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112是什么紧急电话)

建国后，河南一商店老板被群众当特务，政府通告：他的代号是112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新乡新乐路51号，是一家经营体育用品的商店，在当地老百姓看来，开这家店的两口子实在是太狂妄了。

老板姓祁，叫祁文山，整天吊儿郎当的跟一群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他有个弟弟叫祁士义，二胡拉得贼好，却不往好道上走，解放前就跟一些特务搞乐器合奏，解放后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祁文山娶个媳妇也不像是个好人，成天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抽烟打麻将，他们打麻将的屋子那是整天烟云缭绕，想要旁观的，不戴个防毒面具都进不去屋。

老百姓这一看，这哪是正经人家啊？

不但如此，他家卖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价钱还特别黑，去过他家买一次东西得骂他们家半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时全国各地还潜伏着败退台湾前布置下来的大量特务等分子，他们潜伏起来，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破坏和颠覆人民政府。

为此，在1950年10月开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运动，就凭祁文山平时跟那些派勾勾搭搭，群众就得把他送到监狱里。

在群众的举报下，祁文山很快就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并把他当作特务一样关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与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进行改造。

由于祁文山的特务身份，他们一家都成了“特务家庭”，街道的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祁文山家的情况。

让祁文山的女儿祁葆珠回忆起这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作为特务的子女，在学校里受尽了歧视，有一次，学校让大家填写家庭成分，祁葆珠填上了商贩，填完后上交到老师那里。

老师一边整理一边当众朗读，当看到祁葆珠的成分时，加大了音量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

祁葆珠当时嚎啕大哭，回到家里跟妈妈说，妈妈也只好搂住她，告诉她，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后来，祁文山经过“改造”，因为“认罪态度好”被“放出来”了。

本来大家以为，这下老实了吧，这一家能消停的了吧，让大家伙没有想到的是，放出来不久，祁文山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把原来的商店扒了，盖了一座5间大瓦房的店铺，后面还有一个大院子。

平时人来人往，那叫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群贼眉鼠眼的人，到祁文山家来就往后院跑，不但大鱼大肉吃着，还谈着极为“机密”的事情。

老百姓一看，现在特务已经猖狂到这个地步了吗？

因此老百姓三番五次到公安局举报，举报祁文山跟特务有勾结，说他盖的商铺资金来路不正，影响太恶劣，赶紧把他抓起来枪毙得了。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公安局的同志接到举报后，走了个过场，简单调查后，直接告诉大家，祁文山的钱都是人自己赚的钱，至于人家交什么朋友是人家的自由，公安局的敷衍答复，可算是气坏了大家，很多同志怀疑这个祁文山是不是买通了公安局的人。

就这样，祁文山依然我行我素地跟那帮敌特分子搞在一起，群众是毫无办法，只能对他依然抱有敌视。

祁文山从来不解释，平时还很嚣张跋扈，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双方一直僵持到1968年，政府一纸公文下来：祁文山不是敌特，而是我党的红色特工，他的代号是“112”。

公文传来，新乡的老百姓就炸了锅，祁文山怎么可能不是敌特？

在了解了祁文山的传奇经历，以及他的潜伏事迹后，大家也不得不唏嘘，这个祁文山实在是太让人刮目相看了。

祁文山并不是真的资本家，他是完全伪装出来的，事实上，这跟他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

祁文山是典型的贫苦出身的人，1917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

在他1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不得不到河南焦作去投奔他的三哥，他三哥在铁路公司当工人，他就被三哥送到焦作扶轮学校读书，好在毕业以后也成为一个铁路工人，能够混口饭吃。

在读书期间，祁文山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品德又好，十分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其中有两位老师知道他的家境，对他十分照顾。

这两位老师一位叫李导民，一位叫杨洗压，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在学校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让祁文山很受启发。

在他读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祁文山的触动很大，当时祁文山在焦作住在姑姑家里，姑姑家里有一个儿子，也是他的表兄，早在1925年时就加入了，在1927年四一二中被敌人迫害。

