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对《礼记》成书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编者、编纂时代及各篇材料来源。实际上,从长时段考察其成书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亦属《礼记》成书的题中之义。周何先生即提出《礼记》四阶段成书说:一是附经而作;二是单独成篇;三是汇编成书;四是郑注之后始有定本(《礼学概论》)。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海昏简牍等出土文献陆续面世,使我们能利用其中与《礼记》相关的早期文本,从“物质性”(文本的载体形制、古书体例、字迹与标识符号等)与“文本性”(文本的内容与体式)两个层面重审《礼记》的成书过程。《礼记》四阶段成书说在较大程度上可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但出土文献所呈现的诸多丰富细节,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周氏之说,以下分而论之。
第一阶段,孔门弟子持牍记录孔子言传身教之礼所形成的“章”“节”。《礼记》最初形态并非儒者读经后书于余简的“附经之记”,今传《仪礼》十七篇中十一篇篇末就附有“经不备”的“记”,然这些“附经之记”可追溯至孔子之言。如《士冠礼》之“记”直引:“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与此相关,收入《礼记》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六篇“释经之记”,亦是对孔子授礼言论的传承与发展,诚如孔颖达《礼记正义》所云“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孔子对礼的传习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史记·孔子世家》所云“习礼大树下”可窥一斑,这种随时随地且言传身教的传礼方式,使得弟子们记载夫子言行时常“执简而书”而非“伏案书写”。海昏侯墓“孔子衣镜”镜框背板中子赣侧身而立且右手胸前执笔的图像,即其明证。古人记录师说的原初载体应为便于手执的“牍”,受“牍”的物质性制约又使得所录文字往往呈现为短章的形态(徐建委《牍与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弟子们用“牍”记录的孔子授礼笔记,或为“节”,或为“章”,成为后世《礼记》诸篇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前者如郭店简《六德》“门内之治恩弇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一“节”,同时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与《礼记·丧服四制》《大戴礼记·本命》等文本而略有异文。后者如上博简《民之父母》记述子夏孔子逐层问对“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一“章”,《礼记·孔子闲居》在此“章”基础上又增益了子夏孔子问对三王之德“三无私”一“章”。所以弟子们针对孔子礼学言行,持牍记录而成的大量“章”“节”,实为《礼记》的材料渊薮。
第二阶段,七十子后学将礼学原始笔记书于竹帛后通过“单篇别行”与“异篇同卷”的形态传习。源于授礼现场的原始笔记经七十子后学书于竹帛,这一过程是物质载体的转换,也是文本体式的改造,即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谓“后人通儒各有损益”。如上博简《从政》14个“闻之曰”及其所引言论,是对原始笔记若干问对“章”“节”的删选,标志词“闻之曰”又是对“丘闻之某人(或某文本)有言曰”的缩略改写(拙作《孔子“闻之曰”言论承传模式的生成及演化——以上博简〈从政〉为中心》),此篇通过省略现实语境中的言论接受者与发出者,使得原本的“问对体”转换为“语录体”。待完成“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双重转变后,原始笔记的“章”“节”就形成以“篇”为流传单位的文本。如与《礼记》中《奔丧》《投壶》同属“逸礼”的上博简《天子建州》,具有甲、乙两种抄本,二者形制的差异,说明除不同文献外,同一篇文献的不同抄本,也会在传习中单独成卷。