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应机(覃应机 壮王)

程思远（1908－2005）：宾阳人。男。汉族。曾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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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幼子：父亲深悔49年没接受和平协议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作者：刘春晖。

核心提示：“先父42年前出走美国，过了15年的异乡生活。在那时候，我侍奉左右，常听父亲说，不该拒绝接受1949年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追悔莫及。他时常想念祖国，听说新中国在和毛主席领导下，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突飞猛进，他十分高兴；看到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高，他更加喜形于色。他曾对我说，他失败了，但换来了新中国的强大，个人得失算什么呢！他很想落叶归根，回归祖国，安度晚年。1965年7月，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回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并在生活上给予优越的照顾，使他晚年有所归宿，他感激不尽。他写信告诉我，‘百闻不如一见’。他亲自在东北和广西看到的巨大变化，非常感动。近2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不知胜过上世纪60年代多少倍。若先父还在世，他一定会更加赞佩不已。可不幸的是他已于1969年1月病故。”(《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第二版)

李宗仁和

与弟弟手足情深

李幼邻是李宗仁与元配夫人李秀文惟惟一的儿子，但李家另有分支。

李宗仁客寓美国时，曾对外界披露过，李志圣是他的血脉。李幼邻也亲口对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的赵平和笔者本人说过：“李志圣是我父亲的骨肉，是我的亲弟弟。”这也就是说，李幼邻和李志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既然郭德洁不能生育，那么李志圣的生母是谁呢？这个谜至今仍未揭开。

有消息说，桂林市有一位姓赵的老人了解其中的内情，她的丈夫从1936年起一直跟随李宗仁在老河口、北平和南京总统府当秘书(期间短期到重庆任职)。

赵平曾找过这位姓赵的老人，了解李志圣的生母是谁。但她说，为了德公(即李宗仁)的声誉与形象，她不能说，也不愿意说。

1991年夏天李幼邻回桂林时，曾特意邀上笔者一起去拜访过这位老人。老人住在桂林城东里店一套很简陋的旧房里，客厅不大，家具也很陈旧，家里更是冷清。老人已是一大把年纪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当李幼邻问到李志圣的生母时，老人笑了笑，摇着头，就是不回答。

出于礼貌，李幼邻不好强人之所难，只好失望而去。

随着越来越多知情人的离去，那些历史的东西将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缥缈。这个谜底，或许现在只有长居瑞士的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才能破解。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然而，一对活生生的亲生母子却不敢相认，这实在是人世间一大伤悲事。据说，李志圣也曾表示过要寻找生母，但人海茫茫，生母究竟在哪里呢？

纵有千般富贵，就是梦熊无兆。众所周知，郭德洁与李宗仁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李志圣就以“郭德洁养子”的名义进入了李氏家门。传闻归传闻，但李志圣倒是一位真正的李氏后人。

昆仲心，手足情。李幼邻对自己的弟弟十分疼爱，可这个弟弟小时候很调皮，读书根本读不进去。虽然家道中落，但像他那样年龄的人，少年不知愁滋味，成天只知道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幼邻不断地开导他，鼓励他去闯荡世界，见见世面，增长见识。在李幼邻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志圣终于体会到哥哥的良苦用心，浪子回头。他结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刻苦发奋，上了大学，其间应征入伍两年，后又返回纽约复学。

从学校出来后，李志圣就到美国一家公司找活干，从最基层做起，先是打杂，后来负责总务工作。因为他真切地体会到，美国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老是依靠自己的哥哥终不是长远之计。

李幼邻说，弟弟拥有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有一子一女。长期以来，李幼邻不仅从生活上、工作上对弟弟关怀备至，而且一直为李志圣争取名份、争取地位。

1990年8月，中央部在桂林举行李宗仁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方面不知是疏忽了，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只邀请李幼邻回国参加活动，而没有邀请李志圣。

李幼邻心里一直不好受。这天晚上，住在桂林榕湖饭店的幼邻先生与笔者长谈，感慨不已。他说，我弟弟是我父亲的血肉，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他跟着我父亲与郭德洁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回过国。这次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接到邀请，实在是一桩很遗憾的事。原本我也不想单独回来，甚至不想回来，但我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海外会怎么看，台湾方面会怎么看，大陆这里又会怎么看，经过再三斟酌，我最后还是回来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幼邻感人至深的手足之情。

回忆新桂系的叔叔们

新桂系在中国现代的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25年7月正式形成，到1949年12月覆灭，桂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用自己的行动和所发生的事件，书写着纷繁而复杂的历史。

在北伐过程中，桂系部队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有“钢军”之称。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桂系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参与了血腥的；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无数广西子弟兵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在此期间，他们也曾与新四军发生过摩擦，同室操戈。在国共两党的最后较量中，他们既有要求和平谈判的一面，同时在“划江而治”的愿望破灭后，又不识时务地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拼命，终于拼掉了桂系的老本，从而使臣系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新桂系，不论是前期的“李、黄、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还是后期“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宗仁始终是他们的首领和兄长，始终是新桂系的龙头老大。

李幼邻第一次见到黄绍竑，时间大约是1925年底。

从1924年6月，“李、黄、白”兴兵讨伐陆荣廷，到1925年7月把云南军阀唐继尧赶出广西，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以两万左右的兵力，战胜了10万之敌，统一了广西。

广西统一后，因为建省的工作与军队的事务，李宗仁早早就从桂平到了南宁。李幼邻说，那天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省府衙门，黄绍竑正躺在床榻上抽大烟，吞云吐雾、如醉如痴。当时我还年幼，别的事情记不起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抽大烟的印象怎么也抹不掉，父亲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抽大烟这件事。后来，母亲与我说过，广西统一后，很多将领的家眷都到南宁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的夫人在广西容县乡下的老家。于是，这位叔叔染上了恶习，出人烟花巷，还抽起了大烟。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规劝下，黄叔叔一改颓废作风，戒了烟、娶了新娘子，重新振作起来……

北伐以后，李宗仁带领第七军将士驰骋沙场，黄绍竑则主政广西，留守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李幼邻和他的母亲在南宁的生活、安全等等，都由黄绍竑负责。

