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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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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姓氏地名是传统地名的一个主要种类。河南的乡村姓氏地名，依托4000多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历史文化的特有印痕。从地名通名的构成来看，来源比较广泛。地名专名，有的使用单纯一个姓氏，有的使用复合姓氏。姓氏与地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中国以家族为单元的传统村落形态特征使然。我们应保护姓氏地名实体，传承古地名“非遗”；研究姓氏地名，挖掘运用根亲文化；弘扬姓氏地名文化，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中原；乡村；姓氏地名；文化遗产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它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过程。地名一旦被固定下来，语言上就有了相对应的名词。

从地名的历史文化渊源来研究地名，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其一，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中隐含了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古地名，记录着人类较早的生活状态、信仰图腾、传说故事、姓氏源流等，体现着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其二，地名又是一种文化遗产。从人文地理学上来说，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容以语言的形式而在地名上之残留，使其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地名作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而反映一地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留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到认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

一、河南乡村姓氏地名的生存土壤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上指今天的河南省。河南居于中华民族摇篮的核心区域，由城市的辐射功能带来的乡村地名，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渊源。其村名渊源，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从遥远的史前文化———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代，到明清、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都有乡村地名生成的痕迹和现象。有的地名历史上数次改易，文化结晶愈加厚实。

从地名生成规律来看，乡村地名的来源非常丰富。有的因村庄所在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而命名，有的因为某一种建筑（如寺庙、楼房、桥梁等）命名，有的因经济特征命名，有的以传说故事而命名，有的以古代遗址（如名人故居、军营、驿站等）命名，有的因物产或者特产命名······其中数量和占比最大的一类，便是以姓氏命名的乡村地名。以开封市所属县区为例，笔者随机抽取了5个乡镇（大马乡、四所楼镇、葛岗镇、葡萄架乡、北郊乡）进行统计，大小村庄（自然村）249个，其中姓氏地名为194个，所占比例达77.9%。其中占比最高的尉氏县大马乡，全乡66个村子，63个村子地名属于姓氏地名。

“名从主人”“以姓名村”是居住地命名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地名命名的一个普遍法则。地名实际上依附于每个地名实体———村庄。豫西和豫南一带，山区丘陵较多，村庄数量相对较少，分布也比较分散。豫中与豫东一带，大部分属于平原，地势平坦，有水无山，至多是存在低矮的沙岗。河湖之类，除了黄河及淮河的大小支流，还有一些湖泊。这造成了中原地区村庄众多，人口相对密集。姓氏地名除了跟汉族姓氏（少数民族的姓氏地名较少）关系密切之外，还与居住人口的家族姓氏密不可分，形成了一套属于这一带的姓氏地名特征。

同时，河南历史上发生过各种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还有黄河数次决口，形成大片黄泛区；历史上“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一带战争频发，人口数量随之减少。但是，历史上也有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如明代从山西洪洞迁入的大量人口。这一点，我们从乡村姓氏地名里就能找到依据。

站在总体的角度观照，自古至今，河南大部分地区属于人口比较稠密的区域，与其他地区相比，村庄比较稠密，人口众多，乡村地名多。其中的姓氏地名自然也多，地名文化遗存比较丰富。

二、河南乡村姓氏地名的构成方式

地名的本质属性首先是指位性，即它所代表的这个地理实体具有的空间位置。其次还有其社会性———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始终受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从地名的标准化角度来说，地名通常由“专名”和“通名”两个部分组成。前者指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部分；后者指地名中表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类别的部分，在同类地名中具有相同的意义。

（一）单一姓氏构成的地名

以单一姓氏作为专名，再加上一个通名（类属）的，占据了姓氏地名的主要部分。无论姓氏在前（如刘寨、马庄），还是姓氏在后（如仓李、湾孙），姓氏都是单一的。为了区分姓氏地名，人们除了调换专名和通名位置，还想了好多办法。比如，利用一些辅助性词汇区分相同村庄。同样的村名，以“前”“后”或“前”“中”“后”区分，以“东”“西”“南”“北”“内”“外”区分，使用“大”“小”“新”等形容词区分，充分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如，郑州巩义市东侯村、西侯村、南侯村和北侯村并存，地名区分起来要容易得多。

从地名通名角度看，河南乡村姓氏地名最常用的有以下类属:（1）最常见的地名通名“村”“庄”“家”“楼”“堂”“庵”（其中“村”“庄”最为普遍）；（2）与军事有关的通名“营”“寨”“堡”“屯”；（3）通名“场”“仓”“井”；（4）与商业有关的“街”“集”“店”“铺”；（5）与地形地势有关的通名“岗”“陵”“堌”“坡”“洼”“沟”“湾”“塆”“曲”“口”“圪垱”（其中“塆”的通名，河南南部、西南部山区使用较多，其本意是山沟里的小块平地）；（6）其他不常用的地名通名。