等到他到姑姑家的时候，这位表兄已经走了多年，因此就住到表兄的房间里。

表兄的房间里，有很多《国家与革命》《宣言》等进步书籍，还有很多革命日记，那时他白天在校学习，受到老师的影响，晚上在家看这些进步书籍，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1933年，在杨洗压的介绍下，祁文山加入了共青团，在学校里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组织，被学生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在党组织的资助下，祁文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焦作扶轮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被选为学生救国会委员，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5年12月9日，因不满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是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消息传到焦作，祁文山立即组织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声援北平的学生，当时祁文山走在游行的最前面，面对敌人的枪口面不改色。

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敌人未敢开枪，但是游行活动结束后，校园里就笼罩白色恐怖，杨洗压得知敌人要对祁文山动手，立即通知他离开。

祁文山原本想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再离开，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日记本已经被人翻动过，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于是立刻翻墙头离开了学校，准备离开焦作。

因为走得匆忙，来不及跟亲人告别，只给三哥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祁文山自己一个人爬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他走得匆忙，没有带钱，到郑州下车后，就陷入到窘境当中。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当时祁文山刚刚18岁，社会经验并不丰富，为了填饱肚子，每天到大街上找零活，只有给钱，什么活都干，短暂的社会闯荡经历，让祁文山对社会的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好在，他在郑州的街上遇到了他另一个领路人，李导民老师，李导民看到祁文山后十分高兴，一把拉住他说：“党正在到处找你啊！”

听说祁文山兜里没钱，就给了他10元钱，并告诉他：“到洛阳去，龙海铁路还没有建立党组织。”

就这样，祁文山受党组织委派到洛阳当起了铁路工人，以工人的身份打入到群众当中，为以后建立洛阳龙海铁路地下党组织打基础。

不久，李导民也赶到了洛阳，见祁文山表现良好，在和工人运动中，都十分积极，因此决定吸收他为中国员。

在多少年之后，祁文山回忆起当时入党时的仪式都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李导民于是把他领导一处隐蔽的地方，然后进行了神圣的宣誓。

入党之后，祁文山按照党的指示，开始筹建洛阳龙海铁路地下党组织，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壮大革命队伍。

祁文山工作很努力，白天的时候，和工人们一块干活，晚上的时候和工人谈心交朋友，谁有什么困难了，就想办法帮忙解决，时刻站在工人的角度考虑事情，赢得了工人们的支持。

在祁文山的筹备下，党组织在陇海铁路洛阳地区有了深厚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豫西特委决定建立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下党支部，由河南省委领导，祁文山担任组织委员。

在祁文山等同志的领导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1938年时担任陇海洛阳铁路地下党分支书记。

当时洛阳是敌占区，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同志们通常以家庭为掩护，几名同志住在一起，对外宣称是一个家庭，这样不容易引起注意，有利于秘密开展工作。

祁文山化名“宋长富”，在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宋弟弟”，另外两位地下党同志扮演一对夫妻，祁文山就叫他们姐和姐夫。

正是这段时间，祁文山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任务，多少年之后，回忆起这次任务，祁文山依然心潮澎湃。

1938年11月20日，豫西特委秘密通知祁文山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任务，这项任务是护送一名叫“胡服”的首长到河南渑池。

等到祁文山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后，见到这位首长身材瘦高，穿着深蓝色大衣，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十分和蔼可亲。

祁文山于是向首长汇报了自己在陇海铁路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情况，受到首长的表扬。

首长告诉他说：“铁路工人是产业工人，是革命主力军，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

用了8天的时间，祁文山顺利将这位叫“胡服”的首长送达到河南渑池兵工厂，完成任务后，祁文山回到洛阳后汇报任务情况，才知道“胡服”就是。

想到自己曾受到同志的表扬，祁文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在此后的工作中，他遵照指示的，继续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壮大革命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日本的诱降下，政府政策的重点逐渐由抗战转移到反人民。

