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刘虹演员)

担任一把手10余年“坐地成精”，人保投控原总裁刘虹案情披露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推动人保集团党委对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投控）开展巡视，要求将人保投控原党委书记、总裁刘虹和原党委委员、副总裁刘继东严重违纪违法案整改情况纳入巡视内容，切实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三位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工作。此前，刘虹因犯受贿罪，一审获刑13年。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刘虹因犯受贿罪，一审获刑13年。图为庭审现场。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供图）

作为中管金融企业实行派驻改革后保险领域查处的第一起大案，自2019年3月22日刘虹接受审查调查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与山东省监委通力配合，在6个月内便查清刘虹主要违纪违法事实，对其作出开除党籍处分，由人保集团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刘虹违纪违法问题具体有哪些？联合查办机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办案人员。

这是接受审查调查期间，刘虹手写的忏悔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 供图）

充当金融掮客擅权谋私十余年，利用职务便利受贿3000多万元

人保投控成立于2007年8月。同年10月，刘虹担任公司党委书记、总裁，截至落马时任职已超过11年。

保险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器”。作为人保集团旗下的不动产投资管理平台和另类投资管理平台，人保投控承担着集团国有资产调控处置、保值增值等重要职责使命。刘虹身为人保投控党委书记、总裁，不但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反而私欲膨胀，一步步迷失沉沦，陷入严重违纪违法的深渊。

“利用手中掌握的金融资源，充当金融掮客擅权谋私，是刘虹违纪违法问题的主要表现。”据办案人员介绍，刘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中，仅在接受信托公司债权融资次级受益人请托，为其履行借款业务、购买资质审核等事项提供帮助上，就收受现金499万元。

在带头违纪的同时，刘虹还同班子成员沆瀣一气、合谋敛财。2012年10月，刘虹伙同人保投控原党委委员、副总裁刘继东，以不配合股权交接工作相要挟，向请托人索要人民币500万元，刘虹实得220万元。此外，二人还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2套，其中刘虹购买房产实际支付与评估价相差249.71万元。

2015年，面对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刘虹不仅没有向组织坦白交代，反而继续铤而走险，以各种方式对抗组织调查。为掩盖此前收受地方公司股权、好处费等事实，刘虹指使其外甥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和虚假股权转让协议，伪造归还借款、股权转让假象。同时，与某信托公司业务经理统一口径，通过签订虚假借款协议，伪造归还借款假象，掩盖其收受“业务提成”的事实。2016年以后，刘虹认为组织对其调查已结束，陆续要回部分前期已虚假归还的钱款。

2019年3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刘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监委监察调查。同年8月28日，刘虹被开除党籍，收缴违纪所得，由人保集团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案件疑难复杂、专业性强，联合专案组发挥协同优势迅速查清事实

2020年8月31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刘虹受贿一案。记者注意到，法院一审判决中指出，刘虹到案后主动交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追缴，依法可从轻处罚。

由于主要案情发生时间久远，人保投控及有关公司和企业股权结构、经营模式、干部队伍已发生较大变化。更为棘手的是，作为典型的金融领域案件，本案中国有金融企业与地方私营企业交织，横跨银行、证券、信托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涉案金额数千万元，作案手法隐蔽，这些都对案件高质量查办提出挑战。

“这起案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疑难复杂、专业性强。”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说，能够在6个月内查清刘虹主要违纪违法事实，并使刘虹发自内心地认罪、悔罪，联合专案组的科学统筹、重点突破、全维协同发挥了关键作用。

针对刘虹案涉及证券、信托等多个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调查之初，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便从人保系统遴选熟悉公司情况、查处金融领域问题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以及多年从事金融专业人员加入联合专案组，对办案过程中的专业问题及时解疑释惑。山东省监委指定济南市监察机关专门抽调办案能力强、熟悉政策法规人员以及检察院、公安等有关单位业务能手参与，在抓捕留置、审讯突破、调查取证等重要环节取得关键性进展。

除了在人员配备上各用所长、合理调配，在调查中，联合专案组始终坚持科学分工、各有侧重。记者了解到，在联合办案过程中，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侧重对违犯党纪问题的审查，济南市监委侧重对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同时，联合专案组也注重统筹力量，对违犯党纪问题审查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调配济南市监委办案人员协助，提供必要的政策和法律咨询。

“比如说，在对违法犯罪问题调查中遇到难点问题、重大任务时，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发挥对企业和有关人员熟悉的优势，提前介绍情况，增强工作针对性。而在对较敏感的涉案人员询问前，监委同志会一道参与前期工作，制定方案、编撰提纲、商讨对策，同时对被询问人讲明政策做好思想工作，确保询问安全顺利。”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整个联合办案过程中，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工作始终保持协调推进、同步完结。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9年，刘虹利用担任人保投控党委书记、总裁等职务便利，接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在金融业务活动、股权转让、人事工作安排等方面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股权和人民币、加油卡、购物卡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057.8223万元。最终，刘虹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金融领域以权谋私问题频发，暴露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缺位问题

