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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工之中有普通农民工,也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开张了!开张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记者接到一个临工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诺、吴慧珺、周畅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边停满了临工的电动车,一墙之隔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一位工地来的小伙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无数的临工围了上去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如今每天超市的鱼鲜区是姚文喜的一方战场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无数个腥味十足的鱼鲜筐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从梅从包里拿出饭盒和锅巴,准备用开水泡着当作午餐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
苗得宝在工地吃午饭(左一)
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点,累了一天的苗得宝摘下口罩,脸上深深的勒印,还有一层薄薄的盐霜。从床铺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二两,“今天上了一个半工,值得庆祝下!”就着食堂买的馒头、小炒,不一会他双颊泛起红晕。
他是临工中的幸运儿,在集散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在当地一所学校建设工地上扎钢筋的工作,管住管饭,工资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长,“至少这两个月不用风吹日晒等在街上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宝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头三个月,苗得宝猛然发现,自己与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脉动,联系得挺紧密。
在阜阳老家过年,他眼瞅着当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为疫情封闭,“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越看越心焦”。作为一名党员,他毛遂自荐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协助村两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刚亮,苗得宝便测温等待进入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准备复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机会,他更是焦虑。街边“漂泊”了半个月,如今他终于“感到一种稳稳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从打地基开始我就参与了,2009年在包河万达也干过,还有南北一号高架桥……”说起自己在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记,苗得宝如数家珍。
他拿起手机给在家乡的爱人去了个电话。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过一阵子等疫情再缓一点,你就过来。”
苗得宝坐班车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们一家冲刺的一年。“爱人身体一直不好,10年期间做过淋巴瘤、胃癌及胆囊切除等三次手术,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了给爱人治病上,也因此负债几十万。” 苗得宝说,像这样再干一个月债务就要还清了,“赚的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无数的马路临工,积聚着磅礴的力量,让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合肥市实施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清零行动”,积极与阜阳、淮南、宿州、安庆等市进行劳务协作对接,支持重点企业“共享员工”,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再造稳就业惠企政策服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让吴无比欣慰的是,电话依旧不断,只不过之前都是临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电,“全是拜托我们招工的,简直忙不过来”。
记者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华树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开张了!开张了!”
这是他2012年站到街边找零工以来,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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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
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口述
口述:吴(35岁,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
整理:本报记者陈诺、包育晓
临工,被誉为城市的“报春鸟”,我们的工作就是唤醒鸟儿,为他们找到飞翔的方向。往年此时,临工集散中心从早上5点开始就人声鼎沸。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报春鸟”和这座城市仿佛睡了“懒觉”。
作为合肥首家专门服务“马路临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从2014年成立开始,就成了很多临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临工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等待着一辆又一辆工地、工厂的面包车把他们接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说实话,最初内心是有挣扎的,疫情影响下,临工无法按时返程,我对复工后的工作有些未知。身边的儿子也哭着说:“爸爸,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回去吗?假期你不陪陪我吗?”妻子不说话,但我知道她也是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老党员了,疫情后他主动报名作志愿者,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执勤。看出我的犹豫,他语重心长地说:“去上班要做好防护措施。工作总要有人做,特殊时期更要为他们做好防疫宣传,他们没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说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虑到临工来自全国各地,接触人员多,我将妻儿留在了家里。
2月3日,临工集散中心才迟迟开门。结果一整天没来一名临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来咨询的临工总数也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来咨询的少则60—70人次,多则达到200人次。
