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戊戌年2019)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函称：

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下略）

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太郎随行。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海。函中所言沈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员。同年7月，参加在愚园召开的国会。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湖北新堤发难。林君述唐，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后留学日本。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人。唐才常等创立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鼓吹。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1898年10月31日日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1]

柏原，即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宗方的这一页日记提供了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计划轮廓和进军路线。当时，距西太后重新训政不过40天，康有为、唐才常就已经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旧说以为变法的失败就是改良派堕落的开始，这一划分未免过于机械。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的第二次见面在11月1日。当日宗方日记云：

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2]

毕永年，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前夕，康有为图谋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其中捕杀西太后的任务即交给了他。这时，他正和唐才常一起筹划起义。显然，唐才常对宗方愿为义军“增添力量”的表示极感兴趣，因此，第二天便偕毕永年登门拜访。

唐才常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他与康有为一起确定了起义计划后，即积极从事筹备与组织工作，1899年春，毕永年偕宗方的同学，日人平山周赴汉口，会见林圭，三人一起入湘，联络各地哥老会。同年5月，毕永年派长沙人张灿、谭祖培、李心荣赴日，会见宗方，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3]。此前，唐才常也回到国内，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这年秋，唐才常再次赴日，会见，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这一时期，唐才常还联络了在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的林圭、蔡锷等一批留学生，决定回国举事。11月，、梁启超为之饯行。不久，唐才常首途回沪，林圭及田野桔治也于同月中旬到达上海。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正是在此情况下写成，由林圭等亲手递交的。

湖南是康有为、唐才常起义计划中的发动点。唐才常派沈荩、林圭及田野桔治去武汉的目的是联络张之洞，通过张取得合法身份，以办学、办报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信中，唐才常要求宗方与沈荩、林圭及白岩、荒井、宫坂等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显然指起义一类事情，如果只为了办学、办报，是不值得如此重视的。

在唐才常致函宗方的前18天，宗方曾在武昌访问张之洞，了解他的态度。谈话中，张之洞激烈地指责康有为一派欺君，对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出境表示感谢，宗方则答以并非驱逐，而是有志之士劝告康有为自动离日的结果。张之洞便顺着宗方的话头，进一步要求“劝告”梁启超离日。宗方发现张之洞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有可能响应义举，失望而去[4]。这可能是促使宗方改变对唐才常起义态度的原因之一。

沈荩、林圭、田野桔治的湖南计划也因未能打通张之洞的关节而无法进行。据田野桔治记述：“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5]这里所说的“日本愚物三人”，当即唐函所称“白岩、荒井、宫坂”。他们不愿充当沈荩等人和张之洞之间的中介。田野忿忿地表示：“倘彼愚物而为德、法人，予必赠以决斗书，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6]田野的记述表明，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在策划起义的最初阶段，宗方表示支持，这使康有为等增强了起义的决心；但是，宗方后来却并不积极。他们和康有为等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因而其反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沈荩、林圭等还是积极筹备，不过计划中的起义中心却逐渐转移到了湖北。

一 引 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7]。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二 密札 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号，增补的字加〈〉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8]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9]。

戊戌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杨崇伊上书和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10]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11]。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12]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擒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13]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14]。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15]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浑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16]。荷，指汤觉顿[17]。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18]。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19]。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20]。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21]。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 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22]；伟公，指何天柱（清逸）[23]。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24]。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25]。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预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26]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禨。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禨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三 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做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27]。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28]。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29]。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30]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31]。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32]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33]。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34]。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35]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36]。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37]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38]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未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39]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擒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在戊戌维新以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冯自由辛勤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多年，著有《毕永年削发记》一文，是目前最完整的毕氏传记，但该文讹误甚多，关于毕氏的下落，竟认为“不知所终”[40]。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在涉及毕氏生平时，叙述也常有谬误。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毕氏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1870年（同治九年）生。8岁时随父叔往来军中，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还是不少湖南老乡的崇拜对象，毕永年却愤然表示：“吾乡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41]1894年（光绪二十年），江标督学湖南，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试士的内容注重舆地、掌故、算学、物理及世界形势等内容，即使是制艺，也允许议论时事[42]。毕永年所作文即有“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之语，认为中国三代以下，天下嚣嚣的原因在于“陈因，气颓于寐”，表明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思想[43]。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自此，即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三个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等地。他体格魁伟，为人豪放不羁，轻财好义，很快就结识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及张尧卿、辜天佑、师襄等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讲演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当时，谭嗣同等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却独持异议，认为首先必须开通民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此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某次会上，他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44]