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数礼学文献“单篇别行”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异篇同卷”的形态,即自成起讫的数篇合抄于一卷。如在汉代分属大小戴《记》的上博简《武王践阼》《民之父母》,基于竹简形制、字迹、保存状态的高度一致性而与《颜渊问于孔子》《子路》等礼学佚篇合抄一卷。此外,郭店简《缁衣》《五行》两篇、郭店简《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亦有很大可能“异篇同卷”。由此,原始笔记的“章”“节”书于竹帛而成“篇”的过程,会伴随文本形态的变化。战国时代的礼学文献不仅大量“单篇别行”,还开始出现“异篇同卷”的传习形态,其中对数“篇”礼学文献的合抄,成为后世编纂《礼记》的雏形。
第三阶段,汉儒将秦火后转写为今文的礼学文献“以类相从”地传抄于不同形制竹帛。据传世典籍记载,汉初由“献王所得”“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出现一批幸免于秦火的古文“礼记”。作为汉宣帝时海昏侯刘贺的随葬品,新近出土的海昏简“《礼记》类文献”,直接反映出戴圣在西汉宣元之际所编《礼记》的早期形态。此类简文皆为汉隶且内容多与今本大小戴《记》选录的篇章相合,可知当时流传的古文“礼记”多转写为今文,其中一些在礼学传习中脱颖而出,成为汉代贵族礼学教育的基本文献。整理者主要按形制特点将简文分为四组。第一组相当于今本《礼记》的《曲礼上》《曲礼下》,郑玄《三礼目录》谓《曲礼》记“五礼之事”,故其兼具先秦“五礼”制度而用较长竹简单独抄为一类。第二组所涉《祭义》,孙希旦《礼记集解》云“因祭而言孝”;《丧服四制》所云“四制”以“恩”为首,篇末又以“孝子”之“爱”“礼”“志”作结;《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则阐明曾子“孝悌”“事父母”之道。可知此组四篇皆蕴“孝道”而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相合。第三组相当于今本《大戴礼记·保傅》,其事关“保傅”制度自不待言。第四组《中庸》与“公明仪问曾子论孝”章等出土时与形制书体相同的《论语》简混杂一起,说明它们关系密切而在当时被视为性质相类的文献。又同墓出土木楬中可辨识的《燕礼》《乡饮酒》《乐记》《昏礼》等《礼记》早期篇名,其中《燕礼》《乡饮酒》《昏礼》均为“释经之记”而汇集一处,它们在后世《别录》的划分中又恰好同属“吉事”,可知刘向对《礼记》篇目的分类渊源有自。今本《礼记》中同属“祭祀”的《祭法》《祭义》《祭统》,同属“丧服”的《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同属“通论”的《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分别聚合,即“以类相从”形态在《礼记》编次中遗留的早期痕迹。职此之由,西汉宣帝时的礼学文献,因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被传习者采用统一格式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简帛上,已然显现出“以类相从”的聚合特征。其中或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或篇幅较短而数篇为一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单行本”共同构成戴德、戴圣编纂大小戴《记》的直接文本来源。
第四阶段,戴圣在甄选不同形态礼学文献基础上,将绾合与改动后的四十九篇“新编”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统一的“丛书”。戴圣编选《礼记》时采用的礼学文献形态多样,不单是汇集“单独成篇”的文本。其中既有吸纳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者,如后世分为上下篇的《曲礼》《檀弓》《杂记》;又有删选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聚合为一类者,如《别录》所谓“祭祀”“丧服”“通论”等类型;还有刺取已然成书者,如《乐记》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在甄选上述不同形态的礼学文献后,戴圣还进行了绾合与改写的“新编”工作。如《礼记·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前的“经文”部分作于战国,此句及之后的“故训”部分则成于秦汉人之手(王锷《〈礼记〉成书考》),戴圣选出此篇后或将“经文”“故训”合为一篇。