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放(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1917年至1923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历史记载

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急先锋”，他的故乡为徽州绩溪上庄。

胡适是一个“徽州味”很浓的人，极重乡土情怀，新文化运动翻腾澎湃时期，非常关注家乡绩溪的变化，通过书信和人员往来了解人们对“新文化”的态度，时刻不忘推动家乡社会的发展进步。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家乡和青年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初年，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绩溪的青年才俊得到突然“爆发”，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群体。

他们有：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胡适的族叔“徽州才士”乡贤胡近仁、“湖畔诗人”汪静之、作家及翻译家章衣萍和章铁民、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程本海及诗人胡思永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罕见的“绩溪现象”。

无疑，这些人所获得的成就与胡适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把1917年至1923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历史记载梳理如下，以便于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胡适。

“开风气的新文化传播者”汪孟邹。

汪孟邹，绩溪城内白石鼓人，比胡适年长14岁，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因胞兄希颜的关系结识了陈独秀，1904年3月21日帮助发行第一期《安徽俗话报》，之后成为该报的发行机构，这份安徽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笔锋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二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1913年，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了亚东图书馆，在这里，胡适结缘了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时代的文章，两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亚东图书馆，当时被人们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坚持新书业，出版新文学书籍，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书馆经销北京大学出版的书籍，发行《建设》《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杂志，出版了《孙文学说》《尝试集》（胡适）、《三叶集》（郭沫若）、《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文、史、哲、数图书11类28种，还有俄罗斯小说等译著。经售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主办的《政治周报》（主编）、中央机关报《向导》等革命刊物。

汪孟邹虽然年长胡适，但两人具有共同语言——持有维新思想、倾向进步的有志青年，另一个则是乡亲情谊。胡适充分利用他的人脉资源帮助了汪孟邹的“亚东”。“亚东”艰难地度过了从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困难时期，到了五四前后才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路，后来顺利地达到了1926年的黄金时期，这里面就有胡适的大功劳。

这些年中，胡适在“亚东”印刷发行好几部高质量的著作，如《尝试集》《胡适文存》（初集、二集）、《先秦名学史》（英文本）、《四十自述》等。据统计，1919—1922年这四年中，胡适著作出版几乎占了“亚东”这几年全部出版物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尝试集》是当时“亚东”出版的三种畅销书之一。

胡适还介绍了一批当时知名的教授、学者给“亚东”，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刘文典、俞平伯等。有了这些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亚东出版物的高质量就有了保证。2000年版《上海出版志》记载：“亚东共出版了300多种书，是五四前后出版销售新书刊最多的机构之一。”

古典小说使用新标点，第一人汪原放。

汪原放，汪孟邹之侄。13岁进了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不久，调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对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之创举与胡适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的。1917年底，他在胡适家（去北京学习打字）住了一个多月，在胡适指导下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从此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而在他的标点工作中，胡适始终是最有力的支持者。标点本《水浒传》出版之际，胡适写作《水浒传考证》，开篇便指出这一工作的伟大意义：“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了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此后，汪原放标点的几乎每一部古典小说，都有胡适作序。1920年胡适为汪原放标点、分段的《儒林外史》写了《吴敬梓传》放在前面，1921年还为汪原放标点、分段的《红楼梦》写了《红楼梦考证》和《考证后记》载入书中。

之后，汪原放陆续标点、分段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古典名著10多部，开创了我国标点古籍的先河；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以及《伊所伯的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鲁滨遜漂流记》等外国小说、寓言故事。

2000年版《上海出版志》记载：“五四运动以后，亚东图书馆首创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统称‘亚东本’），风行一时。”2009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新中国60年杰出出版家”，汪原放光荣当选，评语为：“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译，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古典小说使用新式标点并进行分段的整理工作者。”

“徽州才士”乡贤胡近仁。

胡近仁，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一个没落徽商家庭，世居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族叔，19岁中秀才，当地人称“神童”，曾任绩溪县佐治员，县署第二科科长，县志馆编辑员，为时期绩溪名儒之一，胡适誉其为“桑梓文人魁杰”。胡近仁比胡适大5岁，从小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兴趣相近，胡适爱看小说，胡近仁家中有不少藏书，还经常到外面借书来看，由此两人提高了白话文的语言能力。