4月14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毕永年在《湘报》发表《存华篇》，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天赋观念结合起来，认为权为人人共有之权，国为人人共有之国，只有发扬民权，才有可能上下一心，保存中华。文称：

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因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45]

文章痛切地陈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呼吁清朝统治者“殷忧启圣，恐惧致福，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当时，湖南学会林立，毕永年除与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外[46]，又和唐才常共同发起成立公法学会，研究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作为“将来自强之本”。毕永年手订章程十七条，规定会中集资订阅各报，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将研究心得按“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分类编记，定期传观讨论。[47]

为了使南学会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4月下旬，谭嗣同、熊希龄、毕永年分别致函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邀请他来会讲学，王虽是湖南名儒，但为人守旧顽固。5月，王先谦复函毕永年，指责南学会诸人“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所务在名，所图在私”。王要毕氏“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争逐”，否则，“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48]，叶德辉并拟将此函刊刻张扬[49]。此后，湖南守旧派对南学会和《湘报》的攻击愈来愈厉害，皮锡瑞等曾公举毕永年去日本人办的报馆任主笔，以便在外人的保护下得以放言无忌[50]。由于学会一类的活动受阻，毕永年又曾受谭嗣同之命，和唐才常相偕去议口联络哥老会[51]。

同年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9月5日（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为了追随谭嗣同，毕永年也于8月间离开湖南，经上海入京。途经烟台时，与日人平山周、井上雅二等相逢。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相偕抵京。毕永年住在广升店中。次日，会见康有为。当时，正是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康有为早已从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相助。当日，毕永年移居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住到一起，得以参预密谋。康有为计划命毕永年往袁世凯幕中为参谋，并计划命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胆小，又是李鸿章之党，恐怕靠不住，而且自己是南方人，初至北京，统领彼此不相识的士兵，不可能在短期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因此，对接受这一任务表示犹疑。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晨，当他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52]。当日午后，毕永年即迁居于附近的宁乡馆。20日（八月初五日），康广仁、梁启超准备推荐毕永年为李提摩太的秘书，为毕氏所拒。当夜，毕永年致书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不要白死。又致书梁启超作别。21日（八月初六日），毕永年急驰出京。同日，西太后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毕永年行至上海之际，得到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即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53]。不久，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54]，在横滨会见，讨论国事，感到意气投合，于是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道路。

二

在毕永年离京之前一日，康有为即仓皇南下。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康离港赴日。到日本后，即与唐才常一起制订了一项湖南起义计划。其内容为，利用南学会的力量和影响，在长沙起兵，引军直进，攻取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南京，再移军北上，进取北京，推翻西太后的统治[55]。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支持这一计划。11月1日（九月十八日），毕永年曾与唐才常一起访问宗方，再次说明该项计划，要求宗方相助[56]。宗方是个中国通，负有为日本军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任务，当年正在汉口经营《汉报》。他劝毕、唐二人沉潜待机，做好准备，待他到中国后妥商方略。其后，毕永年并介绍唐才常会见，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义计划。为此，当时正在日本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飞函通报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57]同月，唐才常首途回国。12月，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偕平山周回到上海。离日之前，他曾有一函致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函云：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日因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之。[58]

维新派由于自身没有多大力量，最初依靠光绪皇帝，戊戌后，企图依靠列强，本函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毕永年又有《留别诸君子诗》，答谢饯别的犬养毅诸人，诗云：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虐如虎豺。湖湘子弟激义愤，洞庭鼙鼓声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59]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收”。

1898年5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诗中所称“大东合邦”即指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但诗中又有“羯虏”、“汉家”之语，表明这一时期毕永年的思想已经越出了康有为的范畴。上函及诗稿的原件今均存日本冈山市木堂纪念馆。

毕永年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与平山周相偕赴汉口，会见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一起入湘，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60]。毕等先后到过长沙、浏阳、衡州等地，遍访哥老会头目及康有为视为同党的人物，包括威字营统领黄忠浩、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等，发现情况和预料相反，不仅熊、黄不敢有轻动之心，而且整个湖南人心消沉[61]。南学会、公法学会已经消亡解体，《湘报》改为只录上谕的《汇报》，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恢复了老一套。半年前生龙活虎的气概丧失殆尽。只有在和哥老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人的接触中，才使毕永年和平山周感到鼓舞[62]。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初，二人回到上海。

此际，唐才常已因康有为的一再催促，离沪赴港，经由广西桂林入湘，毕永年读到了康有为的一封来信。信中，康有为指使毕永年“制造事端”[63]。其内容，已无可查考，可能是康有为得悉湖南人心消沉后，要毕等制造排外事件以激动民气。毕永年对康有为的做法本来就已经不满，读信之后，大为愤激，因而便记述康有为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等情节，题为《诡谋直纪》，交给平山周，平山周交给日本驻上海代理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随即于2月8日抄呈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此后，毕永年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了。