梳理通报发现，在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金融领域违纪违法案件中，利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问题屡屡出现。比如，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杜长棣被指大搞权力寻租，靠企吃企，内外勾结；在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原党委委员刘金明的通报中，则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被监管机构和有关人员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的表述。

少数金融领域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利用职务便利大开“谋私”之门，其中有干部自身问题，也有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存在疏漏的原因。

“1999年我从国家计委调离，自己产生了一个‘下海’的错误心态，觉得不需要再承担更多责任，对信仰的忠诚就开始打折扣了。”反思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刘虹认为，随着自己离开国家机关来到金融企业，心理定位不再是公职人员，而是以谋求高收入为目标的职业经理人。“思想定位变化是我信仰忠诚蜕变的开始，之后就像失锚的小船随波逐流，再也回不了初心。”刘虹在忏悔书中写道。

“刘虹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人保投控党的领导弱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办案人员说，在刘虹主要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近8年时间里，所在党组织理论学习走过场，生活会走形式。即便在刘虹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共事过的部分班子成员仍然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不愿意主动向组织汇报其有关情况。

除此之外，人保投控内部监督乏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记者注意到，金融企业一把手往往集、事权、财权于一身，很多金融机构是党政“一肩挑”，由此导致权力行使约束力弱，出问题的风险比较高。与此相印证，今年9月27日，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邰戈被通报落马。而在邰戈之前，吉林信托已连续有两任董事长被查处。

据办案人员介绍，刘虹担任人保投控一把手长达10余年，“栽培”过多个主要部门负责人和不少员工，导致其上到重点业务开展、选人用人等重大决策，下至日常管理的琐碎小事，往往都是“一言堂”。“公司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员工，没人管得了，这使得刘虹擅权妄为、‘坐地成精’，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联合作战成为查办金融领域违纪违法问题有效举措

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年初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后的问题，深化金融领域反工作。

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近一年来，在金融领域反高压态势下，既有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郭继庄，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杨德高等金融机构领导干部被查处，也有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原党委委员贾奇珍，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亓新政等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落马。

通报显示，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相应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与地方纪委监委联合办案，已成为查处金融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一项常规做法。比如，郭继庄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建设银行纪检监察组与青海省纪委监委联合查办，贾奇珍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开展审查调查。

“通过查办刘虹案，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学习强化了查办留置案件的基本流程，了解掌握讯问、询问技巧以及与有关部门配合协作的方式方法。济南市监委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了相关金融领域、金融企业的情况和特点，掌握了查办金融领域案件的一般规律和特有方法。”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召开案情分析会、组织经验介绍、总结阶段工作等方法，让所有参与专案的工作人员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强化多部门协作配合，凝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合力

除了联合查办案件外，在日常监督中，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也注重加强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职能部门等协作配合，实现监督执纪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齐头并进。

大型银行部是银保监会中承担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准入管理等职能的内设机构。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推动建立与大型银行部的沟通联系机制，大型银行部需定期向驻会纪检监察组报送日常监管信息。同时根据工作需要，驻会纪检监察组还会与大型银行部、派驻大型银行纪检监察组召开三方会议，对监管和监督中发现的大型银行共性问题进行通报，对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等进行交流，共同推动大型银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农发行纪检监察组会同农发行党委建立联合监督机制，以各单一监督主体联合的方式，综合统筹内控合规、风险、审计、巡视、党风廉政等监督资源，共享监督信息，向单一监督主体无法解决的问题同向发力。在今年农发行对省级分行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中，驻农发行纪检监察组共联合总行相关职能部门向巡视组提供被巡视分行各类信息资料170余份，有效通过联合监督机制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查处金融领域案件的落脚点。”驻中国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派驻纪检监察组与地方纪委监委联合查办金融领域案件，要始终注重把教育警示、促进党建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从金融企业的角度对发案原因进行深刻剖析，以点带面抓好整改，更要从制度上查漏补缺，通过查办案件推动金融企业在资金流转、人事调整、项目审批等方面形成完备的制度防控体系，全面提升金融企业建设水平。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肖雅文 题图来源：上观图编 图片编辑：朱瓅

来源：作者：中国纪检监察报

酒精、打架、解散、下乡：《乐队的夏天》没播的摇滚往事

6月14日，Joyside重组后在北京的一场演出。受访者供图

文章摘要：这是属于乐队的一个夏天。除了一档综艺节目的热播，还有一支摇滚乐队的回归。

6月14日-28日，Joyside乐队在北京、成都、上海举办重组巡演，门票十秒钟之内卖光。现场歌迷不少已过中年，有人带着三岁的儿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妇，一个乐迷在微博留言，“开场蹦迪，左边一个大哥跳得比我还嗨，仔细一看，发现是老狼。”

这是一支承载着他们青春记忆的摇滚乐队。

十年前，Joyside的广告挂在西单一整面墙上。他们赴欧洲巡演，成为国外两部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当时有一种说法，只要你关注地下摇滚乐，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们的风格甚至对一些年轻乐队产生了影响。

