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瞻(纪瞻卫连姬)

激荡四百年：矫情辛宾哭死司马业，强悍纪瞻逼迫司马睿继位

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66篇

长安沦陷，司马业落入刘聪之手，和当年的司马炽一样，刘聪也将其当做宠物，时不时地拿出来调戏一番，别有成就感。

有一次，刘聪外出游猎，别出心裁的让司马业权充车骑将军，穿上军服手持画戟作为先导。

老百姓看到后，纷纷指指点点：“这是曾经的长安天子哦。”司马业羞红了脸，一些故老更是哭出了声。

太子刘粲趁机对刘聪道：“周武王杀死纣王，不是因为他喜欢杀人，而是唯恐恶人聚集在他身边，酿成祸患。现在聚众起兵之人，莫不以司马业的名义相号召，应该尽早除了他。”

（半年前，刘粲和靳准等人设计陷害刘义，致使刘义被废黜皇太弟之位，后被靳准，此事在意料之中，故没有赘述。）

刘聪道：“我当年虽然杀了庾珉、王俊以及司马炽等人，发现民心还是向着晋朝，我不忍心再杀司马业，还是等等吧。”

刘聪所说确为事实，他虽然先后灭了洛阳和长安，但由于兵力不足，并不能在每个城镇都布置重兵，一些忠于晋室的将领仍然在趁机光复，如果杀了司马业，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呢？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如同数年前一样，又让司马业斟酒洗杯，还让他拿伞盖。

看到这一幕，一些晋朝旧臣忍不住潸然泪下，有的甚至哭出了声，尚书郎辛宾更是站起身，抱着司马业大哭。刘聪大怒，命人将辛宾拖出去斩首。

既然不能在亡国之时以身殉国，为何要在此时惺惺作态呢？辛宾的行为不仅没能为司马业争取一点点尊严，反而让司马业丢了性命。

此时，刘聪已经动了杀心，但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赵固的一句话。

赵固，本是汉国的一位将军，在平灭西晋的过程中，说不上居功至伟，但也贡献了自己的苦劳。洛阳沦陷后，他奉命镇守洛阳。

坐镇洛阳时，赵固和长史周振产生了矛盾，周振秘密向刘聪进献谗言。刘聪被其蒙蔽，派刘畅攻打李矩时，曾给他下了一道密诏，让他班师途中顺便杀了赵固。

不料，刘畅败于李矩之手，仓皇之下，那道密诏也被李矩所缴获。

李矩派人将密诏送给了赵固，赵固一看之下怒了，立马杀了周振父子，然后率领一千余骑归降李矩。

李矩接受了他的投降，却让他继续镇守洛阳，洛阳由此落入晋朝手中。

辛宾被杀事件没多久，赵固和河内太守郭默一起进犯河东，到达绛县，汉国百姓投奔他们的达到三万余人。

刘粲率将军刘雅生等十万步骑前往平叛，驻扎于小平津，赵固扬言道：“生擒刘粲，赎回天子！”

刘粲很恼火，上表刘聪道：“司马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所用，不攻而自灭矣。”

十二月二十，司马业被刘聪杀害，宣告西晋正式灭亡。临死的那一刻，司马业或许还在心里大骂辛宾，哭，哭个毛啊，把朕哭死了吧！

司马业死后，赵固的战斗力果然大减，被刘雅生所击败，洛阳也丢了，被迫逃入阳城山。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春，李矩不愿失去赵固这支友军，派郭默、郭诵前往救援，屯兵于洛水、汭水一带。

郭诵悄悄派遣部将耿稚等人夜间渡过黄河偷袭汉军军营，汉国的贝丘王刘翼光侦查到后，传告刘粲，让他做好防备。

狂妄自大的刘粲道：“他们听说赵固兵败，自顾不暇，哪还敢到这儿来，不要因此惊动将士！”不复为备。

是夜，耿稚等人率军扑来，分十路围攻，汉军惊慌溃逃，死伤过半，刘粲率领残部逃回阳乡，丢失兵器和军事物资不计其数，耿稚捡了个大便宜。

到了天亮，刘粲发现耿稚等人兵力并不多，又和刘雅生收拾残余部队。这时，刘聪也派太尉范隆率骑兵助战，与耿稚等相持，苦战二十多天，始终不能攻克。

随后，李矩想要进军救援，却被汉军凭借黄河拒守，无法渡河。没有后续支援，耿稚只好杀掉缴获的牛马，烧掉军事物资，突围奔向虎牢。

鉴于李矩的优异表现，司马睿下诏以李矩总领河南三郡军务。

是年三月，司马业的死讯传到建康，老戏骨司马睿再次演技爆发，服斩衰丧服，别居倚庐，悲痛得如丧考妣。

等司马睿的情绪稍稍平静后，百官奏请上尊号，司马睿不同意。

直肠子纪瞻道：“晋氏统绝，于今二年，陛下当承大业；环顾宗室，还能让给谁？陛下若继大位，则百姓有所依。若拂逆天命，违背人心，大势一去，不可复还。今两都沦陷，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陛下今日之谦让，好比救火时互相推脱，不合时宜。”

司马睿还是不肯，让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韩绩正准备动手，纪瞻呵斥道：“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语气之严厉，连司马睿都为之色变。

三月初十，司马睿正式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也拉开了东晋的序幕。

登基之时，司马睿又矫情了一把，非要拉着王导一起坐在御座上，王导坚决拒绝道：“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等同，怎么能俯照苍生！”

之前面对各路诸侯以及群臣的劝进时，司马睿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还装作一副被强迫的样子。但一旦登上帝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馈那些劝进的人，凡官吏晋爵一级，平民都任为官吏。

