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史(姓史的历史名人)

《鲁迅传（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正/著

朱正坐在客厅里，回忆过去的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摄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

《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正/著

1956年，25岁的朱正写了一本鲁迅的传记《鲁迅传略》。受访者供图

《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 朱正、邵燕祥/著

朱正已经92岁了，他慢慢接受了“躺平”的生活。

作为鲁迅研究的学者，如今能引起朱正感兴趣的选题不多了，他的笔渐渐慢下来。在2023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中，他写道：“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动了。”

鲁迅去世后，他才在初中国文课上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对鲁迅文章痴迷而决定中断学业加入革命，在承受厄运的多年里，他一边干体力活，一边研究鲁迅。

他在鲁迅研究界以考据史料出名，修正了20世纪以来对鲁迅的诸多曲说，大多数学者会以他鉴别过的史料为研究资料。他的前半生用鲁迅的眼光看中国，尤其欣赏鲁迅为中国寻找的出路、药方。

如今，他坐在长沙的家中，用“看热闹”的心态观察这个世界。他已活得足够久了，比鲁迅多活了近40年。他观察鲁迅的角度，从仰视慢慢变为平视。他有了自己对中国出路的想法。这是岁月带给他的礼物。

用22年纠正

外出讲学时，很难看出朱正是受邀上台讲课的专家。刚下火车，他直接把大包行李扛到肩膀上，旁若无人地走出火车站，这是他多年留下的劳动习惯。

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没有见过鲁迅本人，鲁迅去世那年，他5岁。在鲁迅研究界，他的前辈冯雪峰、孙用见过鲁迅本人，能写与鲁迅相处的回忆文章，而他的后辈有更宽松的鲁迅研究环境。

相比而言，朱正是在崇拜鲁迅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相关文章真伪难辨，鲁迅被称为革命的化身，被捧上文学的神坛。

朱正戳破了围绕着鲁迅的一些“泡沫”。他根据阅读大量书籍交叉印证，辨析史料真伪，更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相，让笔下的鲁迅更像真实的人，而不是神。

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他把所有相关文章都读过一遍，剔除错误的细节，再运用书证、理论、物证等考据方法还原真相。

一位研究朱正文章的学者在论文里说，朱正的鲁迅研究最讲科学，最扎实可靠。

与他年龄相仿的钱理群，研究重点是鲁迅的思想。但朱正更侧重史料挖掘和辨析。他希望在他之后，未来的鲁迅研究者可以不再做考据了，把精力和智慧用来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让鲁迅研究接触到当前青年关心的问题。

“鲁迅当年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的，如果能说明这一点，如今的青年就不会对鲁迅有隔膜感了。”朱正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是一名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他说，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给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带来极大的震动，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给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纠错。

朱正回忆，从1960年第一次阅读《新观察》杂志上连载的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察觉到事实出入，到这本书的出版，他花了22年。

朱正的父亲在朱正“”坐牢期间，节衣缩食地买了《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全集》，等朱正出狱后使用。他在22年的时间里，尽力搜罗考据必需的书籍，把能掌握的细节分析到极致，完成初稿，寄给冯雪峰，向前辈求教。

冯雪峰那会儿生病，咳得厉害，全身无力，嗓子也哑了，但依然在病床上给没有见过面的朱正看稿，他回信，“你‘正’的是对的，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

但他也发现，朱正写稿的口吻流露出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他希望朱正能把稿件再改一遍。

那是朱正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回信，26天后，冯雪峰去世了。后来，孙用帮他寻找珍贵的资料，包括20世纪30年代原版书籍，再一本一本从北京寄到长沙。

许广平回忆，章太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食，许多人不敢劝阻，最后鲁迅亲自到监狱劝说，章太炎才恢复进食。但朱正查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书信、鲁迅的日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发现章太炎并不是听了鲁迅的话才吃饭的，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多名学生都去劝慰过。

最后，朱正不仅纠正了许广平的误记，还纠正了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的失实之处。

比如，1932年鲁迅为探视母亲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间应邀作了5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才做“北平五讲”，但作家陆万美说这5次演讲是左翼文化团体布置的。

朱正考据后发现，鲁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请他演讲，亲近革命青年，但这不是事先制订的周密计划。他认为，陆万美给这事赋予了过多政治色彩，而许广平的说法抹掉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都不是确切的。