但在最鼎盛的时候，乐队突然解散了，没人知道为什么。

在那之后，乐队成员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开酒吧，继续做音乐，有人彻底告别，去河北乡下扶贫种蘑菇。

这也是摇滚乐不断分化、被规训的十年，甚至有人怀疑，摇滚乐代表的那种自由与反叛，在这个娱乐和流量时代还被需要吗？

Joyside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乐队的走红、解散和重组，同样也是这十年，中国地下摇滚乐的一种见证。

文 | 程静之 实习生 张颖钰

编辑 | 王珊

中年人饭局

衬衫领口敞开着，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图腾纹身，已经很淡了，刘虹位洗过两次，没洗掉，后来就用遮瑕膏盖着。他套上灰色毛衣，头发向后梳，身上喷了点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参加一个特殊的饭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饭局。

他回北京几个月了。这几天，乐队以前的贝斯手刘昊总给他发消息，“在哪里啊？”“现在怎么样？”听说他回来了，刘昊打电话想约过去的几个兄弟吃顿饭。虹位感觉不太对，一看时间，乐队解散刚好十年了。

他们约在一家涮羊肉火锅店。十年没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多少有点别扭。42岁的主唱边远还是那么瘦，留着长头发，没怎么说话，饭局让他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虹位坐在他对面，好几年没见了，突然发现，“你他妈怎么牙都缺了？”

“哟你怎么还喷着香水来呢？”鼓手关峥也调侃他。

为了缓解尴尬，刘虹位点了几瓶牛栏山二锅头。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着，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关峥当爸爸了，刘昊跟别人开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广州出差谈生意，他31岁，是四个人里最年轻的。

喝到起劲的时候，刘昊突然说：“还有没有想法，把乐队重新弄一下？你现在又回来，刚好也十年。”

这句话他憋了半天，担心虹位拒绝。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来！来，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点都不意外，接到刘昊电话时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组乐队。”

酒喝完了，他们去刘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台，一把抓起麦克风，“接下来，要宣布一下，Joyside要组起来了！”关铮喝醉了，使劲打鼓，打着打着就哭了。那天晚上，台下许多人用手机拍视频，但并不知道这几个疯狂的中年人是谁，Joyside是什么。

十年前，Joyside活跃在北京地下摇滚圈，曾经赴欧洲巡演。北京奥运会前后，他们作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选中，广告挂在西单商场5米长的外墙上。但2009年，乐队在最鼎盛的时候解散，“就跟一场足球比赛，你可能领先了89分钟，在第90分钟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崩盘了。”一位乐迷说。

弹吉他的刘虹位离开了北京，几把吉他要么送人要么卖了，之后从摇滚圈彻底消失。有人说他去广州办养老院，也有的说他在河北搞扶贫。豆瓣小组里经常有人打听，“虹位现在在哪呢？”

重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节在微博上公布的：“大家好，我们是Joyside乐队，分别了十年，3488天，我们回来了。”这条消息登上了当天微博热搜的第48条，刘昊不知道热搜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大牌明星才能上，怀疑是经纪人刘非花钱买的，“哪有这钱？” 刘非回他。

两天后，虾米音乐专门做了推送，称他们“在中国独立音乐从无到有时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赌鬼乐队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对于乐队重组，他早有预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买吉他，问用什么木料的琴比较好。虽然没提重组的事，王梓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他们在School酒吧进行重组巡演的排练，门从里面反锁着。王梓在门外听了一两分钟，觉得他们音乐里的酷和气质没变，而且更专业了，“以前（听他们的音乐）相当于点了一个吉野家外卖，现在是去一个高级日料餐厅，东西是一样的，但做得平衡、干净，成熟了。”

实际上，虹位已经忘了以前的歌怎么弹。消失的这些年，他在河北贫困县，跟地方政府官员、农民打交道。重新“扒带子”（对着歌扒和弦）时，他感觉有点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20多岁，现在30多岁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个频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个世界里，甚至让我有点难受。”

况且，他已经十年没碰过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独奏）恐怕弹不了。刘昊也担心，结果“那个和弦一出来，虹位还是那个虹位”。

6月14日是他们重组后的第一场演出。边远花了1800元，染了一个紫色的头，虹位精神有些紧绷，关铮一夜没睡。

关铮原本担心180元的预售价定得太高，没什么人来。结果那天，“十秒钟之内，哗啦一下就没了”，他挺激动，没想到“那么多人，还记得咱们。”

摩登天空老东家、太合音乐总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现场。虹位在贫困县认识的一位国企老总，下班后穿着白衬衫、拿个公文包也来了，最后一首歌，他也躁了起来，冲上台拉着虹位用手机一通乱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练，是在北京一个地下室，自行车胡乱停着，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发霉和厕所的味道。那时他还没毕业，刚从广州来，学生式地抱着吉他，在乐谱的每一个小节处都做了笔记。

“你能不能弹得脏一点？”第一遍弹完，乐队主唱边远说。

“什么叫脏一点？”

“就是不要每个音那么清晰，刷起来，不要那么冷静。”