经过统计，曾经参与劝进的有二十万人，将按照司马睿的意思全部加官进爵。

散骑常侍熊源看不下去了，进言道：“陛下应天继统，率土归戴，怎么能近者情重，远者情轻！不如依汉法普遍赐封臣民官爵，这样皇恩浩荡，也可以省去考察核实的烦劳，堵塞弄虚作假。”

司马睿不听，坚决只赏赐那些只劝进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司马睿表面上多么谦恭有礼，内心里就有多自私，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激荡四百年：矫情辛宾哭死司马业，强悍纪瞻逼迫司马睿继位

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66篇

长安沦陷，司马业落入刘聪之手，和当年的司马炽一样，刘聪也将其当做宠物，时不时地拿出来调戏一番，别有成就感。

有一次，刘聪外出游猎，别出心裁的让司马业权充车骑将军，穿上军服手持画戟作为先导。

老百姓看到后，纷纷指指点点：“这是曾经的长安天子哦。”司马业羞红了脸，一些故老更是哭出了声。

太子刘粲趁机对刘聪道：“周武王杀死纣王，不是因为他喜欢杀人，而是唯恐恶人聚集在他身边，酿成祸患。现在聚众起兵之人，莫不以司马业的名义相号召，应该尽早除了他。”

（半年前，刘粲和靳准等人设计陷害刘义，致使刘义被废黜皇太弟之位，后被靳准，此事在意料之中，故没有赘述。）

刘聪道：“我当年虽然杀了庾珉、王俊以及司马炽等人，发现民心还是向着晋朝，我不忍心再杀司马业，还是等等吧。”

刘聪所说确为事实，他虽然先后灭了洛阳和长安，但由于兵力不足，并不能在每个城镇都布置重兵，一些忠于晋室的将领仍然在趁机光复，如果杀了司马业，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呢？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如同数年前一样，又让司马业斟酒洗杯，还让他拿伞盖。

看到这一幕，一些晋朝旧臣忍不住潸然泪下，有的甚至哭出了声，尚书郎辛宾更是站起身，抱着司马业大哭。刘聪大怒，命人将辛宾拖出去斩首。

既然不能在亡国之时以身殉国，为何要在此时惺惺作态呢？辛宾的行为不仅没能为司马业争取一点点尊严，反而让司马业丢了性命。

此时，刘聪已经动了杀心，但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赵固的一句话。

赵固，本是汉国的一位将军，在平灭西晋的过程中，说不上居功至伟，但也贡献了自己的苦劳。洛阳沦陷后，他奉命镇守洛阳。

坐镇洛阳时，赵固和长史周振产生了矛盾，周振秘密向刘聪进献谗言。刘聪被其蒙蔽，派刘畅攻打李矩时，曾给他下了一道密诏，让他班师途中顺便杀了赵固。

不料，刘畅败于李矩之手，仓皇之下，那道密诏也被李矩所缴获。

李矩派人将密诏送给了赵固，赵固一看之下怒了，立马杀了周振父子，然后率领一千余骑归降李矩。

李矩接受了他的投降，却让他继续镇守洛阳，洛阳由此落入晋朝手中。

辛宾被杀事件没多久，赵固和河内太守郭默一起进犯河东，到达绛县，汉国百姓投奔他们的达到三万余人。

刘粲率将军刘雅生等十万步骑前往平叛，驻扎于小平津，赵固扬言道：“生擒刘粲，赎回天子！”

刘粲很恼火，上表刘聪道：“司马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所用，不攻而自灭矣。”

十二月二十，司马业被刘聪杀害，宣告西晋正式灭亡。临死的那一刻，司马业或许还在心里大骂辛宾，哭，哭个毛啊，把朕哭死了吧！

司马业死后，赵固的战斗力果然大减，被刘雅生所击败，洛阳也丢了，被迫逃入阳城山。

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春，李矩不愿失去赵固这支友军，派郭默、郭诵前往救援，屯兵于洛水、汭水一带。

郭诵悄悄派遣部将耿稚等人夜间渡过黄河偷袭汉军军营，汉国的贝丘王刘翼光侦查到后，传告刘粲，让他做好防备。

狂妄自大的刘粲道：“他们听说赵固兵败，自顾不暇，哪还敢到这儿来，不要因此惊动将士！”不复为备。

是夜，耿稚等人率军扑来，分十路围攻，汉军惊慌溃逃，死伤过半，刘粲率领残部逃回阳乡，丢失兵器和军事物资不计其数，耿稚捡了个大便宜。

到了天亮，刘粲发现耿稚等人兵力并不多，又和刘雅生收拾残余部队。这时，刘聪也派太尉范隆率骑兵助战，与耿稚等相持，苦战二十多天，始终不能攻克。

随后，李矩想要进军救援，却被汉军凭借黄河拒守，无法渡河。没有后续支援，耿稚只好杀掉缴获的牛马，烧掉军事物资，突围奔向虎牢。

鉴于李矩的优异表现，司马睿下诏以李矩总领河南三郡军务。

是年三月，司马业的死讯传到建康，老戏骨司马睿再次演技爆发，服斩衰丧服，别居倚庐，悲痛得如丧考妣。

等司马睿的情绪稍稍平静后，百官奏请上尊号，司马睿不同意。

直肠子纪瞻道：“晋氏统绝，于今二年，陛下当承大业；环顾宗室，还能让给谁？陛下若继大位，则百姓有所依。若拂逆天命，违背人心，大势一去，不可复还。今两都沦陷，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陛下今日之谦让，好比救火时互相推脱，不合时宜。”

司马睿还是不肯，让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韩绩正准备动手，纪瞻呵斥道：“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语气之严厉，连司马睿都为之色变。

三月初十，司马睿正式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也拉开了东晋的序幕。

登基之时，司马睿又矫情了一把，非要拉着王导一起坐在御座上，王导坚决拒绝道：“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等同，怎么能俯照苍生！”