我们却闲不下来,线上给我忙坏了。“吴部长,这两天有企业来招工吗?”“吴部长,明天我过去登个记可以吗?”“吴部长,工地啥时候可以开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陈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顾,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从2月3日开始,他每天都给我微信,询问情况。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们赶紧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用工信息,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
集散中心的临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选择多是在工地上。考虑到疫情影响下,很多建筑工地没有开工,我们又拓宽搜索范围,保姆、保洁、保安、物流、工厂一个月的短期工等。相关行业企业也都开始联系。
最多的一天,我们集散中心6名员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电话,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下来,都是复工近期无望的消息,心越发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里有房贷,还有生活开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电话,听到她想回合肥复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我们好歹还有一份收入,临工师傅多数是家里顶梁柱,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开始和同事联系,急速返岗增加人手。除了联系企业,我们还给临工打电话,劝他们改变求职岗位方向,进入工厂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洁、保安等。有时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机就打没电了,晚上做梦都是帮临工对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一早,57岁的临工师傅易善学来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考虑疫情影响留在了合肥。“吴部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几天冻着感冒发烧了,今天好些了,我想来看看集散中心有没有人上班,也打听下防疫情况。”易师傅是家里顶梁柱,一个人在合肥也没有亲戚,他担心去医院看病会被隔离,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听出了他的担忧,我告诉他先到社区医院检查,又和他说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诊政策,打消他的顾虑。“吴部长,谢谢你呀,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我过几天就去登记找工作。”几天后,接到易师傅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后,我更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让这些留在合肥过春节的临工师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们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原本开放的办公区域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并设置起疫情防控宣传台,看着每天的确诊人数,我们自己都怀疑,今年还能否迎来复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业来到我们这里的布告栏前,张贴招工公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2月24日,重点民生项目复工;3月2日,一般民生项目复工;3月9日,其他项目(包括房地产等建设工程)复工。
随之而来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气也回来了。3月13日,求职临工首次超过200人,这一天我们用“临工共享”模式,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
“从腊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阳到现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干活了,谢谢你呀吴部长,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找工作!”做保温隔热的临工李强坐上了用工方派来的“专车”,前往巢湖某项目工地务工,上车前的一句谢谢,让我顿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来求职的临工更多了,超过1/4能在当天找到工作。虽然有差距,但我相信,这群“报春鸟”和城市一样,已经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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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买房成了我们的刚需,甚至成了人们的习惯,有钱的要多买几套房,没钱的借钱贷款也要买一套房,多少人为了买房把攒了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还要背上房贷,可见房子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也要先了解相关的知识,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是好的可以买的,什么样的房子是不好的、不可以买的。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说说我从一位售楼朋友那里听来的,什么样的户型不要买。
一、刀把型户型
我们对于房子户型听到最多的就是南北通透这句话,都知道南北通透的房子通风和采光都是最好的,但是买房的时候这种房子也是非常难购买到的。小编那位售楼朋友和我说,即使买不到南北通透的房子也不要买刀把型的房子,这种房子因为缺觉,所以装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难题,之后家具的摆放也会遇到麻烦,而且从风水上来说,缺角的户型也非常不好,缺西北角不利丈夫,缺西南角不利妻子,缺东北角不利长子,缺东南角不利长女。
二、卫生间在房子中间的户型
在买房的时候尽量买所有房间都能照进阳光的房子,不要买卫生间在房子中间的这种户型,这种户型里面的卫生间是暗间,常年照不进阳光,卫生间本来就潮湿,如果再照不进阳光,就会更加潮湿,会成为细菌的温床,而且卫生间的气味也会散发到整个房子中,十分不卫生。
三、不规则的户型
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规则的户型是不能买的,买的房子户型一定要方正,这样装修以及摆放家具都能避免很多麻烦,而且不规则户型在以后居住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有很多空间被浪费。在风水上常住这种不规则户型的房子,人会变得烦躁易怒,做事没有章法。
所以大家在买房和装修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毕竟这是我们要居住几十年的房子,选好了以后才能住的舒心,最后祝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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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很多住宅,在设计的过程中,都很容易出现缺角的情况,那么,什么样的住宅是缺角呢?
而在风水中,缺角则意味着某些方面的缺失,那么住宅某个方位缺失意味着什么呢?