2006—2008年，乐队鼎盛时期阵容，从左至右为关峥、刘昊、边远、刘虹位。受访者供图

2019年，乐队重组后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刘虹位、关峥、边远、刘昊。受访者供图

I want beer

17岁那年，刘虹位背着吉他，坐上了从广州飞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错，从小就接触到打口CD，他喜欢音乐的律动，拉上窗帘在席梦思床垫上跟着蹦。那时，外婆不让他学小提琴，“怕把脖子给拉弯了”，就阴差阳错学了吉他，去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他经常在课上看《我爱摇滚乐》杂志，听说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裤子、麦田守望者等一批新乐队，还有迷笛音乐学校，一个被称为摇滚界“黄埔军校”的地方，他对北京充满幻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虹位在网上认识了北京的Joyside乐队主唱边远，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过他们演出。他记得边远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几个人马路上一走，大绿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种艺术气质”。但虹位对他们的音乐并不感兴趣，“硬也不硬，软也不软，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乐队反光镜，能让他一下子蹦起来。

为了去北京，虹位还是想试一下。加了QQ后，边远让他发点常听的歌过来，也给虹位发了些自己喜欢的歌。“那些东西我从来没听过”，虹位喜欢布鲁斯和爵士，边远偏爱上世纪70年代的朋克，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乐队排练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门口，虹位问边远：“我现在算是加入乐队呢，还是要再试试？如果加入乐队，我就留下来租房子。要再试试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广州了。”

“回去干嘛？”边远问。

“批发衣服，做服装生意。”

“那你留下来吧。”两人干了瓶啤酒，这事儿“就OK了”。

那时，Joyside已经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个简陋的小区里，六层矮楼，两室一厅的房子，塞了六个人，九百块钱的房租，三年没涨过。

清河远离市区，聚集了好几只朋克乐队，大家整天在一块儿排练。朋克音乐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旋律简单，情绪直接，通常只有三个和弦，受年轻人喜欢。

边远和刘昊是乐队的元老。边远爱穿花衬衫和皮裤，话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亲是京剧演员。父母工作调动，他跟着来了北京，在学校里接触到披头士这样的摇滚乐。刘昊在军队大院长大，家里让他去当兵，他在部队一个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时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时，他们都留着长头发，一礼拜换一次颜色。生活是从下午开始的。每天1点起床后，直奔排练室，排得特别好，结果一上台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边打边吐，刘昊弹着贝斯，醉得从台下摔下来。晚上，有人在阳台搭帐篷，喝酒看星星。没钱的时候，把酒瓶子卖了，才能买饭吃。为了维持生活，边远还在邮局糊过五分钱一个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纯粹，“谁有钱就花谁的，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清河时期的边远和刘昊 受访者供图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乐节，之后与摩登天空签约，出了第一张专辑。五月天来北京跑通告时，Joyside曾为他们暖场。后来，他们获得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新人”提名，可惜最终获奖的是南拳妈妈。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关铮加入。在乐迷的记忆里，那时的边远像个落魄贵族，刘昊更像大哥，会照顾人，通常是吃完饭负责买单的那个。关铮被国外一家摇滚乐杂志评为中国十大最帅鼓手。虹位用现在的话叫“宝藏男孩”，他的吉他弹得太特别了。

这也是边远选择虹位的原因。他觉得，虹位和弦的走向、弹琴的力度，跟别人不一样，有灵气，能让朋克乐的曲风多一丝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边远影响，他曾对媒体说，“要是没有边远，我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些音乐。”加入Joyside后，他开始思考吉他怎么弹、怎么编，如何给出一个好的动机（音乐主题或乐曲发展的胚芽）。

乐队就是这样，成员之间总是互相影响。“如果刘昊贝斯弹得特别好听，给我很好的感觉，会把空间发挥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气，关铮的鼓也会打得很生气，刘昊的贝斯可能也弹得生气。”虹位说。

王梓记得第一次见到虹位时，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着无镜片的黑框大眼镜，特别不摇滚，像一个被拉入传销组织的无知大学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简易房的楼顶上叫唤，“没想到他也能这么疯”。

他们常在D22酒吧演出，老板是一个美国银行家。无论什么职业和阶层，大家都因为摇滚乐聚集在这里，“它就是一条飞船，把这些人接上去，里面就是一个乌托邦。”虹位回忆。

插画师擦主席为那个时期的许多乐队画过海报，最多时一周做三到四张，然后去鼓楼附近张贴。那时的鼓楼半条街都是电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隐藏在胡同里，“那时的摇滚乐是很完整的一个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于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许多大学生，刺猬乐队就是从“大学生之夜”走出来的。刘昊说，刺猬就像是“好学生里的坏学生”，叛逆中带着文艺范儿，女鼓手看起来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错。两支乐队交流不多，“就像好学生不敢招不学习的（坏学生）那种感觉”。

Joyside算是D22的头牌乐队。“有Joyside出场就肯定爆炸”，赌鬼乐队的主唱王梓回忆，乐迷排出外面很远，底下人都疯了，“满天飞那种”。酒吧只能容纳两三百人，一个乐队演完了，就去小房间喝威士忌。