这种缀合“经”“传”的方法,在汉初马王堆帛书《五行》中已有显现。又如较之郭店简、上博简两种传本,《礼记·缁衣》在引用《诗》《书》、增益三章、章节次序上的较多差异,除“错简”因素外,不能排除戴圣在编入《礼记》时有意改写的意图。吴承仕认为《记》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大小戴《记》则犹晚出之丛书。“《记》百三十一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说明其在刘向校书时就被杀青定稿、缮写上素。与此相类,鉴于甄选的礼学文献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写,戴圣也需将“新编”的众多文本以统一格式缮写于形制一致的竹简,最终形成四十九篇规模而由若干简册组成的“丛书”。
总之,从出土文献所呈现的“物质”“文本”两种形态而言,《礼记》成书可概括为准备素材的“章”“节”、单行与合抄的“篇”、按类传抄的“单行本”与综合制作的“丛书”四个阶段。作为“丛书”的综合制作者,戴圣完成了四十九篇《礼记》文本的定型,即郑玄《六艺论》所云“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东汉马融、卢植、郑玄为《礼记》作“注”,则已步入其经典化进程。
(作者:陈丹奇,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
京溪古道改造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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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溪古道要改造!历经千年风雨,期待焕新颜
这条古道的历史,
不说外人不知道,
就是住在古道周围的街坊
对它也不大了解。
像京溪古道这样的古迹,
许多人只是听闻其名,
对背后的历史故事却不甚了解。
其实,
白云大地藏着古道古刹名泉,
今天小编就来扒一扒这些古迹~
古道篇
京溪古道
京溪古道东起沙太路,西连广州大道北,直至白云山景区。如今的广州大道北已经发展成广州北部的黄金商贸圈,自南向北连着广百、摩登、太阳城等大型商场,京溪古道隐没在现代繁华的商业氛围之中。
京溪古道是旧时的交通要道,据考证,唐代实行科举考试之后,京溪古道是当年番禺、广州一带考生上京赴考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富商达官贵人也常在此歇宿、交易买卖。时期京溪古道建有青砖门楼,1958年大炼钢的时候,青砖门楼被拆毁,青砖用于建造炼钢锅炉,石刻则被遗弃。1996年,京溪古道牌坊重新建立,碑刻被找了回来,如今高高地屹立在京溪古道口。
今天的京溪古道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取而代之的是逼仄、充满市井之气的城中村。
▲京溪古道牌坊。
京溪古道的牌坊很高,上面写着“京溪古道”,落款竟然是“哪吒元帅”,当地人称京溪古道四个字不是手写,而是当年在位于今天永平街的哪吒庙用道教扶乩的方式“写”出来的。
在牌坊往里看,古道很窄,已经成为城中村的一条内巷,两边大多是川菜馆、发廊、旅店。
京溪古道全长大约1公里,走进去,道路两旁依然保留着见证旧时京溪村兴衰的“潘、冯、李、苏”四姓大祠堂和香火鼎盛的观音堂、二帝古庙。尽管部分建筑为后来重建或修葺,但不少的青灰砖墙、壁画、雕梁画栋、大石门槛等也已经近两百多年历史,在如此短距离内集中着如此多清代传统建筑,京溪古道堪称京溪街的文化古道。
接下来,京溪古道将重点打造一段500余米的青砖绿瓦特色街巷,在保留原建筑样式的情况下,将沿街一楼商铺打造成青砖灰瓦的岭南特色建筑,朝着文化、美食、特色古道的方向发展。
古刹篇
帽峰古庙
坐落在帽峰山半山的帽峰古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这座古庙在清代的时候称为帽峰古庵,它建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凿的考证。
民间传说这座古庙在梁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与市区的光孝寺同时期,也有人说是建于明代,不管是建于梁代还是建于明代,都说明帽峰古庙的历史非常久远。当地人说,帽峰古庙与南宋时期进士古成之有关。传说古成之官场失意被贬,南游至帽峰山,见此处山岭俊秀,流泉飞瀑,顿觉宠辱皆忘,遂在此定居,琴音书香相伴。而后,古成之有幸官复原职。到了晚年,古成之不忘帽峰山,辞官携带家眷再次隐居帽峰山。人们为了纪念古成之,在古成之隐居的地方建庙拜祭,先是称为“成之庙”,而后又改称“帽峰古庙”。
