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于仁(雒于仁怎么读)

官员眼里的桀纣，百姓心中的尧舜，负亡国的责任，奏时代最强音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为明神宗。

关于这位皇帝，长久以来，一直围绕着许多褒贬相异、正反不同的争论，官员骂他是桀纣，百姓却称他是尧舜

万历当政时，内阁首辅沈一贯批评他“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

吏部侍郎冯琦抨击他“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说他“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甚至上《酒色财气四箴疏》指责他是“酒色财气”四毒俱全。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明史•神宗本纪》也一脉相承地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中国通史》跟着评价为：“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

《中国全史》也说：“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道。”

……

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民众却否认上述说法。

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的文人丁耀亢在清康熙八年写《古井臼歌》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是说神宗在位期间，人民丰衣足食，物价低廉，罕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百姓可以放心的睡懒觉，四十八年里的生活让人沉醉不愿醒。

另一首《长安秋月夜》写：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万历在位的四十八年里，人民生活安静祥和。百姓耕作如常，社会太平。

明末大才子吴伟业的《木棉吟》则写：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

万历年间富豪的财富堆积如山，福州的富商携带千金坐船外出经商，招摇过市，河边的女子莺莺呖呖，评头论足，说商船来了。

生活在万历年间的文人顾梦游写《秦淮感旧》：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在顾梦游的眼中，万历时期就是中国的太平盛世。

明末清初出现有一本通俗历史小说，名叫《樵史通俗演义》里面是这样描画万历时期的太平盛世的：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攘，真是个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下，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不难看出，万历皇帝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尧舜！

生于万历二十二年的一代史家谈迁在《国榷》中追忆万历时代，感慨无限地写：现在的士民众口嗷嗷，追念万历时的宽政，讴吟思慕，即使已经改朝换代仍念念不忘！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则这样总结：“万历皇帝在位的万历一朝48年，在明代历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令世人瞩目！”

最后，让我们以万历的颁发的一道诏书结束本文吧。

万历二十七年，万历皇帝下令将抗倭援朝战争中俘虏的倭寇六十一名正法，向全国发表诏书：“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丰臣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眹洞知狡状，独锻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才，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卉服，用澄海波.。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曾几何时，陈汤的一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了西汉时代的最强音。而万历这一句“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当为大明朝的最强音。

官员眼里的桀纣，百姓心中的尧舜，负亡国的责任，奏时代最强音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为明神宗。

关于这位皇帝，长久以来，一直围绕着许多褒贬相异、正反不同的争论，官员骂他是桀纣，百姓却称他是尧舜

万历当政时，内阁首辅沈一贯批评他“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

吏部侍郎冯琦抨击他“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说他“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甚至上《酒色财气四箴疏》指责他是“酒色财气”四毒俱全。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明史•神宗本纪》也一脉相承地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中国通史》跟着评价为：“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

《中国全史》也说：“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道。”

……

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民众却否认上述说法。

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的文人丁耀亢在清康熙八年写《古井臼歌》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是说神宗在位期间，人民丰衣足食，物价低廉，罕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百姓可以放心的睡懒觉，四十八年里的生活让人沉醉不愿醒。

另一首《长安秋月夜》写：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万历在位的四十八年里，人民生活安静祥和。百姓耕作如常，社会太平。

明末大才子吴伟业的《木棉吟》则写：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

万历年间富豪的财富堆积如山，福州的富商携带千金坐船外出经商，招摇过市，河边的女子莺莺呖呖，评头论足，说商船来了。

生活在万历年间的文人顾梦游写《秦淮感旧》：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在顾梦游的眼中，万历时期就是中国的太平盛世。

明末清初出现有一本通俗历史小说，名叫《樵史通俗演义》里面是这样描画万历时期的太平盛世的：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攘，真是个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下，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不难看出，万历皇帝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尧舜！