之前面对各路诸侯以及群臣的劝进时，司马睿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还装作一副被强迫的样子。但一旦登上帝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馈那些劝进的人，凡官吏晋爵一级，平民都任为官吏。

经过统计，曾经参与劝进的有二十万人，将按照司马睿的意思全部加官进爵。

散骑常侍熊源看不下去了，进言道：“陛下应天继统，率土归戴，怎么能近者情重，远者情轻！不如依汉法普遍赐封臣民官爵，这样皇恩浩荡，也可以省去考察核实的烦劳，堵塞弄虚作假。”

司马睿不听，坚决只赏赐那些只劝进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司马睿表面上多么谦恭有礼，内心里就有多自私，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龙文鞭影》四卷（下）:四豪

四豪:

禹承虞舜，说相殷高。韩侯敝袴，张禄绨袍。

【注】虞舜:上古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因其先国于虞，故称虞舜。为古代传说中的圣君。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司马贞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张守节正义：“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

说:傅说（音悦）。

殷高:殷高宗武丁。

《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韩候:韩昭侯。

敝:破旧，破损。

《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颦一笑，颦有为颦，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颦笑哉！袴之与颦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绨袍:厚缯制成之袍。后多用为眷念故旧之典。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

相如题柱，韩愈焚膏。捐生纪信，争死孔褒。

【注】相如:司马相如。

《华阳国志·蜀志》:“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后以“题桥柱”比喻建立功名的壮志。

焚膏:谓夜间继续工作或学习。

韩愈《进学解》:“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捐生:舍弃生命。亦“捐命”。潘岳《寡妇赋》：“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纪信:西汉人。楚汉战争中，事汉王为将军。项羽围困荥阳，汉王危急。信伪装汉王出东门降楚，使汉王得从西门遁走。项羽怒，烧杀之。

《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

《汉书·高帝纪上》:“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

孔褒:东汉鲁国人。孔融兄。与张俭友善，时俭遭宦官侯览诬捕，亡抵其家，不遇，融留舍之。事泄，俭得脱走。遂收褒、融，二人及其母皆争担罪责，后独坐褒罪。

《后汉书·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孔融传》:“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

孔璋文伯，梦得诗豪。马援矍铄，巢父清高。

【注】孔璋: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董卓肆恶洛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袁绍去世后，跟随袁尚。邺城失守，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文伯:文章宗伯。对著名作家的敬称。

《三国志·吴志八·张严程阚薛传·张纮传》:“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裴松之注引《吴书》:“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

刘禹锡:字梦得。

诗豪:诗人中出类拔萃者。

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初在北地放牧以致富。新莽末为新成大尹，后避地凉州，与隗嚣友善。劝嚣归附刘秀，并屡次出使洛阳。又为光武帝平定陇右出谋献策。以功拜太中大夫，陇西太守，平定、安抚凉州诸羌。拜伏波将军，率军于建武十八年平定交阯征侧、征贰。二十四年，率军出击武陵五溪蛮夷，次年病卒军中。后追谥忠成侯。

矍铄:形容老人目光炯炯、精神健旺。

《后汉书·马援列传第十四》:“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李贤注:“矍铄，勇貌也。”

巢父:传说中的高士，因筑巢而居，人称巢父。尧以天下让之，不受，隐居聊城，放牧为生。

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巢父》:“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闻贪言，负吾之友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伯伦鸡肋，超宗凤毛。服虔赁作，车胤重劳。

【注】伯伦:刘伶，字伯伦，沛国(今江苏沛县)人。曾出仕为建威将军参军。性情放荡不羁，喜酒，终日沉醉，与王戎、嵇康等人交游，为“竹林七贤”之一。著有《酒德颂》。死于晋初。

鸡肋:鸡的肋骨。比喻瘦弱的身体。

《晋书·列传第十九·刘伶传》:“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超宗:谢超宗，南朝齐陈郡阳夏人。谢灵运孙。宋文帝元嘉中，坐灵运事，随父谢凤徙岭南，元嘉末还。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起家奉朝请。补新安王国常侍。帝称其文“殊有凤毛，灵运复出矣”。宋明帝泰始中，为尚书殿中郎。入齐，为黄门郎。恃才使酒，坐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寻免官遭禁锢。武帝即位，使掌国史。娶张敬儿女为子妇，敬儿诛，被迫自杀。

凤毛:比喻人子孙有才似其父辈者。

《南齐书·列传第十七谢超宗刘祥·谢超宗传》:“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

《南史·列传第九·谢灵运传附孙谢超宗传》:“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

服虔:东汉经学家。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更名虔，河南荥阳东北人。少年清苦励志，尝入太学受业，举孝廉，官至尚书侍郎、高平令，汉灵帝中平末，迁九江太守，因故免官，遭世乱，病卒。

赁作:受雇为人劳作。

《世说新语·文学》：“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听户壁间，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诸共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车胤:东晋南平人，字武子。少贫勤学。以练囊盛萤虫夜读。桓温辟为从事，迁征西长史，以博学显于朝廷。晋孝武帝讲《孝经》，胤摘句，时论荣之。又善激赏，每有盛会，胤必预焉。不满司马道子擅权，称疾不出，为帝所嘉。晋安帝隆安初，累迁丹阳尹、吏部尚书。司马元显专权，将奏之，事泄，被逼自杀。

重劳:增加劳累。

《世说新语·言语》:“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张仪折竹，任末燃蒿。贺循冰玉，公瑾醇醪。

【注】王嘉《拾遗记·卷四》:“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东汉学者，经学家和教育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年轻时与当时学者景鸾（字汉伯，梓潼人）等去都城洛阳游学。他通晓《五经》，对西汉齐人辕固生所传《诗经》特别有研究，在洛阳教授生徒达十余年。