而比古成之更久远的则要算五代十国时期的简文会了。五代十国时期,广州处于南汉的统治下,当时南汉的状元简文会逝世之后,魂归帽峰山金钗岭,现在简文会墓已经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节的时候,简文会的后代子孙都不远千里从各处涌来祭奠。古成之与简文会,虽然不是生于同一时代,但是两人身上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曾经名动一时的文人雅客,文采横溢,聪慧过人,为官清廉,也都历经宦海浮沉,而最后,他们都以帽峰山为依托,或在这里隐居,或魂归此处,可见帽峰山也是一座颇有灵气的山峰。
能仁寺
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的能仁寺,地处白云山玉虹洞。据番禺志,能仁始建于道光年四年(1824)由吟坚和尚始建,当时仅有“茅屋数椽”,于咸丰元年开工三年落成。光绪十三年(1908),寺僧惟中又大加扩建,成为白云山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是古代白云山玉虹涧名刹。后由虚云僧主持,香火甚盛,后毁于兵灾。
1993年,广州市政府参照旧制重建,才恢复钟鼓楼、大雄宝殿、慈云殿等景点,并于1995年5月对外开放。能仁寺与别的寺庙不同,就是寺内没有香火,这是为了更好地净化白云山“市肺”空气,同时也为了杜绝山火隐患。
今天的能仁寺占地面积为10000平方米,地势三面环山,幽谷深藏,绿树成萌,内有大雄宝殿、慈云殿等庙宇,有佛像34尊,对联11幅,含意深奥,意趣横生。寺里主要古迹有虎跑泉、甘露泉、玉虹池、流云飘月、古桥等,还有抗法英雄黑旗将军刘永福一笔写下的一个高2米宽1米的红色“虎”字,为这个庄严静穆的山寺增添了几分浩气。1966年,日本青年代表团曾来这里栽下了一片樟树----“中日青年友谊林。”
▲能仁寺山门。
▲能仁寺大雄宝殿。
名泉篇
九龙泉
白云山上有一道清泉——九龙泉,流淌千年而不干涸。
相传秦代安期生为采药到白云山,山上并未发现泉。一天,山上忽然出现九个长得白白胖胖的童子在嬉戏,一会儿,九童子化做九条彩龙,腾空而去,就在九童子出现的地方,冒出一个泉眼,泉水奔涌而出。因此安期生把它掏成一井,供人取用,得名“九龙泉”,又叫“安期井”。
白云山的泉水还跟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文豪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才情横溢,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据说,当年他曾经过广州,见广州当地百姓饮水困难,后上白云山游玩时,受到白云山泉水的启发,就用竹筒将泉水引到城中,因此就有了苏东坡发明最古老、原始的自来水一说。
“九龙泉”历史悠久,名声在外,其水质清冽甘甜,深受人们喜爱。广州地区有一传统驰名美食——沙河粉,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最关键的做法之一就是取白云山上九龙泉水来泡大米。今天,附近的民众还会经常上山取泉水。用九龙泉泡制的茶,清香甘甜。
贪泉
现今白云区石门街辖内,有一“贪泉”遗址,本来是东晋时当地百姓讽刺贪官当道的,后来却逐渐衍生出一段清官佳话,使之成为清廉之士痛下决心的象征。
据记载,东晋末年,士族官僚们安于逸乐,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此时广州已贸易繁荣,来广州上任的大官更是轻舟而来,满载而归。民间有云:“广州刺史但从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由于石门是必经之地,民间为讽刺这种现象,就把石门北岸的一口泉水叫做“贪泉”,相传再清廉的人喝了这水都要变贪官。
有一位往岭南赴任的官吏决心一试,打破“贪泉”的传闻,其实更多的是表明清廉为政的决心,他便是一代清官吴隐之。当时,吴隐之酌而饮之,并赋诗一首。史书记载,其“及在州,清操逾厉。”吴隐之为官清正廉明,让“饮此水者,即廉士亦贪”的传闻不攻自破。
后人为纪念吴隐之这位难得的清官,也为警戒后来的贪官污吏,便特地在石门竖立了一块“贪泉碑”,并将《酌贪泉》刻在碑上。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的故事广为流传,初唐四杰中的年轻诗人王勃所作的著名骈文《滕王阁序》,更使之名声大噪,其原文写到:“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后世也多有文人雅士在诗文中引据此事,据不完全统计,提及贪泉的古文至少有60篇,其中不乏白居易、元稹、温庭筠等名士,多为借古人之事,或明己之志,或勉励友人。