生于万历二十二年的一代史家谈迁在《国榷》中追忆万历时代，感慨无限地写：现在的士民众口嗷嗷，追念万历时的宽政，讴吟思慕，即使已经改朝换代仍念念不忘！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则这样总结：“万历皇帝在位的万历一朝48年，在明代历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令世人瞩目！”

最后，让我们以万历的颁发的一道诏书结束本文吧。

万历二十七年，万历皇帝下令将抗倭援朝战争中俘虏的倭寇六十一名正法，向全国发表诏书：“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丰臣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眹洞知狡状，独锻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才，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卉服，用澄海波.。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曾几何时，陈汤的一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了西汉时代的最强音。而万历这一句“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当为大明朝的最强音。

《酒色财气疏》奏章，令万历皇帝暴怒，开创明朝留中不发的先例

万历十四年，国本之争刚刚拉开序幕，很多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

什么是国本之争呢？

前面已经说过，万历皇帝想立宠妃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则遵从立长不立幼的祖制，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于是万历皇帝同大臣们展开了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但寡不敌众，最终身心俱疲，以失败而告终，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皇帝画像

国本之争期间，万历皇帝自万历十五年起就不怎么上朝了，也懒得过问国事家事。

起初不上朝，有和大臣赌气的成分，每次翻开奏疏，大概率说的都是国本问题，烦不胜烦之下，万历皇帝开始“偶有微疾”，从真的是“偶有”，渐渐地变成了常有，“微疾”也加重了，变成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

对官员们的上疏批评，万历皇帝渐渐地习惯了，当做没看见。灰心丧气之余，他开始在宫中喝闷酒、生闷气，揪到宦官宫女的短处，轻则训斥一顿，重则棍棒打一顿。

万历皇帝在和大臣的对峙中，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直接导致了皇长子到了该出阁读书的年龄却不能读书，令大臣们焦急万分。

在大臣们的眼里，这一切的祸源起于郑贵妃，如果不是郑贵妃倚仗皇帝的宠爱，而谋求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怎会发生国本之争？皇上何至于如此荒诞不经？

到了万历十七年，有个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了一份《酒色财气四箴疏》，差点没把万历皇帝气得吐血。

原来这封奏疏痛骂了万历皇帝，比嘉靖年间的海瑞骂嘉靖皇帝更凶，甚至不把他这个皇帝当回事，竟敢调侃他生的是酒色财气病，还为他开处方，简直罪大恶极！

到底怎么回事呢？

01 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

雒于仁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做过几年官，因有政绩被招入京城任职为大理寺的评事。

他来到京城后，本满怀报国之心，可是却恰好遇上了闹的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眼见皇帝为了一个郑贵妃，竟借口身体不好怠政，便觉得有责任劝诫皇上走上正途，如果像别的大臣那样上疏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会无任何成效，必须来一剂猛药。

不得不佩服雒于仁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如果当时不是内阁首辅申时行从中和稀泥，雒于仁恐怕会有一番大的灾难。

到底这份奏疏写的什么内容呢？

雒于仁在奏疏中说：臣来京城一年多了，仅仅只见到过三次皇上，听到很多关于皇上因身体不好传免的消息。

如果雒于仁晚几年进京，可能一年也见不着一次皇上，按理说一年见到过三次皇上，也不算少了。他所说的“传免”是指万历皇帝借口身体不好，像祭祀天地、凭吊太庙这样的事，就指派官员代行，而诸如上朝议政、经筵讲学这类事，没人能代替，就干脆免了。

下面接着说雒于仁的上疏。

雒于仁又说：皇上身体不好，我看是由四种病引起的，即酒、色、财、气。纵酒会胃不好，好色会耗精气神，贪财会乱神，动气会损伤肝脏。

皇上夜以继日地吃着山珍海味，喝着佳肴美酒，这种病叫“嗜酒”;

皇上宠信郑贵妃，对其言听计从，还宠信十位相貌俊美的小宦官，以致听不进忠臣的谏言，荒废储位很久，这种病叫“恋色”;