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李幼邻与这位黄叔叔再也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黄绍站在桂系里的沉浮，他的政治抱负、他的人生走向，李幼邻再清楚不过了。他始终认为黄绍竑是一位识事务的俊杰，遗憾的是他最终也经受不了“无产阶级”的洗礼，在那场风暴中因不堪而含恨自杀。

李宗仁与白崇禧同为广西临桂人。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漩涡中，还是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他俩始终如一、患难与共、相依为命，成为新桂系的擎天柱。在近代中阀混战的岁月里，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上，李宗仁、白崇禧形影不离，亲如兄弟，被世人称为“李白”。

李幼邻说，白叔叔待我如亲侄，但我对他却敬而远之。众所周知，白是有名的“小诸葛”，在军事上足智多谋，给人的印象是威风凛凛。他在待人接物上，似乎总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让人仰视而感到压力。每次与他见面，他总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问许许多多的情况，并要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搞得我很紧张。尤其是小时候，每每看到他威严、庄重的样子，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不过，白叔叔总是很忙，因他与我父亲的这层关系，我们见面以礼节性的居多。

李幼邻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白叔叔是在1948年的秋天。

当李幼邻夫妇商定要离开大陆、转到香港发展之后，他们先到了南京，准备向父亲和白叔叔辞行。

此时，白崇禧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已经在老蒋的“精心”安排下，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去担任那个什么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听说白夫人还为此而牢骚满腹呢。

其实，李幼邻也清楚，他的这位白叔叔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却处处受到权利与阴谋的掣肘，以致于让人郁郁寡欢，有时甚至就是让人愤怒。老蒋生怕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会与白崇禧联手反他，于是一面加紧对李宗仁的监控，一面不断地削弱白崇禧手中的权利。白崇禧愤慨不已，与老蒋斗气，想撂挑子不干，躲到上海休闲去。最后，还是黄绍竑前往上海劝说，他权衡利弊后，才去汉口就任。

1931年1月15日，黄绍竑决意离开桂系，去开始与合作的另一段政治生涯。于是，桂系的另一个新首脑出现了，他便是黄旭初。

黄旭初与黄绍豌都是广西容县人。黄旭初是1916年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的毕业生，后留学日本，1917年回国。因他与李宗仁曾同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同学，所以当年李宗仁得知广西自治军的蒙仁潜要杀害黄旭初时，赶紧派副官前往说情，并送了一箱大洋和几根金条。李宗仁不仅救了黄旭初一命，而且一直对他委以重任，使他成为桂系的新首脑。

李幼邻年少时生活很不稳定，东奔西走，经常是桂平—南宁—香港—广州—桂林，来回折腾。在广州读书时，几乎每年暑假他都回桂林来。每次回来，黄旭初都热情接待他们。

这位广西省主席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寡言少语，一副教书先生的派头，一点也不像一省之长。“李白”征战前方，他主政广西长达19年，且令“李白”十分放心。单从这点来看，黄旭初就非等闲之辈，他也是桂系的一根大梁。

正是由于“李白”信任黄旭初，黄旭初得知遇之恩，不敢有丝毫松懈与怠慢。

然而，在国民政府大厦即将坍塌之际，桂系的将领们谁也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身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只能可怜兮兮地指示老朋友黄旭初从广西财政那里取出一笔外汇，从此踏上流亡的道路。白崇禧在江山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仍幻想以西南一隅与，最后抵挡不住的诱惑，跑到了台湾却蹊跷病死。而黄旭初本人在大陆解放后寓居日本、香港。

和蒋纬国有过交往

1948年秋，东北战事正酣。尽管三飞沈阳坐镇指挥，但始终未能挽救兵败如山倒的命运。此时，回国已一年多的李幼邻基于种种考虑，准备移居香港。

一天清早，李幼邻接到侄女婿韦永成的电话，韦是李幼邻三婶的堂弟。说来真是富于戏剧性，蒋桂双方你死我活地斗了几十年，没想到却结下这门亲事。

原来，蒋纬国知道李幼邻在上海后，主动相邀见面。

李幼邻一般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但得知蒋纬国主动发出邀请，不去恐面子上过不去。再说，往深处考虑，上头还有总统与副总统那一层关系。于是，他在电话里就答应了。

当李幼邻与韦永成到达蒋纬国的家时，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等正在摆方城，蒋则在一旁观看。看到客人来了，他热情地招呼着，把他们引到了书房。

一番寒暄之后，几位年轻人就转入了正题，谈时局、谈战事、也谈国共和谈……

“幼邻弟，你认为时局将会如何发展？”蒋纬国直截了当地问。

“我认为时局的发展对我方会越来越不利。”李幼邻也直言直语。

“我们有美国援助，武器比精良，我们的坦克可以横冲直撞。”蒋纬国充满着自信。

李幼邻笑了笑说：“纬国兄，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顾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军队在前方吃了败仗。想必纬国兄也知道了，我们已经失去东北，这恐怕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一个军心和民心的问题。”

“军心和民心？这怎么说呢？”蒋纬国似乎有点不解。

外面都在传言喜欢直接遥控部队，随意发号施令，弄得部队无所适从，故屡战屡败李幼邻不好当面捅破这层纸，只好说：

“纬国兄，我在美国时就听说我们中国的军队，派系林立，各有山头，还有嫡庶之分。所以每当大敌当前，谁都先敲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谁都千方百计在保存着自己的实力，有多少人能真正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蒋纬国不语。

看到蒋纬国沉默，李幼邻赶紧说：“纬国兄，我是否说多了，说过了头？”

“哪里，哪里。幼邻弟，你说得很对，我正洗耳恭听呢，我们兄弟俩放开聊就是了。”蒋纬国一边给李幼邻和韦永成续茶，一边说着。

“纬国兄，那我就不客气了。”李幼邻接着说：“我回国一年多，看到了社会上形形式式的东西，很多是让西方人不可理解的。作为一个国家，成天在打仗而不去发展生产，不去搞建设，社会怎么会稳定，老百姓又怎么会听从政府的，所以人心都跟着走了。”

蒋纬国说：“幼邻弟，你说的这些我也并非一点都不知道，老百姓确实很苦。就说上海吧，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心浮动啊，另外，黑势力横行，百姓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是，也没让好过网。”

