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何对此念念不忘二十年呢?老先生如今已作古,记者无从询问。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
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蓟与燕。蓟,封的是黄帝(一说尧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带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召公
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
封蓟,是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封燕,则大有深意。
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召公奭(音士)居太保之位,与周公、姜太公平起平坐,是仅次于王的三公之一。《诗经》记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就开辟彊域达上百里,武王得天下后,封地给他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召公并没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到了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有人由此嗅出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但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
周天子分封同宗、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其中,召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成“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后,遗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
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南口和北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召公奭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遗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
周朝初年,商朝遗民叛乱,也是召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清末,出土过“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件叫“太保簋”的青铜器,就用铭文记载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迹。
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燕在南,蓟在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蓟,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
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就是悬案。
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陈梦家在其《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
关于蓟城,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蓟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蓟,迁都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他还推测出蓟城的具置,就在今广安门、陶然亭一带。
据他分析,我国有文可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殷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以西,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一位置有利于商沿着太行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将势力一直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
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燕、古蓟等部族聚落,但那个时期的“城”,尚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
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大概在今卢沟桥附近)成了古代南北大道的终点,农耕文明与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汇点。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虽然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由于渡口易受洪水威胁,使得城址发生了偏移。从水系上看,蓟城西临古灅(音磊)水,东北毗邻古高梁河,应在两河相夹的高地上。
蓟城因蓟丘得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过蓟丘,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
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出土了一件饕餮纹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常用的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的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带“偃”字的刀币。它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
从质疑开始
1959年侯仁之的论文甫一发表,有理有据的分析,就成了主流观点。但有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助教偏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先生强大的逻辑。
30余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学术研讨会”上,已是商周研究泰斗的邹衡,回忆起了他和琉璃河的故事。原来,他对燕都初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
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的史料,有了和侯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琢磨着,如果燕都蓟城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
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衡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那时北京工程建设颇多,我常利用假日,到陶然亭一带的工地去找陶片,但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就在邹衡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
1962年10月,邹衡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到琉璃河的刘李店、董家林村试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代的垃圾堆)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试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
记者找到当年报告,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十个公社。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及其以前的遗址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刘李店、董家林、黑古台等三处遗址做了小型试掘。
报告中,刘李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为什么邹衡去了两次,而且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也看走了眼呢?原来,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邹衡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断定城墙是辽代的。
这是邹衡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疑似的西周遗址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