你知道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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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身边有“默默无闻”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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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综合自白云融媒往期
图 | 石建华 谭札烽 杨凯 胡建军 京溪街供图
编辑 | 欢欢
白云区融媒体中心出品
自隋唐开科取士、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科举制度以来,咱大广东虽说在古代被称为南蛮之地,但也有9人在金銮殿上被皇帝钦点为状元郎。
第一位、唐朝大中五年辛未科状元
莫宣卿 字仲节,号片玉。谥孝肃。唐朝文宗大和8年(公元834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出生在封川县(今广东封开县河儿口镇西村)。自隋朝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到唐朝唐宣宗的将近250年,岭南一直没有出过科举状元,直到唐大中五年(851),年仅17岁的莫宣卿赴京城参加廷试获中状元 ,从而成为岭南历史上科举考试的第一个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制度时代最年轻的状元,高中时只有17岁。莫宣卿荣归故里,奉母携眷赴台州上任。不幸病逝于途中。
小故事:莫宣卿七岁能诗。一次受群童欺侮,他愤然在沙中写诗道:\"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英俊天下有,谁能佑圣君。”人们才发现他很聪明,送他去读书,记性好,过目不忘。
第二位、南汉乾享二年戊寅科状元
简文会
简文会(约900~958) 南海(今广东南海)人。五代十国南汉乾亨四年(920)状元。简文会幼年聪慧出众,秉性耿直。南汉刘龑帝戊寅进士科点简文会为状元。登第后以才学见用。累官至尚书右丞。乾和年间,南汉刘晟帝暴戾而残酷。简文会疏谏,触怒中宗,被贬谪为祯州刺史。任上尽心尽职,颇有政声,为民所道。 以清廉务实著称。终死于祯州任上。
小故事:简状元幼年丧父,母亲靠缝绣衣服维持生活,把他养大。因无钱供他读书,就凭自己略识几个粗浅文字为儿子启蒙。简文会生性聪明,勤奋好学,终于精通各类经典,吟诗作赋尤其擅长,附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第三位、宋朝咸淳七年辛未科状元
张镇孙
张镇孙 (1235~1278)生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自幼苦心读书,文辞畅达,知识渊博。在其政论文《廷对策》中提出了“国家以民为命脉”的著名论点。公元1275年,元兵南下,广州城最终陷落,张镇孙不幸被俘,他誓死不降,最终为国捐躯,终年44岁。门人亲友收骨梅岭,葬于广州北郊永泰里,此墓在清兵围攻广州时被毁。
小故事:在广州市人民南路,有一条街叫\"状元坊\"。据考证,南宋时张镇孙住的那条街原名叫通泰里,自张镇孙中了状元后,人们在通泰里的街口处建筑起一座富丽堂皇的状元牌坊,于是便把通泰里改名为状元坊。
第四位、明朝弘冶十二年巳未科状元
伦文叙
伦文叙(1467年-1513年) 字伯畴,号迂冈。明朝南海县黎涌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化三年(1467年,另有说1466年生),卒于明武宗正德八年。弘治二年(1489年)23岁时以儒士身份到省城就试,中高等肄业入太学,弘治十二年(1499年)33岁时在京考试,列第一(会元),跟着参加殿试,又名列第一(状元)。
小故事:伦文叙孩童时由于家贫,经常因卖菜吃不上午饭,一粥店老板怜其年幼,惜其才,就天天买伦文叙一担菜,并要他送到粥铺。在伦文叙把菜送到粥铺时,老板就会把用剩的猪肉丸、猪粉肠、猪肝生滚白粥,然后再放些姜葱等免费请他吃。后来,伦文叙不负众望得中状元,衣锦还乡之时特地到粥铺感谢老板,并请老板再煮他以前常吃的那种粥。由于此粥无名,伦氏为此粥取名为\"状元及第粥\",并亲笔为粥铺写下牌匾。而\"状元及第粥\"也在羊城、珠三角地区及港澳地区流传开了。
第五位、明朝嘉靖十一年壬辰科状元