皇上向宦官索贿，如果有宦官献上钱财，皇上就很高兴，否则就进行责罚，这种病叫“贪财”;

皇上心情不佳时，今天拿宫女出气，明天拿宦官出气，没找到罪状就立刻棍棒相加打死他们，这种病叫“尚气”。

噼里啪啦一通，雒于仁列数了万历皇帝的四大病症：嗜酒、恋色、贪财、尚气。

不仅如此，雒于仁还没说完，同时还给皇上开出了药方，只要皇上按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药到病除。

雒于仁开的药方是箴言，总的意思是戒欲、干事，控制自己的欲望，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上，自然就不会生酒色财气四种病。

难怪万历皇帝看了奏疏后火冒三丈，这哪里像臣子所说的话，分明是老师教训学生、父亲教训儿子的口气。

虽说自大明朝开国以来，没有哪个皇帝不被大臣批评，但似乎还没有哪个皇帝被大臣如此的奚落。当年海瑞批评主祖父嘉靖皇帝，也没这样冷嘲热讽啊！

02 万历皇帝的辩解

雒于仁上疏后，很快内阁大学士们就知道了奏疏的内容。

名列内阁的最后一个大学士王家屏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单独上疏进行劝解，想营救雒于仁。

恰好此事发生在年关，万历皇帝虽然震怒，但还没有急着处置，而是耐心地等着过完除夕再说。

到了正月初一，万历皇帝已经准备好和大学士们好好理论一番。在郑贵妃居住的毓德宫里，他召见了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许国。

恭贺新春寒暄一番后，28岁的万历皇帝开始向辅臣们诉苦，说近年来身体虚弱，可能得了不治之症。

申时行安慰说：皇上正值意气风发之时，偶尔感染小病，不要太过焦虑了，只要注意调养，很快就可以恢复。

申时行画像

万历皇帝又说：从去年开始，自己就时常头晕目眩，腹部胀气，经诊断是肝火过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本已好转，却被雒于仁的奏疏气得旧病复发，比先前更严重了。

申时行继续安慰说：皇上的健康是全国人的福气，雒于仁不明事理，皇上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气坏了身体不值。

万历皇帝见申时行等人一直和他打哈哈，开始直奔主题，让人把雒于仁的奏疏给辅臣们看，并一一替自己辩解。

雒于仁说朕嗜酒，普天之下，谁不喝酒？为什么单单说朕？竟还说朕酒后舞刀弄剑；

雒于仁说朕好色，宠爱郑贵妃，朕只是因为郑贵妃勤劳才喜欢她，朕每到一宫，她必定陪伴，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小心侍奉。而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要好好带着儿子，所以没有时间陪朕。怎么能说我宠溺郑贵妃呢？

雒于仁说朕贪财，说宦官之中谁给了朕钱财朕就对谁好，简直是笑话，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朕若贪哪个宦官的财，直接抄了他的家不就行了，犯得着让他贿赂朕吗？

雒于仁说朕尚气，谁没有生气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惩治？宦官、宫女犯了事，难道不许责罚？杖责是有的，病死的也有，但怎么都说成是打死的？

万历皇帝越说越来气，辩解完不说话了，让内阁票拟，严惩雒于仁。

其实雒于仁也没都冤枉万历皇帝，就嗜酒来说，万历皇帝早年是有逆迹的。有一次他在酒后逼慈宁宫的两个宦官唱新曲，宦官坚持不肯唱，皇帝拔出佩剑要杀他们，最终割发代首，结果引来生母李太后震怒，放言要废了他。