王嘉《拾遗记·卷六》：“任末年十四时，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净衣易之。非圣人之言不视，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之，行尸走肉耳。’”

贺循:贺循，字彦先。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两晋时期名臣，孙吴后将军贺齐曾孙、孙吴中书令贺邵之子。早有名声，与纪瞻、闵鸿、顾荣、薛兼并称“五俊”。初任五官掾、阳羡县令、武康县令、太子舍人等职，在地方颇有政绩。后退居会稽，参与讨伐石冰之乱，又拒绝叛将陈敏的封赏。琅玡王司马睿（晋元帝）出镇建业后，应邀为其效力，历官吴国内史、军谘祭酒、太常等职，对朝廷礼仪多有补助。太兴二年去世，年六十。获赠司空，谥号“穆”。善作文章，博览群籍。有文集五卷（一作二卷），今已佚。

冰玉:冰和玉。常用以比喻高尚贞洁的人品或其他洁净的事物。

《晋书·列传第三十八·贺循传》:“其后帝以循清贫，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畅孤意焉。’”

公瑾:周瑜，字公瑾。

醇醪:味厚的美酒。醪（音劳）:汁滓混合的酒。即浊酒。

《三国志·吴志九·周瑜鲁肃吕蒙传·周瑜传》:“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

庞公休畅，刘子高操。季札挂剑，吕虔赠刀。

【注】庞公:庞德公。荆州襄阳人，东汉末年名士、隐士。与当时徐庶、司马徽、诸葛亮、 庞统等人交往密切。曾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被誉为知人。对诸葛亮、庞统等人早年影响较大，并得到诸葛亮的敬重。最后隐居于鹿门山，采药而终。

休畅:犹言畅快。

《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李贤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当来就我与德公谈。其妻子皆罗拜于堂下，奔走共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岂待还桂柁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

刘子:指刘訏。南朝梁平原人，字彦度。刘怀珍族孙。以孝友称，不娶不仕。兄为聘妻，闻而逃匿。州辟主簿，不就。善玄言，好佛典，与族兄刘歊等隐居，听讲于钟山诸寺，着鹿皮冠，被衲衣，游山泽。私谥玄贞处士。

《梁书·列传第四十五·处士·刘訏传》:“訏善玄言，尤精释典。曾与族兄刘歊听讲于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

《南史·列传第三十九·刘怀珍传附从孙刘訏传》:“訏善玄言，尤精意释典，曾与歊听讲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尚书郎何炯尝遇之于路，曰：‘此人风神颖俊，盖荀奉倩、卫叔宝之流也。’命驾造门，拒而不见。族祖孝标与书称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

季札:又称公子札。春秋时吴国人。吴王寿梦少子。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称延州来季子。父寿梦欲立之，辞让。兄诸樊欲让之，又辞。诸樊死，其兄馀祭立。馀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将授之国而避不受。夷昧之子僚立。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僚而自立，即阖闾。札虽服从，而哭僚之墓。贤明博学，屡次聘问中原诸侯各国，会见晏婴、子产、叔向等。聘鲁，观周乐。过徐，徐君好其佩剑，以出使各国，未即献。及还，徐君已死，乃挂剑于徐君墓树而去。

《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吕虔:字子恪。 任城国 （今 山东 济宁 东南）人。汉末至三国曹魏时期将领。有勇有谋， 曹操在兖州时，任命他为从事 ，率领家丁驻守湖陆。后升任泰山太守，与夏侯渊共同镇压济南等地的黄巾军。被推举为秀才，加任骑都尉，仍管辖泰山郡。曹丕继任魏王后，加吕虔为裨将军，封益寿亭侯。再升任徐州刺史，加任威虏将军。任用王祥为别驾，将民政事务都委托于他，为世人所称赞。曹叡继位后，改封万年亭侯。吕虔死后，其子吕翻世袭万年亭侯。

《晋书·列传第三·王祥王览传》:“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祥临薨，以刀授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

来护卓荦，梁竦矜高。壮心处仲，操行陈陶。

【注】来护:来护儿，来护儿，字崇善， 江都 （今江苏扬州）人，隋朝名将，东汉中郎将来歙之后。出身于新野来氏，早年投奔隋军，参与平定陈朝以及江南叛乱，累功至上开府、大将军。大业年间，进拜右翊卫大将军，并以行军总管之职三次随征高句丽，平定杨玄感叛乱。后随隋炀帝巡幸江都，官至左翊卫大将军，封荣国公。大业十四年， 江都兵变，隋炀帝遇弑，一同遇害。

卓荦:超绝出众。《后汉书·班固传》：“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李贤注：“卓荦，殊绝也。”荦（音洛）:明显，分明。

《北史·列传第六十四·来护儿传》:“吴氏提携鞠养，甚有慈训，幼而卓荦，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因舍书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专事笔砚也！’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

梁竦，字叔敬，安定郡乌氏县人。东汉文学家、易学家，九江太守梁统之子，汉和帝外祖父。少学《 易经 》，二十岁即能授人。后因其兄梁松犯法，与弟梁恭一同被流放到九真郡，到湘江一带，叹伍子胥、屈原以无罪身死，写《 悼骚赋 》。后汉明帝命其还乡，闭门不出，以读书著述为娱，作《七序》数篇。 班固称道说：“子著《 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自负才高，郁郁不得志。汉章帝时，纳其两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建初八年，受到窦皇后 猜忌，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矜高:骄傲自大。

