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网名字大全(起网名字大全免费女生个性)

菜鸟还是做了自营快递！起名“菜鸟速递”，硬碰顺丰京东，这把能稳赢？

菜鸟最终还是做起了快递。6月28日，菜鸟集团宣布推出自营的品质快递业务菜鸟速递，由服务天猫超市的配送业务升级为全国快递网络，并提供半日达、次日达和经济仓配三大产品，正面刚顺丰、京东物流之心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当菜鸟拿下淘宝天猫的中高端件，通达系快递的下一个路口又在哪？

强化时效、服务 推出三大产品

6月28日，在2023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据菜鸟集团CEO万霖介绍，菜鸟速递将推出三大重点分层产品，包括优选仓配、智选仓配和经济仓配。据了解，优选仓配提供半日达且送货上门的品质服务；智选仓配是菜鸟与申通合作，提供最低3元的经济价格以及次日达服务；经济仓配则覆盖全国产业带，主打极致价格。

简而言之，这三大产品主要以仓配资源的差异性来切入不同的客户群。一位接近菜鸟的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总结，优选仓配使用的是菜鸟的自营仓库以及自营快递菜鸟速递，主打中高端客户。智选仓配使用菜鸟自营仓库和申通的分拨干线能力、配送能力。经济仓配则是菜鸟租赁的仓库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进行组合。智选仓配和经济仓配针对的都是中小商家。

除了上述三类B2C仓配产品，北京商报记者还注意到，菜鸟在B2B仓配上也有涉足。资料显示，品牌商家的货物运输到菜鸟的电商区域仓后，可通过城市仓周转至菜鸟共配中心，最终抵达末端店铺如便利店、KA商超、商圈等。而送仓服务中菜鸟也提供整车、大票零担、小票零担三种模式。

若是回顾过往，自丹鸟诞生起，菜鸟做自营快递的苗头便昭然若揭，先后整合了万象、昇邦、东骏等多家落地配企业，2019年5月，菜鸟推出落地配品牌“丹鸟”，服务于天猫超市，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紧接着，2020年4月，丹鸟获得了全国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2022年8月，菜鸟又将“丹鸟”改名为“菜鸟直送”，将送货上门服务从天猫超市扩大到天猫国际业务，并逐步扩大商家、品类的服务范围。在今年2月，北京商报记者便注意到一些淘宝C店商家尝试用菜鸟直送发快递，货物流转涉及到菜鸟多级分拨中心。彼时，部分北京菜鸟直送的站点已经在送一小部分来自天猫超市、天猫国际之外的包裹。

明面“抄作业” 对标顺丰、京东

以构建仓库群来缩短目的地城市的配送链路，提升履约时效，菜鸟速递的“作业”可以说几乎照抄了京东物流。一方面，菜鸟与淘宝天猫的关系，与京东和京东物流相似，前者作为物流基建承接电商平台的庞大商流。另一方面，京东物流以仓配模式起家，在十余年的实践中稳固了限时达的用户心智，特别是在3C数码、家电等高价值品类派送服务上，获得了大量用户的好感。在疫情期间，京东、顺丰又以直营体系的管理调度优势占据了市场高地，这很难不让菜鸟和阿里难受。

亲自下场做快递，菜鸟速递服务基本涵盖了全重量级包裹，可谓野心不小。据了解，按照货物大小，菜鸟速递以单票10KG以上划分为大件包裹，中小件服务区间在500G-10KG，而微小件则是为美妆、服装等行业提供的500G内的专属产品。

不过，从仓配和干线资源来看，菜鸟依旧和京东物流、顺丰有所差距。数据显示，目前，菜鸟全国仓配枢纽有7个，仓库数量超过230个，仓库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米。菜鸟速递的一级分拨中心有13个，7500多条运输线路中自营占比三成，还有5000多个终端站点和5.3万名快递员。

相比之下，在2022年底，京东物流的仓库数量已经运营超过了1500个，约90%的京东线上零售订单能实现当日和次日达。而顺丰作为全网型快递，其强项是布局于全国的密集运输网络形成的时效壁垒。其中，顺丰国内运输线路超过了12万条，枢纽型中转场达到39个。

“菜鸟速递的快递员资源基本是来自丹鸟。”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尽快赶超京东物流和顺丰，菜鸟近几年还收购了北领科技和心怡科技两家公司，获得了大量的仓储资源，目前菜鸟已经能实现全供应链路流程的把控，模块化地提供物流服务。“通过数字技术，菜鸟能在装箱、包材等环节承诺为商家减少上百万元的物流成本，这也是菜鸟招揽大品牌合作时拿出的吸引人的点。”他说道。

天眼查显示，深圳市北领科技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由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以下简称“菜鸟供应链”），而浙江心怡供应链管理公司成立于2004年，菜鸟供应链持股78.14%。据了解，这两家被收购的企业在仓库运营、数字供应链技术、跨境网络上均有较深涉猎。在2019年7月，心怡科技的仓配网络就已覆盖全国超过350个城市。

一位经营家居品类的商家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菜鸟起步比顺丰和京东物流晚，可以看到顺丰通过20多年的经营能力，已经能将物流成本降到较低位置，因此菜鸟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要高于顺丰的。虽然企业会尝试和第三方物流合作，来减轻成本，但在服务质量上很难得到保障。

搅动快递格局 菜鸟上市前求变

回想2013年，马云放言“不碰快递”，并在数年后持续以资本入股控制通达系快递时，彼时的快递行业正处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圆通、中通、韵达、百世等快递迅速做大体量。然而，时至今日，当电商企业内耗于存量厮杀之时，收货体验作为购物链路的重要环节，直接与用户复购率挂钩，无疑是电商抢夺用户的必争之地。而时效和服务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快递企业例如百世，也面临被阿里抛弃的结局。

颇具意味的是，就在菜鸟推出菜鸟速递的6月28日，中通宣布中通标快服务升级，正式在北京、上海等全国66个大中型城市推出“送货不上门必赔”的服务。一位物流资深从业人士认为，中通该产品可能是过渡产品，之前菜鸟就有要求推动合作伙伴送货上门，趁着菜鸟速递还没推出，可能是淘宝天猫拿通达系企业做实验。

或许早在2014年5月，这场物流实验就已经开始了。彼时，菜鸟上线首张菜鸟电子面单，将混杂的面单格式统一，既显著强化了快递作业效率，也无形中提升了对快递企业数据和服务的把控力。2016年，菜鸟上线菜鸟裹裹App，做天猫退换货场景。2020年9月，其又新增了用户寄件功能。虽然用户在菜鸟裹裹上寄取件更方便了，但对应的通达系快递也逐渐处于被动挑选的位置。

“菜鸟速递推出，说明淘天集团已经将快递细分化了，把高端件给菜鸟做，低端件给通达快递，类似于拼多多里的顺丰和极兔，而顺丰与极兔又联姻了。能有想象空间的就看抖音和快手。”上述从业人士还指出，这也预示着通达系快递要想做电商高端件市场，将面临不小挑战。

万霖表示，今年菜鸟除了国内快递全新升级外，还将提供国内供应链多层次产品，并在海外重点区域深耕，加速国际快递布局。据了解，会上，速卖通和菜鸟联合宣布，将在今年内正式推出“全球5日达”国际快递快线产品。