后来胡适走出家乡出国留学，成长为现代学术大师，胡近仁因家庭的原因，一直生活在徽州故里，两人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一生书信来往不断，已经公开发表的就有60多封，内容从家庭事务到学术研究、史实考证、文字改革、甲骨文研究和诗词唱和等，无所不有。

1920年代，胡适在上庄创办私立毓英小学，募捐、筹集办学经费，担任名誉校长，校长则请胡近仁担任。20年（1931），绩溪县成立县志局，聘请胡近仁担任8位编辑之一，“胡适出国之前接到胡近仁来信，得知此事，非常支持。

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地图必须用新式测量，决不可用老式地图，应有地质图与地势高下图；二、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不可令人但见‘小绩溪’，而不见‘大绩溪’；三、县志必须带到上海排印，千万不可刻木板。”开放的视野，敏锐的观察，体现了胡适对家乡文化事业的支持和非同一般的用心。

胡近仁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师，在胡适及新文化的影响下，作为乡村学人，涉猎广泛，1920年9月18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我的文字研究谈》；1923年在上海《读书杂志》11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5000字的以歙县发生的一起冤假错案为素材的短篇小说《刀笔吏》，为徽州最早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之一。

胡近仁一生为徽州的族谱修纂作出了突出贡献。23岁担纲本村《上庄明经胡氏宗族谱》主纂，之后十余年间，修纂了《余川越国汪氏族谱》等4部族谱，编纂手法借鉴县志体例，成为徽州一大创举。其次，借鉴各地旺族谱体例，确定始迁祖为始祖的原则。胡近仁的做法得到了胡适的赞誉。1919年胡适为旺川《曹显承堂支谱》写的序中说：“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信的远祖一概省略。每祖各从始迁祖数起。”

“湖畔诗人”汪静之。

汪静之，绩溪上庄余川村人，比胡适小11岁，两家挨的很近。他于1921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第二年3月与冯雪峰等人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新诗团——湖畔诗社。汪静之谈到自己的人生历程时，也念念不忘胡适的提携：“五四运动一来，我就马上学写新诗。

当然开头写不好，写了几个月，觉得进步一点了。因为胡适之这个提倡新诗的人是我们家乡人，我就寄诗给他看。他看了非常高兴，马上回信，一个最有名的大学教授，给一个中学生回信，这是少有的。……到杭州后我还是继续同他通信，他总是鼓励我写。我全部诗都寄给他的，陆续寄去。

他忙得很，不是次次回信的，但是写了两三次信去，他总要回一次信。……我喜欢诗；但是得到他的鼓励，那是很高兴的，这是全国第一个提倡新诗的名人，我就更喜欢写新诗了，因此写得更多了。”

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收集新诗23首）经过胡适审阅删改并作序言，1922年介绍由亚东出版，短期内加印四次，销量两万余本，仅次于《尝试集》和《女神》，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群青年才俊，星光闪耀。

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并得到胡适帮助的绩溪青年才俊还有章希吕、胡思永、章衣萍、程本海等人。

章希吕，绩溪城内秦家巷人，比胡适小一岁。1913年毕业于复旦公学。在复旦公学学习期间，与在中国公学学习的胡适相识，并成了知己。章希吕毕业后在徽州多地担任教员，两人书信来往不断，胡适叮嘱他“不囿于校内书斋里的学习，鼓励他要将视野投向社会，向社会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1921年赴上海亚东图书馆任编辑，同胡适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担任编辑期间，帮助汪原放先生完成标点《镜花缘》的工作，使该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还参加了《胡适文存》的校对编辑工作，著有《胡适传》《哀友录》。