缺西北角
西北方位属于乾宫,也就是说这个方位代表的是男主人般的存在。一个家庭中男人,占据着顶梁柱的重要位置。若是这个方位出现缺角,首先影响男主人,不仅仅是地位的削减,还会影响到事业、健康,乃至婚姻感情。另外,这个方位还主功名,对从事文化或者当官的伙伴有较大的影响。
缺西南角
西南方位则是代表女主人,而在一家之中,女主人的地位同样重要。所谓“男主内,女主外”,两者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若是西南方位有缺角,主要受到影响的便是家中的女主人。缺角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健康和事业,还有女人最重视的婚姻。
缺东南角
此方位在风水中代表财山,这个方位缺失意味着家庭的财源受阻,易出现破财耗财等情况。
缺东北角
东北角在此方位表示子孙山、靠山,缺失则意味着家庭的子孙缘不好,家中的小孩容易受到不好的影响,边等不听话,难以管教等,还意味着家中之人没有靠山,工作无贵人帮扶,赚钱但是守不住财等。
东北方位属艮宫,在2023年之前,这个方位都处于走三元九运的格局,所以此方位属于旺气之地。若是这个吉位缺角,必然会导致家运衰落,家人运势下降。此外,东北方位缺角,家人的事业和财运都会受阻,就连健康都经常出问题。
还有一些缺角例如西方缺角则意味着家中之人容易出现口腔疾病,东方缺角则意味着家中之人容易出现腿脚疾病等,缺角意味缺失,因而在房屋中如果发现缺失哪个角,最好及时补上,否则很容易给家人带来不利影响。
△ 北京北二环小街桥,又称北小街豁口
“豁”这个字,其实稍微有点贬义:本来完整的东西,非要用暴力的方式破开,才能叫“豁”。用在人生上,“豁出去了”,意思是牺牲了很多搏一把。
你品品,是不是这意思。
我家在北京的东北方,五环边上。如果想进入二环里的老北京城,最近的就是穿过和平里东街,从北小街豁口“进城”。没错,就是这个“豁”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懂得这个字用在地名里的含义,直到后来发现这些“豁口”都在曾经有过城墙的地方,才明白过来。
想象中,一群宵小爬上城墙,胡乱操作一通把城墙扒倒,从此城墙被开了个口,是为“豁口”。
然而,巍巍帝都城墙,怎能容得下豁口?
△ 1948年的北京城墙西北角,现西直门地铁大厦附近上空拍摄
豁口无论是帝都,还是不到一里地见方的小城,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城里人的安全。墙与门,是一座城的基本元素,进城要走城门,天经地义。
△ 从北京城东南视角(今十里河附近)俯瞰北京城。梁思成绘,城门为作者标注
到1949年建国,北京内城有10座门,算上外城的7座,一共17个;内外城的城墙加起来,有30多公里。当时,这座城里住了近40万人,进进出出吃吃喝喝,都靠这17座城门。
去掉内外城之间沟通的宣武、和平、正阳和崇文四门,再加上日军新开的复兴门、建国门,整个北京城对外沟通就15个口子,相当于每隔2公里多的城墙,才有一个口子。另外,还有修筑京汉路时,左安门旁开的一个铁路专用口(至今,北京站始发终到,行经京沪、京广等老线的普速列车,仍会经过这里)。
战后的共和国首都,百废待兴,百姓生活恢复,城墙这时已经成了城内外交通的阻碍;它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也消失殆尽。其实,为了修筑环城铁路、疏导交通,几个城门的瓮城和城楼也都早已不完整。
△ 朝阳门(1951年摄)
北京城墙能不能扒口子?能不能拆?