“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认真严谨，是朱正留给许多朋友的印象。老友钟叔河说，就连做不擅长的体力活，朱正也总是认认真真地干。

有一次，他在工地外看到朱正在筛沙子，就在篱笆外等着和朱正碰面。但好几天，朱正一直埋头认认真真筛沙子，没有抬过头朝篱笆外张望。后来，他凑到离朱正最近的门口，喊了朱正的名字，朱正才抬头看篱笆外，两人才说上一两句话。

“”期间在农场采茶，大多数人老叶嫩叶一把抓，增加茶叶的重量，但朱正老老实实按照规定摘取树枝上最嫩的三瓣叶子，速度慢，半天也摘不到几两鲜叶，过秤时总被管教批评。

他出生在长沙一个工人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朱正是长子，被宠着长大，在家没干过体力活。在农场，他被认为劳动力太弱，丁等都够不上，列为等外。“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劳动力的评级总是很低。”

他承受厄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也是鲁迅被捧得最高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也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被神话了，不少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有些人直接把鲁迅批评过的人当成坏人。

朱正举例，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没有太多空间放书，就在家附近租房放书，但“”的笔杆子说，那个租的房子是鲁迅秘密读书室，是他秘密学马列的地方。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朱正不愿意鲁迅以这样的形象“错误”示人。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要出版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前，先印制少量征求意见本（红皮书），寄给鲁迅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冯雪峰、孙用推荐了朱正，出版社也给朱正寄了一份。

朱正认真地给收到的每一本红皮书写批注意见，再一本本寄回北京。

他当时在工地上做测量工作，空闲时就在工地旁看书、批注。从1975年到1980年，他批注了28本红皮书。

他没有和工友们提及，早在25岁那年，他就出版过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那本书是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之作，给年轻的朱正带来一笔丰厚的稿费，1260元，足够在当时的长沙买一套房子。

那时，他在报社工作。他还记得，1956年的除夕之夜，他一个人在报社过节：囫囵吃了一点糕点后，他开始动笔，写下他酝酿了许久、腹稿打了许多遍的《鲁迅传略》。谁也不会打扰他，他在隔壁除夕舞会的音乐声中奋笔疾书。

从那天开始，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写得最快的一天是“五一”节，同事放假都离开了，他一个人在报社从早晨写到下午4点多，写了1万多字。

他那会儿就体现出严谨的态度，“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点，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书里大多信息是按鲁迅的自述说的。只有一处，当鲁迅批评中医时，他作为党报工作人员，觉得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医政策相悖，就模糊把鲁迅父亲的死亡归结为“某位庸医的责任” 。

“你看，从这件事上，我是个老实、很守规矩的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时，朱正忍不住自我调侃。

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

如今回头看，朱正也觉得第一本书写得粗疏肤浅，只达到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朱正仰望着偶像式的文学巨匠，总不自觉地把鲁迅的一切思想通盘接受，在行文的时候，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把鲁迅标签化为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身。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史料。他又重新改写扩充了一版《鲁迅传略》。

那年他50岁，仰望鲁迅的角度越来越小。他细致地考证了鲁迅的生活细节，他也是当时国内较早考证鲁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学者。他笔下的鲁迅开始像一个“人”，会遇到与朱安感情不好、兄弟失和等问题。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认识鲁迅。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他觉得自己一本写得比一本好，越写越厚，每一版都有新的发现。

他加入了一些新的考证成果：鲁迅和朱安在定亲前，鲁迅的母亲提前通知过在外求学的鲁迅，当时的鲁迅没有不同意；他也删除了第二版里，提到朱安不像妻子的细节，减少了对鲁迅道德拔高的评语。

朱正决心给鲁迅祛魅，曾给1981年版《鲁迅全集》挑错，又因为新版没有修正错误感觉可惜。有人说，朱正是《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

他从仰望鲁迅，慢慢也开始变为平视。他说，当他真正理解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就平视起来。

在他看来，鲁迅的长处在于，在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个创作出新文化代表的小说《呐喊》，而后接连创作出有批判精神、关注中国文化的杂文、小说。

“鲁迅始终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朱正说，鲁迅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我读书那会，中国也还在面临着这些矛盾，当时读鲁迅的书，觉得心心相印，鲁迅说出了那个时代共同的心声。”

