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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我所在的31师92团82无坐力炮连,配属步兵一营攻下越军104号高地后,我被炮弹炸伤头部,与连队失去了联系。卫生员张开祥陪护着我,历经艰险找到团卫生队。卫生队处置伤情后,把我塞上大卡车,后送到师医院处理。
汽车驶过那发大桥,车轮下是自己的国土,心中油然产生一种回家的激动。透过驾驶室的前窗望去,不远处就是二排配属边防团打响第一炮的那片芭蕉林,师医院开设在芭蕉林的边缘,汽车缓缓停在几顶帐篷边。
听见停车声,一男一女两个兵从帐篷里钻出来,轻轻把我扶出驾驶室。抬眼看去吃了一惊,做梦也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还能遇到熟人!
咱这身板儿,当兵八年多从没闹过大病,头疼脑热都极少,压根儿不知医院大门朝哪开。不过,师医院确实有个熟人,就是眼前这个女兵。
野战医院外景(资料照片)
两年多没见面,生怕认错人,我先小声试探着问:“王蓉?还认得我吗?”
王蓉惊讶半天,最终还是没认出是谁。也难怪,没戴军帽的光头上裹着大急救包,满脸脏兮兮的,眼镜腿拴在后脑勺上,这副狼狈相,如果有镜子照照,恐怕自己都难认出自己。见王蓉愣神,我只好自我介绍:“92团的,还记得剑川的收发室吗?”
王蓉猛醒:“哎呀!怎么是你?你们司令部遭炸啦?”
顾不上多解释,我只简单回一句:“去年我下连队了,在82无坐炮连。”
认识王蓉是1977年,她被师医院派到剑川,协助我们团卫生队搞化验。大概那段时间正在热恋之中,每天一封信来自同一地点,下午三点她会准时在收发室门前守候。那时,我兼任司令部的收发,王蓉为了早一两分钟拿到热盼的情书,免不了与我这个收发员套磁。
老熟人格外热情:“哎——都别吃啦!快来接伤员啊!头部伤,快点!”
医生们放下碗筷,立即扶我上床准备处理伤口。望着雪白的床单,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嘀咕:“这一身泥水,别把床单给整脏了!”
一个护士拿着注射器叱责:“别说话了!现在打麻药,可疼啊!”
此话多余,小针头难道比炮弹片还厉害?
打完麻药,耳边一阵丁当乱响,可能是在做手术,没几分钟就完事了。随后,有人端来一碗米饭,还有一盘白萝卜炒腊肉。
野战医院手术室(资料照片)摄影:王红
记得上顿饭是攻打104号高地的前一天吃的,算起来也有40多个小时了,中间只就着凉水嚼过两块压缩饼干。在境外一直没感觉到肚子饿,汽车驶过那发大桥却前胸贴后腔,这会儿见到久违的白米饭,实在顾不得斯文了,管它生熟凉热,稀里哗啦可劲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抬头回答他们的提问。放下饭碗靠在床板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踏实,还杂乱无章做了不少怪梦,被推醒时天已擦黑。一个女兵提着我的挎包和水壶:“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转送60医院,汽车马上就到。”
听说还要转院,我慌了:“转什么院?刚才不是处理完了吗?这点伤不用转院,我就是在你们这休息一下,有方便车马上回连队!”
几个医生护士在旁边七嘴八舌地解释,说师医院只有简易野战救护设备,头部负伤属重伤员,必须马上转送上级医院。王蓉也站在帐篷门口跟着劝:“去吧,60医院就在金平县城。伤口不小,中午取出了一块弹片,到60医院再拍片查一下,说不定还有残留,没事再回来嘛!”
也罢,天色已晚,况且还没搞清连队的方位,今天绝对回不去了,先找地方睡一觉再说。
说是到医院睡个好觉,却没料到几乎整夜未眠。
运送伤员的车开得慢,到达金平县城时,天完全黑透了。汽车在岔路口的分类站停下,伤员被分头带走,我懵懵懂懂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问身边的人才知道,是重伤员区。原想在师医院取出弹片马上归队,谁知却越整越复杂,不知是因为头部伤,还是由于干部伤员有特殊待遇,简单的弹片伤倒成了“重伤员”。
战前,60医院驻扎大理古城,专门负责军直属队和我们31师的医疗卫生保障,这次打仗也整体拉上来,临时开设在金平县城附近的边防团大礼堂。借助昏暗的灯光,只见所有伤员全躺在地铺上,估计有百八十个,每人一个草垫子,医护人员在地铺上为伤员治疗。
战时的医院效率高,人还没坐稳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个医生蹲在地上,慢慢解开我头上的纱布,边检查伤口边对身边两个女兵说:“你们看看,这个伤员的伤口处理得相当不错,一点儿都没感染,谁说条件差就一定感染?”