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认为，菜鸟独立发展并走向资本市场，面临提升服务品质等考验，仅仅搭建数字化平台已经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快递供需矛盾，也不足以应对竞争对手的变化。一方面，天猫淘宝客户的快递需求层次分化日趋明显，菜鸟仅依赖第三方快递，消费者的体验比京东快递、亚马逊物流等直营化电商物流就会差一些。

“另一方面，十年前，电商平台中只有菜鸟是开放性物流聚合平台。十年后的今天，京东物流也在开放，并吸纳包括申通、圆通等阿里系快递资源。同时，抖音电商推出了开放物流平台音需达，与各类快递企业合作。这种情况下菜鸟需要‘因需求而变，因对手而变’，构建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数字化物流生态体系。预计快递市场的整合发展还会加码。”杨达卿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63年前，一群渔家妹冲破禁忌闯出北部湾传奇

曾任外沙妇女号副轮机长的黎秀英（左一）在船上洗鱼（资料图翻拍）。记者黄耀滕摄

曾任外沙妇女号船长的黎玉芳保存的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记者胡佳丽摄

图为曾任外沙妇女号辅导员的杨明凤年轻时（资料图翻拍）。记者胡佳丽摄

图为外沙妇女号船员在船上拉网（资料图翻拍）。记者黄耀滕摄

破晓时分，天麻麻亮。北海电建渔港内一艘艘渔船回港靠岸，一群群商贩涌向岸边海鲜市场，卸货的号子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里是我国传统四大渔场之一的北部湾渔场。

“今日起网百几担哩，鱼虾蟹鲞满船爬啰。叫声炊事准备好哩，工作完毕食晚饭啰。”84岁的周廷珍唱着疍家咸水歌，也唱着自己和姐妹们的传奇。

63年前，北部湾诞生了一支妇女海洋捕捞船队——北海外沙妇女号，周廷珍是其中一位船长。这些女船员驰骋远洋捕鱼生产，开创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先河。

她们是海的女儿，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滋养着一代代渔家儿女。

妇女闯出一片海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63年前，也是这样的清晨，在同一个渔场的外沙港，外沙妇女号扬帆起航。

1958年7月17日，当一对破旧风帆船起锚的那一刻，船上21位妇女无比激动，她们翻开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的第一页。

20世纪50年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激励下，从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女飞行员到女船长……中国女性的职业潜能得到空前大解放。

外沙妇女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而生的。“这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男女同工同酬体制下诞生的一支妇女远洋捕捞队。”原外沙公社党委副书记谭大庄说，妇女号的组建冲破了女人不直接从事捕鱼生产的传统禁忌。

“吃死米，坐沉船”，这是形容女人上船不吉利的当地话。船员杨明凤说，即便是以海为生的疍家人，过去女人出海都是做炊事员，是不到甲板上直接从事捕鱼作业的。

一群女人冲破藩篱出海打鱼，不能单凭一腔热情。远洋捕捞不仅要掌握升帆掌舵、拖网起鱼等技能，还要应对恶劣天气、机械故障。航行之初，公社为妇女号挑选了10名男社员，安排在大工、副大工、桅尾工等重要岗位，为妇女号提供技术支撑。

“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我们硬着头皮上船边学边做，后来也有女人担任部分重要岗位。”周廷珍刚登船时21岁，从1958年底开始担任船长，直至1982年妇女号解散。她白天练习上桅杆，夜晚行船时与大工学使舵。

周廷珍说，在苦学技术外，女人出海要过三关：家庭关、晕浪关、讽刺打击关。

生了娃的女人，最难过的是家庭关。不少船员妈妈都有过带孩子上船的经历。周廷珍背着孩子上船作业，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就寄养在亲戚家。

风浪一起就晕船的反应，杨明凤至今还克服不了。“那时一边吐还要一边吃，不吃东西哪有力气干活。”说起这个，杨明凤条件反射地咽了咽口水。尽管她1979年已上岸，她和一群新船员每次吃饭都要将一个提桶放在脚边装呕吐物的画面，时隔42年仍挥之不去。

“女人出深海真是笑话，在岸上缉麻、织网、做家务还差不多。”“妇女出海，我看连菜鱼都捞不到吃。”“大风浪来时她们又要我们去帮助，耽误我们生产时间。”周廷珍坦言，妇女号热闹出航的背后，还伴随不少冷言冷语。

“妇女号的生产证明，女人不能出海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北海市档案馆内，周廷珍的一份发言材料写着：1958年，妇女号诞生的第一个年头，共捕鱼2151担，成为全市产量最高的一对渔船（妇女号两艘一对）。1964年，由于筹建机帆船9月份才投入生产，第四季度生产1497担，完成计划的95%。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周廷珍非常自豪。

风浪一过，当其他船队还躲在港口望风时，妇女号已经起锚出港。风帆船没有风行不了船时，妇女号的船头船尾排满了人，拿着各种各样的钓具开启钓鱼竞赛，这使得妇女号在无风情况下依旧有产量。

喊着“长摆海，争海工”的妇女号，常为了提高产量而延长海上作业时间。起初的风帆船最长出海半年不回航，由外沙大队派出一条大运输船，运送油盐米等补给过去，再把鱼货运回来。后来的机帆船，一个月航行两次，回港后是第一天休息、第二天取冰、第三天出海。

妇女号的荣誉在《北海市志》（2002年版）可窥见一二：1958年12月，外沙妇女号渔船荣获“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71年，外沙大队被原国家农林部评为“全国19个渔业先进典型”之一。

妇女号有3名船员产生了4种代表身份：周廷珍是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黎玉芳是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秀英是全国群英会代表。

“响应号召上船时，哪能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渔家妹，有一天能够到北京参加会议，还获得荣誉。”苍老的双手摩挲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72岁的黎玉芳感慨。

劈波斩浪的岁月

两船相隔二三十米，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风浪不会袒护女人的船。常年海上作业，她们不畏惊涛骇浪，妇女号依旧闯深海、战风浪。

搭载她们乘风破浪的船只，在大风浪中是脆弱的。妇女号使用的第一对风帆船是破旧的儋州船，遇到大风浪，海水不断往船内漫进，船员就要不断往船外戽水。为此，她们自嘲“一日戽水一千几百斗”。

用风帆船打鱼，既常见又危险的动作是“过卡”和“回卡”。两条渔船搞拖网作业，每次起网，下网的“母船”要放几个人到不下网的“公船”里帮忙。抓住桅顶垂下的绳索，从“母船”荡到“公船”是过卡，反之是回卡。

周廷珍介绍，两船相隔的距离在过卡时有20多米，回卡则有30多米远，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当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廷珍，谈起曾经遇到的12级台风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961年9月间，台风报告骤然升到12级，原本在北部湾作业的妇女号驶进小港抛锚，没过一会儿绳索和铁锭就被巨浪打掉。

渔船随着巨浪飞出去，在即将被一块大石头撞破、千钧一发之时，掌舵者使尽力气转舵，恰恰躲开。“算是从阎王爷手里讨回了命。”周廷珍说，而这场风暴带来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风力剽悍，渔船不受控制，只好从船头放网，等网张开刮着水，让船不要“飞”得那么快。“当时我们已经换了第二对风帆船，是全大队抗风能力最强的马罗船，在海浪滔天中只能算是大海中漂浮的洗澡盆。”周廷珍说，一波大浪过去，8只小艇就被吞噬了6只。