《后汉书·梁统列传第二十四·附子梁竦传》:“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

王敦，字处仲，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东晋时期大臣，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治书侍御史王基的儿子。出身琅琊王氏，善于清谈，迎娶襄城公主，授驸马都尉，历任太子舍人、给事黄门侍郎。支持晋惠帝复位，授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卿、侍中，出任青、扬二州刺史。永嘉之乱后，消灭江州刺史华轶、镇压荆湘流民起义，与堂弟王导一同辅佐 晋元帝建立东晋，担任大将军、江州牧，封汉安侯。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对东晋造成极大威胁。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与之抗衡，并以北讨后赵为名将刘隗、戴渊外放，以防御王敦。永昌元年，以诛杀刘隗为名，起兵于武昌，攻入建康，诛除异己，被拜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他还屯武昌，后又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再次起兵进攻建康，不久病逝于军中，时年五十九岁，不久后，叛乱平息，被剖棺戮尸。

《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传》:“初，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

操行:操守、品行。

陈陶:五代时岭表剑浦人，字嵩伯，号三教布衣。少游学于长安，南唐李昪升元中，隐居洪州西山。工诗，兼通释志、天文历象。有《文录》。生平事迹见于《钓矶立谈》、《江南野史》卷八及马令、陆游《南唐书》本传。

子荆爽迈，孝伯清操。李订六逸，石与三豪。

【注】孙楚，字子荆， 太原中都 （今山西平遥）人，西晋官员、文学家。曹魏骠骑将军 孙资之孙，南阳太守孙宏之子。出身于官宦世家，“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四十多岁，担任镇东（石苞）参军，迁著作佐郎、骠骑参军。投靠扶风王司马骏，担任征西参军，迁卫军司马。晋惠帝初为冯翊太守。

爽迈:爽朗超逸。

《晋书·列传第二十六·孙楚传》:“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资，魏骠骑将军。父宏，南阳太守。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

孝伯:王恭，字孝伯，小字阿宁，太原晋阳（今太原市 ）人。东晋大臣、外戚，司徒左长史王濛之孙，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孝武定皇后王法慧之兄。少有美誉，清操过人，心怀宰辅之志。起家著作佐郎，迁吏部郎。太元年间，历任丹阳尹、中书令，领太子詹事，深得孝武帝信用。太元十五年，出任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起兵讨伐王国宝和司马元显，对抗宗室司马道子的势力。隆安二年，终因刘牢之叛变，战败被杀。桓玄上台执政后，追赠王恭为侍中、太保，谥号忠简。

清操:高尚的节操。

《晋书·列传第五十四·王恭传》:“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李白传》:“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三豪:指宋欧阳修、石延年、杜默三人。石介作《三豪诗送杜默师雄》，谓欧阳修为文豪，石延年为诗豪，杜默为歌豪。诗云：“曼卿豪于诗，社坛高数层。永叔豪于辞，举世绝俦朋。师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称。”

郑弘还箭，元性成刀。刘殷七业，何点三高。

【注】郑弘 : 东汉章帝时太尉。字巨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巡行州县，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后汉明帝拜为驺(今山东邹县东南)令。政有仁惠，与民休息。迁淮阳太守。建初年间为尚书令。上奏以为尚书郎位尊而秩卑，建议使郎一定年限后授千石之官，为明帝采纳。出为平原相，征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例南方交趾等七郡贡物，皆从福建泉州水路运至洛阳，经常因风波而沉船，他上奏开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山道，于是陆路道通，两年节省费用三亿余万钱。时发生旱灾，民食不足，又上奏减免贡赋租税，以利饥民，亦被皇帝采纳。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外戚窦宪专权，他奏弹尚书阿附侍中窦宪，有贪赃行为，又奏劾窦宪宾客洛阳令杨光，在官贪残，不宜处位。结果被窦宪以泄露宫中事为名谗害之，章帝收其太尉印绶，他请求致仕回家，未许。患病，上书公开言窦宪之短。临终把皇帝赐物全部缴回，遗言妻子以布衣素棺殡殓送归乡里。

《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郑弘传》:“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李贤注引孔灵符《会稽记》：“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纣，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故若邪溪风至今犹然，呼为‘郑公风’也。”

元性:蒲元性，亦蒲元。三国蜀国临邛人。能工巧匠。为蜀相诸葛亮相府之西曹掾。

《蒲元别传》:“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杂襍？’取水者方叩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剃生刍，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

刘殷:刘殷，字长盛，新兴（今山西忻州 市）人，东汉光禄大夫刘陵玄孙， 十六国时期前赵名士、官员。七岁丧父，居丧悲哀过于礼制，服丧三年，从不露齿而笑。弱冠之年，便已博学精通经史，综合归纳各家之言，文章诗赋无不备览。性情洒脱，有济世之志，节俭而不鄙陋，清约而不孤高。州郡、朝廷征召任职，都推辞不就任。齐王司马冏辅政时，征任大司马军谘祭酒，后改任新兴太守，刑罚明察表彰善美，很有政绩。永嘉五年，正遇永嘉之乱，落到前赵帝刘聪手中。刘聪欣赏其才能而提拔他，历任侍中、太保、 录尚书事。终以高寿而终。

《晋书·列传第五十八·孝友·刘殷传》:“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竟以寿终。”

何点:何点，字子晳，号“通隐”，庐江郡灊县（今安徽霍山县）人。南朝梁时期名士，刘宋司空何尚之的孙子，宜都太守何铄的儿子。少有异才，立志隐逸，博通群书，善于谈论，拒绝征辟。个性通脱，有识鉴，笃信佛学，爱好文学，与孔稚珪、张融成为莫逆之友，提拔丘迟、江淹。与兄何求、弟何胤皆为当世名隐，并称“何氏三高”，交好梁武帝。天监初年，授侍中，赐予禄俸。天监三年，卒于家中，时年六十八。

《南史·列传第二十·何尚之传附孙何点何胤传》:“初，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亦曰‘东山’。兄弟发迹虽异，克终皆隐，世谓何氏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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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集釋/程樹德：公冶长篇 ●第十三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考異】