主张完整保护北京城,将行政办公区迁到城外的梁思成,曾在1950年专门就城墙的去留撰文,逐条批驳反对者的观点。对于主张拆城墙的一方,他把理由概括为:
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
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
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
在批驳之前,他跳出城墙看城墙,痛陈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病的苦果:
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达到郊野。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在梁思成看来,这种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于摒弃单中心+摊大饼式的格局,发展多中心、多组团,且各组团以绿地、田野、水系等区隔开来。
而城墙及其周围的水系、空地,正好可以用来区隔,遏制无序发展的同时,又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城墙本体还可以用来“种植草花、纳凉游憩”。
有点浪漫。
△ 北京四元桥附近模糊的“绿隔”,可见绿隔区域内仍有不少建筑。图:百度地图
从思想上,梁思成也认为城墙有新的时代意义。、故宫等曾经的皇家禁地如今都开放给人民,城墙为何就成了象征封建社会的残留,必须拆掉?再说,城墙也是人民修筑的,与长城一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阻碍交通和利用城墙修路两个观点,他也逐一批驳:交通问题,适当位置多开几个城门便可;城砖拆了里面还有混凝土,费时费力又腾不出多少地。
建国后头几年,涉及首都规划的问题都需要经过首都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同意,而梁思成、陈占祥等谙熟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海归,都是其成员。虽然梁思成曾在文章里说“多开几个城门便可”,但建国后的一年里,开豁口的动议仍然屡次被否。
或许在他看来,在北京城这一无与伦比的杰作上“动刀”,要慎之又慎,能不动则不动。
时任北京市建设局技术员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孔庆普,至今健在。他曾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回忆当时的情景:
(建国后)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
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
△ 京汉铁路在外城开豁口时的施工现场
195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战备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1951年春节前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还专门就城墙豁口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当年,东直门北小街豁口与南城的陶然亭(现陶然桥)、架松(现光明桥)三个豁口一起,作为第一批豁口被打通。
背后的博弈,已然尘封。整个50年代,包括对原有城门的改扩建,共实施了十余处豁口工程。
城墙开豁口,只是北京老城拆保交锋的一个缩影。北京老城在这延宕数十年的,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世界格局、党内形势等相互纠缠的交锋中,逐渐消失。
直到近几年,北京由上而下有幸形成了保护和延续传统的一致共识,一度盛行的大拆大建,终于有了偃旗息鼓那么点意思。
使馆△ 北京老城东北角局部卫星图,以及本文所涉及的地点位置关系图。底图来源:见水印
从北小街豁口一路往东,不远就是北官厅公交站。每天从这里出发再回到这里的44路,要绕二环200多圈。
这附近有一个“官厅”?在哪?
△ 北官厅公交站。如今688路已经被优化,牌子还没换。
再往前走,一贯直来直去的二环路,愣是拐了一个圆润的弯,弯内有一道铁丝网,网内绿意葱茏;从卫星图俯瞰,几排红顶小楼沿着二环渐次排列。
谁能想到,这里其实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呢。它傲然独立于所有的使馆聚集区,默默讲述着这个邻国与中国的跌宕往事。
民安街上俄罗斯使馆的侧门
清朝末年在这附近出生的著名记者、翻译家萧乾,曾这样描述他童年时的这里: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附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 萧乾出生地——羊管胡同今貌
为什么老北京城里会出现东正教堂?为什么这里会有俄罗斯流民?为什么俄罗斯大使馆远离使馆区,在城内孑然独立?
事情还要从400年前说起。