“也许这就是主义之争带来的后果吧。”李幼邻虽身居海外，但他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还是比较清醒的，既客观又悲观。

蒋纬国当然有所不同，从德国学完军事回国后，他当时正在装甲部队任职，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他对时局充满自信，对军的实力也十分乐观。

没过多久，从1948年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9日结束，以60万的“土八路”军队，战胜了武器精良的80万军。当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也在淮海战役中失败了，听说是派飞机把他从重围中接走的。

　觉得父亲一生走对三步棋

飞机穿越太平洋上空……

这—天是1949年12月8日。从这一天起，作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踏上了流亡的道路，李幼邻陪同父亲乘机前往美国。

12月10日，在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时在四川成都的获得情报说，云南的卢汉拟将起义。这位统治中国20多年的枭雄，终于预感到形势的险恶，于是急忙飞往台湾，从此身老孤岛。

12月25日，在台湾日月潭碧涵楼上这样写道：“过去一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飞往美国途中，李幼邻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后排，密切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望着心力交瘁的父亲，李幼邻心里隐隐作痛。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父亲了，觉得这位曾使日寇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将一下子苍老了、憔悴了。

记得上次他携妻儿刚回国时，父亲时任北平行营主任，到处飘扬的还是。但转眼间，狂飙席卷、天翻地覆，城头变换了大王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历史把父亲推到了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的位置上。军事的失利、政治的打击、的旁落，作为这个特殊时期的“大王”，李宗仁心里该是何等滋味？

尽管李幼邻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但他心理清楚：在大陆失败了，失败了，他父亲也失败了。

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因为他真真切切地感到，在官场上、战场上鏖战了几十年的“李猛子”再也不猛了。过去在儿子的心目中，不管情况再危急，环境再恶劣，困难再大，都未能让父亲如此颓丧、如此消沉、如此痛苦。如今，父亲真的如同霜打的叶子——蔫了。

李宗仁闭着眼睛，一言不发，静静地在机舱里坐着，而思绪却如飞机下面的太平洋波涛，在翻滚、在奔腾、在咆哮。

飞机钻入了厚厚的云层，剧烈地颠簸了起来，李宗仁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看到父亲长吁短叹和不自然的神情，李幼邻凑上前去，用桂林话小声说：“爸爸，你还是安静地休息一下，到美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李宗仁无语。

“爸爸，你该吃药了。”李幼邻又把开水和几片药递到父亲跟前。

李宗仁还是没吱声，吃完药后，便一头靠在座位上了。整个行程中，李宗仁几乎没睁开过眼睛，嘴巴也不说话。

李幼邻心里虽很着急，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与父亲多说些什么。他时不时地瞅着身心极度疲惫的父亲，只见父亲默默地斜靠在座位上，矮小的身子一直缩在那件军大衣里面，他突然从心里可冷父亲了。

看到李代总统疲惫、颓废的神情，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飞机在下降，纽约机场就要到了。这时的李宗仁陡然打起了精神，他喝了几口水，整理了一下衣着，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刚才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如今却像变了一个人，李幼邻心里嘀咕着：当个领袖活得多累啊！

飞机终于降落了，欢迎者甚众。尽管是败国之君，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的代总统，他与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地步，台湾的政府与美国还有外交关系，所以美国国务院派专员到机场迎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及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来了。

政界要人、社会名流、新闻记者，欢迎的口号、挥舞的小旗、还有猩红色的地毯，场面热闹而隆重。

李幼邻对这种场合感到很窘迫，走下飞机舷梯后，他独自悄悄地从边上走开了。

李幼邻后来认为，父亲出师北伐、抗战御敌、晚年回归祖国，这是他一生中走对的三步棋。

为祖国、为民族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91年8月13日，是李宗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在桂林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程思远，中央部副部长宋堃，中顾委委员罗青长、覃应机，全国政协常委黄启汉以及广西、桂林市有关领导出席了纪念会。

罗青长还受邓颖超大姐的委托，对这次纪念会表示祝贺。

湖北省老河口市政协和市委部的领导，千里迢迢专程来桂林参加这次纪念会。

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讲话。他说：

“李宗仁先生一生，青春戎马，晚节黄花。他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指挥作战，立下了战功；他主张和平统一祖国，晚年从万里海外回国定居，这是值得人民称赞和纪念的。”(《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一版)

李幼邻应邀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李宗仁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他认为，这次纪念会不仅是对他父亲一生的客观评价，更体现了中国宽广而博大的胸怀。他在纪念会上发言说：

“先父42年前出走美国，过了15年的异乡生活。在那时候，我侍奉左右，常听父亲说，不该拒绝接受1949年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追悔莫及。他时常想念祖国，听说新中国在和毛主席领导下，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突飞猛进，他十分高兴；看到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高，他更加喜形于色。他曾对我说，他失败了，但换来了新中国的强大，个人得失算什么呢！他很想落叶归根，回归祖国，安度晚年。1965年7月，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回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并在生活上给予优越的照顾，使他晚年有所归宿，他感激不尽。他写信告诉我，‘百闻不如一见’。他亲自在东北和广西看到的巨大变化，非常感动。近2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不知胜过上世纪60年代多少倍。若先父还在世，他一定会更加赞佩不已。可不幸的是他已于1969年1月病故。”(《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第二版)

　不愿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台湾的《传记文学》说：李宗仁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也是非凡历史的缔造者，他更是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种评价似乎过于夸大，但在中国现代史上，李宗仁无疑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物。

李幼邻从不愿意在父亲的耀眼光环下生活，去沾光，谋取私利，达到某种目的。他甚至不愿被人说是李宗仁的儿子，觉得李宗仁就是李宗仁，他自己就是他自己。

1931年，李幼邻从香港回到广州念初中。一天，他父亲差人来，让他陪自己作一趟亲善之旅。

地缘的关系、共同的利益，使两广领导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广西方面的热情，李宗仁邀请广东的首脑们到广西走走看看。因梧州毗邻广东，走水路也方便，于是，他们选定了梧州。

当李幼邻陪同父亲走出码头、踏上军舰时，才发现欢送的场面竟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宏大。军乐队高奏着曲子，少年儿童簇拥着鲜花，彩旗在人们手中挥舞着，和平鸽在空中飞翔。两广的首脑们在军人们的护送下，沿西江溯水而上。