摄影师杨毅东被他们的演出给震了，“一看就是已经喝到位了，东倒西歪的，底下的观众也是，特别疯”，他在第一排拍照，后脑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乐队的吉他手从他身后向舞台飞了过去，直接把边远扑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钟，其他人依旧继续演出。

“我觉得它给了我只有国外才能见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种摇滚乐场景，我在别的乐队身上没怎么见到。”杨毅东说。

边远和刘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访者供图

让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经纪人徐凯鹏第一次见到边远，是2004年冬天。边远那会儿27岁，穿着皮裤，红黑波点的花衬衫，透着一股凄美的气质，“一看就是摇滚star。”

徐凯鹏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时髦的乐队，往各大门户网站推新闻稿时，也尽量找一些有意思的点。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连演出火爆，主唱险些坠海丧命》，写的是演出后第二天，边远在海边租了一条手动的双桨小船，想去追大轮船，回程时赶上退潮，海浪推着小船，“像过山车的感觉”。徐凯鹏吓得打了110，边远却很兴奋，“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难推出去，乐队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唱英文。乐评人也一句好话都没有，“Joyside唱的是虚无，是星空，是宇宙，没有那么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认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刘非说，他也是乐迷，觉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词里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这种东西，你够不着，有什么劲？但是你说‘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它就接地气，一定会火，这种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发自内心喜欢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

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凯鹏联系了很多演出。虹位记得，去武汉时，他们坐了很长时间的绿皮火车，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辆车去接，发现酒店条件特别差，让虹位重新订一个五星级的。虹位说不行，要和兄弟们在一起。演完一圈下来，他分到50块钱，手机还被偷了。“我疯掉了，我还玩什么？我不是那种非得每天吃方便面的情况，为什么要过那样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国巡演，两个月内走了巴黎、伦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场。

虹位记得在欧洲时，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欢他们，“你们的音乐和我们的在一个频道里。遮掉面孔，就一点也感觉不到你们的东方性。”这是夸他们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气愤，“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长的黄皮肤，头发是黑色的，但国家的文化是什么？思想是什么？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都不了解。”

欧洲巡演时的外媒报道 受访者供图

从欧洲转一圈回来后，虹位觉得自己的音乐很浅，他质疑边远，为什么总写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只能代表美国文化给我的一个认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边远当时有点受伤，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么事儿。

长期巡演的乐队大多难逃解散的命运。2009年，后鲨大鲨鱼、赌鬼、刺猬进行横跨美国的公路巡演。赌鬼乐队的王梓说，三支乐队出发时都好好的，回国后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们喝醉了，和一帮人打起来，徐凯鹏过去拉架，也被打了。这件事之后，徐凯鹏说他们就不合作了，“经常喝酒闹炸，大家都很痛苦”。乐队成员没有自己的空间，“可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话丢了面子，拿着桌子就拍，着急了，直接上来就要干。”有时醒来一看，“我×，怎么在公安局待了一个晚上？”

那时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摇滚乐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对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签。虹位高兴坏了，回去告诉边远，“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个台阶，下一个目标，就要走主流市场。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干嘛要变成一个主流唱片公司包装的明星？”边远反问。

事后看，虹位认为这就是乐队解散的原因之一。但边远已经没印象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吗？我都不记得了。”

解散前最后一组宣传照 受访者供图

2009年张北音乐节，虹位说“我不玩了”。回北京后，他在鼓楼东大街组了饭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个乐队少一个人算怎么回事，要不就算了。”边远说。刘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后面还有巡演，为什么要解散？那时大家都说，乐队就差一张唱片，就真走起来了。

有人急了，嚷着让服务员拿刀来，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开始哭，几个人乱打一通，边远在一旁拉架，混乱中，虹位的头挨了一酒瓶，他哭了，“彻底伤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楼的Mao酒吧做告别演出，门票卖了800多张，破了 Mao的纪录。他们没有给乐迷更多的解释，只是说：“让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边远本来不想做这场演出，“没什么意思”，后来想想，觉得能让乐迷最后感受下现场，也挺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葬礼。”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后，台下仍挤满了人，鼓楼东大街混杂着酒精、尼古丁和悲伤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个人走了。他不喜欢“葬礼”这个词，觉得搞告别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报和宣传已经做了，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时，赌鬼、后海大鲨鱼、刺猬乐队正在美国巡演。王梓收到刘昊发来的豆邮，怕电脑在美国看不了中文，刘昊特意用了拼音。三个乐队十几个人围在一台电脑前，猜是什么意思，最后拼出来的是：“弟弟，今天我的乐队没有了。”

告别演出后，几个人最后的拥抱。受访者供图

当一个rocker去上访

乐队解散后，虹位在积水潭租的大房子里继续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两三点起床，然后给朋友打电话，来家里开Party，打游戏、睡觉、喝酒，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只让阿姨来做饭搞卫生。