随风漂流的渔船，遇到近半海里的暗礁，既没有浮标也没有灯光。“突然间，船头有人喊渔船下风角有块颜色不一样的水域。那就是暗礁，快要撞上了！”周廷珍说，后一只渔船船头跟着前一只渔船船尾拼命转舵。就这样又躲过一劫。

船漂到一座小港时，大家又面临生死攸关的选择：是在这个小港抛锚过夜，还是离开去安全的港口？周廷珍说，尽管前行航道很窄，妇女号最终决定继续前行。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同样来自北海的另外两条渔船选择停留在那个小港，在回风时沉没了。而一路经历十几个巨浪的妇女号，被顺势推进港口。“后来我听说，很多渔民在那场台风中失踪，妇女号失联好久，家里人都以为我们……”说到这里，周廷珍陷入沉默。

“每次经历危险后，大家都会问妇女号还敢出海吗。我们当然还敢，以海为生的疍家妇女可是海的女儿。”杨明凤说，不少姐妹即便怀有身孕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直至临近分娩。

也有来不及回港生孩子的。一次航行中，未到预产期的张华凤突然感到肚子阵痛，妇女号立即掉头返航。走了十几海里，新生儿就已娩出。在海上诞生的这名男婴，被他的母亲取名“海生”。

黎玉芳的小儿子杨海韵是回航第四天诞生的。“你知道挺着大肚子在船上摔跤像什么吗？”黎玉芳双手比画着，“像个皮球在甲板上轻弹”，甚至还掉下过桅杆。

“轻伤不下火线”，是船员们的共识。几乎每位船员都受过伤生过病，但没有一位船员提出让缺医少药的渔船提前返航。

5级风浪不回港，6级风浪照撒网，7级风浪勉强生产，8级风浪回港避风。这是妇女号的工作常态。

渐渐地，妇女号开始用“机械武装自己”，去对抗风浪。在载重70吨的机帆船作为第三对船被淘汰后，第四对船是载重84吨的冰鲜船，即带冰出海生产冰鲜的机帆船。“当时整个广西集体渔船里，我们妇女号就是第一对冰鲜船。”黎玉芳经过了专门培训，驾驶机帆船。

岁月更迭，船和人都在更新换代。人与大海的关系也愈加熟悉与和谐。周廷珍说，妇女号出海24年，共使用两对风帆船、两对机帆船，历经200多名船员，没有出现重大事故和人员伤亡，每每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妇女号上岸后，船员们各奔东西，或从事渔业加工，或照顾儿女，共同劈波斩浪的耕海岁月，在平淡的生活中已成为最有滋味的回忆。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杨明凤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同一天提交的还有上船申请书。申请日期她张口就来——1976年9月11日。

由于一些女船员过不了家庭关，纷纷上岸，妇女号一度人手短缺。为此，时任外沙大队团总支副书记的杨明凤带头申请上船。提交两封申请书的第三天，杨明凤如愿登上妇女号。与她一起递交申请的，还有10名高中毕业生。就这样，妇女号度过了人员难以为继的关口。

在妇女号工作期间，一次杨明凤头部受到重伤，当场不省人事，醒来后只是简单处理伤口，第三天就开始干活。“我怕影响生产不愿意返航，就装作没事的样子。”杨明凤说，15天后返航，她才匆匆去买了两瓶药，以至于留下伴随多年的眩晕症，如今年纪越大症状越重。

妇女号船员们说，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船员黎秀英是一名群众，最佩服的人是黎玉芳。在黎秀英眼里，黎玉芳不仅精通船上工作，还有胆识，有什么困难都冲在前头。一次，渔船机器故障，需要去另一条船上拿零件。风急浪高，黎玉芳乘坐的小艇几次被翻涌的浪头抛起，她硬是凭着过硬的摇艇本领，顺利完成任务。

“船摇一寸，桅摆三尺。”一次，当狂风暴雨把船桅扯帆的绳子打断，黎玉芳二话不说爬上十几米高的桅杆，在令人眩晕的摇晃中把断绳接好，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黎玉芳说：“我是员，在危难时刻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971年上船前，黎玉芳还是一名女民兵。“党吩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当时我还没有入党，但我们年轻人服从党的领导。”上船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76年还担任了船长。

每一任妇女号船长都是员，她们在船员中开展“一队红”“人人红”比学赶帮活动，掀起学技术新高潮。

杨明凤上船后担任辅导员，指导船员看书读报。黎玉芳上船前并不认得几个字，最先学会的是“中国”。黎玉芳说：“我上妇女号后，有文化的姐妹教读书，才会写自己的名字。”

先进思想潜移默化地润泽船员，吸引亲眷加入妇女号队伍。在船上，有母女，有姐妹。黎秀英就是被大姐黎秀莲吸引而来的，“大姐曾在妇女号上担任轮机员，我非常羡慕，就主动申请上船。”后来黎秀英成为副轮机长。

《北海市渔业志》记载：“继1958年7月17日外沙妇女号扬帆出海后，女人涉足集体海洋渔业长航生产已是常事。”

据介绍，目前北海市有渔业从业人口约21.4万，其中女性6170名。

在以旅游闻名的北海市涠洲岛，64岁的周万娇一直与丈夫结伴出海打鱼，从1984年坚持至今。夫妻主要打捞游客喜欢的海鲜，为一家人带来不错的收入。她所在的滴水村，也有不少像她一样的渔家妇女。“说女人出海不吉利的话，现在听不到了。”（记者胡佳丽、黄耀滕）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颖的网上取名字好听大气-可爱点

如今都是新生代父母，有着非常独特新颖想法，都会给孩子取一个独特的名字，今天可爱点小编分享一些网上取名字内容，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楷翔

熙盛

浩伦

楠智

川尧

商轩

靖杰

新捷

强齐

祺凯

彬哲

千尧

苑睿

浩然

浩睿

熙寒

绍峻

振豪

彬齐

楠雄

苑元

伟超

鼎顺

浩峰

浩凌

晨杰

鼎凯

苑荣

国瀚

晨超

若原

浩渊

熙凌

荣君

银泽

嘉材

楷峻

靖轩

豪江

琪轩

玮霜

诚宏

敬恩

祺轩

睿余

福辰

熙刚

千峻

福江

楠耿

银江

敬恒

圣峻

本篇网上取名字就到这了，还在为名字发愁的家长们不妨参考参考。

长江最后的渔民：禁渔10年，28万渔民如何弃水上岸？

​（一名渔民拉起船头的柴油机，准备出湖。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长江最后的渔民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19.12.9总第927期《中国新闻周刊》

张元州结过两次婚，有7个孩子。

他1952年出生，生在鄱阳湖的一条船上，打了一辈子鱼。早些年，渔民不知道什么叫计划生育，第一任老婆给他连生了五个男孩后，失足落水，没了。第二任老婆又给他生了一男一女。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他是江西省都昌县的第一批渔民。这些渔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没读过书，很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不少渔民祖辈世代打鱼，除了开船、收网和辨认各种鱼，没有其他技能。他们视水为田，一辈子不愿离开，也不敢离开。

“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来越恶化，这是个恶性循环。”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刻。2019年1月，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年。马毅在渔政系统工作了30年，他感慨：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的禁捕管理，涉及这么多渔民的退捕工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他去查国内外的资料，找不到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长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纵贯8100公里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没有方向。