胡思永，胡适的侄儿，1919年考进天津南开中学。他从小喜欢文学，受白话文影响，读书之余，致力习作白话诗，18岁时，对写诗已有独到见解。曾在一首诗序里说：作诗“……十首就有八首有努力的意思，前进的意思。”“只求表出我的感触，我的意思，我的所见。”不幸因身患肺痨病于1923年逝世，年龄只有21岁。

1924年亚东图书馆由县人程仰之辑成《胡思永的遗诗》(三卷，103首)出版，胡适为之作序。序中说“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20世纪30年代，胡思永被列为白话诗草创时期的9家诗人和全国作家之一。

章衣萍，绩溪北村人，年纪比胡适小。谈起胡适对他的帮助，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中，章衣萍记述了绩溪青年学子与胡适的亲密关系：‘我到北京以后的四五年，从斗鸡坑的朋友穷得散伙以后，简直以钟鼓寺为我的第二家庭。胡先生的书籍，我们可以随便取来看览，他找书找不着，总说我们拿去了，骂了一场，又去买新的。’‘

我那时和思永同替胡先生抄书。每千字的价格是二角五分。’”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出名，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作家的。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章衣萍就爱读《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思想活跃而被学校除名，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

汪孟邹因同乡情缘，把他介绍给胡适，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给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识匪浅。

章衣萍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一束情书》《古庙集》、散文集《樱花集》等。1936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列全国作家124名，绩溪籍作家有胡适、汪静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

程本海，绩溪仁里人，胡适比他年长7岁。1917年下半年（19岁），从芜湖科学图书社转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所任编辑。1923年，在胡适、汪孟邹的倡议和发起下，旅居在沪的绩溪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绩溪学社”，“以“研究学术，介绍新思潮，建设新绩溪”为宗旨，办社刊发行省内外。程本海主编《微音》杂志。

1924年元旦在胡适、陶行知的关心下，“绩溪学社”正式更名为“徽社”，程本海继续担任《微音》月刊主编，利用业余时间坚持4年出刊35期。《微音》诞生的年代，正值“五四运动”后的大革命时期，《新青年》产生广泛影响，新思想、新文化汹涌澎湃，无形中成为办刊的动力，因此刊物宗旨明确为“联络乡谊，研讨学术，改造社会”“讨论问题皆以建设新徽州为中心”，誓将成为“徽州人的喉舌”。

胡适先生非常关心和厚爱“徽社”和《微音》，积极提供文章，多次莅临“徽社”看望社员，指导刊物出版，发表演讲，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程本海25岁担任《微音》杂志主编，29岁考入中华书局编辑所并兼任图书馆部主任，正值青春时期，风华正茂，把一个区域性的小刊物办得风生水起，在报刊如林的初期的上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受到徽州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青年才俊杰出的编辑出版能力和水平。

“五四”运动及新文化的深入开展，对绩溪社会风气产生了革命性地影响。199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徽山烽火》刊文《“五四”运动在绩溪》生动记述：“‘五四’期间，宣传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革命的进步刊物纷纷涌现。

其中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新潮》《创造评论》《安徽俗话报》等报刊通过各种途径传入绩溪城乡，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争相传阅的读物。胡适、汪静之等宣传反封建和文学革命思想的著作，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许多进步书刊在家乡广为流传，成为新文化传播发展的媒婆。

在这之前，胡适1917年冬返乡结婚和1918年11月办理母丧期间，破除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改革婚丧礼仪的举动，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给绩溪人民以启迪。五四前后，绩溪城区先后创办了‘新新阅报社’‘通俗讲演所’，首次放映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开辟公共体育场，并举行了首届新体育运动会。

与此同时，新式教育在绩溪也逐渐发展起来，所谓书院和私塾已大为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年，小学已经由1916年的25所增加到49所，学生由1271人增加到2491人。”

追寻绩溪青年才俊现象，深入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先生——觉醒年一代风气的启蒙式人物对家乡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富有价值和深刻内涵的课题。