李宗仁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希望儿子多与外界沟通，多与社会名流接触，为日后闯世界打下根基。

李幼邻当然也清楚父亲的这一番苦心，但他对这种刻意安排的应酬活动，不仅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那种繁缛的礼节、觥筹交错的饭局，对李幼邻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后来，随着岁月的增长，李幼邻对这种官场上的应酬，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感到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所以，每当父亲让他参加这些活动时，他能推则推，能不去就尽量不去。1936年蒋委员长接见他，开始时他也是很不情愿的，只是在母亲的劝说之下，他才答应前往。

1947年，离国10年的李幼邻举家从美国回到上海，随行的行李比较多，有4个大铁壳箱，还有20多件行李。从上海人关时，海关人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翻，一件行李一件行李地查，磨磨蹭蹭，从上午11点钟一直折腾到下午4点钟。小孩“嗷嗷”直哭，太太珍妮第一次来中国，看到中国海关如此作风和办事效率，愤怒至极：“我要回美国去。”

前来接站的朋友也很着急，让李幼邻去跟海关人员通报一声自己是李宗仁的儿子，保证很快就可以通行。

但李幼邻坚决不干，他的犟脾气又来了，说为什么要沾父亲的光呢？况且自己没有携带违禁物品，随海关检查就是了。

试想，哪个朝代不是朝廷有人好办事，又有何人不想利用各种关系与己方便？偏偏李幼邻就是如此清高孤傲。

1947年7月，在北平的怀仁堂——李宗仁办公的地方。

那晚，父子俩进行了一番长谈，李幼邻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相信尽管父亲现在手中没有更多的实权，但为自己的儿子谋一份差事，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但是，我今天明确在父亲面前表个态，只要你在北平行营当一天主任，我决不会在北平城当差。退一步说，就算父亲一定要我在北平做事，我个人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不情愿的。假如我在北平谋职，或去从政，或到哪个大学教英语，或做什么生意，我自信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当人们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时，不仅会影响父亲的形象，而且也有损我的人格。不知父亲是否能理解儿子的想法？

李宗仁在南京当副总统时，李幼邻一直都在国内；李宗仁当代总统时，李幼邻在香港。他从未考虑通过自己的父亲去谋一个好职务、好差事，也从不打着父亲的旗号，去达到某种目的或谋取任何利益。他宁可离开父亲远远的，跑到一个新天地去另辟蹊径，创办自己的事业。生意成功了，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生意失败了，也与父亲无关。倘若在李宗仁的庇荫下发财，他认为这种钱是肮脏的。

李幼邻的人生准则是：不涉足官场，不附庸权贵，不仰人鼻息。他无心求仕，轻视豪门；他厌恶纨绔习气，自立自强；他终生经商，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开发自己的事业。他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自在的人。

这就是李幼邻。

一片梧叶知秋声

《诗经》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虽离国多年，但李幼邻对故土的情感依然是执著的、真挚的、热烈的。因为他知道，桂林是父母的桑梓地，是李家的根脉之所在。所以，虽为游子，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桂林人。

几十年来，多少“杜鹃枝上残月”的故园之思，多少“黯乡魂，追旅思”的羁旅愁怀，更有多少“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切切乡情。

这就是李幼邻捧给故土的一腔情愫：无穷的乡思与连绵的乡愁。

儿时，李幼邻随父颠簸于军旅，先是在香港读小学，尔后回广州上了6年中学，十几岁就到美国求学。那时，故乡留给他的是陌生而新鲜、但不完整的印象。

1949年4月，李幼邻从香港回到山雨欲来的桂林城。那次回来，他怀着“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茫然与慨叹，带着自己的母亲，离乡别井，踏上了漂泊之旅。自此一别，只有梦里“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直到1973年，母亲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桂林，他那缱绻乡思才真正注入了有血有肉的游子情和有情有感的孝子心。

“怀人更作梦千里，归思欲速云一滩。”李秀文归国十几年来，李幼邻先后回来了13次，每次都要住上两三个月的时间。

为了使后代不忘自己的根，李幼邻向二女儿雷诗介绍了母亲口述的回忆录《我与李宗仁》。祖父叱咤风云的一生，祖母尊荣而凄苦的命运，还有故乡神秘诱人的民俗风情，无不使这位李家后代产生憧憬和联想。

1990年5月，在李秀文百岁寿诞前夕，李幼邻与二女儿联袂归来，就是为了表达他们魂牵梦绕的缱绻乡思和认祖归宗的一腔情愫。

5月9日上午8时，一辆乳白色的小旅行车穿行在密密匝匝的雨帘里，轻快地向临桂县两江方向驶去，李幼邻带着女儿回乡扫墓来了。

车过临桂县城后，风停了，雨住了。公路两旁，阡陌纵横、四野叠翠，远处，山岚飘逸、云烟氤氲。呼吸着刚刚被雨水洗涤过的清新空气，欣赏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美景，真让人心旷神怡。

父女俩谈笑风生，李幼邻在车上不时指点着，向女儿介绍着。虽离开50多年，但故乡的一草一木，对李幼邻来说依然是那样亲切、那样熟悉、那样撼人心扉。

浪迹天涯，人老还乡。“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这其中的滋味或许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小旅行车在两江镇的沙子岭停了下来。

在公路右侧的山坡上，李幼邻的祖母、三叔和四叔静静地长眠在萋萋芳草中。

按照故乡的习俗祭祖扫墓，是李雷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她对笔者说，她的外婆是波兰人，她在欧洲生活了4年，对欧洲比较了解，而对中国的礼仪和习俗却知之不多。以前，她在香港看过姐姐、姐夫祭祖，觉得很有意思，她认为这是一种东方文化。

站在祖母的墓前，李幼邻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当年他祖母去世时，正当国难当头，丧事从简。尽管李宗仁当时如日中天，但他母亲也如当地普通百姓一样简单土葬。埋葬完自己的母亲，李宗仁又匆匆上了前线。后来，尽管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他也没有机会把自己母亲的坟墓修起来。直到1987年11月，李幼邻才出资将这座破败的坟茔修葺一新。