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老施家”在东院墙外挖菜窖,挖出了两个铜疙瘩。朴实的农民受人怂恿,抱着宝物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这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文物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
“就给了他一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在村里传为笑谈,却成了揭开遗址三千年面纱的关键一环。
公安部门把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铜爵上有“父癸”铭文。这两段铭文虽无特殊含义,但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
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
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衡,又把视线转回到了刘李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很值得注意。
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是箭在弦上,但正规发掘却又等了近十年。“”期间,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几乎停滞,邹衡因为讲义被郭沫若抄袭,去找翦伯赞申诉,莫名其妙地成了“三家村”同党,一度被下放江西。
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迹,再次陷入沉寂。
和推土机争地盘
1972年,寒冬刚过,北京仍冰天雪地,但许多学人的春天,却悄悄来临。尼克松访华似乎标志着我国的政策调整,与此相吻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也走出严冬,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就是当年走进北大的幸运儿。
“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进入北大考古专业,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学了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践了。”
这种“边干边学”的安排明显不合常规,赵福生觉得比较懵懂,但在邹衡来说,却是“时不我待”的必然选择。邹衡后来在采访中说:“1972年回校后,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当然,在政治上还是不行。我一回来,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虽然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师生四十余人,还有北京市文管处(前身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来协助的郭仁、田敬东等。我们有的住在黄土坡村的老乡家,有的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睡大通铺。”赵福生说,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邹老师下令在哪挖,我们就到哪破土,光是在大庙前就布了四个探方”。
让邹衡大惊失色的是,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刘李店村,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
“当时有个指示,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
邹衡跑过去看时,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生土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
“邹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军管负责人、8341部队的王姓政委汇报,王政委又层层上报到国务院。”
“第二天一早,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首长问邹衡有什么要求,他说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首长又问要保护多大一块,邹衡就比划了一片地。首长考虑了一会儿说:‘中国这么大,保存这么三千多平方米一块地算什么?’接着他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回忆起这一段时,赵福生绘声绘色,一再强调,邹衡为保护遗址立了大功。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后,刘李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见不到了。
听说“老施家”倒卖青铜器的逸闻趣事后,邹衡又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大墓。
“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发掘,邹先生大胆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初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说到这儿,赵福生不由感叹邹衡运气太差,“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发掘现场
甲骨上有“成周”二字
克罍
克盉
克盉、克罍上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
实习收工后,运动又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说邹衡在琉璃河欺骗中央首长,说他根本不懂考古,受到冲击的邹衡,只好再次“靠边站”。
不过,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下来。“从1973年开始,我就再也没撤离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在此一干就是27年半,直到2000年4月退休。”田敬东没想到,自己和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
1973年春,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选在刘李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
“当时参加发掘的临时工,是刘李店、董家林大队派来的,日工资为一块八,交大队一块二,记工分,自己只能得到六毛。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要求参加发掘的人仍很多,董家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我们工作人员的田野补助也是微乎其微,每天才四毛钱。”
田敬东说,当时条件差,文管处从上级单位市文化局,要来演京剧《沙家浜》淘汰下来的戏装,作为工作服。“我们一看,灰色的,是新四军伤病员在舞台上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魁忠义救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纱布质地,考古队员都不愿意穿,怕被群众喊‘胡传魁的队伍又回来了’。”
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西周遗迹、遗物很少。于是,在四处透风的大庙里,一人一根蜡烛,睡前埋怨邹衡,成了考古队的保留节目。
“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这一想法在我们脑中挥之不去。”刘李店发掘受挫后,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不行,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
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的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都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正轨,大家也不骂邹衡了。
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封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
牛头鬲、堇鼎出土记
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当时“”正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恰巧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的南侧棺椁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得只剩几枚牙齿。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赵福生解释说,“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遗民墓地。”