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登上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从此开启了300多年的沙皇统治。这期间,俄罗斯从一个传统上的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如今地跨欧亚的样子。中俄两个历史上渊源并不很深的民族,开始随着沙皇开拓的脚步而逐渐靠近。
清初,趁朝政未稳,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以东地区开疆拓土,到17世纪80年代,势力范围已逼近黑龙江干流。
1683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的康熙,下决心了断东北的战事。1685年,清军和当地少数民族武装一道向俄军据点——位于黑龙江畔的雅克萨发起总攻,经过十天的激战,最终一举拿下雅克萨。俄军撤离,清军平毁雅克萨城,未曾想几个月后俄军又杀了个回马枪,清军再次发起总攻,这才把俄军彻底击溃。连年战事,使大量俄国战俘和“俄奸”涌入中国。
△ 雅克萨如今已近乎一座空城。左侧河流为黑龙江
如果说如何对待战俘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文化要比欧洲某些文化表现得要优秀很多——我们将这些俄国人安置在城东北角的“胡椒园”(注意不是东直门外的胡家园),附近的一座道观(老地图记载为“五住观”)也连带着给了俄国人,而这个胡椒园,就在刚提到的44路北官厅总站,以及旁边出入境大厅的位置。
△ 1936年版北平地图,可见“胡椒园”已讹为“胡家园”,以及当时已改为俄国东正教教会的北馆。作者翻拍
其中,一部分俄国精英贵族还被清廷编入镶黄旗,改了中国名,有了旗人才有的“铁杆庄稼”。
吃上了中国米,住上了二环边的房,他们的信仰却始终没有变。
俄国人将道观改成了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也就是萧乾童年见到的“大蒜头”。
说起“大蒜头”,小时候我家窗外也有一个“大蒜头”,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人为纪念在沈阳阵亡的将士们修建的小礼拜堂。
△ 我家楼后的俄罗斯墓地小礼拜堂。孙叶新/摄
此后的十多年,随着俄国人不断来华,1684年,清廷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俄罗斯馆,史称“南馆”,与此前在胡椒园的俄人聚居区“北馆”相区别,“北官厅”这个名字,就是“北馆”音变而得来。
至此,在京俄国人形成了南北馆两个圈子,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300多年。
300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一直驻扎在北馆,俄国先后从本土派了18届传道团,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搜集了不少情报,也成就了不少俄国汉学家。
在没有现代外交的年代里,这里还成为了俄国事实上的“领事保护中心”,以及在东方的一个精神地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乾老先生会在他出生的羊管胡同,会遇到前来逃难的俄国一家子。
这300年,馆外的京城与大清帝国逐渐没落,世界因工业革命发生着剧变。罗曼诺夫王朝虽也几度濒临崩溃,走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但毕竟家大业大,国力也跻身列强,成为了侵华八国联军中的一员。
1902年,现代外交终于叩开了大清国门,俄国根据《辛丑条约》扩建两馆,将自家的公使馆与诸国公使馆一起,落址于东交民巷“南馆”所在地。苏联成立后,苏联公使馆也顺势入驻,成为了我党早期活动场所之一。
△ 俄方在北馆内扩建的教堂,房顶有三个“大蒜头”
而在北馆,俄国重建东正教堂,将旁边已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区域(也就是上面老地图中的“四爷府”)也划入其范围内,“北馆”的占地规模到此时,基本与如今的俄罗斯大使馆相当了。之后,俄方又在此修建了多组东正教建筑,还建设了牛奶厂,也就是现在的南馆公园。
看来,除了信仰,饮食习惯也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印记。
建国后,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均被收回,而苏联由于与我国的特殊关系,大使馆得以暂时保留在东交民巷,但产权收回改为租用。也是因为这个特殊关系,50年代末北京东正教会解散时,北馆的建筑移交给了苏联使馆,并未被收归国家。苏联大使馆于是从东交民巷的“南馆”搬到了这里——自己的地方,总比租的房舒坦。
从此,俄罗斯大使馆开始在二环内以超然的姿态,站在这块浸满信仰的土地上,向东凝视着日坛和亮马桥的使馆兄弟们。
豪宅穿过曾是牛奶厂的南馆公园,2幢灰色调、落地窗的高层住宅映入眼帘。
△ 从南馆公园内向南望去,有座豪宅掩映在树丛中
灰色石材上墙,3名保安值守,展示着它超脱周边老旧居民楼的不凡气度,低调,又不失奢华。
2014年8月14日,也就是七年多前,这里的一位业主——陈某生的儿子,与在自己豪宅里的柯某某一同被公安带走,他们涉嫌的罪名是:容留他人吸毒、藏毒。