皇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作「不可得而聞也已」，與天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已」字。 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贊：子贛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又外戚傳注師古引論語亦作「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顔師古匡謬正俗引文亦作「已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此與漢書傳贊適合。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脱。

【考證】

養新録：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 潛研堂答問：天道，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别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亦漢儒相承之説。 潘氏集箋：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恉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意也。」 黄氏後案：晉書纪瞻傳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絶稱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語意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何解作儱侗語。史稱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虚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史又稱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穅秕。而粲之兄俣駁其說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虚無不可窮詰之說，與荀粲等作謎語，而見斥於荀俣者耳。自宋以後？言性與天道者分理氣。申其論者，大抵超陰陽以上而求天之理，離心知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空眇以神其説：而矯之者，如東發先生云：「子貢實不得聞，學者言性與天道所當退而自省。」近顧亭林云：「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君子之所恒言。」又謂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墮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斥宋季，顧氏斥明季，此救時之論，豈經恉之果如此乎？ 劉氏正義：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繋、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编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韩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

按：如諸家之說，古無以天道作天理解者。且於文道從辵，從首，猶路也。天道者，如不知棋局幾道之道，蓋既有天，卽有陰陽，日月迭運，雷風相薄，泰極則否，剥極必復，以爲無定，而若有可憑，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爲之，孰令致之，又無可指。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加一命字，義更明顯。理從里，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於漢博士之作樂記，三代時無此語也。或曰：漢自董仲舒解春秋經，已嘗雜五行災祥言之。董氏通儒尚爾，風尚所趨，賢者不免。鄭氏兼學讖緯，其以吉凶禍福解天道，亦爲風氣所囿。是則然矣，然一天道二字，而其解釋隨時代爲轉移，則大不可。漢儒去古未遠，各有師承。何氏雖雜以道家言，其所謂新新不已者，卽中庸之「至誠不息」。然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禎祥妖孽，必先知之。與鄭義固相通也。至以理訓天，則更空洞荒渺，不可究詰矣。劉氏據且住菴文稿，以詩書禮樂爲文章，以易春秋爲言性與天道，其論精確不磨。故詳著之。

【集解】

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唐以前古注】

後漢書桓譚傳注引鄭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皇疏引太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舉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卽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

按：叔明，吴太史慈之後，吴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通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説，聽者常五百人。邵陵王綸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事蹟略見南史及齊書沈峻傳。七録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

十卷。隋經籍志云：「梁有十卷，亡。」今惟皇疏引其二節而已。以此條爲孔子死後之言，可謂創解。亦備一義。

筆解：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蕴。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蕴。其知天人之性乎？」

【集注/朱熹】

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餘論】

論語意原：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秘以示人，欲天下皆可知也。 日知録：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黄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又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論語補疏：釋文云：「何云元亨日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占。」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慎、裨竈之流，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産雖正斥之以『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恒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道卽行也。天道，猶云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剥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舉當時以奇怪虚誕爲天道者，一旦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己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虚，在恒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與七政變占迥然不合。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 揅經室集: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不聞也。 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道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説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连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按：焦氏此論，抑鄭以申何，但非爲宋儒張目，何者？盈虚消息之理，與七政變占雖有精粗之别，而理固相通。至宋儒言性，分爲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言天亦分爲理性之天與氣數之天。則唐以前人尚無此說法，何况三代？」太史公作史記，於古文之難解者，輒自加注釋。其於性下加一命字，意更明顯。阮氏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其言雖不盡可信，然其指氣數言，則無疑義矣。

【發明】

焦氏筆乘，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于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张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又曰：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疏

东晋门阀政治前史：郗鉴为何能从流民帅变成内辅之臣

郗鉴是东晋初年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其中“流民出力”的典型例子，就是晋明帝为了平定王敦之乱，引入了以郗鉴为代表的流民军势力，之后郗鉴在京口建立军事重镇，成为维系东晋门阀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高平郗氏也成为东晋高层次的门阀士族。郗鉴折冲于流民帅与建康士族之间的过程以及京口重镇的作用，田余庆先生《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不过，《晋书·郗鉴传》记载：“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其实郗鉴很早就被司马睿拜为兖州刺史，至永昌元年（322）郗鉴才南下至合肥。郗鉴后来能由一名流民帅变成拱御建康的内辅之臣，其根源正在郗鉴任兖州刺史时。因此，这段时间里郗鉴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颇值得从零散的史料中来加以发掘。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兖州四刺史并立的局面

兖州位于今山东西部及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称兖州“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永嘉元年（307），兖州刺史苟晞大败马牧帅汲桑，平定邺城，潘滔便劝说司马越道：“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之后司马越便接受潘滔的建议，徙苟晞为青州刺史，自领兖州。

永嘉四年（310）十月，刘曜率部“长驱入洛川”，石勒也南下攻至江西，对洛阳渐渐形成包围态势。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病死于项城。四月石勒追击王衍于苦县宁平城，《晋书·司马越传》称“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永嘉五年六月，王弥、石勒和刘曜等军攻陷洛阳，“害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俘怀帝至平阳。司马越、王衍之死、洛阳失陷、怀帝被俘，标志着西晋洛阳朝廷的统治彻底崩盘，河南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兖州的控制权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焦点。

兖州争夺的第一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六月到九月。司马越死后，晋怀帝命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此举显示出晋怀帝首先是寄望于战功卓著、颇具军事才能的苟晞能够稳定大局。苟晞认为洛阳难守，表请迁都兖州仓垣（陈留郡），结果晋怀帝尚未成行洛阳便被攻破，于是苟晞便在仓垣自建行台，尊奉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并以焦求为陈留太守。七月，雄踞幽州的王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王浚早有“自安之计”，之前奉戴司马越也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如今趁着洛阳朝廷崩溃王浚也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不过，王浚当时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幽州，与兖州中间还隔着一个冀州，王浚在北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位于并州的刘琨，史称“刘琨与浚争冀州”。因此，第一阶段控制兖州地区的主要是苟晞势力。