当年年底，党组织察觉正在酝酿第一次高潮，因此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提高警惕，并开始有计划地将思想先进的青年工人分期分批向延安转移，然后将党员和青年转移到军队里去。

当时在洛阳的一些青年对这个政策不理解，不想离开洛阳，但是祁文山响应组织的号召，向进步青年做动员，告诉他们在洛阳很危险，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才让大家转移的。

1939年2月，祁文山作为最后一批转移干部，开始向延安出发，到达延安后，祁文山的关系被转到延安中央组织部。

祁文山到达延安后，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日子，他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同志们一起开荒、种地、纺布，每天过得都十分充实。

祁文山为了锻炼自己，常常挑着担子上山给战士们送饭，能一口气从山下跑到山上，在送饭的路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

在大生产中，不少同志都留下了珍贵的镜头，但是祁文山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女儿祁葆珠问父亲，为什么不留下照片呢？

祁文山告诉女儿，当时他已经接到任务，随时准备到白区潜伏，潜伏是十分危险的，一旦被人认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留下照片就是留下危险。

所以，每次有照相的时候，他立刻避开，不留下任何在延安的证据。

当时有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到延安投身革命，祁文山曾与电影演员陈波儿一块在话剧社工作，那个时代电影明星可是非常难得，很多同志都争着抢着和电影明星留影纪念，祁文山也想，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住了。

1940年，祁文山参加了中央党校实习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通过走街串户去了解老百姓的贫苦，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又被中央组织部派遣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情报收集和爆破技术。

当时正值二战的关键阶段，日苏矛盾突出，苏联无法判断日本的军事动向，担心日本趁苏德战争爆发，西线战局不稳的时候，从东线进攻。

于是在祁文山等人学习结束后，中央敌工部（社会部）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共同派遣他们到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

祁文山当时的身份即是中央敌工部的干部，也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的上尉，他取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东北齐齐哈尔，侦察日本军事动向，一旦日军北进进攻苏联，他就负责爆破指定目标，如果日本南下，那么就按另一方案行动。

因为当时东北是敌占区，没有群众基础，为了避免暴露后引起国际纠纷，上级要求他不能与任何人、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只能与一名敌工部单线联系，无论任务完成与否，都不得暴露身份。

祁文山到达敌占区后，获悉日军没有北上，而是南下了，于是停止爆破任务，潜伏在敌后，单独秘密地执行并完成党交待的任务，没有任务的时候就如断线的风筝，继续自己的潜伏。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祁文山才结束此前的任务，找到冀鲁豫地下军事报负责人郭子青，祁文山按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子青同中央联系确定祁文山的身份。

像祁文山这样的红色特工，想要跟中央联系，就同时使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祁文山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联系电报上同时签上这两个名字，中央那边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看到祁文山的来电，中央那边的回电是：“党一直在找你。”

当时决定在新乡成立一个直属于北方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的军事情报站，祁文山担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情报站就设在新乡市新乐路51号祁文山的家里，祁文山的任务就是负责收集地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动的情报，然后密报给司令部。

在敌后工作，祁文山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不好开展工作，因此组织上就让祁文山的妻子王建淑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协助祁文山工作。

祁文山的身份有点特殊，为了获取情报经常与的三教九流混在一起，为了更好地掩护情报站，上级要求王建淑要尽快学会抽烟打麻将，跟敌人打成一片。

王建淑就是一个女村姑娘，才19岁，哪里会这些，抽烟还好说一点，打麻将可困难了，祁文山告诉她，你不用打得好，会输钱就行。

在祁文山的帮助下，王建淑有样学样，很快成了“五毒俱全”的资本家太太，无论是抽烟、打牌，都是样样精通。

不久，王建淑生下一个女儿，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每次情报站开会的时候，王建淑就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打掩护，见到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招呼，一旦有可疑的人来了，她就会大声说出暗号，让同志们有所准备。