​（渔民正在鄱阳湖岸边晒鱼，以体形很小的棍子鱼居多，间或有银鱼，晒干后比活鱼卖的好。棍子鱼便宜，10元/斤，银鱼少见，也卖得贵，能卖到800元/斤。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四个月和十年

黄昏的时候，鱼在动，人也在动。詹定林双手的指节绷紧，手腕发力，向上一甩，一下就将50米长的渔网放了下去。船晃了一下，他也跟着晃了一下。

作为一个打鱼快四十年的老渔民，他有一双粗砺的手。这是一双典型的渔民的手，深褐色，深深浅浅的印记，有些是勒痕，有些是被网或铁皮刮出的口，还有些是摘鱼时为了钩住活蹦乱跳鱼的鳃，被锋利的边缘割伤。

接近腊月天，湖面温度低，气温只有零下2℃。寒冷让詹定林干起活来浑身没劲，他急忙把两只手搓了搓，又放在嘴边哈了口气，气很快凝结成雾。往常下了网，詹定林就会在船上放一个板凳，裹上袄子，坐下看天渐渐变暗。在湖中央，县城的灯光透不过来，黑得纯粹，但他不怕。

渔民最怕的是风浪。果然，风向变了。

2018年底，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国家即将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从以前的春季四个月禁渔延扩到全年。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属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在都昌，县辖24个乡镇中，21个沿湖，湖岸线绵延185公里，涉及鄱阳湖1/3的水域。总人口83万中，1万多是渔民。对终日“以船为家，以水为生”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9年开春，消息得到了证实。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目前，我国共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指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将分步骤实施，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将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个省没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渔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7.8万人。

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出，除此之外，对一些地方认定的重点水域，还可以有自主权扩大禁捕区。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根据2019年9月发布的《江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长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与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时间同步，提前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村支部书记在村委会上宣讲政策，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积极转产上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二十多个人参会，和以往的很多次村会议一样，出席的人数寥寥。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影响太大了，全大队村干部全体出动打电话，确保通知到每家每户。

很快，省里也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块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

禁捕和偷捕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渔民从困苦的六七十年代，进入全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的改进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各种马力的机帆船穿行于鄱阳湖的水域间，捕捞用柴油机也代替了人工推绞车起网，大型连网开始普及。

鱼好打，也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越盖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

采砂看上去对渔民的影响不大，反而会让鱼更好打一些。采砂留下的洞变成一个个水坑，有的深达几十米，在枯水期，成为天然渔场，鱼不会随着水迅速退走。渔民在这些坑里捞，一捞一个准。而且，采砂时，大型机器把沙子抽出来，湖水变得浑浊，鱼看不清路，无处可逃。

但实际上，过度采砂给湖泊带来了灾难。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2001年~2010 年间，鄱阳湖采砂面积达260.4平方公里，重量上相当于 1955~2010 年以来鄱阳湖自然沉积量的6.5倍。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渔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鱼，说明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在都昌，电网打鱼学自江苏，嫁过去的渔家女儿、两边走的亲戚带来了这个技术。和江浙等地相比，江西用电网要晚了几年，但普及很快，因为效率惊人。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形势逼人。”林青山说。

他今年42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打鱼。成家后，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和城里人一样，我也想让孩子读书，渔村也想有变化，但变化只能靠自己。”渔民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小孩就不能读书”，林青山很无奈。

每到深夜，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一张电网下去，大小鱼全死光，没捞起来的也死在湖底，少数存活下来，性腺发育也受损，繁殖能力基本丧失。高压电流下，虾、贝壳、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和渔民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能理解渔民的苦处，但在打击电网上，他从未放松。近年来，打击电网有了不错的效果，但执法难度依然不小。像电网这种非法捕捞工具，都是渔民自制。在网上买了发动机、柴油机和网，穿两根铜丝进去，再用绳子一绑，就可以下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对电鱼、炸鱼、毒鱼等行为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法》均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打击电鱼的效果不佳。

像所有的县域治理难题一样，打击“酷渔滥捕”的一个基层困境是：熟人小社会里，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位渔民和渔政人员对此说得坦诚。有时候考虑到渔民的困难，只要不太过分，当地渔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时，暴力抗法的一般都是外地船，本地渔民被抓到，一般都是求情，因为大家都认识，跑也跑不掉。另一方面，渔民也常常是执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渔政，双方在实际上结成一种“合作”关系。

除了电网打鱼，进入千禧年后，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是，渔民开始捕虾，因为虾更赚钱。虾笼不贵，15元一个，一斤虾能卖到二三十元，一晚上能捕几百斤，赚上千元。而鱼不值钱，别名胖头鱼的鳙鱼不到10元一斤，白鲢只能卖两三元一斤。

捕虾是季节性活动，只集中在五六月份，正赶上春季禁渔期，因此近年来，渔民偷捕虾的行为增多。林青山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赚15万元，其中仅捕虾就赚到12万元，打渔只能赚3万元，虾的利润是鱼的四倍。因此，这次十年禁渔，所有的生产性捕捞行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缔，也让渔民们不满。

从恢复生态的角度，林青山赞同禁渔。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让我们怎么生活？”林青山说，2002年春季禁渔前，他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要养两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禁渔后，政府给每户一年500元补贴，但只给了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了。

对春季禁渔，国家并没有强制规定各地进行补贴。实践中，各地根据地方财政的实力，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市、县是零补贴，有些地方按每月每艘船进行补贴，多则六七百元，少则是一二百元。

每年四个月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渔民会趁渔政人员不上班的时候，早晚偷偷下水。偷捕的时候不开船，渔民穿着潜水衣下湖，拿着几张不大的网，在湖汊滩涂间捕鱼，这些地方渔政船进不来。如果听到渔政巡逻的快艇声音，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上岸。渔政来不及抓，抓也抓不过来。

但渔民心里也很明白，继续捕下去，只会越捕越穷。

​（左图：渔民吃住都在船上，凌晨出去打鱼，有时中午回来，就在船里睡一觉，傍晚再出去打鱼。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右图：中午时分，鱼贩子的大卡车停在鄱阳湖的一处码头边，一筐筐的新鲜活鱼通过自动传输带被运到卡车上。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船上和岸上

渔民的家，就是船。

家家户户至少有一大一小两条船，大船是水泥船，长期靠在岸边，用来吃住和生养孩子。船长十七八米，住人的船舱只有4米，可住10人，大人小孩挤在一起睡。小船是木头船，后来也变成铁壳船，用来打鱼，凌晨出发，停在湖中央。对渔民来说，大船是“房子”，小船是“车子”。

正午，日头正浓，岸边一排船上都起了炊烟。张元州这天运气不好，没打到几条鱼，下了一网就往回赶，赶在中午到家吃饭。打鱼大部分时间凭运气，但也有规律，水一退，鱼就跟着水走。潮涨潮落时，感受到鱼要游来了，赶快把网放下。渔民生活从来没有规律，凌晨三点起床，等到四五点，鱼睡醒了，就下网。打一网要4小时，一天下2~3次网，每网之间间隔3小时。如果鱼多，就接连下，一直打到晚上。

以前，渔民在岸上没房，吃住都在船上。船上做饭都是烧柴、烧树枝和芦苇秆，有时从湖里捞其他地方漂来的废木料，仔细地晾干。用打来的鱼虾和鱼贩子换些柴米油盐和青菜，腌好的咸菜做成坛子菜，能吃很久。自己打的鱼里，卖不起价的小鱼，拿来自己吃，炸也行，煮也行。“捕鱼的吃鱼屎”，这是渔民的自嘲。

