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恭(文莱是哪个国家的城市)

大学士死后照例都有谥号，但最高的“文正”，朝廷有一个硬性指标

清代统治者为了表彰那些为国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官员，往往会在死后给予哀荣，这种哀荣便是国家授予的谥号，能够获得谥号，就意味着其一生的作为得到了承认，将来也能以此流芳百世。

不过，国家对谥号一直从严把控，不轻易赐予，一般来说只有位及一品才有可能获得谥号，并且还非人人都有。文官们所得到的谥号一般都是两个字，每个字都有不同的解释，如“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等”。

虽然这些描述仍然是一些模糊的套话，但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官场中人都已经充分了解了一字之差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而能够将谥号与各人所应得的评价与荣誉相联系。而谥号之间，也就分出了三六九等。

在清代以前，官员不分文武，大多以“忠武”为最高谥号，获此谥号者包括诸葛亮、尉迟敬德、郭子仪、韩世忠、常遇春等人。而到了清朝，重文抑武也反映在谥号当中，虽然制度规定群臣谥号前五字依序是：忠、孝、纯、诚、文，但事实上“文”字开头的谥号居于最高地位。

只有官至大学士或是翰林出身者，方能享有“文”字谥号，而因为满人翰林人数较少，为了表示平衡，曾经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经筵讲官者也可谥为“文”。而死于王事者，则以“忠”字开头。

在“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为首，“文忠”、“文襄”次之。而“文恭”、“文定”、“文端”、“文勤”则属于中游，比较容易得到，所以才会说“无灾无难到三公，不谥文忠，便谥文恭”了。至于“文简”、“文穆”之类就算是比较差的谥号了。

除了地位排名之外，朝廷也会适当地考虑所得谥号的官员的平时为官特点，例如左宗棠率大军出阳关，抵定新疆，自然可谓“辟地有德曰襄”，因而谥号“文襄”。而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阎敬铭最大的特点是性格倔强，刚直不阿，因而以“执一不迁曰介”谥号“文介”，他是唯一获得此谥号的清朝大臣。

依大清制，符合获得谥号标准的大臣死后，由礼部请旨是否给谥，只有皇帝有权决定官员是否可以得到谥号。而没有达到可以获得谥号品级的官员，皇帝也可特旨决定赐予谥号。

在得到皇帝的旨意之后，由内阁侍读根据皇帝对该官员的嘉奖，揣摩圣意拟定初步谥号。如果可以以文为谥，那么另外再选八字与文相配，如果不能被谥为文，则拟定十六个字作为选择。在初步拟定的范围内，由大学士再八选四、十六选八，作为最终选择的范围，由皇帝定夺。

不过“文正”这个谥号，内阁侍读或是大学士都是无权放在选项之中的，只由皇帝本人决定。“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为未足当此。”正因为有了“无愧完人”这样一个苛刻的标准，有清一代只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得以享受此殊荣。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内阁和大学士选定的范围之外另辟蹊径，决定一个不在名单之内的谥号。道光朝吏部尚书朱士彦曾经对家人说：“余生平行事过人者，惟见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异日盖棺，得谥为定足矣。”

遗憾的是，朱士彦这话也就在家说说而没有流传出去，那些在他身后拟定谥号的内阁侍读和大学士上报皇帝备选的谥号中并没有“文定”。可到了道光那里，不知道是从那个小道消息听说朱士彦的这点小心愿，还是自以为是认为比内阁侍读和大学士更加了解朱士彦，不顾他们所呈拟谥，特旨给予“文定”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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