林大钦 字敬夫,号东莆。潮州潮安县金石镇人。幼家贫失怙,聪颖嗜学。嘉靖壬辰(1532)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值得一说的是,林大钦是潮汕本土培养出来的唯一一位科举文状元,其学术思想主要是当时盛行的王阳明学说。后人集其生前作品结集《东莆先生文集》,潮学学者黄挺补充整理为《林大钦集》。
小故事:林状元以不足21周岁的年龄折桂,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林状元在潮汕地区有大量传说故事,为一代代潮汕学子树立了一个奋发向上良好榜样。但是,因其英年早逝、未有作为,留下“早出日头不成天”的俗语。
第六位、明朝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状元
黄士俊状元祠
黄士俊 (1575-1661年) 字亮恒,广东顺德甘竹右滩人,福建莆田黄氏始祖唐桂州刺史开国公谥忠义黄岸三十世孙。27岁时(1596年)黄士俊夺广东乡试第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被神宗擢为第一甲第一名,殿试第一、状元及第,任修撰。
小故事:黄状元被后人戏称为“鸭蛋状元”。据传,当年穷书生小黄进京赶考前去岳父家借盘缠,正赶上岳父在家中宴请宾客,因嫌其衣衫褴褛,连客厅的门都没让进,只拿了两只鸭蛋打发他走人,幸好岳父家的几个奴仆倾囊相助,才有后来的状元及第。据说黄状元后来还写鸭蛋诗,其中警言不少。
第七位、清朝乾隆四年巳未科状元
庄有恭画像
庄有恭 (1713~1767),字容可,号滋圃,出生于今广州黄埔文冲村(祖籍福建)。史载有恭“生而颖异,十三通五经,旋补诸生以选贡考,授宗人府教习”。乾隆四年(1739)庄有恭被钦点为状元,开始其近30年的政治生涯。
小故:也许是受先祖遗训影响,庄有恭后庄家鲜有从政的名人诞生,倒是有位赫赫有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中国近代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现代外交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的重要人物,使得乒乓球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国球”。
第八位、清朝道光三年癸未科状元
林召棠(1786~1872年) 字爱封,号芾南,谥文恭,吴阳(广东吴川)霞街村人(祖籍福建),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及第。皇帝阅其卷未批:“今科得一佳元,一字笔误偏旁,非关学问。”授职翰林院修撰。
小故事:林召棠的父亲从小对他管教甚严。有一回,其父听人说林召棠戏弄女性,十分生气,本想责罚儿子一番,可又一想事情尚待证实,便出一合字上联,令儿子对下联,从中进行试探。上联是:奴手是拏,切其乱拏奴手; 少年林召棠聪慧过人,猜到有人诬告自己,父亲正信疑参半,于是对以下联:人言是信,不能轻信人言。他父亲见下联对得好,言之有理,便去调查,证实是邻人诬告。
第九位、清朝同治十年辛未科状元
梁耀枢(1832-1888)是广东历史上的三大状元之一,字冠祺,号斗南,顺德杏坛光华村人,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状元,授翰林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参事府詹事。
小故事:据说,梁耀枢出生时,人们好像听到天空中响起了优美的旋律,乐音悦耳动听,同时产房里一阵异香突起,正在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之时,只听“呱呱呱”,梁耀枢出生了,这事在当地称为奇闻。
另外除了以上九位文状元之外,还出了两位武状元,
林德镛 生于揭阳县榕城(今榕城区)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武举人第2名。六十年(1721年)中武状元
李威光(1735-1793年) 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县)华城镇黄埔村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赴京参加恩科会试 ,钦点为武科状元,并授予御前侍卫
以上是广东地区历史以来出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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