长泽规矩也：上海的书店与出版

新文化运动105周年｜新文化运动与亚东图书馆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陈独秀

8月25-26日，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

据悉，“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甚为瞩目。

“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学术探讨会现场

本次研讨会以新发现的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系列文献为契机，围绕“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与百年思想史”、“《胡适留学日记》与青年一代的家国理想”、“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与百年新红学之路”、“一个大时代的启幕——从亚东图书馆到新文化运动”四个议题展开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红楼梦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高校及机构的专家、学者共20余位与会发言，通过追溯百年前一个大时代的文化遗珍，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挖掘百年前文化遗产之于现实的意义。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集合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外观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现而今就坐落于北大红楼。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亚东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亦有着深厚的渊源。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其前身为芜湖科学图书社。亚东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图书，创造过诸多“第一”，带来了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转型与进步。一段时期内，“亚东本”就意味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编辑出版态度。亚东图书馆首创古典小说标点本，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汪孟邹

作为一家小型私营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革命时期（1922年-1927年），这里曾作为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以及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中国近代史上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陈乔年、罗家伦等都与此地有过联系。

图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1917年，亚东图书馆灵魂人物之一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荐，“亚东”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由此经营出现转机。同年，“亚东”的另一灵魂人物胡适也进入北大担任教授，三十年后担任北大校长。1919年至1922年是亚东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几年相继出版了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尝试集》《先秦名学史》《胡适文存》,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国文作法》,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汪原放标点胡适作序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三国演义》。

胡适

目前有种说法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亚东图书馆与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曾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现场

“科玄论战”，“大家都‘跑题’了，该说的没说”

此次“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耿云志

在与会来宾研讨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学会会长耿云志首先发言。他指出重温这篇《序》自然会重温那场很重要的争论——“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

“这场争论中大家都‘跑题’了，该说的没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看法，但是具体的不一样。陈独秀是说大家应该对于科学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要作出明确的回答；张君劢在他的《人生观演讲》里摆了九种人生观证明科学都没办法，管不到它。陈独秀说这九种都逃不开科学的支配，他一一做了解释。胡适说跑题跑到哪儿去了？他说本来是讲“科学的人生观”，结果大家都没有具体详细地论述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他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自然大家就信仰科学人生观，就会放弃那些迷信胡说的人生观。”

胡适（前排左一）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及同学合照

耿云志认为陈、胡二人分歧最大的是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陈独秀说他要给书写一篇《序》一个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发现胡适这一派人批评张君劢反对科学的说法都不彻底，并劝胡适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观立场上来。胡适则明确回答：这一步我是不肯进了，不能再进了。”耿云志认为胡适（之所以这么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他认为陈独秀把唯物史观说的太简单了。二、胡适不赞成唯物史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实验主义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经验，经验这个东西既可以做唯物的解释，也可以做唯心的解释。“所以胡适说对于唯心、唯物的问题实验主义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用流俗的观点来看好象有点儿滑头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现代哲学的一个观念，我们无法详细展开。”

耿云志认为现在应该对“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需重新加以评估，“我觉得这个争论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张君劢提出来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主要是一种物质文明。他认为科学只能够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搭不上关系。我认为这个是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当时争论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这场争论过了三年之后胡适发觉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他认为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实际上是完全在物质压抑之下，人们精神上不能得到解放，而西方在物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各种需求，那才够得上精神文明。”

陈漱渝

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著名近代史学者陈漱渝发言时，先就提出对陈独秀、胡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好像是一个晴雨表，是一个标志。标志了现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我这里面讲的是研究，既不是把他们捧杀，也不是骂杀，而是给他们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你要给他们两个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你又离不开文本跟手稿，所以这批手稿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