但那件事是万历八年的事，皇帝可能忘记了，或者觉得是陈年旧事，不值一提了。

他为宠溺郑贵妃辩护，辩词有些好笑，比方说王恭妃要带儿子，没空侍奉他，那么郑贵妃就不用带儿子吗？口口声声地说郑贵妃勤劳，难道王皇后、王恭妃就不勤劳了？

而贪财一说，早年他抄张居正、冯保的家，应该很有心得，后来他缺私房钱时，故伎重演，派出宦官到处抄富人的家。

03 申时行的巧妙

万历皇帝的辩解，令人感到纳闷，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威严？遇上这样一个如此奚落自己的七品芝麻官，还用得着喋喋不休地向内阁首辅诉苦，直接杀了不就完了？

看看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治国雷厉风行，那时的官员苦不堪言，相传早上出门上朝，能活着回家就是万幸。在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对看不顺眼的官员拖出午门杖责八十，再下诏狱，是常有之事。而到了万历年间，皇帝竟憋屈到这种地步？

其实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万历皇帝不便动不动就廷杖和乱杀无辜。

其一，张居正和冯保的前车之鉴。张居正当年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回家守制三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谴责，他采取的措施简单粗暴，没有给大臣们任何面子，直接廷杖，打得皮开肉绽，为自己死后被清算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画像

因此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吸取了教训，都更愿意做好人，不愿做恶人，不然哪天会落的和张居正一样的下场，虽然荣耀一时，死后却连累了子孙。

今天和别人过不去，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落在别人手里？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总把人往死里整。据说过去专门关押钦犯的诏狱，那时都长满了青草。

其二，首辅申时行善于和稀泥，善于化解各种矛盾，所以成了“太平宰相”。万历皇帝从小没有经受过磨难，基本可以算是在蜂蜜罐子里泡大的，以致于他的性格并不强势，没有嘉靖皇帝的刚毅和残忍。

申时行书法

其三，关于国本之争，万历皇帝真可算是孤家寡人，不仅大臣们不支持他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连他的生母李太后也不支持他。因此万历皇帝需要内阁同情，需要为自己和郑贵妃积攒一些人气，既然召申时行等人前来，说明他并不想杀雒于仁，只是想诉诉苦，让内阁帮他出出气。

申时行等一帮湖，很快发现皇帝对酒色财气的批评虽然愤怒，但却有些不在乎，看来雒于仁的性命无大碍。

怎样找个理由让皇帝放他一马呢？

嘉靖皇帝当年没要海瑞的命，不就是听了徐阶的话，怕杀了海瑞却成全了他名垂千古的动机嘛。

于是申时行依葫芦画瓢，糊弄皇帝：雒于仁不明事理，罪不容诛，皇上知道他是在沽名钓誉，如果加重处罚，不就成全了他的沽名钓誉吗？如果放他一马，不仅显得皇上宽宏大量，而且也让他的目的不能得逞。

万历皇帝听了，觉得有番道理，但是又有些不甘心。难道就这样放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了他？

申时行又继续开导皇帝说：如果严惩雒于仁，就需要把他的奏疏，连同内阁的票拟一起下到六科，到时事情容易闹大，雒于仁的奏疏很可能会传得沸沸扬扬，反而真的会让世人信以为真，坏了皇上的好名声。

这下申时行戳中了万历皇帝的痛点。

申时行书法

申时行明白，总得惩戒一下雒于仁，不然万历皇帝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于是申时行又说道：雒于仁目中无人，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他，这样吧，让大理寺的主官给个暗示，让他自己主动辞职回家，免得以后惹是生非。

对于雒于仁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万历皇帝也算大度，就这样放过了雒于仁，默许了申时行的建议。

事后，雒于仁按照上级的意思递交了辞呈，回了老家，此后再也没对朝廷的事情发表过意见。

虽然雒于仁的性命被保下来了，但是申时行却出了个馊主意，让皇帝将此奏疏留中不发，这样就无法通过内阁处理它，内阁也就不用票拟处分，让雒于仁自己辞职，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后，万历皇帝学会了“留中不发”的这一招，对于不想处理的奏章，索性不予理睬，也不交予内阁处理。

文：十里桂花（关注我，给你讲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原创不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