现在，他带着女儿一边清除坟茔四周的藤蔓杂草，一边在墓前摆放果品，祭供三牲。他点燃香烛，焚烧纸钱，尔后鞠躬致意，表达李家后代的毕恭敬止之情。

从沙子塘岭下来后，李幼邻便驱车到了他的外婆家——两江镇村头村。100年前，他的母亲李秀文就诞生在这个如今门牌号为088的寻常百姓家。

世事沧桑，李幼邻父女站在这所古朴、简陋的房屋前，望着斑驳陆离的墙壁和朱颜褪尽的窗棂，久久地伫立着、沉思着，并在房前留影纪念。

村里人得知李幼邻父女俩到来，无不热情地表示问候。面对相见不相识的乡亲，李幼邻以地道的家乡话与大家打招呼、拉家常，真有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涩涩感觉。

村子并不大，经济也不发达，它那破旧的房子、古老的窗棂、斑驳的墙壁，似乎向人们展示着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但对李幼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地方。

与村头村相隔不远的浪头村，

村口马路边有幢颇为气派的建筑，它便是“李宗仁故居”，这五个赫然人目的大字是民革中央屈武先生所题。

故居的院子里长着几棵老树，还有一个旧的鱼池。木楼上，楼房依旧，人却空空，只有楼前那株玉兰树，仍然枝繁叶茂，迎风摇曳。大厅内，李宗仁的半身塑像坐立其中，四壁上张挂着李宗仁各个时期的照片、图片和资料。

李幼邻一边浏览，一边向女儿介绍、解释，使这位代总统的孙女对自己祖父不平凡的一生，有了更加具体、深刻的了解。

当地政府已经拨款对故居进行了修缮，桂林市文物工作队也着手对故居进行规划、布置，准备对外开放，供人参观游览。

李幼邻心想，假若没有政府的重视，没有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的努力，故居也许就“丢荒”了。所以，李幼邻非常感谢政府，非常感谢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和那位尽职尽力的赵平先生。

应邀走访老河口

在桂林给母亲拜寿之后，应湖北省老河口市政协的邀请，李幼邻访问了这块多年来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的最艰苦岁月里，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曾驻防老河口近6年之久。他在这里指挥部队同仇敌忾，抵御了侵略者的进攻，镇守着这方水土，保卫着这方人民。至今，老河口的父老乡亲仍怀念和崇敬这位于民族、于人民有功的抗日战将。

1990年5月28日中午，列车抵达武昌城。当晚，老河口市驻武汉办事处设宴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翌日，李幼邻从汉阳站上车，直奔老河口，市政协领导亲自到车站迎候。在以后几天的活动中，李幼邻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老河口人民给予他的隆重礼遇。

到老河口的第二天，李幼邻首先参观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司令长官李宗仁旧居”。

从1939年6月，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迁至老河口，到1945年1月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他在鄂西北长达6年之久。在敌我情况极为复杂、部队装备训练差、“杂牌军”多的情况下，李宗仁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把不想要的“杂牌军”团结在自己的麾下，又以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协调各方力量，指挥部队英勇杀敌，使日寇在随枣、枣宜一带三度受挫，阻敌北犯平汉路，尔后又赢得豫南鄂北之战的胜利。尽管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30里地，但始终未能越过雷池一步。

望着父亲的半身塑像，看着有关随(县)枣(阳)、枣(阳)宜(昌)、鄂北、豫南和台儿庄之战的许多照片和资料，听着人们对往事的介绍和对父亲的评价，李幼邻浑身滚动着热流。他环顾父亲当年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办公室、作战室和居住的地方，在铺满鹅卵石的院子里慢慢地走着，用心体味父亲在抗战期间的这一段经历。

李幼邻说，那时我正在美国求学，家父不时从老河口寄信来，讲抗日的形势，讲共同抗击民族大敌的道理，讲军人效力疆场的天职，每每鼓励着我，鼓舞着我，使我牵挂着老河口，牵挂着祖国的命运。打那时起，老河口这个名字就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河口是我的第二故乡。”

是啊！萦绕了40多年的情结，如今遂了心愿，他怎不激动，怎不高兴呢？

这次走访，李幼邻特意带上父亲的有关照片和资料，送给老河口，以表达他对第二故乡的感激之情，也是对老河口父老乡亲对他父亲的爱戴表示谢意。

离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旧址时，应主人的要求，李幼邻欣然题词：“参观老河口市先父李宗仁抗日时第五战区司令部留念。”

李宗仁1945年2月离开老河口后不久，日军一举占领了这里，给老河口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而此时，离抗战胜利仅3个月的时间。

听了这些介绍，李幼邻心里沉甸甸的。清澈的汉江水静静地流淌着，雄伟的汉江大桥把鄂豫两省连接起来。

迎着徐徐的江风，李幼邻兴致勃勃地走在大桥上。

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也是从这里过江的。当地的同志介绍说，当时它还是一座浮桥，那天，送别的人群如海如潮，鞭炮响彻四野。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饱受离乱之苦的人民尤为崇敬金戈铁马的英雄，崇敬指挥过台儿庄战役而震惊中外的战将。望着人流涌动、万众欢腾的场面，李宗仁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下了车，缓缓走过浮桥，他频频回首，向送别的父老乡亲招手致意，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度过六个寒暑的地方。

此时此刻，一股暖流震荡着李幼邻的心扉：这就是民众的情，民众的爱。

在老河口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里，李幼邻马不停蹄地游览了市容市貌，参观了工厂商店，亲眼目睹了老河口的一派勃勃生机，置身领略了荆楚大地的种种风情，无不感受到这方水土、这方人民对他父亲的崇敬和厚爱。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6月11日，李幼邻带着美好的回忆，带着感激之情，离开了老河口。今生今世，他在这块荆楚大地上只度过了短短的4天，但老河口留给他的却是永远芬芳的怀念。

不留遗憾在人间

1993年4月4日，李幼邻在美国溘然长逝。

1992年明初，他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离开桂林时，虽是抱病之躯，但仍谈笑自若，看上去精神不错，自己还一再说来年清明要回来给母亲扫墓。9月8日傍晚，李幼邻就要离开桂林返回美国，他拜别了母亲的遗像，告别了桂林的亲友，离开了叠彩路1号李秀文故居。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幼邻先生有说有笑，兴致极高，但我们也明显地注意到，他不停地咳嗽，说起话来有些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喜形于色、谈笑风生。