在祁文山夫妇的努力工作下，党组织在新乡的情报站迅速扩大规模，除了他们家这个情报站外，还有一个照相馆，以及一个狗不理包子铺。

说起这个包子铺，还有点故事，因为祁文山夫妇都是天津人，白区潜伏时又在天津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新乡后，两口子一合计，就弄了个狗不理包子铺，在当地还挺有名的。

有一次到了新乡，想去这家包子铺吃饭，获得情报后，有人提议安排一个狙击手在房顶上，趁其不备击毙，祁文山认为不妥，他说我们从来不搞，因此制止了这次行动，事后，祁文山的决定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知晓，他们充分肯定了祁文山的做法。

事实上，如果地下党贸然行动，很容易引发不好的结果，当时还是倾向于和平建国的。

在美国的调停下，与、美国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张治中，美方顾问为马歇尔。

1946年3月3日，“军事三人小组”从张家口乘飞机飞往新乡视察，在河朔图书馆召开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会议。

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也在之前抵达新乡，准备陪同周恩来同志参加活动。

的顽固派为破坏和平蠢蠢欲动，想要在暗中执行破坏计划。

河朔图书馆距离祁文山的情报站只有1000米的路程，上级给祁文山下达命令，要冀鲁豫在新乡的地下情报组织成员，务必要保证首长的安全，保证会议能够顺利执行。

当天下午两点多，“军事三人小组”离开新乡飞抵太原，祁文山和战友们顺利完成任务，还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尽管军调会议顺利进行，但是不久后，还是公然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内战爆发。

为了军事上的胜利，祁文山率领情报站的同志们加紧了获取军事情报的力度，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祁文山的弟弟祁士义也加入到情报获取的队伍中来，因为祁士义二胡拉的好，在新乡的一个特务头子喜欢搞音乐，于是祁士义就和另一位搞乐器的地下党一块到特务那里去搞乐器合奏，实际上就是探听军事情报，然后通过祁文山传递到解放区。

做情报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祁文山领导的情报站有一位交通员在一次传递情报任务时被敌人抓走，为了从他的口中获得情报，敌人对他施展了酷刑，但是他始终没有交待。

敌人见他是一个硬骨头，就照他的后脖颈砍了几刀，他当即昏死过去，然后把他扔到荒山野外，以为他必死无疑了。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敌人虽然狠毒，却没有让这位同志毙命，后来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想着自己还有任务在身，就拖着伤痛的身份艰难地到达了解放区，将情报安全送到。

随着解放战争的继续，到1947年，解放军在河南新乡地区已经逐渐站稳脚跟，并有反击的趋势。

、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和豫北两大地区，连续取得胜利，粉碎了军队企图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在新乡市周边一带响起，驻扎在新乡的军内部是一片混乱，这些军官决定先让家属转移，他们看形势再说。

情报站的同志都十分激动，胜利终于要到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时，上级传来命令，要情报站不要暴露，继续执行潜伏任务。

祁文山于是让王建淑带着几个月孩子随的官太太们一块去“逃难”。

王建淑抱着孩子在闷罐车里，一路上受尽苦难，行驶了两天两夜才到达郑州，然而这个行为无疑获得了敌人的好感，敌人坚定地认为祁文山跟他们是一丘之貉，把他当作自己人，有什么消息也都跟他“分享”。

这就使得祁文山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在1948年3月，新乡解放前夕，祁文山接到内线情报员报告，新乡驻军要为前线部队运送大批军用物资。

为配合解放军的战略，祁文山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新乡火车站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们，把火车站存放的6000吨煤分光，当时火车都是蒸汽火车，没了煤就无法开动，这让军用物质运输计划落了空。

1948年12月，祁文山从40军316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人的特务侦察到我解放军某部几百人驻在新乡附近一个村庄，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

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安排人将情报送出，使得这支部队及时转移，等到敌人赶到的时候，完全扑了空，只好悻悻而归，结果在半路还受到我军的埋伏，损失惨重。