周武王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起初并没有移风易俗。结果,这座投降周人的殷商遗民墓成了批判“克己复礼”的生动教材,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轰轰烈烈的批斗场面,一度影响到发掘工作。
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绘图拍照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向全国各地发出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毫无结果。
直到二十多年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之事。据交代,他当时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
公安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河水不断冲刷,铜剑是否仍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也就作罢了。
插曲过后,琉璃河考古才掀起高潮。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有85%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鬲和堇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
“1970年代,侯仁之来周人墓葬区参观时,在一个大灰坑里扒拉了两下,就扒拉出一个青铜镞(箭头)。出土牛头鬲的251号墓,墓坑上部早已被破坏,仅铲去30厘米的表土层,就露岀了墓口。”田敬东说,这是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墓内北端二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
随葬器物中,最精美的就是牛头鬲(音立,古代煮粥的锅),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大意是:“伯矩”受到燕侯的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鬲。由此,这件器物被称为伯矩鬲,又因全器用牛头装饰,俗称牛头鬲。1996年,首博还用此鬲的造型图案制作了馆徽。
由于地下水位高,墓主人早已尸骨无存,不过在他胸口的位置,有一玛瑙、绿松石、玉等串成的项链,179个饰件中仅玛瑙的就有110个。上世纪70年代,有专家估算其经济价值达20万元。
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与路面平齐。田敬东说,虽然都是中型墓,但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由于墓坑较深,坑里积满了水,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
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堇鼎,因体大器重,三个鼎足又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吊出水面。
“发现鼎上有字,和燕侯有关,大家就兴奋了,认为这是重大发现,马上给文管处领导打报告。”经考证,堇鼎腹内用4行26字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堇”奉燕侯之命,到宗周(周朝首都)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堇,堇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
堇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个堇,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应该是燕侯家族中,最亲近的晚辈之一,所以才有资格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地去给老太爷送吃的。
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堇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自然当之无愧。
如果说251号、253号墓是燕国贵族墓,那202号大墓则属于燕侯一级,它是7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最大、最深的一个,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赵福生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管处,又被派到琉璃河,正赶上挖这座大墓。
“挖到四五米的时候,地下水就上来了。当时虽然有抽水机,但农村条件艰苦,经常停电,地下水抽不干,把墓壁都泡糟了,造成墓壁不断坍塌。我们在墓壁内侧打了18根木桩,但最终还是没能制止坍塌,只好摸索着打捞。”
赵福生还记得刚挖出棺椁时,夏鼐要到现场来视察。“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夏先生,没想到,他来的前一天夜里停电了,第二天上午,夏先生面对的202号墓就是一池子水,先生有点不高兴。”
202号墓有个直径两米的大盗洞,所以挖了三年,只出土了一把象牙梳子。“我当时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锨头感觉碰到什么,赶紧收手,但梳子齿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在首博展出的象牙梳子,是后来我们把所有的泥水过筛,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正因为有了赵福生说的这把梳子,有些文史研究者推测,这个墓里埋葬的可能是燕侯夫人。
燕侯墓的意外之喜
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但燕国最为关键的人物,燕侯埋在哪儿呢?1981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地毯式”挖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
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但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收获恐怕还不如1970年代多。
京广铁路东侧的1193号西周大墓,墓室呈方形,最奇特的是,从墓室四角向外伸出四条长长的通道。黄土坡这一带的大墓不少,有的有一条墓道,有的有两条墓道,但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特殊的形态更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兴趣。
而且,从其附属车马坑的规模看,随葬品不会少,墓主人必定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不过,该墓的盗洞大得像老虎嘴一样让人却步,有202号墓的前车之鉴,能不能有所发现,谁也没底。
1986年的11月29日,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即将收工。突然,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
考古队员黄秀纯记得,当时地表土都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中探墓,酒是不能少的。“谁下墓坑每人两瓶二锅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工争先恐后地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考古队员下水前也要喝二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再换另一批下去。
说是发掘,实际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摸着摸着,有个民工喊:“殷老师,有大家伙了。”中国社科院教授、考古队队长殷玮璋马上喊:“停,停止发掘。”他让无关人员都上来,由专业人员下去捞,最后在棺椁东南的泥水中,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
由于这两件青铜器锈蚀严重,加上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两个月后,经文物保护专家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
专家们欣喜地发现,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然而,在解读铭文“命克侯于燕”的“克”时,专家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说“克”为人名,一说“克”为动词,最终大多数专家认可“克”为名词,是召公长子的名字。两件器物也因此被命名为克盉、克罍。
铭文大意: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去做燕国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人民和土地。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物。
虽然对墓主人是谁——到底是召公奭还是他的儿子燕侯克——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是第一代燕侯,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这对研究北京古代史,起到决定性作用。