他至今还喜欢自己从少年就沉迷的几篇鲁迅的文章《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记谈话》，能清晰记得这些文章对于曾是高中生的自己的冲击力——在那会，没有人会像鲁迅一样，直接地写出中国的问题。

《灯下漫笔》描摹的银行兑换银元的乱象，等到朱正上高中时，依然生活在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

鲁迅细致地描述自己身处停兑风波中复杂的心理感受：当他好不容易兑换到一包现银，忍不住暗自欢喜时，却突然想到，人很容易变成奴隶，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鲁迅概括，中国史的分期只有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呼吁当时的青年创造第三种时代——中国人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是享有充分的“人”的时代。

他少年时跟着鲁迅学写文章，以致于后来写的杂文，被朋友说有鲁迅的影子，“我没有刻意模仿过，可能是读得多了，风格相似。”鲁迅写文章从不美化现实，于是朱正写的鲁迅，也是抛弃他人对鲁迅的美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呈现长处与短处。

朱正承认，鲁迅后期有少数几篇没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为不深知的东西做辩护，背离了鲁迅一贯的批判精神。

人文学者刘再复曾说，朱正写的鲁迅传记，写法干净老实，没有脂粉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语障，没有意识形态的“隔”，也没有春秋笔法的旁敲侧击。

这不仅是朱正个人阅历增长后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变得开放，他还有机会看到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要是我（对鲁迅）的看法没进步，那就是辜负了新时代。”

他曾经以鲁迅的是非观为自己的是非观，听鲁迅的话，看了许多西方的书，“全盘西化”，但年纪渐长发现，中国的书籍也有许多值得看，“我是矫枉过正了，鲁迅怎么说我就这么做。”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

“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谈起他逐渐平视鲁迅的过程时，92岁的朱正站在书架前，挨个介绍他写的每一本与鲁迅相关的书。他还从书堆里翻找出一大摞红皮书，颤颤悠悠地抱着那摞书走了大半个客厅，讲他在测量工地上批注的感受。

他也会提起第一个跟他介绍鲁迅的人，他的初中国文老师。在抗日刚刚结束的课堂上，这位国文老师用了一节课讲《阿Q正传》，讲《死魂灵》，讲得兴致勃勃。朱正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名字。

他跟国文老师借了一本鲁迅的书，鲁迅的文章就印刷在比卫生纸还粗糙的草纸上，他一开始有点读不懂。

多年后，这位老师给朱正所在的报社寄来读者来信，信里说，他编过报纸，做过教员，失过业，也在军队混过，现在在小医院的挂号台工作，希望重新回到教师岗位上，“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资产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分子”。

朱正后来去拜访了老师，可老师回到讲台不久就病死了。朱正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在那会，放着教科书的内容不教，跟学生讲不合时宜的左倾作家鲁迅。”

许多朋友在提起朱正的时候，喜欢用天真、单纯来形容他。他的儿子朱晓也说，父亲天真单纯了一辈子。

朱正回忆，最天真的时候是十七八岁那会儿，满脑子是乌托邦思想，后面经历几次运动，最难熬的时候，鲁迅支撑着他在逆境中熬下去。他至今能背出鲁迅的那段话，“我们所可以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那是他从鲁迅身上学到的受益一生的财富，“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期间，他在牢里也没有放弃过思考中国的出路与困境。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与鲁迅一脉相承。

后来的人很难理解他这代人平视鲁迅的艰难——他成长于文学作品相对匮乏的年代，鲁迅是他接触过最顶尖的作家之一。他曾经做梦都想和鲁迅一样成为作家，甚至在鲁迅的影响下，十七八岁不上大学，想各种办法加入革命队伍里。

平视带给他最大的感受是，文学巨匠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代过去了，鲁迅就过去了。”他认为，鲁迅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如今读李白、杜甫、司马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永恒的真理。

如今，年轻人眼里的鲁迅，是网络时代的金句王，遇到读书、情感、交际等难题时，总免不了晒出几句鲁迅的名言。鲁迅更像是年轻人的“嘴替”，只不过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从朱正那个时代对中国出路的思索，转变为对个人生活的调侃。

高远东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掌握了很多鲁迅掌握不了的信息，能轻易做“事后诸葛”平视鲁迅，但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杂、沉重的历史磨难，不一定完全理解鲁迅的时代问题，对鲁迅的理解不一定能赶得上朱正这代人。