陈漱渝回忆说自己第一次看陈独秀的手稿是大约是三十年前，“打开一把一把都是陈独秀的信，当然是（陈独秀）在四川，很多都是谈文字学的，陈独秀写了一个《小学文字勾本》，他预支了两万块钱。陈独秀晚年活得非常清贫，又活的非常之清高。”而提到胡适，他介绍说《日记》中把胡适骂得很狠，“怎么那么恨胡适呢？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像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政治家把作为内的势力，作为一个浊流代表看待；把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清流来看待，要扶植胡适，心胸比较狭窄，所以表面对胡适很尊敬，实际上很生气。”在陈漱渝看来，亚东图书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阵地，“也是一个倒霉的书店。他们赚钱得益于陈独秀、胡适，倒霉也倒在他们两个人身上。1953年，亚东图书馆被取缔了。几乎同时,创办人汪孟邹也病逝于上海。”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生活的自供状”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认为此次展览中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出现“也算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以后，这部手稿居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了，能够再现于世，的确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发言着重谈了对《胡适留学日记》的阅读心得。

“《胡适留学日记》初名《藏晖室札记》，记录时间是1911年到1917年在美国留学归来为止，出版的时候是分了17卷。胡适生前出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193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藏晖室札记》；第二个版本是《胡适留学日记》是1948年出版的；第三个版本是在1958年出的一个台版；第四个版本最新，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手稿影印出版，新增《北京札记》》和《归娶记》，这两段史料是在1917年到1919年之间。刚好这两年间胡适没有写日记，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白，就时段而言不属于胡适留学时期。”

胡适(前排右一)与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照

欧阳哲生笑言写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胡适留学日记》带有‘思想自传’的性质。胡适在他的《自序》里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自序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所谓‘绝好的’在我的理解是完全真实的呈现，没有任何虚假做作的成分。这17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裸的历史。这样的自传体书在西方可以看到卢梭的《忏悔录》、《邓肯自传》，但是在中国很少见。”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的生活的一个自供状。胡适在自序中说他记了打牌、吸烟、因为感情冲动突然变成一个徒，记了他发奋要替中国家庭社会制度辩护，记了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参加美国的政治生活，到处演说等等，还记了他的友朋之乐。在近代中国赴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成千上万，记日记者不乏有之。但是真正在作者存世的时候以留学日记题名却出版日记只有《胡适留学日记》这一部。《胡适留学日记》是（那个时代）中国留学生群体学业思想、生活、交谊的唯一记录，也是最好写照。” 欧阳哲生说。

姜异新

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在发言时，称赞“今天看了手稿非常震撼，大饱眼福。”她介绍说纸质文物寿命大约一百年，“一个世纪以前留下来，如此完整真是非常不容易。我注意到胡适用的是非常普通的美国中学生笔记本，上面印的Name、Grade、School和Class，大学生不需要写这个。胡适的书写方式是中国式的，本子横过来用，从右往左翻页，写的时候是从右往左竖写。他用的笔大多数是蘸水笔，力度大的时候有一种分杈的痕迹，很少一部分用毛笔、钢笔。并且这一部分主要出现在《归国日记》那一部分，墨汁的颜色有深蓝、浅蓝、黑色、红色，红笔大部分用来作批注。他的语言，书写当中以汉语为主体，夹杂着英文，汉语有时候用文言，有时候用白话还有很多中外符号。它的内容，用的材料非常广泛，有简报、照片、通信、便条。和友人的对谈涉猎面非常广博，全面展现他求学读书日常生活娱乐、运动、关系、交游等一些经历。胡适还提炼篇名，字课、朋友篇，有点儿像现在的手帐的意思，恰恰是现场感的体现，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虽然很注意编排，难免显得庞杂甚至无章法可循，这恰恰是文献原始的意义之所在。”

胡适留学期间与友人合照

姜异新介绍说胡适实际上拓展了日记的功能，“他把它叫做‘自言自语’，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体，并不是私密性的一己日记，也不是文学性日记，而是以读书杂记为主的思想随笔和文化记录。胡适非常有向公众表达的欲望。”在她看来，胡适主要用汉语写日记，“从最初下笔那一刻起他内心的读者就是自己的同胞，他要向祖国报道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如何浸润在西方文明里的，这样的文本非常有价值，最初是在《新青年》零星发表出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媒体发达的时代，回望《胡适留学日记》，发现非常类似于现在的博客、个人微信的公众号，可以说是新媒体写作的前身，除了不能随时互动之外，其它方面的功是有传承的。读者从中能够看到胡适强烈的求知欲、表达欲有时候一天写几千字，思路非常通达和流畅，同时显示出美国教育体系对他深刻的影响，如何一点一滴形塑学贯中西的大师。”

