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是什么意思(己亥杂诗中的己亥是什么意思)

2019年己亥猪年为“六十甲子”的第36个年头，老话有一种说法

猪为什么配“亥”？

本文作者 倪方六

2019年，是农历猪年。

生肖有十二属，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字标示次序，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骑长嘴将军）

这样算起来，今年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个，过了今年的猪年，明年（2020年）就是鼠年，进入又一轮生肖纪年。

5个生肖纪年为60年，民间俗称”一甲子”、““六十甲子”、“六十花甲”。

六十甲子中，十二属的每一生肖出现5次。为了区分这5个相同生肖的不同年份，古人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字，与十二地支中的12个字分别配对，形成了同生肖的不同轮值年。

（猪年剪纸）

这样，每个生肖轮值5年，12个生肖刚好60年。在这60年里，每年天干与地支的组合都不会重合。如果一个人是鼠年出生，到60周岁时，刚好“从头到尾”，什么生肖年都过过了，这也算人生一幸事。

一个人一生基本上只有一个“花甲”，如果有两个就是120岁，真正的寿中之星，一般人过不到。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满足于一个“六十甲子”。因为这个原因，人活到60岁时，家人会好好给其过个生日——六十大寿也！

（天津天后宫“六十甲子”殿）

在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六十大寿，也算人生圆满了。接下来，多活一年就是“赚”的，开始享受人生，享受天伦之乐。明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定形式规定“六十致仕”，就是60岁退岁，让老人过个幸福、安康的晚年。现在的延退，在过去是违反人伦的。

话再说回来。

具体到猪年，是用天干中的乙、丁、己、辛、癸五字来区别，从头到后分别是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

再具体到2019己亥猪年，则是第3个轮值猪年，是六十甲子中的第36个年头。

（2019年猪年）

己亥猪年有什么讲究？古代命理家将之定为“道院之猪”，五行中属于“平地木”。命理不错，用俗话来说，这年出生的人“命好”。

当然，上述说法是老话了，是古老生肖纪年法的一种民间解读。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就是古人为什么要用十二地支中的“亥”来配对“猪”？换一种说法，猪为什么会排在最末第12个？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十二生肖俑，猪排在最后）

对于猪放在最后，古今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试图找到真相，但始终没有令大家信服的结论。于是，民间编出神话故事，寻找其合理性——有一故事，想象十二生肖次序是玉皇大帝选出来的。

当时主持排座次的，是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的猪。众生肖推荐排在第一的，是最辛苦最老实的牛，结果让老鼠钻了空子，排到了第一，其他生肖不服气，也互相论理争先后。在最后上报名单时，猪干脆把自己写在最前头——子猪、丑鼠、寅牛、卯虎……

玉皇大帝一看，觉得不合理，大笔一勾，将不负责任的蠢猪放在12生肖最后，并在旁边批示道——“无用蠢才，颠倒黑白。罚去吃糠，一年一宰。”

（汉景帝刘启阳陵出土陶母猪、猪仔）

从现古发现来看，将猪当“第12弟”，在生肖纪年起源时即如此，很古老的。

有关生肖的考古发现，近几十年已有很多。如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简、1986年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出土秦简，1998年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汉简……

我就这些简牍中的生肖内容，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与王充《论衡》中所列生肖，做成下表，早期十二生肖的变化和排序区别一目了然。

（秦汉生肖表）

从中可以看到，猪一直排在第12位。由此看来，古人是有意让老猪垫底的。既然猪排在第12个，那十二地支中的第12个字是“亥”，自然就是“亥猪”了，不过秦汉时称为“亥豕”。

但是，如此排序并不会这么简单，古人在设计十二生肖和确定先后顺序时，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生活生产经验，寻找出与人类最紧密的12种动物。并以这12动物来纪年，形成了十二生肖。但是，在十二生肖定型过程中，是次序是有变化的，十二生肖中的动物也有不同。如马就曾在不同位置出现，叫过“未马”，占了现在的“未羊”位置；虫、鹿、鬼都出现过在十二生肖中。