祁文山情报站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牺牲一个人，祁文山也被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军区授予“二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祁文山

新中国成立后，原籍天津的祁文山已经接到组织上的任命，安排他回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在外漂泊这么多年，如今革命终于胜利，即将回家，那心情不知道如何激动了。

然而就在祁文山要动身之际，河南省委传来命令：“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

原来各地虽然解放了，但是镇压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此河南省委才有了这个奇怪的命令。

其实，祁文山本身是天津籍的，况且已经得到党组织的任命，是可以去上任的，但是他想到自己身份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了很多特务的信任，因此决定留下来，继续潜伏下去。

新中国成立前的潜伏与成立后的潜伏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成立前，是在白区潜伏，只要自己隐蔽的足够深，和派打成一片就能获得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的潜伏就相当困难了，不光要和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打成一片，还要和人民群众以及公安局保持一种复杂的关系，这是十分困难的。

而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家属也要配合，所以会受到周围人的敌视，对于这些，祁文山都没有当回事。

为了深度打入潜伏特务内部，祁文山先是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跟那些战犯和特务们关在一起，取得他们的信任，打探有价值的情报。

在监狱中，新乡市公安局长和侦查科长隔三差五就要提审祁文山，那些分子都以为祁文山是罪大恶极之人，所以才会被如此针对。

实际上，他们提审祁文山，是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研究案情，对于新乡的那些特务，祁文山是了如指掌，在他的“幕后”指挥下，在外面的特务很快就被抓的差不多了。

在潜伏中，祁文山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情报，一天一个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和大家商定了具体行动计划和暴动时间，祁文山获得消息后，不声不响地及时把情报汇报了出来，最后公安成功粉碎了这起暴动。

祁文山晚年和子女们说起这件往事之时，总是非常骄傲地说：“爸爸是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训练出来的特工，他们斗不过爸爸的。”

这次任务完成后，祁文山被放了出来，然而百姓们却没把他们当好人，结合他们一家的种种作为，认为他们家是“特务家庭”，充满了敌意。

走在大街上，经常被人指指点点，甚至直接被骂，这种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祁文山也想结束潜伏，回归正常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不但不能暴露身份，还要趁热打铁，潜伏到敌人的更深处，随后由公安机关出资盖了一间大商铺，给祁文山作为结交特务的场所。

为了执行潜伏任务，党组织特意给祁文山一个“112”的代号，以防止他暴露，在祁文山夫妇的工作下，敌特在新乡的活动基本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组织又派遣祁文山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潜伏工作，1963年被调回河南省公安厅，直到1968年，大多数敌特分子都被镇压后，祁文山才结束了自己的潜伏生涯，党组织公开了他的真实身份。

那些之前错怪过他的街坊邻居，都感到不好意思，他们没有想到，祁文山竟然装得这样像，大家都以为他跟特务是一起的。

尽管为党组织做了如此大的牺牲，但是祁文山从来不要待遇，不给组织添麻烦，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员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没有人民的支持哪里有我们的今天。”

并且，他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他的妻子王建淑也是一名员，跟他一块执行潜伏任务，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他也不让妻子去要。

他说：“我的工资够花了，不要给组织提什么要求，不要给组织找麻烦了。”

直到祁文山去世后，王建淑才拿到每个月120元的生活费，后来省公安得知后，又每个月给王建淑发特补费。

对于祁文山做出的这些贡献，党组织从来没有忘记，1992年，祁文山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奖章，这是党组织给这位隐蔽战线工作英雄最好的礼物。

1997年6月26日，祁文山老同志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大多数的红色特工，在解放时完成了任务都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如祁文山这样的特工还要执行更长久的任务。

在经典谍战剧《风筝》中，主人公郑耀先为了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打入到敌人的内部，成为臭名昭著的大特务，一直到他坦白自己的身份时，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同志，这也是我们隐蔽战线同志的艰难。

祁文山几乎有着跟郑耀先相同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份艰难，才彰显出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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