兖州争夺的第二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九月至建兴元年前。九月，苟晞在蒙城为石勒所擒，这个时候刘琨顺势拜焦求为兖州刺史，《通鉴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称：“焦求虽出寒乡，有文武赡干。苟晞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领兖州刺史。”刘琨在这个时间节点以焦求为兖州刺史，应该主要是想拉拢焦求以对付王浚封拜的兖州刺史田徽。换句话说，焦求与田徽的兖州刺史之争其实是刘琨与王浚之争的延续。

永嘉五年六月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行台，十月，荀藩行台在阎鼎的主持下欲南自武关迁往长安，《晋书·阎鼎传》记载荀藩行台的官员“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永嘉六年（312）阎鼎等人在长安奉司马邺为皇太子，九月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荀藩共保开封。开封邻近陈留郡，在这一时间之前，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王衍之子王玄为陈留太守，荀藩势力也加入到兖州控制权的争夺战中。

这一时期，争夺兖州的刘琨和荀藩势力关系十分微妙。刘琨《与丞相笺》称：“闻荀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焦）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诣邺，至是斩王桑、走赵固。”刘琨与荀藩之间不像与王浚那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且他们在共同对抗刘聪、石勒时还协同作战，因此当焦求和王玄等人产生矛盾后，虽然刘琨认为荀藩任命李述为兖州刺史的举动并不妥当，但是仍然选择让焦求主动退出了兖州。不过，刘琨又不想完全放弃兖州，不久他以“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为由又委任兄子刘演代领兖州，但因为王弥死后余部王桑、赵固在河北一代攻掠，刘琨转让刘演于永嘉六年正月赴邺城镇守。

兖州争夺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建兴元年。四月，石勒派遣石虎攻陷了邺城，邺城守将刘演只能南撤，刘琨便再次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在此之前，司马睿也委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镇于邹山。当时，司马睿用郗鉴，“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于是，兖州一时之间出现了三位刺史并立的局面，如果再算上名义上王浚所拜的兖州刺史田徽，当时实际上同时存在四位兖州刺史。各方势力对一州之地争夺如此激烈，这在西晋末年亦属少见。

四位刺史中，田徽、李述和刘演的出现都比较自然，唯独郗鉴较为特殊。从地缘上来看，兖州主要是荀藩和刘琨的势力范围，他们二人争夺兖州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幽州王浚对兖州的争夺实际上更多是政治名义上的，建兴元年五月，田徽被石勒部将孔苌击杀时人在襄城郡的定陵，可见田徽其实不曾真正入主过兖州，对兖州没有太多控制力。

但当时已经移镇建康的司马睿为何要加入兖州的争夺战？这个问题其实颇值得考量。建兴元年十二月刘琨致信给司马睿称：“演今治在廪丘，而李述、郗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荀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似在委婉指责司马睿不该在这个时候挑起内部争端。建兴元年这个时间节点，《晋书·祖逖传》说“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因此司马睿任命郗鉴绝非是有意经略北方，而应该是有其他目的。

西晋兖州地图

郗鉴镇兖的意义

永嘉五年六月汉赵军队攻陷洛阳后，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郗鉴先被乞活军陈午部所虏获，后来逃归乡里，因为名望和义行得到千余家推举为主，避难于鲁之峄山，之后追随者越来越多，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流民军。

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镇守的位置是鲁国峄山，又名邹山，这里控扼着自北向南进攻的交通要道。《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侵时便是自东平进向邹山，当时李孝伯谓宋张畅曰：“邹山之险，君家所凭。”这里的地理条件非常特殊，易守难攻，《水经注》云：“峄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俗谓之峄孔。避乱入绎，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之乱，大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北方军队若越过邹山继续往南，便是徐州。

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应该有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从军事上来看，以郗鉴镇兖州，是为了竖立徐州北部的防御屏障，正如纪瞻在上疏中表彰郗鉴时所言：“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从政治上来看，以郗鉴为兖州刺史既可以拉拢兖州地区的士族，又可以起到控御江北流民的作用。

首先来看防御徐州北部的军事作用。徐州曾是东海王司马越势力的大本营，司马越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徐州东海国的军事力量，司马睿的琅琊国亦在徐州。司马越以姻亲裴盾为徐州刺史，又曾以司马越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都是巩固徐州后方的措施。

永嘉五年四月司马越死后，徐州的军队溃散，王桑、赵固兵锋抵达下邳，擒杀了徐州刺史裴盾。十月，石勒兼并王弥的部众后，引兵从豫州南下，屯于葛陂，《晋书·石勒载记》曰：“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石勒的南下给司马睿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史载“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双方一直对峙到永嘉六年二月，石勒方才听从张宾的建议北上。石勒大军的进逼，可能让司马睿意识到想要拓定江南，江北的安全亦不容忽视。

司马睿虽然对北伐一直缺乏兴致，但是对保卫徐州则不遗余力。太兴二年（319）周抚在彭城举兵反叛，招引石勒，晋元帝下诏令刘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龛共讨抚”，并在寒山将其击斩。同年泰山太守徐龛因论功不平亦反，南下占据徐州东莞郡，朝廷又“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晋书•卞敦传》云：“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徐州是建康的北部屏障，司马睿保卫徐州，实际上就是在保卫建康。

建兴元年至太兴四年（321），郗鉴主要在扮演边将的角色，“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羊鉴传》记载：“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由此可见，郗鉴在徐州防务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阻遏石勒、徐龛的侵扰，他对于东晋朝廷选择徐州平叛主帅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不过，司马睿拜郗鉴为兖州刺史，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作用。永嘉五年时司马越的势力基础还相当薄弱，唐长孺先生说：“五马渡江，宗室零落，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则更加生动地将司马氏统一江左的过程形容为“犹如杂技中走钢丝一样，惊心动魄”。司马睿建政必须要取得南北方士族的支持，而郗鉴在兖州地区声望卓著，“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既是宣示主权，也是拉拢兖州士族之举。