2020年9月,陈某生的这套房子被挂在司法拍卖网站,舆论哗然。1217平米起拍价仅7191万,单价是周边“老破小”的六到七折。没错,1217平方米。
这个陈某生,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成龙。成龙的本名叫陈港生,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
1947年,他的父亲房道龙从大陆来到香港谋生,在美国驻港大使馆做厨师,并在1954年生下成龙。
上世纪40-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大部分都是为了躲避大陆战乱而来,漂洋过海、艰难谋生。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叫x生的人,比如京生、沪生、杭生,他们出生时,父母往往刚刚落脚城市,用这样的名字来纪念一个家庭在这座城市崭新的后半生。
如果不是吸毒、法拍这两件事,或许很多人还并不知道成龙在老北京城的东北角,还有过这样一座隐秘宅邸。
△ 豪宅户型图,壕到你难以想象
这座1217平方米的豪宅,根据法拍公告,其实是两套打通后形成的大平层,户型之阔气、装修之豪华,都在超一流水准之上。
京城就是京城,不但能吸引不远万里的传道团与难民,更能吸引海内外的富商巨贾在此扬名立万,一票走红。而这座豪宅,就是保定生意人的“传世之作”。
豪宅坐落于东直门内大街9号,小区名叫“Naga上院”。
△ Naga上院正门,旁边是一家古巴雪茄店
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名字的由来,“Naga在印度传说中被尊为水神和海神,相当于中国的龙,能赐予人类安全、繁荣和财富,被古印度贵族奉为专供之神”。他2002年相中这块不到20亩的地块,不惜代价拿下后,精心打磨4年,所有建筑和装修用材均为国际顶级。
或许,在他心中,这个距离雍和宫、国子监和东直门都不到1公里的地方,能承载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所有梦想。
△ Naga上院园区内景和室内装修。图片来源:丽兹行
把房子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看得很透。他曾说,自己把Naga上院全部规划为30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整个小区3幢楼仅99户,目的就是确保业主层次整齐,“豪宅的规模不能很大,顶级豪宅只能卖给少数人。而且,豪宅也是一个生活圈子,强调纯粹性,否则业主之间没办法沟通。”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他对外宣称是“高素质、有责任心、乐善好施”,并非光有钞票的土大款就可入住。
Naga上院内还有一座9000多平方米的私人,里面雪茄吧、红酒坊、餐厅、健身房、SPA等一应俱全。认为,这是给精英圈层一个私密的沟通空间,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谈笑风生间就在这里定下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里的热爱,作为首位业主入住,并宣称自己入住后“足不出户也可以做成很多事”,商务会谈也都挪至Naga内。
2005年底,Naga上院开盘,那是京城地产市场最后的高光时刻。大批量拆迁后诞生的楼盘纷纷进入销售周期,百花齐放、各显其能,从网络到纸媒,最火的广告就是楼盘。当时斥巨资成为房东的群体成为了今天大家口中的“抄底”一族,这些二手房也形成了今天二手房市场上的“次新房”群体,与周边的老破小相比,价格总能高上一截。
当时,攒了一次“跨界发布”,理念在16年后的今天看来也独具匠心:把Naga上院的开盘仪式与陈可辛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如果·爱》的首映一同举办。
当时,冯小刚、曾志伟、金城武、周迅、张学友、古巨基等悉数前来捧场,剧组将30件主要道具和主创所着服装拿出来拍卖。为了助兴,还将Naga上院一套600平的房子现场拍卖。也就是同时,成龙成为了Naga上院的代言人,为表感谢,将这两套当时价值3360万的豪宅以2060万代言费折抵的方式“卖”给成龙,成龙实际仅出了1300万。
△ 出版的专辑封面,在“文艺圈”,他给自己起了艺名“李建衡”,还曾与闫妮等出演过电视剧《永不回头》。
这次交易,为后来它被法拍埋下了伏笔:由于成龙方不愿以实际出价(1300万)作为网签价公开在网上,两套房子的产权证始终没有办理,也就是产权始终还在的御嘉置业手中。
△ 的御嘉置地大厦和影视公司,就在Naga上院的北门外。
交房后的几年,作为自己口中“生意圈里最喜欢文艺的人”,或许是因为为了热爱买了过多的单,商运急转直下,先后卷入几十个官司,涉案金额以十亿计。
成龙非但房证没有办下来,房子还作为的资产被查封。作为案外人,成龙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封,却因当时不是自己的原因而非客观原因,被北京高院、最高法相继驳回,最终进入法拍环节,偿还的欠债。
如今,这座经历了15年风雨与沉寂的豪宅,应该已经蒙了一寸厚的灰尘了吧。
△ Naga上院旁的四合院门前,一位老妇带着她的狗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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