他对笔者说，桂林是他的家，今后他每年都要回来住上一段时间。

到机场后不久，他怕耽搁大家的时间，通过海关后就让我们先走了。飞机原定是晚上8点起飞，可我们后来得知，不知什么缘故，飞机午夜才离开桂林机场，他一个人在机场呆了半宿，咳了半宿。

此时，李幼邻的家人也担心他的健康。他的大女婿香灼玑在香港机场等了大半夜才接到他。尔后又陪他到洛杉矶小憩一周，后来才让他回到纽约。

桂林的亲人同样牵挂着幼邻先生的安康。自从李幼邻离开桂林的这一刻起，他的表哥一家就掐着指头数日子，盼着消息，等着回音。然而整整过了100天，他们才收到李幼邻的来信。信写得很潦草，说他回去以后即住进了纽约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信中还说一个月后再回去复查，请桂林方面放心。

但桂林的亲友们哪能放得下心？

又两个月过去，美国来信了。这回，信是由梁尚莹女士执笔的，来信报告了幼邻先生患肺癌且已晚期的不幸消息。

此时，幼邻先生经过化疗后，人已经非常虚弱，他希望桂林方面派人前往美国帮忙照料，并一再嘱咐桂林文物工作队的赵平先生要为他母亲建造墓地。

正当桂林亲人准备派人前往美国之际，由梁教授执笔的第三封信又来了，说幼邻先生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紧接着第四封信便报告了幼邻先生于4月4日去世的噩耗。

桂林市政协领导得知李幼邻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叠彩路1号，向李幼邻的表哥李嘉球和表嫂谭明表达对幼邻先生的哀思。民革桂林市委以及幼邻先生的生前友好也纷纷前往悼念。

湖北省老河口市政协的向主席听到消息后来信：“得知李幼邻先生去世的消息，失去了一位为人诚恳、非常讲友情的远道朋友，深表悲痛！”

没有新闻媒介的渲染报道，也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悼念活动，一切都保持着平静和自然。

一个吮吸着漓江乳汁长大的儿子，不留遗憾地离去了。

故乡明月在，何时彩云归？

魂兮，归来吧！

开国将军、原红81师师长贺晋年回忆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是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我党我军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率领下，成功地越过了黄河天险，进入山西腹地作战，直接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筹集了粮款，扩大了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力量。

是年，我任红八十一师师长，亲身参加了东征战役。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而那难忘的战斗情景却仍旧留在我的记忆里。

毛主席亲自指挥东征战役 1935年9月、10月，我八十一师编在红十五军团内，参加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共歼敌第六十七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敌军发起的南线进攻遭到惨重失败。我陕甘苏区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这为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我八十一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继续围困甘泉之敌(东北军的一二九师和一一0师各一部，1000多人)。

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负隅顽抗。我师经过英勇作战，攻占了城东南制高点灯龙山和城北之北山，毙敌百余，与敌形成对峙。尔后我师奉命在城墙下挖地道，准备在城西北角的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彭德怀司令员、参谋长和主任都亲临我部作业现场指导，彭总并给我师排以上干部讲了话，对大家鼓舞很大。在实施爆破攻城时，由于起爆点偏离了预定位置。未能在制高点爆炸，攻城来果。但守敌被我围困目久，只能坐以待毙。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东征。之后不久，总部令我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集结待命。 我军主动撤离甘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使东北军看到了我党是真心抗日，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减少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与我军的摩擦，与他们逐步建立关系，有利于我红军东征的战略行动。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即开始了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2月15日，我八十一师向黄河边进发，到达清涧袁家沟。

部队刚安顿下来，毛主席就派人喊我去他那里。同去的有张明先(政委)、李寿轩(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覃应机(特派员)。毛主席是2月初带一部电台和少量警卫人员到达袁家沟的。那里离黄河边很近，警卫人员把我们引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一孔砖砌的窑洞。

推门入内，只见炕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炕边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只有一支毛笔、一只墨盒。主席的铺盖也极为简单，只有两床薄薄的被子。

毛主席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他听见我们进来的声音，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啦，坐下来谈。”主席边说边下了炕．光着脚踩在一双旧棉鞋里。

我们落座后，毛主席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啊?”我和主席面对面地直接谈话，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些拘谨，听到发问，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答道：“报告主席．我就是。”主席连连摆手示意我坐下．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地说：“我晓得你这么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我真没想到，主席一下便提到了写信的事。

那还是中央到陕北后不久，我听传说十五军团要将我调到七十五师任副师长，便想不通。认为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打败仗。当时年轻气盛，又加上错误路线搞“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就给陕甘晋省委写了几封信，汇报自己的想法，并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后来才知道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同志把这几封信都送给毛主席看了。 我刚要解释一下，主席话锋一转，说：“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仍在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调出十五军团，归总部直接指挥。”

接着，主席给我们讲起国内外的局势。东征是为了把全国抗日推向高潮。同时可以壮大红军力量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讲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我们都听得入了迷。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从主席那里出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刚才听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说。这些日子主席很忙，批阅文电，召开会议，起草命令，还找每个师的主要领导一一谈话，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大战在即，有这么多的大事需要谋划，而他却把我这几封信挂在心上。主席亲自做思想工作，使我很感动。

强渡黄河向敌纵深进攻 在渡黄河前的日子里，部队一直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带领团营的主要负责同志到黄河边进行了实地勘察．还去几个渡口摸了情况。黄河上游一段的渡口均属乱石河，或宽或狭，河岸曲折，岸陡流急，滚滚的河水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带着啸声奔腾而下，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对岸乱石丛中，阎军构筑的明碉暗堡隐约可见。各地堡间又以交通壕相连接。他们还将河边山崖地坝削成陡壁，关闭了渡口，并把船只拉到东岸停泊。 当时由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阎红彦和毛抓具体工作的落实。他们组织起水手工会，日夜赶造船只和羊皮筏子，建立兵站筹集各种物资。东征后．毛主席对阎红彦组织造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渡黄河前，部队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一律绕道通过。所以，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阎锡山竟一无所知，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阎锡山