同时，永嘉之乱客观上造成了大量流民南下，屯止于江淮之间，这些流民纪律性较差，又易形成独立势力。胡阿祥先生指出：“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实力的大族、将帅。”因此，司马睿就地委任一些流民帅为将军、刺史，既可以阻止他们继续南下渡江，还能利用流民防御北方。大约在建兴元年前后，司马睿封祖逖为豫州刺史、蔡豹为徐州刺史、郗鉴为兖州刺史。

但此时期东晋朝廷对待郗鉴等人绝对谈不上有多信任和支持。太兴三年（320）徐州刺史蔡豹因为进讨徐龛失利，准备回朝谢罪，结果北中郎将王舒阻止蔡豹渡江，称“寇方至，使君且当摄职，为百姓障捍。贼退谢罪，不晚也。”元帝听说蔡豹退兵后，直接下令王舒围捕蔡豹，送回建康斩首。太兴四年（321）九月晋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感到受制衡的祖逖因此忧愤成疾而卒。郗鉴镇守在兖州邹山多年，一直是独立发展，没有得到过司马睿的任何支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司马睿才插手远离江东地区的事务，拜郗鉴为兖州刺史。虽然司马睿的重点经营对象是江东，对北方的这些流民帅开始并未寄予很高的期待和信任，但郗鉴担任司马睿兖州刺史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对他后来南下有着直接的影响。

司马睿像

郗鉴南下的原因

关于郗鉴南下的理由，以往学界都比较强调外部原因，即由于石勒的侵逼。《通鉴》叙述此事时就说：“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通鉴》的这一段记载实际上是把《郗鉴传》和《纪瞻传》的论述合并到了一起，但是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局势分析，可以发现郗鉴南下有着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

太兴三年，祖逖在河南屡挫石赵军，进屯兖州雍丘，将兵锋推进到黄河沿岸，河南地区赵固、上官巳、李矩和郭默等军阀势力在祖逖的调和之下都“受逖节度”，太兴四年二月。在泰山郡长期反叛的徐龛亦向东晋投降，史言：“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当时总体的北方军事形势有利于东晋一方，郗鉴的外部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东晋建立后荆州王敦和建康晋元帝的矛盾在迅速增长，建康朝廷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斗争上，太兴四年五月司马睿在刁协的建议下将扬州诸郡的僮客恢复良民身份，以备征役，七月以戴渊、刘隗出镇合肥、淮阴，《晋书·王敦传》载：“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作乱，三月戴渊等人率部还卫建康，大约正是在太兴四年七月至永昌元年三月的这一段时间里，纪瞻上疏晋元帝，请求征郗鉴入朝，“从容台闼，出内王命”，“补衮职之阙”。同年七月，郗鉴便自邹山南下至合肥。

永昌元年七月前，石勒组织的大型进攻只是攻取了泰山郡，抓住了之前反复无常的徐龛。七月之后，石勒利用东晋遭遇王敦之乱的时机南下，北方的局势才快速恶化，八月琅邪太守孙默叛降于石勒，十月石勒攻陷襄城、城父，祖约退守寿春。太宁元年（323）石勒进攻彭城，徐州刺史卞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

建议东晋朝廷主动招引郗鉴南下的人是纪瞻。田余庆先生认为，“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琊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从纪瞻荐举郗鉴的上疏来看，纪瞻看重郗鉴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郗鉴有“文武之略”，才干出众；二是郗鉴年资时望可与戴渊相比。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理由，所谓的“才干”实际上是指郗鉴在长期抵抗石勒、防守边境的过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拥有军事实力；而“年资时望”则是忠诚度的反映。

作为长期身处边境的流民帅，叛降不定本是常态，泰山郡的流民帅徐龛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同在兖州的郗鉴却坚守邹山，抵抗多年。纪瞻上疏中言及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是与征辟戴渊同时，戴渊大概是永嘉二年至建兴元年四月被司马睿辟为镇东右司马，《晋书·郗鉴传》云：“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司马睿永嘉元年就已移镇建业，但当时晋怀帝和司马越都尚在，司马睿并无承制封拜之权，因此《晋书》记载必是泛泛而言。郗鉴真正被拜为兖州刺史的时间当在永嘉五年六月至建兴元年四月之间，至永昌元年七月郗鉴南下，郗鉴在邹山坚守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

纪瞻在上疏中说：“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纪瞻在此主要将郗鉴与戴渊相比，以为郗鉴的仕宦年资同戴渊相近，戴渊是晋元帝的信臣，戴渊和刘隗出镇，都是晋元帝制衡王敦的布局。纪瞻此言，是在表达晋元帝可以对郗鉴寄予类似于戴渊的期待和信任之意。

因此，郗鉴的南下一方面确实有石赵侵逼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却是整个东晋政局的变化。因为晋元帝和王敦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建康方面对北方布局的一系列调整，其中包括戴渊、刘隗的出镇，以及招引郗鉴南下。内部原因才是更为关键的推动力。

田余庆先生曾经高度评价郗鉴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称：“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而郗鉴崛起的基石，正是他在兖州时期积累的实力、年资和声望。

总结郗鉴这一段的历程，可以发现他先由一名普通的流民帅变成守卫徐州北部的边将，然后再由一名边将变成内辅之臣、建康的犄角之援。郗鉴身份的每一次转变，都与司马睿内部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模式后来在东晋南朝很多流民帅身上反复上演。郗鉴南下前的兖州经历，可以说是“东晋门阀政治前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