整日对着茫茫的湖面，渔民都会抽烟、喝酒，而且好喝烈酒，喝酒也可以解乏、祛湿。渴了就喝鄱阳湖的水，也不过滤，那时候水还清，有甜味。但他们不知道，湖里会有寄生虫。这种虫子来自淡水螺，侵入人体后，幼虫长成成虫，寄生在血管中，雌虫在这里产卵，一些虫卵随粪便或尿液排出体外，污染水源后传染给更多人。另一些虫卵继续留在人体内，损害脏器，导致腹痛、腹泻和腹腔积水。

张元州还记得，六七十年代，渔民大肚子很常见，很多人全身浮肿，手指按下去是一个坑，半天不复原。老一辈的渔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上世纪70年代后的渔民，由于国家预防和治疗的普及，渐渐少了这些传染病。

那时候，不少渔民的孩子都不上学，一是因为穷，二是没人管。家家都是夫妻船，丈夫在前面开船、下网、收网，妻子在后面把鱼从网上摘下来、分拣、放到甲板处的活水舱里。孩子七八岁就得上船帮忙，摘鱼、织网。手工织网的年代，坐在船上不停织，要一个月，一晚上只能织出一米长。一般都是女孩织，男孩学习打鱼，长大后继承渔船。

张元州在船上生、船上长，有时也会上岸到有房子的渔民家里看看。从上世纪80年始，都昌县鄱阳湖边的渔民陆续攒钱、上岸建房，于是有了自己的村，叫青龙咀。1998年，长江洪水淹了几十户，镇政府在旁边又划出一片宅基地安置渔民，又有了后来的水产村，也就是水产大队。

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渔民都特别渴望在岸上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钱就攒下来建房。现在，青龙咀和水产大队里，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二三层小楼，有的盖了很多年，盖完第一层后，用了十几年再盖第二层。一点点盖，像养大一个孩子。楼房外面铺一层光亮的瓷砖，看上去很体面，但屋里可能一直没钱装修，水泥胚裸露在外面，家具也不多，但进门处或客厅里必贴一张“一帆风顺”。

即使岸上有了房，除了逢年过节和禁渔期，渔民仍很少回家，天天在船上。张元州说，从湖里回家要坐20分钟车，“打了一晚上鱼，累，不如赶紧在船上睡。”

（一条个头很大的鲶鱼刚被鱼贩子收上来，重十多斤。1990年代以来，鄱阳湖的渔业资源逐年下降，现在已经很少能打到这么大的鱼。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留守和改变

天未亮时，詹杨林喜欢一个人到停船的码头转转。

早在9月，还是打鱼的旺季，他就把船停在了都昌印山码头附近的一个内湾。离全面禁渔还有三个月，这里已经密密匝匝停了二十几条船。鄱阳湖今年遭遇大旱，刚入秋，内湾和湖之间已经露出了滩涂和草洲，停在这里的，都知道船出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提前上岸。

和其他渔民相比，詹杨林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和弟弟一直打渔不同，他13岁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过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有一次，老板拖欠了几个月工资，他和几个工人去理论，被扇了一巴掌。此后他就发誓，再也不看人脸色干活，要自己做老板。

2008年，詹杨林在马鞍山的造船厂打了一条大铁船，手下有五十多人帮他干活。后来看到电视上说，鄱阳湖要搞大开发，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时候打鱼，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问他们，可不可以去工地干活，都摇摇头说：“打鱼用的是手腕的巧劲，搬砖要用全身的力气，干不了。”

詹杨林评价这些人，脑子转不过弯来，跟不上时代，“我巴不得转产，给我一点钱，我能做点别的。”

其实渔民也知道，打鱼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詹杨林说，打鱼太苦，希望孩子靠读书走出渔村。

但对渔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转产，难度也很大。

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批渔民很特殊，他们年纪大、世代捕鱼、文化程度低，部分人不会讲普通话，退捕转产很难。而且打鱼自由，一些渔民一年只需干五六个月，多的时候能赚到二三十万元，过得也不错。如果让他们去一般的就业岗位，赚得不多，会难以接受。

“渔民不完全是贫困户，有过好日子的，且相对自由，因此退出时在安置上很难，现有的很多政策套不上去。” 马毅对渔民的心态很了解，他们对转产后工作的要求是，挣钱多、投入少，还要省力。因此，在退出诉求上，会出现很多渔民不合理要价的现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需求，禁渔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渔民做出了牺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虑让他们退出，还要重点聚焦在就业创业帮扶上，退捕工作要坚持的总体原则是：退得出，稳得住，也就是“不重返江湖”。还要过得好，也就是能就业，有钱赚。

每个渔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还没想过以后，他身上有一种渔民典型的乐观，得过且过。离全面禁渔还有一个月，他还在坚持打鱼，“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过以后开个旅游公司，开快艇载游客在鄱阳湖上观光。去年开春，他注册了公司，工商执照批下来后，卡在了海事局。要想开快艇，需要有水上运输资格证，一年了，证还是没下来。

张元州则想承包一块鱼塘发展养殖。但他担心，县里的鱼塘总有人偷鱼，而且承包费水涨船高，经常要一次性付完20年租金。

“都昌县近十几年都陆续有渔民自发转产，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说，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选择承包鱼塘搞养殖。

“这是个过程，环境会逼渔民们慢慢转变。”他说。

​（在都昌县印山码头附近，鄱阳湖水位下退后，在湖面和码头之间隔出了一个内湾。枯水期间，很多渔船停在这里。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身份和钱

按照部署，在2020年1月1日和2021年1月1日这两个时间点，要实现全面彻底“清湖”“清江”。

离年底全面禁捕还有一个月，都昌县的具体补偿标准还没公布，协议也没签，詹定林有些焦虑。

早在今年3月，县渔政局曾让他去填一张表，上面列得很细：有没有渔民证？是否有土地？有多少条船？船的长度、建造时间、船只状况？有哪些网具，多少虾笼？是否参保，2018年的家庭总收入和总开支？

这是渔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份复杂，审核他们的身份，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比如户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门，土地情况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统查询，费时费力。

2019年3月，应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专题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开展调研，他们也发现，补贴对象的认定很难。

在现实捕捞生产中，渔民的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长期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又有既打鱼又打工、务农的兼业渔民；专业和兼业渔民中，既有持证的，也有无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在持证渔民中，还存在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渔民群体；在无证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超龄无法，但还在从事捕捞作业的60~70岁的渔民。

调研组指出：兼业渔民、无证渔民、一证带多户渔民等特殊渔民群体数量较大，如果在长江禁捕工作中补贴对象和退捕政策落实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渔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给长江禁捕工作带来阻力。

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对有证渔民以外的各种渔民群体，是否要纳入补贴政策，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纳入，是只回收他们的船和网具，还是其他政策也要做到和有证渔民一样，比如过渡性补助或社保措施。这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投入。

他的困扰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因为前期的摸底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拖慢了整体进度，补贴政策迟迟没有出台。

对于这次退捕的资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同时，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文件说得很明确：坚持地方为主，中央适当奖补。但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钱。这次退捕涉及10省（区、市）的近30万渔民和11万条船。很多退捕区地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挤出这一大笔钱，用来回购船、渔具和发放过渡性补贴，非常困难。