姜异新在发言最后，特别提到美国教育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对任何现象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胡适留学日记》也可以看到他非常有意地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怎样从一个不爱运动、不爱社交内向的学生成长为非常阳光的充满活力的留学生，重交流、互动，“文学革命”这个词就是讨论出来的，演讲课锻炼自己的演讲，还有美国非常重视阅读，不仅是海量还要速读，而且有精读、泛读和深度的阅读。胡适的阅读方法和国内相比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体现在胡适的留学日记，尤其是简报等等延伸性的副文本的材料。胡适很喜欢中西对读，如果大家看到会发现他一三五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二四六肯定读西方文学作品，比如今天读《左传》明天肯定要挑一部西方作品比如狄更斯，后天读古诗十九首，再后天又读莎士比亚，而且他是非常有自觉的比较意识，他把《安娜传》和《石头记》、《罗密欧和朱丽叶》和《西厢记》进行比较，当即就写评论，训练自己的书评式的写作，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缺乏的一种文体。”

陈独秀和胡适 “我要跟你分道扬镳，但又难舍难分”

张宝明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张宝明认为陈独秀和胡适是两位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演绎的故事在20世纪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均和而不同，但两个人又都可以称作‘君’。打一个比方，梁惠王太平庸，为啥没有叫庄子和孟子，一个汪洋之势、一个大地蓬勃的人去对话呢？如果他俩对话，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近代思想史上，胡适和陈独秀的出现就是谁都离不开谁，但一见面两个人就要吵，搞得胡适最后几次捶胸顿足，‘我要跟你分道扬镳’，但又是两个难舍难分的朋友。”

“等到他俩最后分手，各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后面近代思想史上少了一份刀光，也少了一份剑影，那种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少了，渐行渐远，让我们的思想平淡了许多。陈独秀作为一名员，一个革命党人，他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在芜湖科学读书社时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新青年》邀请胡适写稿，陈独秀也是通过汪孟邹搭桥。现在讲红色基因、革命基因，芜湖科学读书社那个小楼就是有革命基因的地方。吴樾参加了刺杀满清五大臣的行动，李克农等革命志士都在这个里点燃了星星之火。”

张宝明认为汪孟邹作为一个出版人非常会经营，“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双方赢的典型范例，有很多故事。通过《<科学与人生观>序》双序双答，他把两个老朋友引斗在一块，造成一波三折思想交锋，应该说这是汪孟邹从生意的手段、营销手段出发所做的一次谋划和策划。说到双序，更为深层地是撩拨‘双答’汪孟邹是将序言任务分到两个人的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陈、胡两个人参阅。你看看这是胡适写的，这是陈独秀写的，两个人一交换不要紧，引斗开了，就干起来了。”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左起，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在张宝明看来汪孟邹设局是“阳谋”，陈独秀、胡适“入彀”也是无可奈何，“每当囊肿羞涩要向出版商贷款，陈独秀就跑到亚东图书馆坐几个小时，直到汪孟邹说阁下是不是缺钱？于是拿一万块钱或者是一千块钱支走。就是这种关系，关系特别好。出版社这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时人眼球。好戏无需等待，就在接踵而至的‘答’，岂止是一答了之，乃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还’。如此你来我往便成了思想上的你推我搡。如果说在各自‘序’中还不曾找到共同的踏板，这一支点在‘答’中还是看到些许的希望。首先在以胡适‘附注’的形式《答陈独秀先生》。这个“答”紧扣陈独秀在序言中的结论两个层次的：一是陈独秀所说的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二是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陈独秀往外拉胡适加盟自己唯物史观一样，胡适也在拼命地将陈独秀往里拉，靠近自己科学的人生观。”