朱正坦然接受了鲁迅研究热度退去的事实，“这是一种好现象，鲁迅1936年死后，中国出现许多新的作家。以前可研究的对象少，现在可研究的作家多了，分摊到鲁迅身上的就变少了。”

但《鲁迅回忆录正误》编辑郭娟发现，这些年，鲁迅研究已经从学界走向了民间，许多年轻人遇到困境，会看鲁迅的文章，寻找力量。朱正晚年写的《鲁迅传》，如今已经再版10次，2023年5月，《鲁迅回忆录正误》又出了一本增订版。

“鲁迅的书在市场上依然畅销，说明鲁迅不过时。”郭娟说。

朱正后来想要跳出鲁迅去看社会，扩大研究范围。“但迟了，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了。”

他指了指书架上由儿子朱晓翻译的麦克卢汉的系列书籍，“我也想帮他去找麦克卢汉的资料，但是都是英文，我看不懂。”

“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独”

朱正退休那年，诗人邵燕祥给他看了一篇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这激发朱正开始研究“反右”，“退休了，我终于有了自由工作的时间。”在那时，研究“反右”运动的文章较少，他想，“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

提起20世纪50年代那段往事，朱正没有悲戚或是不平的情绪，他说，那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必然要碰的壁。“它来临时，你就承受吧。”如果非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的话， 他引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一遍，我将依然走这一条道路。”

有朋友评价朱正，无论经历多少事，那根脊梁依然挺得笔直，一点也没变。

“如果把朱正仅仅看成鲁迅研究专家，把他看小了。”高远东说，“他同时是历史学家和散文家。”

朱正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就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

朱正在北京生活时，常与翻译家蓝英年、鲁迅研究学者王得后、诗人邵燕祥等朋友聚会。编辑陈徒手经常参加这群学者的聚会。他记得，饭局上，朱正话不多，说话很诚恳，不啰嗦，喜欢说他最近读书的新发现、新线索，“那些老人最爱听他分享这些”。

朱正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有一年登门给出版社的老社长拜年，送了一盒点心表心意，老社长的家人一打开，第二层点心居然发霉了，朱正却没发现。

他能聊得来的朋友也不多。翻译家蓝英年说，朱正是他最佩服的朋友之一，读书好、智商高、记忆强，有一次两人去广西柳州讲学，回程火车上，想起柳宗元是柳州刺史，便一人一句接力背唐诗，最后蓝英年败下阵来，“他知道（唐诗）更多”。

两人经常聊苏联的历史，后来还合著相关主题的书，有时也会谈鲁迅。可惜如今，他们生活在不同城市，朱正的耳朵也聋了，很难和蓝英年见面或电话联系。

时间带走他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他一起合著过《重读鲁迅》的邵燕祥在睡梦中离世了，终审签发第一版《鲁迅传略》的前辈楼适夷也走了，写过大量研究鲁迅的论文的舒芜也走了，朱正说：“朋友死得差不多了，我也孤独。”

2023年，朱正停下了所有研究计划，他的记忆力在慢慢衰退，已没有体力查阅厚重的档案资料，或开启新的研究话题。

大多时候，他喜欢泡在书房里，对着电脑看电子书。他习惯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控制着鼠标，旁边摆着放大镜和《新华字典》：他的普通话有湖南乡音，有时打字得借助字典查发音。

电脑就像他年老的玩具。他一度沉迷过游戏。

“空档接龙你玩过吗？”他兴致勃勃地跟记者介绍规则，“那跟写文章是一样的，需要你在混乱的扑克牌里理出头绪。”他喜欢逐渐整理思绪的过程，有时一玩就得一两个小时，耽误时间和研究进度。后来，他只能学着年轻人把游戏卸载掉。

“我不是懒惰，心力不济了，我这辈子成就到此为止，就干了两件事，研究鲁迅和研究反右。”他曾经花大量时间读书、做研究，想探寻中国发展的脉络，但现在，他说，“我都看清楚了，也没有疑问了。”

参考书目：

《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 朱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传》 朱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读鲁迅》 朱正 东方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

《辫子、小脚及其它》 朱正 花城出版社

《从苏联到俄罗斯》蓝英年 朱正 东方出版社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朱正 广东人民出版社