一天，父亲突然到北京，给他打电话，说要来家里。

“不行！”虹位扫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发上、桌子上，四处都是烟灰和酒瓶。

他们第二天在酒店见面。父亲是佛教徒，给了他一本《释迦摩尼佛传》，一张大宝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着。”

虹位至今仍无法理解，父亲大老远跑来，就给他这么一个东西。“我想既然是菩萨的东西，我就放高一点，放在书柜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轰走了，让阿姨也不要来。

派对散了，虹位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转，他最近神经衰弱，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干脆自杀，死了算了。我什么也玩过了，人生还剩下什么？”

想起父亲送的书，他从柜子上取下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从头开始翻。他忘记了时间，“好像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点光”。

虹位决定结束现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个圆寸，在一家负责音乐版权的网站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场楼上，只有一张薄木板床、一个沙发、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些佛经。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着觉，半夜就走了。

两年后，上海的公司倒闭了。父亲提起河北贫困县有一个产业园项目，问他要不要去。虹位从来没去过农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贫困县是什么样的。”

第一次见到县长，虹位问：“这里有没有club？”

“club是什么？”县长说。

“就是年轻人听音乐喝酒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贫困县，没有这个东西。”

父亲以为他可能待个两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club？年轻人都去哪了？离北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怎么还是一个贫困县？”他计划在县里搞食用菌产业园，“如果能帮助一千个、上万个老百姓脱贫，这比我玩乐队牛逼多了。”

一个多月后，虹位请来的专家走了，但农民采出来的蘑菇还是没法要。虹位一打听才知道，蘑菇得按时按点采摘，可他们“晚上就睡大觉去了”。

“只要动手采一下，一个月就能过万，马上就可以脱贫了！”虹位想不通。

他开始看关于农村发展研究的书籍，偶尔去大学听经济学的课，还找大学生下乡做调研，了解农民的收入和收成，又从农民那儿听到土地怎么被占了，“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

在贫困县，虹位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每天一双老北京布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办公室是标配的老板桌和皮椅，棕红色的书柜，一个沙发，一个茶几——本来给县长准备的，八项规定后超标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单纯与亲切。每逢过年杀猪，整个村子都来给他敬酒。

但官场太复杂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农业局盖章签字时，官员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请我喝，怎么给你盖这个章？”

虹位气得直接给县长打电话，“你们下面的人不给我盖章，让我给他买酒喝！”

后来，他也学会和官员称兄道弟，请他们喝最贵的酒，逛最好的，在KTV里红歌、韩磊的歌，什么都唱，有时一个电话，就被叫去买单，喝到严重时被送进了医院。但他说，他的底线是不做金钱交易。

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土地拍卖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块地，政府不让通水通电，法律规定，过了时效后，若因企业原因不开工，政府将有权无偿收回。

虹位气坏了，“我就是一个南方过去投资做食用菌产业园的年轻人。我是怀着热血，怀着对祖国的响应去农村，最后你们还要把我给坑了！”压力大的时候，他把办公室的门都踹掉了。

他决定去北京上访。第一次去信访局时，已经是下午，工作人员告诉他，太晚了，要早点来。第二天，他凌晨五点就到了，前面已经排了一长串。

结果回河北没多久，纪检就来公司调查。虹位这才知道县城的复杂关系。他把公司的帐本拿出来，“随便查！”

在贫困县的六年，虹位脱离了摇滚圈，和乐队成员也只有过年才打个电话。“男人与男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每年生日，虹位会接到刘昊的电话，“大刘，感谢你啊，还记得我生日。”对话也仅限于此。

刘昊记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乐队成员拉了一个群，在里面发了歌，随后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说他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尔，他也回北京见见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见到虹位，是在一个冬天，他穿着名牌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绒背心，戴着一副“美国房地产中介”的墨镜，脖子上的纹身用遮瑕膏盖住了，看起来像是“珠海新区的小领导”。

“你怎么成中介了？”王梓说。

虹位再也没听过乐队的歌。傍晚七八点，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他把音乐打开，听爵士和布鲁斯，喝点酒，跳跳舞，发泄一下。晚上九点，整条街道都安静下来，蛐蛐、青蛙的叫声，伴随着一股牛粪的味道，飘进他的耳朵和鼻腔。

他盘起双腿打坐，减少杂念，只关注自己的呼吸。

但在这个闭塞的小城里，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变化。一次，他和阿姨去买菜，听见菜市场在放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一次在烧烤摊，两个年轻人喝着啤酒，用手机听hip hop，“走在长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惊，过去和他们聊：“你们听这个牛逼，这是我兄弟的歌。再给你们介绍一个……”

刘虹位近照 受访者供图

“拥抱时代”

时代的确变了。D22酒吧搬到新街口，旧址变成了一家饭馆。鼓楼东大街如今沦落为游客打卡景点，充满回忆的Mao酒吧只剩下一个生锈的大铁门。全国各地的音乐节开始井喷，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乐队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赚到了一些块钱。