王元宝说，去年湖南召开全省退捕大会，各市县都说自己财政困难。“挤不挤得出钱，还是看这件事是否足够重要。” 他表示，十年禁渔是国家政策，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对待，一把手来推动。

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亿元，根据各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2万元、每户过渡性生活补偿15000元、回购捕捞证2000元、提前退出奖励1500元，每户社保补贴7.2万元，每户共计退捕补偿11.05万元。此外，按湖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领到200元的补助，持续两年。其他省如安徽，也决定在2020年拨出2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禁捕。

目前，禁捕退捕前期工作开展近一年，从各省给长江办的反馈看，各地普遍反映：地方配套退捕资金有困难，尤其对一些中西部地区，省级财政本身也不宽裕，配套奖补资金有限。

如湖北省明确表示，退捕困难之一是部分地方财政实力不足，禁捕方案迟迟未出台，渔船拆解等工作较为滞后，影响了全省的总体进度。他们还担心，同一条江，不同的区域补偿存在差别，会引发渔民不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则反馈：“中央财政对长江干流退捕渔船的补助不仅标准低（2.88万元/艘），而且不区分渔船大小、仅按船只补助，对我省极为不利。”他们认为，省级和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尤其是苏北地区，难以负担大量补助资金，“失水渔民由地方政府参照失地农民予以安置，恐怕很难落实到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此前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92亿元补助资金，分年度拨付执行，但与全面禁捕的任务相比，资金缺口依然很大。他强调，沿江省市县政府要主动入位，强化支撑保障，“没有真金白银的足额投入，禁捕工作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应受访者要求，张元州、林青山、詹定林、詹杨林为化名）

生个牛宝宝取这些名字，个个大气不俗、寓意吉祥，给你满分心动

在牛年出生的宝宝我们就称为牛宝宝，在给这些牛宝宝起名时，作为父母可以从宝宝的生肖入手，为宝宝起一个吉祥的好名字，助力宝宝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维桑

维桑，出自《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维桑指代的是故乡，同时“桑”代表着古时候典型的农事活动，也就是养蚕，而牛则代表着种田，所以给牛宝宝起名“维桑”非常的适合，既有诗意，同时也代表宝宝会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

墨稼

墨稼，出自成语“纸田墨稼”，其意思是说，把纸当做田地，把书写当做种庄稼，比喻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古语有云“纸为良田，墨为稼穑，义理为丰年。”所以给牛宝宝起名“墨稼”可谓浑然天成，同时也寓意着宝宝会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

牧野

牧野，出自《浣溪沙》折戟消兵歌牧野，沉河洗甲看流星。牧野其意思为放牧在野外，而牛就是需要在野外放牧才成长的，野外有鲜美肥嫩的草，所以给牛宝宝起名“牧野”可谓如虎添翼，寓意着宝宝在未来的生活中自由自在，丰衣足食。

青禾

青禾，出自《田家效陶》黑黍舂来酿酒饮，青禾刈了驱牛载。青禾是指刚出土的农作物或小草，同时也指年轻、朝气和承载希望的人。而鲜嫩的小草本身就是牛赖以生存的食物，所以给牛宝宝起名“青禾”可谓是浑然天成，寓意着宝宝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步青

步青，出自成语“平步青云”，其意思是指人一下子轻易登上很高的官位。同时青为草地，寓意为一种轻松自由的处所，于牛而言，青草离离之地，无异于人间天堂。所以给牛宝宝起名“步青”可谓相得益彰，寓意这宝宝将会拥有理想的生活。

雨芽

雨芽，出自《二月二日》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雨芽其意思为春雨滋润着芽苗，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而“芽”是草的初始状态，在未来会成长为牛所需要的小草，所以给牛宝宝起名“雨芽”可谓恰到好处，寓意着宝宝一生健康平安，福泽深厚。

画春

画春，出自《再至龟潭》岁岁来寻罨画春，看山弄水意长新。春天乃是耕耘的季节，也是牛忙碌的季节，以田为纸，以我为笔，以时间为墨，成就自然永恒的春日画卷。所以给牛宝宝起名“画春”可谓相得益彰。

鹿蹊

鹿蹊，出自《楚辞·九思》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鹿蹊其意思为鹿行的小径，白鹿于阡陌之间自由穿行，乃是一幅极为祥瑞的画面。所以给牛宝宝起名“鹿蹊”既寓意着吉祥如意，同时也会赋予宝宝可爱纯洁的品质。

长江最后的渔民：禁渔10年，28万渔民如何弃水上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渔民越捕越穷

生态越来越恶化

这是个恶性循环

一名渔民拉起船头的柴油机，准备出湖。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长江最后的渔民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19.12.9总第927期《中国新闻周刊》

张元州结过两次婚，有7个孩子。

他1952年出生，生在鄱阳湖的一条船上，打了一辈子鱼。早些年，渔民不知道什么叫计划生育，第一任老婆给他连生了五个男孩后，失足落水，没了。第二任老婆又给他生了一男一女。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他是江西省都昌县的第一批渔民。这些渔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没读过书，很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不少渔民祖辈世代打鱼，除了开船、收网和辨认各种鱼，没有其他技能。他们视水为田，一辈子不愿离开，也不敢离开。

“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来越恶化，这是个恶性循环。”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刻。2019年1月，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年。马毅在渔政系统工作了30年，他感慨：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的禁捕管理，涉及这么多渔民的退捕工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他去查国内外的资料，找不到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长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纵贯8100公里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没有方向。

渔民正在鄱阳湖岸边晒鱼，以体形很小的棍子鱼居多，间或有银鱼，晒干后比活鱼卖的好。棍子鱼便宜，10元/斤，银鱼少见，也卖得贵，能卖到800元/斤。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四个月和十年

黄昏的时候，鱼在动，人也在动。詹定林双手的指节绷紧，手腕发力，向上一甩，一下就将50米长的渔网放了下去。船晃了一下，他也跟着晃了一下。

作为一个打鱼快四十年的老渔民，他有一双粗砺的手。这是一双典型的渔民的手，深褐色，深深浅浅的印记，有些是勒痕，有些是被网或铁皮刮出的口，还有些是摘鱼时为了钩住活蹦乱跳鱼的鳃，被锋利的边缘割伤。

接近腊月天，湖面温度低，气温只有零下2℃。寒冷让詹定林干起活来浑身没劲，他急忙把两只手搓了搓，又放在嘴边哈了口气，气很快凝结成雾。往常下了网，詹定林就会在船上放一个板凳，裹上袄子，坐下看天渐渐变暗。在湖中央，县城的灯光透不过来，黑得纯粹，但他不怕。

渔民最怕的是风浪。果然，风向变了。

2018年底，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国家即将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从以前的春季四个月禁渔延扩到全年。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属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在都昌，县辖24个乡镇中，21个沿湖，湖岸线绵延185公里，涉及鄱阳湖1/3的水域。总人口83万中，1万多是渔民。对终日“以船为家，以水为生”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9年开春，消息得到了证实。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目前，我国共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指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将分步骤实施，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将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个省没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渔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7.8万人。