（云南江川县李家山13号汉墓出土的铜人猪饰）

但猪的位置和与亥配对一直没有变。这里，其实是因为“猪”与“亥”的关系特殊。

“猪，者豕也”。从文字学上说，“豕”与“亥”字形上很相似。殷墟甲骨卜辞中，豕和亥两个字均已发现，写法、结构接近。

甲骨卜辞中的“豕”——

甲骨卜辞中的“亥”——

到后来的秦汉简牍中，两个字更相似了。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汉简中的“豕”——

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楚简中的“亥”——

由于两字差不多，古人也容易弄混。《吕氏春秋·察传》（卷第二十二）有这么一个读史笑话，有一卫国人将“晋师己亥涉河”一句，念成了“晋师三豕涉河”，正好让孔子的学生子夏听到了，指出他读错了：“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因为两个字很相似，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两字实为一字，都出于猪身上。他在《说文解字》中说:“古文亥，亥为豕，与豕同。”

因为猪与亥配对，在猪的众多异称，亥日成了猪日，有了“亥日人君”之雅称。

（湖北武汉出土的隋代生肖猪俑）

由于豕与亥的字形相似，明人杨慎就此在其《艺人伐林》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子鼠丑牛十二属之说，朱子谓不知所始。余以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为也。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日月阴阳，互藏其宅也。故篆字‘巳’作蛇形，‘亥’字作猪形，余可推而知矣。”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字形相同并一定就是配对的必然理由。

（北京白云观十二生肖浮雕）

如果从“亥”字方面来分析，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明人李长卿《松霞馆赘言》，解释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配对的原因，称：“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距今7000年的猪，这是一种野猪，河姆渡陶钵上图案）

大概意思是，在相当现代21时-23时之际，天地间又浸入一片混沌。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分不清。而猪呢蠢货一个，除了吃食别无追求，也是混混沌沌、糊里糊涂的家伙，猪这习性与“亥”的意思差不多，于是猪成了亥之映象，配成了对。

显然这种说法以也有漏洞。有关“亥”与“猪”配对的观点和说法还有不少，但基本上都是一家之言。

其实，十二生肖是从民间兴起的，不会有准确的记载，也没必要找出真相，分清谁是谁非。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来了解就行了，讲得过于清楚反而少了一种味道。

（清代年画）

龚自珍：把“己亥”变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年号

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政治而言，似乎并无什么大事，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个己亥年却几乎成了一位中国文人的专属年号，因为就在这一年，一个叫龚自珍的文人，几乎以一天一首的速度，创作了315首诗歌，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己亥杂诗》，在当时，一个文人出本诗集也许不算什么，但时隔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己亥杂诗》更像是一支火把，照亮了这一年中国文化的天空。

龚自珍在己亥年的大爆发，其实缘于两点，一个是深厚的家学渊源，一个是抑郁的文人心境。龚自珍生于浙江钱塘县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之家，作为当地望族，龚氏自随宋南渡至清，已历四百多年，而龚自珍的家谱更值得炫耀，远的不说，从其曾祖父开始，已是四代功名，他们要么被封为朝议大夫，要么在内阁军机处行走，不仅都是官居上品，而且皆是饱学之士，而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了得，一部《说文解字注》，已经足以让其傲视学林。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龚自珍的文学发韧自然是占尽先机，而像祖辈那样功名卓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龚自珍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中国文人的大悲哀也正在于此。背负着家族的厚望，自己又是博览群书，志在必得，残酷的现实却让龚自珍陷入了巨大的痛楚之中。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龚自珍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到道光六年（1828年）春，他连续八年参加会试，都接连败北，打击可想而知。也正是在科举失败的这八年间，龚自珍对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有了深入痛彻的思索，在他看来，以抄录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圭臬的八股取士标准，绝对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而只能使天下学子“万喙相因”，“疲精神日力于无用之学”。正基于此，在道光三年（1823年），龚自珍连写三首《夜坐》，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直接对封建专制淫威下暮气沉沉的用人政策发出怒吼。这个夜中孤坐辗转难眠的江南才子太想找到求取功名的出口了，但这个出口于他而言，更像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对龚自珍而言是难忘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的他在第六次参加会试之后，排名第九十五位，有了参加朝考的机会。对于这个机会，龚自珍看得很重，面对“安边绥远疏”这道天子考题，龚自珍更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才思，他根据当时的边防状况，大胆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以洋洋千余言，表达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这纸答卷最终却以“楷法不中程”为由，未列优等，再次被朝堂忽视。尽管此后龚自珍也算在京城做了闲曹小官，但毕竟与其胸怀的凌云之志相去甚远，二十年的岁月蹉跎，最终却因书法不合规范而失去成为宰辅之材的可能，龚自珍只能拭一把热泪，徒唤奈何。