部队2月20日20时开始渡河。毛主席决定，以聂荣臻同志的表为准。后来聂帅还风趣地说：想不到我的一只旧表竞成东征的标准时间表了。 我八十一师原定渡河点是老鸦关，后由于敌防御加固，奉毛主席指示，二四一团跟随总部在十五军团之后，从清涧河口强渡，师部率二四三团随一军团从绥德沟口强渡。 阎军虽然在黄河东岸险要处修筑了工事，并抽调了主力四个旅零一个团负责河防，但毕竟点多线长，挡不住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击，我军强渡成功。等到我踏上河东岸的土地时．天已大亮了。总部的一位参谋引我来到河边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我见到了毛主席、彭德怀总司令等人。 彭总那张严肃的脸上没有笑容，两眼布满了血丝，手指着地图简明扼要地向我交代了任务：沿突破口向两边撒开，肃清残敌，扩大战果，保障后续部队安全过河。 我接受任务后，站在一处制高点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近处的几个碉堡已是一堆残砖乱石，冒着黑烟，守敌的尸体横七竖八。远处的枪声仍很稠密。很明显，我军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并向敌纵深进发。突破口两边的敌人调整部署，组织反击，妄图堵住口子，切断我军退路。我当机立断，即令二四一团向北，二四三团向南，全力以赴还击。全师指战员英勇战斗，一举扫平约40公里内的敌碉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战后迅速收拢部队，向石楼开进。 石楼守敌为温玉如旅四一三团(团长邢家骧)团部，辖步兵一个营和机、炮各一排。见我军人多势众，不敢应战。我军亦不愿在此纠缠，从石楼以北继续东进。

悲壮惨烈的兑九峪战斗 我东征大军突破敌黄河防线后，阎锡山这个山西土皇帝慌了手脚。尽管他不想让染指山西，但此时却不得不向告急求援。另外又慌忙调兵遣将，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等地向我军发起反击。 3月初，我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继续东进至兑九峪一线。总部随十五团到达了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越过了同蒲路。为了扫除东进障碍，粉碎敌之阻拦和围攻，方面军决定：以一部兵力在石楼、关上村牵制敌之第一、第四纵队，集中主力歼灭兑九峪地区敌之第二、第三纵队。令一军团由北向南攻击眼头村之敌，十五军团之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南向北攻击仲家山之敌，八十一师由西向东攻击淋淋洼之敌。实际上是对兑九峪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犹如一个口袋而八十一师恰恰在这个口袋底上，位置是相当艰苦的。 3月10日清晨，战斗打响了。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仗着山西有兵工厂，阎军耀武扬威。特别是阎锡山为了山地作战专门制造的手雷，装药比一般手榴弹多，声音响，杀伤力强。随着爆炸声，大地在颤动，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兑九峪位于吕粱山南端，山高1000余米，遍山是深不见底的裂沟．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 淋淋洼由两个制高点组成，成东西向一字排开。我师的分工是：二四一团打东面的山头，二四三团打西面的山头，我率师部随二四一团行动。因我军装备较差，火力较弱，压制不住敌人的炮火。山上又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遮掩．整个部队的行动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伤亡较大。

阎锡山的部队打防御战比较内行，这大概和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的处境有关。这样一直僵持到中午时分，阎锡山的几架飞机也从太原飞来助战。由于我军没有防空武器，因此阎军的飞机大肆低空轰炸。50磅一枚的炸弹不断落在阵地上，给我军的进攻增添了新的困难。我见状心里焦急万分。 午后，设在与兑九峪仅一沟之隔的郭家掌我总部指挥所被敌发现。阎军一部从二四三团左翼顺山沟向毛主席和彭总所在地进袭。我在二四一团阵地上看到此种情景，急得眼睛都要冒出火来。就在这紧急关头，二四三团果断地撤下主力，一面向郭家掌靠拢，一面向偷袭之敌反击。双方激烈交战两小时，二四三团打退了偷袭之敌，将敌打回淋淋洼，并乘胜一举攻下了西山头。

战后，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告诉我，当时情况危急，容不得多加考虑。他当机立断带部队增援总部。在总部附近，他看到参谋长已经带领总部警卫人员在山坡正面抗击敌人了。彭德怀同志对李仲英下了死命令：不管伤亡多大，一定要把敌人赶回去，确保总部的安全。 到了下午，仗越打越激烈。进犯的敌人如蚁，估计数目绝非是战前敌情通报所讲的四五个团，约有十几个团。后来查明，阎锡山所派李生达纵队和王靖国师，由太原乘汽车前来增援，已经加入了战斗。 下午3时左右，总部通信员送来命令：敌援兵已经到达，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要我们务必尽快夺下东山头，以掩护我军主力撤出战斗。我即下令二四一团改变战术，由一、二营的左右两路钳形攻势改为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二四一团是师的主力，平素很能打仗。而这次的对手是阎锡山的六十六师，装备精良，充足。士兵还配有工兵锹或十字镐，修筑野战工事十分在行。特别是阎军装备有山炮，加上交战双方距离很近，山炮标尺均在千米以下，这对我军的威胁很大。 眼看着黄昏即将来临，我点名要二营营长贺吉祥组织突击队，向敌发起冲击。贺吉祥是我的弟弟，作战从不怕死，以往打仗，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往往落在他的身上。我亲自指挥重机枪连(四挺重机枪)做掩护。突击队舍生忘死。迎着枪林弹雨往上冲。贺吉祥的脖子被子弹擦伤，淌着血，冲在最前面。终于，冲上了东山头，但立足未稳随即又被敌人的反冲击打下来。紧接着二四一团又组织了一次强攻，还是没有成功。