发言最后，张宝明认为陈、胡参与亚东图书馆的策划，“可以说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不仅仅是一群思想家、史学家在呐喊，思想和运动之外还有生意存在。像罗伯特·斯科特曾说，启蒙运动存在于哲学家的陈辞中，其次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或可译作‘出版商的策划中’，这样更厚道一点。我们想想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接到这样一个大命题，没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让市场和思想结合，就不可以想象二十世纪思想启蒙史，或者文艺复兴史，或者所文化史（将会由此黯然失色）。哲学家们生产思想，出版社则将思想以印刷的方式传播出去。在这个意义上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是生意人与启蒙者相结合双赢的典型案例。”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章宏伟从出版史的角度，着重谈了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间的关系，“陈独秀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至交。汪希彦早逝，临终前把弟弟托付给了陈独秀，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使得这两个人物在后面的生命轨迹中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章宏伟

在章宏伟看来，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无论是经济、金融、文化、贸易方方面面都可以说突飞猛进。“很快的，上海就在中国版图里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出版格局。1936年，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家出版机构一年的图书量占全国出书总量的71%！那个时候，上海的杂志出版数量也乎占了全中国杂志出版数量的半壁江山。所以陈独秀对这样的格局，上海的变化，可以说看得非常清晰，所以就力促汪孟邹到上海去发展开书店。1913年，汪孟邹带着侄子汪原放到了上海，在四马路今天福州路那租了个小房子，就一层，外面挂了个洋铁皮的‘亚东图书馆’牌子，这就开张了。”

“亚东图书馆的名字是陈独秀给起的，亚东图书馆的开馆序言也陈独秀写的，亚东图书馆的办馆宗旨还是陈独秀定的调子，所以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的关系，那就密切到了可以说不分彼此的地步。” 章宏伟介绍说汪孟邹对于陈独秀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很遗憾，新文化运动的标志，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本来肯定要搁在亚东图书馆啊！可限于经营理念，当陈独秀想办这么一份杂志的时候，汪孟邹觉得很为难，他首先为难经济上捉襟见肘，没有钱。另外当时《甲寅》杂志（创办人章士钊）正在他那儿，相当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所以只好把《青年》杂志联系给了群益书社，失之交臂。”

发言最后，章宏伟认为将亚东图书馆和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鼎足为三，“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拔高了。在整个出版史上，亚东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小的出版机构，出书量不多。它出的书之所以到今天我们还要念叨，还要纪念，就是因为它和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旗手（陈独秀、胡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当时出版新文化书刊它出了相当大的力，在当时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恽代英1919年冬天办利群书社，1920年办文化书社，当时都和亚东图书馆做了经销，且是陈独秀给做的担保。亚东图书馆点校白话小说，说实在话出的量不多，我觉得把亚东图书馆给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可能会更好。”

《胡适留学日记》封面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第十七册《北京杂记》（局部）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第十七册《北京杂记》（局部）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栾梦

辛亥老人汪孟邹：陈独秀的“大施主”

　　芜湖的“长街”历史文化悠久，在江城古长街中段，徽州会馆隔壁，曾有过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屋，门牌号码是“中二街二十号”。小楼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风暴，是当时芜湖乃至皖南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和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大本营。这座小楼就是“芜湖科学图书社”。

　　开办书店

　　说起芜湖科学图书社，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辛亥老人”汪孟邹。汪孟邹1878年出生于安徽绩溪，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中过秀才。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下一步就是考举人、考状元，最终获得一官半职。那么他为什么不继续考学，反而跑去办了一个新式的图书社呢？

　　1901年，汪孟邹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插班进入到江南陆师学堂，开启了新学的系统学习之路。但不幸的是，这一年父亲去世，更不幸的是，第二年兄长汪希颜又英年早逝。青年时代的汪孟邹，遭遇了父兄双亡，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徽州人习惯性走的一条路，那就是经商。

　　1903年，汪孟邹怀揣亲友的赞助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省第一个新式书店——科学图书社。当时，徽商主要经营的是茶叶、典当、盐、粮等，汪孟邹选择开办新式书店，而不走徽商的老路，这其中离不开他的恩师胡晋接的引导。