田敬东说:“这是琉璃河遗址自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克盉、克罍把遗址在三千年前的历史地位做成了铁案,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慰藉。”
克盉、克罍出土前,在介绍北京历史时,常说北京是个有800年历史的古都,那是从金中都算起的。出土后,北京的建城史一下上推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1990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明确北京是个三千年古城,由此,北京也成为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为北京溯源
北京溯源,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那么,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有没有生日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他于1987年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这封信,拉开了探索北京建城之始的序幕。
据《北京建城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专家们最先讨论的是,什么才算城?“城”应当出现行政建置、具备城市功能,即国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有了分离,地方城邑已经建立,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后方可称之为城。根据这一原则,决定以燕、蓟两个西周始封诸侯国的都城为北京的始建之城。
接下来就要对燕、蓟的始建地点进行确定。蓟城,或许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修筑城市,所以一直寻觅无着。而燕都废弃之后,两千多年再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故古城遗址得以保存至今。
虽然侯仁之仍认为北京的建城之始是蓟,但西周蓟城无实物证据,而燕都考古铁证如山,于是,各学术派别暂停纷争,都把燕都始建于何年,作为研究建城年代的焦点。
那么,燕都到底是哪一年建成的呢?一开始,人们仍把目光聚焦在《史记》上,据其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同年,封召公于北燕。
武王十一年到底是公历哪一年?当时,学术界至少有四十多种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这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武王克商时有彗星出现。按照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饪哲从1910年开始倒推,至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等专家又结合《尚书·召诰》《竹书纪年》等记载,进行了矫正,最后将公元前1045年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北京城从哪儿开始,始于何年”的论证,从1987年初开始进行,至1994年底告一段落,几易其稿,最后采纳了这一成果。“公元前1045年”成了北京申奥宣传片、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引用的说法。
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至1995年,是北京建城3040年的日子。那年,北京第一次过了回“生日”,举办了隆重的城庆纪念活动。同年,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在琉璃河遗址上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
虽然有了官方“年龄”,但考古工作者对燕都建城年代的质疑与探索仍未停步。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由赵福生主持,在“工程”开始后的几年中,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等进行了补充发掘。
一处埋土最深、年代最早的灰坑里,发现了刻有“成周”两字的甲骨。这一证据说明,先有成周城(西周东都)才有燕都城,这推翻了燕都建于“商末周初”的说法,也就说,燕都最早始建于成王(周武王的儿子)时期。
专家们考证认为,武王克商之年,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都城安阳,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
又根据克盉、克罍的记载,燕侯应该是在召公当太保时,也就是成王时,被分封的。分封后,燕侯克带着几个氏族部落,来到了北京地区。
我们经常说大河孕育文明,但大河经常变动,每变动一次,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毁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早期文明都绕开平原区的核心,选择那种距山麓不远,又有稳定水源的冲积台地。
经南北大道到达董家林附近时,燕侯发现这里距周口店群山只有十二三公里,有圣水河(今大石河)蜿蜒流淌,且在河流转弯处的内侧有大片冲积台地,与成周城的地形相似,正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于是,他命商朝遗民中擅长占卜的“贞人”占卜,最终选定了城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文、文献、碳14测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并制定了西周各王的年份。由此为依据,断代工程认为,北京建城的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即公元前1042年。
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它依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六分之一,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在近三米厚的城墙外,还有燕国贵族、殷商遗民的陵寝,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车马器、陶器、漆器、青铜重器等。
以此城为中心,燕文化开始北扩。据考古研究,西周初期,以燕都为中心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范围在燕都周围30公里左右;而至西周中晚期,已扩大到燕都周围70公里到90公里范围;至春秋时期,已越过燕山山脉;战国时代甚至推进到了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辐射四周,一开始就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定了个高标准,但奇怪的是,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大约在西周中期,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这在考古学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学者们推断,此时它已不再是国都,降级为普通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
时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许多历史谜团未解。自召公以下的七代燕侯,除克和旨外,另外五代叫什么名字?琉璃河燕都被废后,燕人迁往何处?历史上燕国与蓟国的关系如何?
这许多问题都有待揭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琉璃河东北,一片宽阔的河滩地上,一座更壮观的城市终将崛起。
(原标题: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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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齐鲁
□ 许志杰
吴金鼎是中国考古学界一位具有开拓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在他47年短暂的人生旅途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他是享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盛誉的李济先生为数不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高足;他留学英国拿到伦敦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并称中国现古学“海归”青年才俊;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大军中;他在齐鲁大学回济复校亟须人才之时,依然选择母校,成为齐鲁大学回归济南的主导者之一。其著作《城子崖》《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及英文版《中国史前的陶器》,影响深远。