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出，除此之外，对一些地方认定的重点水域，还可以有自主权扩大禁捕区。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根据2019年9月发布的《江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长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与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时间同步，提前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村支部书记在村委会上宣讲政策，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积极转产上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二十多个人参会，和以往的很多次村会议一样，出席的人数寥寥。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影响太大了，全大队村干部全体出动打电话，确保通知到每家每户。

很快，省里也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块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禁捕和偷捕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渔民从困苦的六七十年代，进入全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的改进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各种马力的机帆船穿行于鄱阳湖的水域间，捕捞用柴油机也代替了人工推绞车起网，大型连网开始普及。

鱼好打，也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越盖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

采砂看上去对渔民的影响不大，反而会让鱼更好打一些。采砂留下的洞变成一个个水坑，有的深达几十米，在枯水期，成为天然渔场，鱼不会随着水迅速退走。渔民在这些坑里捞，一捞一个准。而且，采砂时，大型机器把沙子抽出来，湖水变得浑浊，鱼看不清路，无处可逃。

但实际上，过度采砂给湖泊带来了灾难。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2001年~2010 年间，鄱阳湖采砂面积达260.4平方公里，重量上相当于 1955~2010 年以来鄱阳湖自然沉积量的6.5倍。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渔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鱼，说明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在都昌，电网打鱼学自江苏，嫁过去的渔家女儿、两边走的亲戚带来了这个技术。和江浙等地相比，江西用电网要晚了几年，但普及很快，因为效率惊人。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形势逼人。”林青山说。

他今年42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打鱼。成家后，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和城里人一样，我也想让孩子读书，渔村也想有变化，但变化只能靠自己。”渔民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小孩就不能读书”，林青山很无奈。

每到深夜，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一张电网下去，大小鱼全死光，没捞起来的也死在湖底，少数存活下来，性腺发育也受损，繁殖能力基本丧失。高压电流下，虾、贝壳、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和渔民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能理解渔民的苦处，但在打击电网上，他从未放松。近年来，打击电网有了不错的效果，但执法难度依然不小。像电网这种非法捕捞工具，都是渔民自制。在网上买了发动机、柴油机和网，穿两根铜丝进去，再用绳子一绑，就可以下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对电鱼、炸鱼、毒鱼等行为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法》均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打击电鱼的效果不佳。

像所有的县域治理难题一样，打击“酷渔滥捕”的一个基层困境是：熟人小社会里，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位渔民和渔政人员对此说得坦诚。有时候考虑到渔民的困难，只要不太过分，当地渔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时，暴力抗法的一般都是外地船，本地渔民被抓到，一般都是求情，因为大家都认识，跑也跑不掉。另一方面，渔民也常常是执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渔政，双方在实际上结成一种“合作”关系。

除了电网打鱼，进入千禧年后，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是，渔民开始捕虾，因为虾更赚钱。虾笼不贵，15元一个，一斤虾能卖到二三十元，一晚上能捕几百斤，赚上千元。而鱼不值钱，别名胖头鱼的鳙鱼不到10元一斤，白鲢只能卖两三元一斤。

捕虾是季节性活动，只集中在五六月份，正赶上春季禁渔期，因此近年来，渔民偷捕虾的行为增多。林青山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赚15万元，其中仅捕虾就赚到12万元，打渔只能赚3万元，虾的利润是鱼的四倍。因此，这次十年禁渔，所有的生产性捕捞行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缔，也让渔民们不满。

从恢复生态的角度，林青山赞同禁渔。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让我们怎么生活？”林青山说，2002年春季禁渔前，他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要养两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禁渔后，政府给每户一年500元补贴，但只给了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了。

对春季禁渔，国家并没有强制规定各地进行补贴。实践中，各地根据地方财政的实力，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市、县是零补贴，有些地方按每月每艘船进行补贴，多则六七百元，少则是一二百元。

每年四个月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渔民会趁渔政人员不上班的时候，早晚偷偷下水。偷捕的时候不开船，渔民穿着潜水衣下湖，拿着几张不大的网，在湖汊滩涂间捕鱼，这些地方渔政船进不来。如果听到渔政巡逻的快艇声音，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上岸。渔政来不及抓，抓也抓不过来。

但渔民心里也很明白，继续捕下去，只会越捕越穷。

左图：渔民吃住都在船上，凌晨出去打鱼，有时中午回来，就在船里睡一觉，傍晚再出去打鱼。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右图：中午时分，鱼贩子的大卡车停在鄱阳湖的一处码头边，一筐筐的新鲜活鱼通过自动传输带被运到卡车上。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船上和岸上

渔民的家，就是船。

家家户户至少有一大一小两条船，大船是水泥船，长期靠在岸边，用来吃住和生养孩子。船长十七八米，住人的船舱只有4米，可住10人，大人小孩挤在一起睡。小船是木头船，后来也变成铁壳船，用来打鱼，凌晨出发，停在湖中央。对渔民来说，大船是“房子”，小船是“车子”。

正午，日头正浓，岸边一排船上都起了炊烟。张元州这天运气不好，没打到几条鱼，下了一网就往回赶，赶在中午到家吃饭。打鱼大部分时间凭运气，但也有规律，水一退，鱼就跟着水走。潮涨潮落时，感受到鱼要游来了，赶快把网放下。渔民生活从来没有规律，凌晨三点起床，等到四五点，鱼睡醒了，就下网。打一网要4小时，一天下2~3次网，每网之间间隔3小时。如果鱼多，就接连下，一直打到晚上。

以前，渔民在岸上没房，吃住都在船上。船上做饭都是烧柴、烧树枝和芦苇秆，有时从湖里捞其他地方漂来的废木料，仔细地晾干。用打来的鱼虾和鱼贩子换些柴米油盐和青菜，腌好的咸菜做成坛子菜，能吃很久。自己打的鱼里，卖不起价的小鱼，拿来自己吃，炸也行，煮也行。“捕鱼的吃鱼屎”，这是渔民的自嘲。

整日对着茫茫的湖面，渔民都会抽烟、喝酒，而且好喝烈酒，喝酒也可以解乏、祛湿。渴了就喝鄱阳湖的水，也不过滤，那时候水还清，有甜味。但他们不知道，湖里会有寄生虫。这种虫子来自淡水螺，侵入人体后，幼虫长成成虫，寄生在血管中，雌虫在这里产卵，一些虫卵随粪便或尿液排出体外，污染水源后传染给更多人。另一些虫卵继续留在人体内，损害脏器，导致腹痛、腹泻和腹腔积水。

张元州还记得，六七十年代，渔民大肚子很常见，很多人全身浮肿，手指按下去是一个坑，半天不复原。老一辈的渔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上世纪70年代后的渔民，由于国家预防和治疗的普及，渐渐少了这些传染病。

那时候，不少渔民的孩子都不上学，一是因为穷，二是没人管。家家都是夫妻船，丈夫在前面开船、下网、收网，妻子在后面把鱼从网上摘下来、分拣、放到甲板处的活水舱里。孩子七八岁就得上船帮忙，摘鱼、织网。手工织网的年代，坐在船上不停织，要一个月，一晚上只能织出一米长。一般都是女孩织，男孩学习打鱼，长大后继承渔船。

张元州在船上生、船上长，有时也会上岸到有房子的渔民家里看看。从上世纪80年始，都昌县鄱阳湖边的渔民陆续攒钱、上岸建房，于是有了自己的村，叫青龙咀。1998年，长江洪水淹了几十户，镇政府在旁边又划出一片宅基地安置渔民，又有了后来的水产村，也就是水产大队。