时间走到己亥年，这一年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北京城乍暖还寒，时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抖一抖身上的寒霜，挂印辞官，悄然离开了他生活了二十年的京城。“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悄然离京的龚自珍看似走得很匆忙，其时心中的去意已盘桓多年，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说：“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 ，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乃乞养归。”这段文字基本可以看作是龚自珍辞官离京的原因。

“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五》） 这首诗是龚自珍离京南下路上写下的第五首诗，虽然脱离官场，但龚自珍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日后会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句；而更让龚自珍不曾想到的是，当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当归隐林泉一路南下，这位大志难申的诗人，已经在文字中找到了可以任意驰骋的天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老家，一路上，他经河北，过江苏，出淮浦，入扬州，几乎无日不为诗，无物不入诗，完全将诗歌作为自己抒发胸臆的载体，尤其是在江苏镇江，龚自珍更是面对滔滔江水，濡笔立成，写下了这首千古传唱的佳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这首诗，堪称龚诗中分贝最高的作品，在奔涌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面对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发出的响遏行云一般的呐喊，这种呐喊卷集着层云，夹带着风雷，而他的出发点，决不是出自对个人命运的自哀自怜，而是出于对家国命运的大关怀，出于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盼，他希望的是，“天公重抖擞”，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大情怀，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回溯一千年前，与在破蔽的茅屋中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形成对应，都是时运不济的诗人，都是一生漂泊的思想者，两人站在历史长河的两端，已经用他们声震寰宇的呐喊，完成了精神的对应，掀起了巨浪狂澜！

由此，“己亥”,注定成为诗人龚自珍专属的年号。在己亥这一年间，龚自珍先是辞官南归，继而又接眷南归，往返九千里，伴着九千里路云和月，龚自珍曾自言，“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中有留别京国之诗，有关津乞食之诗，有忆虹生之诗，有过袁浦纪奇遇之诗，刻无抄胥，……乃至一坐卧、一饮食，历历如绘。”可以说九千里征途，对于龚自珍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是一个叩问的过程，更是一个将心绪由郁闷转向平和的过程，他将诗歌创作完全当作了自己羁旅行役的心灵之约，一个个跳动的文字，腾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的各个路口，最终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数量最多并独领风骚的大型组诗。当龚自珍为自己这部创作于路上的诗集以《己亥杂诗》定名，他也许不会想到，在那个诗人寥落万马齐喑的时代，自己已经将“己亥”变成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年号，这个年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龚自珍死在49岁的盛年，彼时，他刚刚归乡不久，《己亥杂诗》也才修订完成，但就在一切归于平静之时，他却神秘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可谓众说纷纭，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几乎是一致的，他被史家誉为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是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自他之后，波及魏源，中经谭嗣同、康有为、蒋智由、再到南社诗人柳亚子、苏曼殊乃至秋瑾和早期鲁迅等人的诗歌创作，都在以倡言变革、呼唤风雷、冲破藩篱为诗歌的轨迹。“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对龚自珍做出的这番评价，决非过誉之词，而是源于一份发自心底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