为了向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毕永年于1899年春再到日本。当时，王照和康、梁的关系已完全恶化。原来，王照虽然赞成维新，但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反对康有为拥帝斥后的做法。戊戌前夕，光绪皇帝通过杨锐带出密诏，要杨等“妥速筹商”，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得罪西太后，“有拂圣意”，但康有为却将它点窜改作，与光绪皇帝的原意有所背离。由于王照了解这一秘密，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的严密监视，王照不能忍受，在平山周的诱导下与犬养毅笔谈，说明“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笔谈中，王照曾引毕永年为证，声言“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64]。笔谈之末，毕永年作跋说：

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人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愤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65]

此跋虽主要记述王照所言，但充分反映出毕永年对康、梁的敌视态度。

三

毕永年、平山周的湖南之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立即起事的征兆，但却认为湖南是哥老会大本营，有会员约12万人，组织严密，其头目沉毅可用，因此，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便决定在湖南、广东、湖北三省同时大举，并命毕永年再次回国运动。1899年夏，毕永年先到汉口，在宗方小太郎的议报馆任主笔不久，因不堪报馆中的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弃职[66]。他再度入湘，向会党头目介绍的为人，劝他们和兴中会携手反清。同年秋，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个会党头目赴港。行至上海时，路费不够，毕永年只好让杨、李等先行。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港的陈少白和日人宫崎寅藏，附有哥老会头目的小传。宫崎对这些小传称赞不已，认为文字不多，简明痛快，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如读《三国志》、《水浒传》一般[67]。李等向陈少白及宫崎表示：“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68]一星期后，毕永年得到陈少白的资助到港。大家一致同意毕永年的意见，决定将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推为会长，各事均在其指挥下行动。于是制定纲领三条，饮血盟誓，并且刻一枚图章，由宫崎带回日本，交给。10月29日（九月二十五日），毕永年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69]

函中所言高桥，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当指兴汉会事。“不忘畴昔之言”，当指宗方小太郎支持湖南起义的诺言。

兴汉会组成后，毕永年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会见，受到殷勤的款待。12月返港，经费发生困难。当时，康有为正在香港，他新从美洲归来，得到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给会党头目数百元。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愉快地接收了，再次倒向康有为一边。[70]毕永年受此刺激，在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的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易名悟玄。他遗书平山周作别云：

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71]

信中，毕永年表示，日内即将往浙江普陀山，第二年三月，将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干预人世间事。毕永年的削发使兴汉会和湘、鄂会党之间的联系大受影响。1900年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圭曾致函在香港的代表容星桥，对之惋惜不已，但林圭认为，毕永年是热血汉子，“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72]。果然，毕永年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4月1日（三月十一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73]。5月16日（四月十八日），毕永年介绍长沙人张灿等访问正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74]。这一时期，毕永年在上海来往的人物除宗方外，有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荻葆贤等，大体都是自立会的领导人。也就在这一时期，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发生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6月，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5日（六月十九日）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耶！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75]

服部，指服部二郎，陈少白的化名。当时，正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在广东、福建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起义。由本函可见毕永年在兴中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福建的广泛联系。“佳果五千枚”，当指起义所需的枪械，毕永年要求宗方提供帮助。同函又称：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孑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

毕永年反对“缓办之说”，急于灭亡“胡虏”之心汹涌澎湃而不能自制，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炽烈、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也不难窥知他和唐才常终于分手的原因。

7月16日（六月二十日），自西贡抵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对有过驱逐令，因此，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平山周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此际，正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李鸿章在广东独立，毕永年赞成这一计划。他在广州密切注视李鸿章的举动，致书平山云：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

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

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

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然无资足用也。乞仁兄畀弟二百元，或百五十元亦可，否则百元必须允赐。兹乞紫林氏代到港，乞交彼携回至盼！[76]

李胡子，指李云彪；杨胡子，指杨鸿钧。他们这一年曾到上海，结交唐才常，发现唐夸张声势，所言不实，又转回广东，重新和毕永年合作[77]。紫林氏，指紫林和尚。他原为有志之士，因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遁入佛门，浪迹四方，但仍然和哥老会头目有联系，同情并支持毕永年的事业[78]。本函反映出毕永年惠州起义前夕的活动情况。毕永年写此函后不久，即离粤赴港，改名普航，仍以掌握哥老会为职责。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九月十六日），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卖掉西服，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有书致同志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79]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