吴金鼎侧重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学术范围包括对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研究,对中国史前陶器的探究与评价,以及对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四川古迹的调查与发掘。他在考古与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学术界公认他发现了龙山文化,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所发现而提出的。在当时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面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发现的文化的称谓。”
考古学家夏鼐在写于1948年10月的《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文中说:“1928年吴先生在山东调查时,第一次发现这文化的代表遗址城子崖,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和中原及西北的史前的彩陶文化不同。”“现在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知道有黑陶的龙山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初发现人,便是吴先生。”
龙山文化是近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中国学者独立发现、确定、发掘,以及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关于城子崖遗址及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李济先生更是与同时期正在发掘的安阳殷墟遗址相提并论,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由于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的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
梁思永则以龙山文化的代表性符号“黑陶”为参照,给予龙山文化高度评价:“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最好的产品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
夏鼐说:“吴先生以忠厚对人,有时令人觉得太过于忠厚老实了。吴先生不喜宣传,憎恶夸张,所以除了熟人和同行以外,知道他的人恐并不多。但是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功绩,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吴金鼎先生已离世70余年,他的学术成就值得宣传,他的名字应为后人所铭记,他短暂的人生之路,我们理应去了解,去珍惜。
17岁考入齐鲁大学
耕读之家四兄弟皆大学生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安丘县万戈庄村。由他上溯几辈,吴家虽知书达理,耕读兼作,但从未有人科举中榜或弃农从商,离开过养育他们的汶河水畔。到了吴金鼎这辈,家道逆转,他们四男四女兄弟姐妹八个,吴金鼎在八兄妹中最小,四个姐姐中的二姐毕业于潍县文美女中,三姐四姐是安丘县立女中毕业。大哥吴金鳌毕业于山东大学林科,二哥吴英才齐鲁大学文理科毕业,三哥吴金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医科。这在当时的安丘乡下乃至整个山东农村,都是很难出现的盛举,一时吴家崇尚教育、教子有方、孩子出息等赞美之言传遍乡里。及至今日,再访万戈庄村,乡亲们依旧如数家珍,对吴家兄弟姐妹当年的才分赞不绝口。
1917年,吴金鼎于安丘德育中学毕业,第二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理科预科。齐大是一所教会大学,一般认为创办于1864年的登州文会馆是其前身,被誉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大学。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吴金鼎正式进入齐大文理学院政治历史系,系主任是美国人奚尔思,此人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时教授欧美史,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在学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另一位叫做亨利·鲁斯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以及经济学、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到济南以后遍访齐鲁各地的名胜古迹,对山东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非常赞赏,有时还带着吴金鼎和他的同学一起出行,这对吴金鼎喜欢野外访古影响至深。吴金鼎所选的科目,也比较偏重自己更感兴趣的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在吴金鼎的学术道路上分出几个阶段的话,他师从齐大奚尔思博士、亨利·鲁斯,以及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冯文修,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时期,赖于齐大形成的扎实的学术与兴趣根基,使吴金鼎矢志如初,艰辛努力,一步步达到考古与人类学研究的峰值。基于此点,吴金鼎对齐鲁大学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做助教,并在清华国学院修业期间,再次回到最需要他的齐大,成为母校考古与人类学、历史学的中坚力量,也为齐鲁大学后期的国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与吴金鼎差不多时间走进齐鲁大学,共同生活在齐大校园的著名校友不少,其中刘谦初是与吴金鼎同年进入齐大文理学院预科的。刘谦初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平度县刘家庄,1918年春考入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预科“附班”,半年后经过考试正式升入文理学院预科,成为吴金鼎的同班同学。翌年,五四运动爆发,刘谦初积极投入其中,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在预科学习一年半之后,吴金鼎顺利升入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本科,不久之后刘谦初也完成预科学业,升入本科,依然与吴金鼎同系同级。但是,刘谦初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经人介绍,他到了与平度县相邻的黄县崇实中学当了国文教员,吴金鼎与刘谦初的大学同学至此结束。
比吴金鼎晚几年入学的束星北,读的是文理学院物理系。他1926年春入学,两年之后直接从齐大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深受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吴金鼎在齐大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束星北的老师,上没上过课就不知道了。巧合的是,1948年初,文理已经分家的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因躲避战乱暂时从济南迁至杭州办学,束星北以及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一流名师均被聘任为齐鲁大学理学院教授,直至第二年齐大文学院、理学院返回济南。吴金鼎当时就在齐大文学院任教,同时担任齐大图书馆馆长,因为身体原因和保护学校图书资料不被战火损毁,他没有随校南迁,也错过了与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在杭州共事。
还有一位曾经与吴金鼎有所交道的人,就是齐大文理学院的年轻兼职教师张默生。他是临淄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部,执教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又被齐鲁大学文理学院聘为历史社会学系兼职讲师。此时,吴金鼎也已留校在文理学院当助教,与张默生成了兼职同事。由于两个人对历史学有着相同爱好,共同的话题自然就多,很快成为至交。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不是很长,1926年冬,吴金鼎考入清华国学院,离开齐鲁大学。1927年,张默生因为“赤化”被山东督军张宗昌通缉,不得不逃到河南。后来他们虽又在济南短暂相聚,那是因为吴金鼎和张默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城子崖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张默生后来落脚于天府之国的四川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授,出版著作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张默生文、丰子恺画的《武训传》,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影响至深。