《拾零新集》朱正 花城出版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图片来源：摄图网。

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

中国100个重要历史人物

　　《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中，列举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辽圣宗、成吉思汗、康熙等帝王；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周公、诸葛亮、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林则徐等将相；扁鹊、张衡、蔡伦、张仲景、祖冲之、李时珍等著名科学家、医学（药）家；屈原、司马迁、班固、王羲之、李白、杜甫、司马光、曹雪芹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陈胜、项羽、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张骞、班超、玄奘、鉴真、文成公主等民族关系和中外交通史上的先行者；孙武、孙膑等军事理论家。“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本书列举的100个体为个体的人，或大浪淘沙，或艰难玉成，但都在创造中国历史的实践中扮演一定或重要角色，承认个人在创造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的描写，写出他们的神韵、性格、思想、气质、情感、欲望、爱好等等，这是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本书对这些人物的述写，则主要挑选传主一生中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事迹进行描写、叙述，“寓论于史”，别开生面。读者也可以见仁见智，按照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和主观爱好，排定这些人物的座次

日本祖先真相大白，不是徐福后代，DNA检测让日本人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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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小名

编辑|史小名

日本的祖先到底是谁？

日本民间一直说自己是徐福的后代，实际上并不是。

最近日本一位教授针对这一问题做了DNA检测，结果让日本人没有办法接受。

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他的历史功绩不用多说，中国能有几千年的辉煌，他占一大半功劳，是他让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统一。

秦始皇登基后就找了大量的人修建秦始皇陵，耗费了整整四十年才把秦始皇陵修建完毕，可想而知规模有多大。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此生最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就是长生不老。

为了能长生不老，秦始皇也是想尽了办法，他经常服用丹药，然后找各种道士来帮助自己成仙。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秦始皇这个做法是很迷信的，人固有一死，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实现不了长生不老的，这就是一种妄念。

秦始皇政治觉悟很高，但他终究还是被权利蒙蔽了，开始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

他到处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一直都没有结果。

某一天，一位大臣对秦始皇说，有一名叫徐福的方士能找到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听后非常的兴奋，立马就把徐福召入宫中。

徐福一见到秦始皇就说了长生不老药的位置，说在蓬莱仙岛、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的神仙到时候会出来接引。

这种说法让秦始皇有点不相信，但徐福在民间的声望又很高，算命算的非常准，又很擅长占卜，所以秦始皇还是花了很多钱让徐福制定求取仙丹的路线。

徐福带着大队人马和很多粮食从都城出发，可每次的结果都不太让秦始皇满意，徐福也没有完成对秦始皇的承诺。

秦始皇又给了徐福一次机会，徐福这次还是没找到仙山的位置，怕不好给秦始皇交代，就说前面有大海浪阻挡，没有办法继续前进。

徐福告诉秦始皇，仙山不容易找到，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秦始皇信以为真，就又增加了人手帮徐福一起寻找仙丹。

没过多久，徐福又出发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带上了三千童男童女。

这一次徐福去了就没有再回来，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有没有生还还是卷款潜逃了，谁都不知道。

徐福究竟去哪儿了，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谣言说徐福去了日本，成为了他们的祖先。

我国坐拥五千年文化，文化底蕴相当的深厚，邻国也深受影响，日本的文化就深受我国影响，连文字都是从汉字演变过去的。

日本和中国不一样，日本的祖先备受争议，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祖先是谁，就开始人云亦云的谣传祖先是徐福。

徐福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日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供过确切证据。

我国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表示，与其说日本的祖先是徐福，还不如说是徐福带过去的三千童男女。

日本方得知了这个说法，立即就站出来跳脚，说自己就是徐福的后代，血统是纯正的，他们继续坚定的认为祖先是徐福。

去过日本旅游的人都知道，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徐福的画像。

但现在徐福是日本祖先的说辞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科技越来越发达，日本人也好奇自己究竟是谁的后代，所以就有科学家来做DNA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徐福和日本没有关系。

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和绳文人、弥生人的DNA很相似。

绳文人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日本北海道了，绳文人很有智慧，很擅长制作各种工具来提高生活质量。

绳文人的个子都不高，男子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六，女性不会超过一米五，他们的面部特征和日本人现在的长相有异曲同工之妙。

弥生人和绳文人大体上都差不多，和日本有着很多联系，他们才是日本人的祖先。

该项检测结果公布后，在日本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很多老百姓都不想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代。

之前日本一直鼓吹自己是徐福的后代，现在被各种事实打脸，实在是让人觉得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