没错,那么差的条件,伤口竟然没感染,应该归功于张开祥摸黑注射的一针吧?
野战医院紧张收治伤员(资料照片)
我旁边是个大腿贯通伤的战士,生着一张娃娃脸,看样子过不去十八九,肯定是新兵。清洗伤口时,那小战士不住大喊大叫,完事后也没停止呻吟,气得女护士没好话地训斥。战前教育有一条:“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每人的决心书中也有这句话。不过我想,那是没到真疼处!
我第一次见到清洗贯通伤,药纱布条从伤口穿进去,然后把黑了吧唧的血汤子沾出来,听说为了保护神经还不能多打麻药,能不疼吗!不仅身边的战士叫喊,其他地铺上的伤员也在叫,我闭上眼强忍着不往旁边看,喊叫声还是不断传来。
疼痛感似乎也会传染,听旁边的伤员大喊大叫,我的头也一阵紧似一阵地胀痛起来,真想跟着他们喊叫几声。不过,咱大小是个连级干部,再疼也得绷着,千万不能让医院的小丫头们看笑话!
不知啥时候睡着的,梦中迷迷糊糊总在找连队,最终还是没找到。东奔西跑,累得满头大汗,总想喊却喊不出声,急得我跳起来,睁眼一看,却仍在医院的地铺上。这一睡就是几个小时,连早餐都没人招呼,大概野战医院的饭不分早晚随时可吃!
必须想办法归队,只怕这医院一级比一级更难说话。我下定决心,先找医生好好说,实在不行就硬走,腿长在我身上,他还敢把我捆起来不成?
见我醒来,护士端来一碗稀饭和一盘馒头。我边吃边琢磨要求出院的理由,撂下碗筷问身边的女兵:“护士同志,现在值班的医生是谁?”
女护士指着门口:“那,戴医生,坐在椅子上那个!”
哈!熟人,正是昨晚夸“伤口处理得不错”那个医生。
我背好挎包,故作潇洒地快步走去:“戴医生,值班啊?我的伤不重,这就出院,你给开张出院证吧!”
那医生抬头瞄一眼,态度比我还硬:“不行!知道吗?头部伤属于重伤员,不能马虎。你们师医院设备不行,昨天只进行了简单处理,说不定还有残留弹片,下午安排检查!”
“不用不用!”我假装老熟人极力套近乎,“戴医生,伤口没事!疼不疼我自己还不清楚?真的没事,咱俩这关系还能骗你?你给多开点药带上,这么多重伤员,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见戴医生一声不吭,我把深思熟虑的一堆理由全摆出来,不管人家听不听接着叨咕,话里还软中带硬:“我说戴医生啊,你就快开给我出院证吧,其实你开不开我都得走。戴医生你想想,前边还打着呢,从负伤到现在,全连弟兄们不知我死活,他们还不急死啊?如果赶不回去,肯定还要派人冒险上山去找。”
见那医生仍然犹豫,我接着解释——让他不耐烦了才好:“戴医生你就放心吧!我这伤口肯定没问题,一点都不疼了,过几天可以到团卫生队去拆线,我们是团直属分队,离卫生队相当近。”
那医生想不起啥时候认识的这么个熟人,实在经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犹豫着站起身走了。
我猜,恐怕他不敢做主,需要请示上级。
1979年2月24日,92团卫生队给作者许向斌填写的伤票
1979年2月24日,31师医院给作者许向斌填写的医疗救治记录
果然,七八分钟后戴医生转回来,问了几个“吃东西有没有恶心的感觉”“走路头疼不疼”“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模糊”之类的问题之后,竟然痛快答应了我的请求。其实,我左耳的听力几乎消失,却不敢实话实说。
“主任说了,你非要走也可以,但是三天之内必须到你们团卫生队检查。一定要注意伤口卫生,绝对不能沾水,如果伤口没感染,七天后拆线。”
前后一大堆话,只有最后两句实用,我连连点头表示记住了,接下来的啰嗦全没听进去。听完医生例行公事的嘱咐,接过出院证和卫生队转来的原始“伤票”,把护士递来的几袋药塞进挎包,顺手抓了三四个馒头匆匆离开医院,头都没回!
1979年2月25日,60医院给作者许向斌出具的出院通知书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许向斌,河北唐山人,1970年参军,历任指导员、副教导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连队立集体一等功;1984年参加“两山”作战,所率营的二连获“者阴山钢刀连”荣誉称号。1986年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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