吴金鼎在齐大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1923年冬他拿到了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毕业证照,转年开学时,吴金鼎被聘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助教,这个历史社会学系就是由原来的历史政治系改名而来。
从预科到本科在齐大文理学院学习了五年时间,吴金鼎从一位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助教,一段铭记于心、成长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学生生活结束了。
唯一考入清华国学院的山东人
著《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做助教两年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跟随考古学家李济研读人类及考古学,时间是1926年。
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之所以把到了嘴里的钱又吐出一小部分,在北京创办这所学校,颇费心机。一位大学校长给美国总统上书“备忘录”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他还说:“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够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此人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退款办学”对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大批有志青年藉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问题是清华学校以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为目的,致使很多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于国弊大于利。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参观了清华学校之后给予批评:“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五四运动以后,国人自主独立意识觉醒,一批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人也开始意识到国学在国民觉醒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给正在酝酿由“学校”改“大学”的清华师生以极大敦促,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应运而生。
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1926年7月按规定进行招生考试,录取新生正取24名,备取2名,后来实到24名,开学后又补招4名,加上上届毕业后留校继续研究的7名,共计36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副校长的陆侃如,以及著名学者刘盼遂、姚名达、刘节、谢国桢、王力等,可谓人才济济。9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作了非常热情激昂的讲话,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钻研学术。学生注册完毕,各教授将其所授普通演讲科目和所指导专题研究学科范围作了介绍,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分别择定自己的专修学科和专题研究题目。吴金鼎只选定专修学科为中国人种考,并未确定专题研究的题目。
吴金鼎的老师李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后应聘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任特约讲师。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相比,李济虽然有留美经历,但无论年龄、名气还是成就,当时尚无法与四大导师相提并论,因而,李济与梁漱溟被聘为讲师而不是导师。同时还有助教梁存吾、浦江清、王以中、赵万里、杨逢时五人。现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现古学在中国的奠立,是上世纪二十年始的,主要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就是李济。他1918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先后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最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种学,即人类学。李济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这篇用英文写就的宏论翻译成中文有20多万字,有学者称“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或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在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以前从未用过的新材料,开拓了没有人走过的新园地,至今还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李济开设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人文学”实开的是“人类学”,讲演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变化,人的演变过程,种类分布。“人体测验”是一门实验课,为已经具备人类学知识的人所设定,实为“人类学”的继续。“考古学”,讲演发掘的方法,及发掘所得资料分析的程序。吴金鼎紧跟老师的学术步伐,选题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所述范围与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可比拟,但其思想端倪与治学路径还是承其师风,如出一辙,“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吴金鼎在“引言”中说,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68人,继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李济先生慨允以仪器借给他使用,带回山东作长期的测验,以完成在清华未完成的工作。可见,李济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上心,并予以很多帮助。
从现在可查资料看,清华国学院自1925年秋招收第一届学生,到1929年夏停办,共招收学生74位,山东籍只有吴金鼎一人。另有齐鲁大学教授张立志,沂水人,为旁听生。根据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引言”所记:“十六年(1927年)春,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可知吴金鼎并未在规定学期完成相关学业,提前离开学校。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吴金鼎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考古发掘项目,写不出相关报告而未能参加答辩。有的则猜测是因为李济太过于忙活田野考古,忽视了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当时跟随李济学习人种学与考古的学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徐中舒,他比吴金鼎早入学一年,而且很早就转入历史学,李济的学生实际只有一位半。根据吴金鼎“引言”,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确是在1927年春天离开清华国学院回到齐鲁大学,而非毕业时没有通过。他回校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齐大教师吃紧,实在安排不开课了。吴金鼎说:“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之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这足以说明,其一吴金鼎从清华国学院回来就是因齐大师资紧缺,其二吴金鼎并未完全放弃清华国学院的学习与研究,他把自己正在做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带回齐大,而且还得到了李济先生的应允,把使用的仪器也搬到了济南,自1927年秋到1929年冬,共量291人。其间,他的导师李济还来信询问研究的进展,吴金鼎把所有材料核算整理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李济先生,得到极大赞许。1930年春,吴金鼎被李济召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参加殷墟发掘,并在李济的指导下将《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加以润色,更名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拿到清华国学院毕业证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列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1931年于北平出版。全书共分引言、测试方法、计算方法,以及结论等九章,对世代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人进行体质细化,分析山东人体所以异于其他省份人体的基本因素。数据表明,当时山东省有县107个,人口三千多万,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山东人体质有所认识,也对山东人体质健康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很强的实践和实用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山东人体质的学术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读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