Joyside解散后，边远在酒吧短暂地打过工，他再也不往烟灰缸里吐口香糖了，因为太难擦。他也组过别的乐队，后来渐渐喜欢一个人做音乐。

乐队解散之前，边远觉得时间是静止的，解散似乎把时间全追回来了，“一下子过去那么久了，那种感觉”。他写中文歌了，开始喜欢清净的音乐，对宗教和宇宙也产生了兴趣，会思考恒星的衰变这种问题。

电影《海上钢琴师》里，一个天才钢琴家在豪华游轮上，度过了孤独的一生。那是边远想要的生活。他想拥有一艘船，能随时出海，去无人岛，捞点鱼，采点果子，听风吹落叶的声音。

他咨询过天津邮轮需不需要歌手，扫厕所也行，但对方告诉他人已经够了。

“边远是一个浪漫的虚无主义者，除了音乐和朋友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他的一个朋友说，“我经常会在一个很热闹的聚会中突然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喜欢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记得以前他说来世要做一头抹香鲸。”

2017年秋天，边远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了秦皇岛。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发上，眺望着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经结冰了，雪花层层覆盖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极。

乐队解散后，刘昊在鼓楼开了家古着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产的衣服），又跟刘非合开了School酒吧。关铮在里面当了两年酒保，后来加入了其他乐队。

“命运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没有解散，我们就不会开古着店；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去店门口喝酒，就不会促使我们去开酒吧；如果没有School，就不会有现在各种乐队和新的故事。”刘非说，“这中间，少了任何一环都不行。”

很多新的乐队在这里被发掘。刘昊坐在酒吧里，暗黄的灯光洒在身上。他觉得年轻乐队更加自我，曲风不再暴躁，观众也不像之前那么疯狂了。

“没有当年那个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摇滚乐表达爱和恨，但大环境确保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正确的、健康的，所以摇滚乐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剥夺了。”赌鬼乐队后来也重组，但关系没以前那么紧密了，“当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样，一块儿住一块儿玩，现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饭、生活。”

2013年元旦，盘尼西林乐队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门票卖出不到20张。演到最后，主唱小乐说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乐队致敬。《Silly girl》旋律响起，台下的观众并无太多反应。

刘昊注意到了小乐，那时他大学还没毕业，“就觉得这个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个动作，用的琴，都和别人不一样，站在舞台上很有气场。”他们在台下聊了很久，刘昊决定把盘尼西林推荐给前经纪人徐凯鹏。

和Joyside分手后，徐凯鹏又做了万能青年旅店和后海大鲨鱼的经纪人，后来去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和盘尼西林合作后，他决定干回老本行。

互联网公司的经历让徐凯鹏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一个乐队成功还是不成功，微博粉丝、歌曲播放量、网易云搜索指数，都是客观的标准，这能帮我找到在互联网中的位置，启发我往什么方向走，应该多照顾哪些受众群。”徐凯鹏说。他不排斥网易云、短视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我们要拥抱这个时代。”

现在，徐凯鹏每周都和盘尼西林开会，地点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层，他为每个人搭建人设，做一些包装和定位。乐手需要总结自己的感受，谈论行业动态，大家一起寻找新鲜事物与音乐行业的关联。

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筹备期间，徐凯鹏接到节目组的邀请，他和盘尼西林一起去了爱奇艺，办公室里布置了盘尼西林的海报、专辑，工作人员能清楚地叫出乐手的名字，这让徐凯鹏感受到诚意。他把上海的乐队和平和浪与台湾的皇后皮箱也推荐给节目组，他同时是这两支乐队的经纪人。

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顾虑，担心上综艺容易招来“跪求主流”的非议。但徐凯鹏认为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台北，说了自己对行业的观察和判断，并对皇后皮箱之后的数据做了许诺。

节目播出之后，一些乐队的微博粉丝、演出报价都翻了几倍。徐凯鹏觉得，节目会给行业带来一些变化，虽然效果短暂，但“能让更多年轻人拿起乐器，音乐就存在更多可能性。”

刘非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在他看来，对于部分乐队来说，“夏天”确实来了，最近，来酒吧看演出的人明显增加了。但节目只是“乐队的夏天，不是摇滚乐的夏天”，中国有3万支乐队，上节目的只有千分之一。

关铮在节目里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说，曾和他们一起在D22演出的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很久没这么认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这十年，刺猬也经历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时，子健唱歌都不在调上。

如果节目有第二季，刘昊、虹位和关峥都不太排斥参加。

但边远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去呈现Joyside的歌，也不喜欢乐手在节目里失去了自己的表达，最后变得像在卖情怀。

他宁愿去一个小酒吧，台下可能只有50个人，但在认真听他弹唱。

演出中的边远 受访者供图

“纠缠这些太没意义了，挺愚蠢的”

十年后，Joyside演出时仍是那副“酒鬼”的样子，但不难看出年龄的痕迹。虹位穿着英伦背带裤，肚腩已经凸显出来；关铮带着四岁的儿子，他把枕头当作《魔兽世界》里的飞毯，四处乱飞；刘昊喝了一杯香槟，因为疲惫，又开了一罐红牛。