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渔民都特别渴望在岸上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钱就攒下来建房。现在，青龙咀和水产大队里，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二三层小楼，有的盖了很多年，盖完第一层后，用了十几年再盖第二层。一点点盖，像养大一个孩子。楼房外面铺一层光亮的瓷砖，看上去很体面，但屋里可能一直没钱装修，水泥胚裸露在外面，家具也不多，但进门处或客厅里必贴一张“一帆风顺”。

即使岸上有了房，除了逢年过节和禁渔期，渔民仍很少回家，天天在船上。张元州说，从湖里回家要坐20分钟车，“打了一晚上鱼，累，不如赶紧在船上睡。”

一条个头很大的鲶鱼刚被鱼贩子收上来，重十多斤。1990年代以来，鄱阳湖的渔业资源逐年下降，现在已经很少能打到这么大的鱼。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留守和改变

天未亮时，詹杨林喜欢一个人到停船的码头转转。

早在9月，还是打鱼的旺季，他就把船停在了都昌印山码头附近的一个内湾。离全面禁渔还有三个月，这里已经密密匝匝停了二十几条船。鄱阳湖今年遭遇大旱，刚入秋，内湾和湖之间已经露出了滩涂和草洲，停在这里的，都知道船出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提前上岸。

和其他渔民相比，詹杨林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和弟弟一直打渔不同，他13岁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过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有一次，老板拖欠了几个月工资，他和几个工人去理论，被扇了一巴掌。此后他就发誓，再也不看人脸色干活，要自己做老板。

2008年，詹杨林在马鞍山的造船厂打了一条大铁船，手下有五十多人帮他干活。后来看到电视上说，鄱阳湖要搞大开发，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时候打鱼，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问他们，可不可以去工地干活，都摇摇头说：“打鱼用的是手腕的巧劲，搬砖要用全身的力气，干不了。”

詹杨林评价这些人，脑子转不过弯来，跟不上时代，“我巴不得转产，给我一点钱，我能做点别的。”

其实渔民也知道，打鱼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詹杨林说，打鱼太苦，希望孩子靠读书走出渔村。

但对渔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转产，难度也很大。

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批渔民很特殊，他们年纪大、世代捕鱼、文化程度低，部分人不会讲普通话，退捕转产很难。而且打鱼自由，一些渔民一年只需干五六个月，多的时候能赚到二三十万元，过得也不错。如果让他们去一般的就业岗位，赚得不多，会难以接受。

“渔民不完全是贫困户，有过好日子的，且相对自由，因此退出时在安置上很难，现有的很多政策套不上去。” 马毅对渔民的心态很了解，他们对转产后工作的要求是，挣钱多、投入少，还要省力。因此，在退出诉求上，会出现很多渔民不合理要价的现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需求，禁渔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渔民做出了牺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虑让他们退出，还要重点聚焦在就业创业帮扶上，退捕工作要坚持的总体原则是：退得出，稳得住，也就是“不重返江湖”。还要过得好，也就是能就业，有钱赚。

每个渔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还没想过以后，他身上有一种渔民典型的乐观，得过且过。离全面禁渔还有一个月，他还在坚持打鱼，“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过以后开个旅游公司，开快艇载游客在鄱阳湖上观光。去年开春，他注册了公司，工商执照批下来后，卡在了海事局。要想开快艇，需要有水上运输资格证，一年了，证还是没下来。

张元州则想承包一块鱼塘发展养殖。但他担心，县里的鱼塘总有人偷鱼，而且承包费水涨船高，经常要一次性付完20年租金。

“都昌县近十几年都陆续有渔民自发转产，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说，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选择承包鱼塘搞养殖。

“这是个过程，环境会逼渔民们慢慢转变。”他说。

在都昌县印山码头附近，鄱阳湖水位下退后，在湖面和码头之间隔出了一个内湾。枯水期间，很多渔船停在这里。摄影/本刊记者 霍思伊

身份和钱

按照部署，在2020年1月1日和2021年1月1日这两个时间点，要实现全面彻底“清湖”“清江”。

离年底全面禁捕还有一个月，都昌县的具体补偿标准还没公布，协议也没签，詹定林有些焦虑。

早在今年3月，县渔政局曾让他去填一张表，上面列得很细：有没有渔民证？是否有土地？有多少条船？船的长度、建造时间、船只状况？有哪些网具，多少虾笼？是否参保，2018年的家庭总收入和总开支？

这是渔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份复杂，审核他们的身份，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比如户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门，土地情况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统查询，费时费力。

2019年3月，应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专题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开展调研，他们也发现，补贴对象的认定很难。

在现实捕捞生产中，渔民的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长期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又有既打鱼又打工、务农的兼业渔民；专业和兼业渔民中，既有持证的，也有无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在持证渔民中，还存在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渔民群体；在无证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超龄无法，但还在从事捕捞作业的60~70岁的渔民。

调研组指出：兼业渔民、无证渔民、一证带多户渔民等特殊渔民群体数量较大，如果在长江禁捕工作中补贴对象和退捕政策落实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渔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给长江禁捕工作带来阻力。

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对有证渔民以外的各种渔民群体，是否要纳入补贴政策，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纳入，是只回收他们的船和网具，还是其他政策也要做到和有证渔民一样，比如过渡性补助或社保措施。这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投入。

他的困扰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因为前期的摸底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拖慢了整体进度，补贴政策迟迟没有出台。

对于这次退捕的资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同时，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文件说得很明确：坚持地方为主，中央适当奖补。但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钱。这次退捕涉及10省（区、市）的近30万渔民和11万条船。很多退捕区地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挤出这一大笔钱，用来回购船、渔具和发放过渡性补贴，非常困难。

王元宝说，去年湖南召开全省退捕大会，各市县都说自己财政困难。“挤不挤得出钱，还是看这件事是否足够重要。” 他表示，十年禁渔是国家政策，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对待，一把手来推动。

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亿元，根据各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2万元、每户过渡性生活补偿15000元、回购捕捞证2000元、提前退出奖励1500元，每户社保补贴7.2万元，每户共计退捕补偿11.05万元。此外，按湖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领到200元的补助，持续两年。其他省如安徽，也决定在2020年拨出2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禁捕。

目前，禁捕退捕前期工作开展近一年，从各省给长江办的反馈看，各地普遍反映：地方配套退捕资金有困难，尤其对一些中西部地区，省级财政本身也不宽裕，配套奖补资金有限。

如湖北省明确表示，退捕困难之一是部分地方财政实力不足，禁捕方案迟迟未出台，渔船拆解等工作较为滞后，影响了全省的总体进度。他们还担心，同一条江，不同的区域补偿存在差别，会引发渔民不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则反馈：“中央财政对长江干流退捕渔船的补助不仅标准低（2.88万元/艘），而且不区分渔船大小、仅按船只补助，对我省极为不利。”他们认为，省级和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尤其是苏北地区，难以负担大量补助资金，“失水渔民由地方政府参照失地农民予以安置，恐怕很难落实到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此前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92亿元补助资金，分年度拨付执行，但与全面禁捕的任务相比，资金缺口依然很大。他强调，沿江省市县政府要主动入位，强化支撑保障，“没有真金白银的足额投入，禁捕工作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应受访者要求，张元州、林青山、詹定林、詹杨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