投笔从戎加入抗战大军
1930年春,吴金鼎离开齐鲁大学赴中研院史语所追随恩师李济参加殷墟发掘,1932年他写出了《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是他两次参加殷墟遗址发掘的体会和理论总结。1933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山东省政府派他与夫人王介忱一起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
吴金鼎留英四年,最重要的成就是用英文写作完成《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并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据吴金鼎在伦敦大学读博的同学夏鼐介绍,为了作这个研究,吴金鼎不仅翻遍了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1933年冬,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得到彼特里教授的高度赞扬:“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夏鼐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金鼎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金鼎都跷起大拇指说他“顶好”。
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吴金鼎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中国史前的陶器》写作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中国史前的陶器》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章简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各史前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第二章分析了7个北方省份共29个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第三章是对这些陶片进行比较分析,区分相同相异;第四章按标准将陶片分为六大类;第五章得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待定的诸多问题。
吴金鼎回国之后没有再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而是去了以清华国学院导师李济为主任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那里继续从事田野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此时,抗战已起,国民政府被迫内迁,但是,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济的带领下,一直坚守岗位,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吴金鼎从1938年到1940年在云南大理境内作勘察发掘,发现了32处遗址,主持发掘了5处,与王介忱、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奠定了中国西南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基础。1941年开春到翌年冬季,吴金鼎在四川彭山主持汉代崖墓的发掘,探知四川一带特有的墓葬制度。1943年主持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喜获学术大丰收,对于唐代末期以及五代的艺术发展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期,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吴金鼎,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说服亲朋好友,脱下长袍换上军装,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为在华对日作战的盟军做翻译和后勤工作。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齐鲁大学之邀回到母校参与学校复建事宜,除教授《田野考古学》等课程外,还担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馆长。正当年富力强、学识渊博、扎实肯干的吴金鼎准备为母校振兴放手大干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他“虽短矮而壮健坚实”(夏鼐语)的生命,于1948年9月18日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
天妒英才,金鼎不朽。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说:“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梁思永乃梁启超次子,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就学于哈佛大学研究院,与吴金鼎一样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小吴金鼎3岁,后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与李济、吴金鼎一起参加城子崖遗址发掘,并首次提出“龙山文化”的名称,可谓“龙山文化”的命名者。1954年4月,梁思永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享年50岁。27岁的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27岁的梁思永命名了龙山文化,两位考古学界之青年翘楚联袂写就一篇中国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永记史册。
夏鼐说:“今天(1948年10月28日)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人。”
夏鼐生于1910年,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历史系,公费赴美学习考古,后改到英国留学,与吴金鼎同在伦敦大学研读考古学与人类学。吴金鼎的导师是彼特里,夏鼐来时彼特里已经退休,他与吴金鼎又一同跟从彼特里的继任者惠勒学习考古。1937年,吴金鼎以优异成绩完成博士学业回国,夏鼐则继续学习,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夏鼐回国后与吴金鼎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事,一同参加了四川彭山考古调查与发掘,与吴金鼎感情至深。自1962年始,夏鼐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长达20年之久,并履职社科院副院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
梁思永、夏鼐之言是吴金鼎同时代青年考古学家发自内心深处的恸哭,今日听来依旧为之动容,这是吴金鼎、梁思永、夏鼐等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感天动地的家国情怀,与龙山文化一样润泽子孙。可告慰吴金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的是,经过一代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龙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它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物质文化、文化传播诸多方面,都得到深入探讨。考古学家蔡凤书、栾丰实在为《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所撰前言中指出,关于龙山文化的研究已由学术研究的附属品演变成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日臻成熟,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前辈学人意志、理想得以接续,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