听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望着倒下的战友，战士们热血沸腾，纷纷要求参加突击队。 第三突击队由二连连长李发带领，有20多人参加，身背大刀，手握手榴弹，突破点选在敌侧后。全团火力一齐发射，喷出仇恨的子弹。过了一会儿，山头上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在望远镜中，透过硝烟，隐约看到李发他们挥舞大刀，在与敌人拼杀。我急忙大吼一声，带领后续部队迅速冲了上去。 随后，我师牢牢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杨效欧部一个团的多次反击。 入夜时分，总部要我师撤出战斗。我们掩埋好烈士的尸体，撤出了这块鲜血浸透了的阵地，转至大麦郊南张村至池镇一带集结休整。 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当年战场附近为我军抬过伤员，为敌军掩埋过尸体的村民仍有健在者。谈超那场难忘的战斗，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死人。一连几天才把尸体埋完。 兑九峪战斗后，二四三团保卫总部受到了方面军的通令嘉奖。奉总部的命令，我把二四一团一营调给总部，担负警卫任务，并派团长王思温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高维嵩同志去加强这个营的领导，确保毛主席和总部机关的安全。

在晋西南行军打仗 3月中旬，阎锡山四个纵队，以救援石楼为目的，重新发起反击。的中央军也开始陆续进入山西，第二十五师主力已进入灵石，第一四一、一四二师正向介休、灵石间开进，第十三军正准备从风陵渡北上。鉴于敌人集中兵力向石楼方向反击，减弱了太原和晋西南、晋西北的防守兵力，方面军决定：第一军团和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继续南下，借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

第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地区，威逼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创立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与陕北神府根据地取得联系。原在石楼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一个团零一个营及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等为中路军，担任牵制敌人，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等任务。

按方面军部署，我师随一军团南下。一军团派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来我师指导工作。我记得他那时骑一匹大黑骡子，话语不多，经常下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参加我们师领导的会议，发言简明扼要。那时随我们行动的还有一军团司令部的孙毅。 3月17日，红一军团和我师突破了敌汾河堡垒线，由霍县地区向南急进，迅速占领了霍县、赵城、临汾、襄陵(襄汾)、曲沃等地区。那一阶段部队很辛苦，又要行军跑路，又要经常打仗．还有一些伤员随队行军。落脚点是一天换一个地方。 晋南是山西的好地方，土地肥沃，人烟稠密，物产富饶，我部即在此地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筹措粮款，扩大红军，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和红色，壮大抗日力量。在20多天时间里，我八十一师扩充红军800多人，组建两支地方游击队共50余人，筹集黄金20余两，银币10000余元，粮食40余万斤，并在晋南广大地区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 记得赵城有个马牧村，村子很大．有几千村民。我们在那里休整了一下部队。山西人民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对我党我军不够了解，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我们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补充了200多新兵。有些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吵着要参加红军。我们再三劝说，讲明年龄太小，不能当兵。可是他们亲眼看到了红军是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软磨硬缠，非要参军不可。最后只得招了一些娃娃兵，把他们安排在师政治部宣传队里。 正当我东征红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在晋西、晋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的时候，、阎锡山又纠集重兵，向我东征红军实施反扑。本人还于4月9曰飞抵太原，亲自部署进剿东征红军事宜。红一方面军在敌优势兵力压迫下，逐步由进攻转入防御，并开始做回师西渡的考虑。

关王庙之战失利 4月中旬，我师直接归方面军指挥。此时．各路敌军向我围来，妄图将东征红军消灭于黄河东岸。同时，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军队向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为了避免与强敌作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窦现。4月下旬，方面军总部决定：回师河西。 4月26日，东征大军相继西移。为掩护主力安全西渡，活动于新绛、侯马一带的我师，奉命于27日拂晓进至稷山县，并迅速占领城北侧之冯市塬，阻击敌关麟征部对我之尾追。我率二四一团占领关王庙一线阵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关王庙位于稷山县城以北30余公里处，地形复杂，岭谷交错，为北犯之敌必经之地。 来敌是关麟征所辖二十五师，是的“中央军”。关是我的陕西同乡，行伍出身，打仗很猛，入晋后不可一世。战斗打响后．敌人先用重炮轰击我阵地，继而又组织轮番冲锋。当时二四一团的一个主力营调给总部担负警卫任务．防守正面又宽，我方兵力明显不足，连一些勤杂人员都拿枪投入了战斗。 打阻击战对部队的消耗最大。我师仓促修筑的防御工事几次被敌炮火炸平，部队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二四一团六连一排孤军坚守关王庙阵地，与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一日。除排长冯振海身负重伤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黄昏，关王庙失守。我亲自带两个连的兵力向敌反击，力图夺回关王庙阵地。无奈敌人兵力太多，又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反击均未成功。我们遂退至关王庙北一村子里，又坚持阻击了一整夜。 经一天一夜激烈战斗，我们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给我打来电话表扬我们拖住了敌人，给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要我们立即撤退。我用自己的黄骠马驮着腿负了重伤的冯振海排长，留下一个连轻装抗击敌之尾追，带领部队撤退进山。

关王庙战斗后，我师派出工作队，拿出全师的牲口，其中包括我们师首长的马匹，协助地方工作人员将筹集的粮食、物资运往河西根据地。我师全体指战员上至师首长下至普通战士，每人身背35天的口粮，以每天40公里的行进速度，边打边撤，抗击着汤恩伯部三个师的追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任务。

刘志丹牺牲在东征路上 4月30日，在乡宁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一军团召开了师以上千部会议。记得除了方面军及一军团的首长外，到会的各师领导有：一师陈赓、杨威武，二师刘亚楼、肖华，四师陈光、彭雪枫，八十一师贺晋年、张明先。 毛主席讲了话，他说：“东征就要结束了。东征取得了大胜利，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我们还筹到了不少粮款，这样，坚持陕北根据地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主席的话音忽然低了下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损失，这就是刘志丹同志牺牲了……” 噩耗使我震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主席下面还讲了些什么，我都没有听清了。 刘志丹同志是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牺牲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志丹牺牲的消息。劳山战斗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志丹。他是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和红军内都有相当高的威望。想不到，他竞倒在了东征路上。 5月3日，我师从延水关渡河，返回延川县段家河休整。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结束了。

贺晋年将军

贺晋年（1909—2003）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1928年2月加入中国。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历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安定北区区委书记，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团长、红二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兼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旅长。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东赴北。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率部南下江西，兼赣南军区司令员、赣南区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高岗提议，贺晋年调东北军区，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兼东北军区卫戍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装甲兵部队司令员。1954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同年10月任装甲兵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