当年听朋克的青年，变成了养生的中年。一位上海乐迷曾和女友看过他们的演出，十年后在Joyside的现场再次相遇，女孩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有些歌迷已在国外生活，无意间听到熟悉的旋律，唤起了当年的记忆。不少乐迷结婚生子，有人让孩子学起了吉他和架子鼓。

重组演出那天，很多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又聚到了一块，“特别穿越的感觉”。

十年过去，大家对音乐都有了自己的理解。排练时，虹位想要加入键盘、和声，让音乐有一些新浪潮元素。刘昊不太建议这样，虹位说，“你先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就把它留下。如果觉得不好，就不要了。”

做新专辑的时候，虹位给一首歌的编曲加了很多弦乐，和边远产生了分歧。虹位退了一步，“要在十年前，我不会，这个时候我就学会了。”他已懂得考虑乐队其他人的建议，“Joyside不是刘虹位一个人，是边远的一部分，也是刘昊和关铮的一部分。”

Joyside重组后的专场演出 受访者供图

回北京后，虹位选择住在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通州。他不再需要酒精，生活规律，每天七八点钟起床，看书，最近一本是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然后去附近马场骑马，听爵士和布鲁斯，除了这些他还有生意要打理。

出去演出时，他不再跟成员住同一个酒店。在成都，他订了一个民宿，早晨去公园喝茶、掏耳朵；在上海，他住进了弄堂，听着阿叔用上海话和阿婆打招呼。

虹位后来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朋克的反抗精神。“朋克更像是一个来自街头的孩子”，这与他的成长背景并不符合。不像关铮，结了婚，有了孩子，仍在演出现场“跳水”（跳下舞台），可能到老了，还是这个状态。

边远觉得虹位这次回来，想法成熟了，更像一个成年人，但本质上没变，“还是很有意思的人。”

边远曾经瞧不上别的音乐风格，觉得自己是做摇滚乐的，“比别的酷一点”。现在他依然喜欢七十年代的朋克，但也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没必要给自己一个圈套，一个框架。朋克只是一个词而已。包括摇滚乐，也只是一个所谓的风格，纠缠这些东西太没意义了，挺愚蠢的。”

十年前，乐队突然解散，边远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如果能再出一张专辑，就能达到想要的高点。后来他觉得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可能就命中注定就这样”。

音乐曾经是他生命的全部，现在，他想以更轻松、更开放的心态对待，“生命是很宽广的，音乐只是听觉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别的感觉。”他三个月没创作了，每天独处、喝酒、发呆，去海边走一走，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

边远不觉得自己是在坚持某种东西，也不想与时代挂钩。“如果摇滚过时了，那就过时了。所有具有时代性的东西都会过时。”他一直在寻找一种“人类共通的，从古到今，超越时代”的情感。

在王梓看来，边远就“不是地球人”。除了有一次，他看见边远穿着一套中介那种的黑西服，扎着皮带，衬衫掖进裤子里。那天他准备回家看父母，“让他们看我像个正常人”。

边远对父母一直抱有歉意。每次回家，父亲都把他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尽管他不理解儿子在做什么。2014年，边远出了中文专辑，父母能听懂一些，也试着去理解他。

刘非现在是乐队的经纪人，他觉得边远已经做了很大改变。边远曾拒绝使用微信和智能手机，“少点事儿挺好的。”

他窝在秦皇岛公寓的沙发里，抽上一口烟，眼睛望向窗外，“很多事的话觉得很烦，有点头疼，比如采访。”在这里，他谁都不认识，只有一台电脑、一把琴，柜子上摆着魏晋时期的诗词。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成家，不知道“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儿干嘛”，自己有很多事要做。他开玩笑说自己越来越难看，酒量也越来越差。他害怕变老，“先天条件不好”，大概不会是一个帅帅的老头。

在虹位看来，边远骨子里还是具有朋克精神，他不在乎什么媒体，什么节目，什么唱片公司老板。年轻的时候，他甚至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现在至少会把理由讲出来。

虹位曾经觉得自己跟边远一样，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如今的他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希望自己的音乐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乐队对他来说，更像是一项合伙的生意，一门合作者的艺术。和乐队在一起时，他仍然是那个“小虹”，和商人在一起时，他就是别人口中的“刘总”。

十年过去，重组变成一件顺其自然的事，“这些人都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都还在北京，大家都还想玩音乐。”虹位说。这也是其他几个人的想法。

重组那天的饭局上，他从没见过边远喝那么多，一个人坐在那儿，晕晕的。

他跟边远说，少喝点，至少别天天喝。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刘虹被开除党籍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察委员会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委对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刘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刘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车私用，收受高尔夫球卡；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生活纪律，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虹严重违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后不收敛、不收手，以权谋私，损害企业利益，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刘虹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据集团有关规定给予刘虹开除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有关规定，经监察机关研究，决定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刘虹简历

刘虹，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河南省商城县人，研究生学历，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91年8月加入中国。曾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战略研究与规划处处长、副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发展改革部总经理等职。2007年6月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高级专家，2007年10月任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监察委员会）

（央视记者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