　　胡晋接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当时科举制度被废在即，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在徽州也在起步之中，开办新式书店，经营新式书籍、文具有一定的市场；芜湖距离徽州较近，又是大型水运码头，可以利用长江水运之便，从上海采购书籍资料到芜湖，再从芜湖转运到徽州。所以汪孟邹最终选定在芜湖开办了这个新式书店。书店开业之后，汪孟邹全身心投入到书店的运营中，广泛联系各地出版机构，购进大量新式书籍、文具和部分教学仪器。当时书店除了卖教科书外，还有许多新书报。例如黄藻的《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创办于1896年的《苏报》、1906年创刊于东京的《复报》，还有新小说、名人小传、翻译的外国小说等等。

　　结交陈独秀

　　在汪孟邹的出版事业中，有过多任合伙人，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中国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两人从1903年结识，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汪孟邹自始至终都是陈独秀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援助者。也正是因为汪孟邹的大力支持，陈独秀才能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

　　1903年，陈独秀来到芜湖，住进了科学图书社的小楼，他白天在赭山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任教，晚上则挑灯夜读，专心编辑《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1期顺利问世，由于汪孟邹的大力宣传，同时报刊的时事性和新颖性也很强，一时之间风靡全国，销量一度达3000份，居海内外各报刊发行之首。在这段编辑发行的时间里，汪孟邹和陈独秀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虽然日子过得艰苦，每天只吃两顿稀粥，但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独秀还为汪孟邹题写了“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对联，这副对联后来被汪孟邹挂在了科学图书社小客厅。

　　可惜好景不长，在度过报刊发行的蜜月期后，《安徽俗语报》开始陷入低谷，一方面陈独秀的恩师胡子承对陈独秀的办报持反对意见，甚至写信批评他的这种办报行为；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环境动荡，吴樾刺杀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失败，激起了陈独秀停办报纸，决定以实际行动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安徽俗话报》后又因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报刊虽然只办了短短23期，但却起到了传播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和组织革命的作用，对20世纪初的人文社科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短暂办报合作，为两人积累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为日后《新青年》的发行奠定了基础。

　　再办亚东馆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陈独秀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建议，来到了上海市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后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再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1919年，亚东图书馆迁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发行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老战友”汪孟邹这里了。汪孟邹为了杂志的发行四处奔波，为它联系承办单位，同时积极联系社会名人踊跃投稿，如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先后来稿。亚东图书馆自然也就成为杂志的第一批代派处，一时间《青年杂志》风靡上海，甚至出现青年学生人手一本的壮观情景。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后来，陈独秀把《每周评论》和《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芜湖科学图书社旧址

　　宣传新文化

　　大革命时期，科学图书社成了芜湖特支的活动据点，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和部分店员都先后加入了中国。汪孟邹本人虽然没有入党，但是一直以一种“特殊党员”存在。

　　1927年，北伐军发展到长江流域，芜湖科学图书社由于和许多进步人士有联系，同时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当时在武汉中央出版局担任局长，因而，中央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店和芜湖科学图书社挂上了钩。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书店独家销售汉口长江书店的书籍，《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都是极其畅销的书籍，书到一批马上就卖光。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进驻芜湖时，军政治部的一个军官到该店买书。当他看到一间小小的店堂里拥挤着购买革命书刊的人群，笑着说：“这个小书店抵得上一个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四一二”时才停止。

　　鉴于科学图书社在历史上的地位，店庆20周年之际，众多文化名人纷纷来信来稿，如陶行知曾书：“赈济20年学术的饥荒”；胡适题词：“给新文化做了几十年的媒婆，为旧世界播下数千颗逆种。”这是对芜湖科学图书社几十年来实践的高度总结。1937年日军进犯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迫歇业。

　　1950年，全国出版界会议召开，主席盛情邀请汪孟邹出席，但汪孟邹因年纪已大，加上身体欠佳，只好婉言谢绝毛主席的邀请。1952年，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不久后，汪孟邹在上海逝世。（汪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