前四类地名通名，本文不再展开，只论述其中的通名“场”“仓”和“井”。

场，本义是晒谷的平地、打谷场，后来指处所，许多人聚集或活动的地方。中国古代属于农耕社会，中原地区历来是粮食主产区，因而在地名形成的过程中，先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场”这个通名。有了粮食，必须有“仓库”，地名中就有了通名“仓”。农业灌溉离不开水井，生活也离不开水井，地名通名中也就有了“井”。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早已为人所认可和接受，游子们一提到故土，就是家乡的水很甜。同乡的人，被称为“乡井”。家乡的土，被称为“乡井土”。以开封一带为例，兰考县堌阳镇以“场”为通名的现象非常集中，一个镇，就有孔场、王场、梁场、范场、周场、徐场、郝场、李场、牛场等村名。开封市鼓楼区仙人庄乡辛仓，尉氏县洧川镇的仓刘、仓李属于此类。以“井”为通名留下的地名，也能找到一些例证。像尉氏县的要井、史井、井刘等，都在使用“井”这个通名。

黄河沿岸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通名“圪垱”。词典解释为：圪垱，便于灌溉的土丘。仅兰考县三义寨乡就有杨圪垱、丁圪垱、梁圪垱三个姓氏地名，正反映了黄河滩区老百姓当年开荒种地建家园时的心理。之所以把村子建在土丘上，是因为黄河漫滩时，田地、房屋不至于遭受太大损失。能灌溉，有利于天旱之年庄稼的收成。这里面包含着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不仅在豫东兰考，郑州东部中牟县黄河南岸有一个圪垱张村，豫西巩义市有一个李圪垱村。得名原因，并无二致。

需要指出的是，不常用的其他通名，一是指“庙”“寺”类。因为历代建庙修寺，中原地区寺庙比较多。随之而来的姓氏地名，像尉氏县马庙、双庙吴、庙西杨，兰考县金庙，杞县乔庙，皆以“庙”为通名。尉氏县还有许官寺、寺前张，兰考县高寺，开封杏花营镇有刘寺。二是指“坟”“墓”之类。历史上的当地知名人物或者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墓葬之类，也会在地名中作为通名。兰考县的汤坟、新汤坟，尉氏县城北侧的芦墓张，开封市祥符区的南梁坟、龙亭区的王坟、禹王台区的孟坟等，均属于此类地名。

此外，有的以一个村落具有某种标志性的物产、特征或人物命名。像宜阳县的曹窑、开封祥符区的徐窑、兰考县的张窑，通名选用“窑”字，说明村庄起初是以“窑”而知名的。簸箕李、木匠任、打车周、铁匠庄、木掀魏、枣陈、枣朱、鸭赵、绒线张、韭菜王、玉蜜蜂李、箍桶刘、金盔李······要么是村里的特产，要么是村民的某种手艺，或者是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具有自身的典型特征，易于辨识。人们以代表性的纪念物或技艺作为村里人心中的“图腾”，有利于提升自己家园的地位。人物姓名进入乡村地名的现象不多，但自古就有。像刘状元庄、王进士庄、许贡庄，都给后人留下了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历史记忆。

总之，中原一带的姓氏地名，不论使用哪种通名，都体现了先民们的智慧。有的区分村落，显示村庄的位置和地理特征；有的揭示先民所居环境的地理特征；有的还留下了这块土地上曾经辉煌的过往。

（二）复合姓氏构成的地名

复合型姓氏地名是指使用至少两个姓氏作为专名的地名。其组成形式，大体上有三种。

1．完全式姓氏复合地名

此类地名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作为专名，加上一个通名构成。如尉氏县的史马庄、付李庄、陆杨集，兰考县的孟丁寨、沈宋集，通许县的韩朱岗、娄马庄，杞县的孟李庄、毛朱庄、张薛庄、花胡寨，开封祥符区的张吴寨、王段庄、刘张庄、孙岳寨、武张寨、苏贾庄、阎孟庄等。这类地名往往记录了不同姓氏村民相处相融的历史。

2．省略式姓氏复合地名

与完全式姓氏复合地名相比，省略式姓氏复合地名是直接用专名作为村名，省略地名通名。如开封一带的罗王、娄李、东谢李和西谢李、安张、东曹李王和西曹李王、庞杨、师杨陈、胡张、郭潘王等，都属于此类。

3．数字类姓氏地名

数字类姓氏地名，指的是一个数字加上姓氏地名构成的地名。综览河南乡村姓氏地名，数字地名中使用的数字主要是“三”。开封市祥符区三郭寨、三李寨、三赵，通许县三赵、三刘、三唐岗，尉氏县三李、东三赵、中三赵、西三赵、三石等。乡村姓氏地名中为何多用“三”这个数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因为“三”是最稳定的数字，地面上三足鼎立是最稳固的。崇尚“三”的传统，早已浸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了中国人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求稳、求安，是中国人延绵几千年的心理。

三、姓氏地名在河南乡村地名中的地位

姓氏地名在河南乡村地名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其地位，别的地名种类无法取代。

（一）姓氏与地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来说，先有姓氏，某姓氏宗族居于某处，便会以宗族命名地名。地原无名，因人而得名。如炎帝姜氏，史书上说是由于炎帝族居于姜水，故因地而得氏。姜姓源于羊图腾，它从一开始就是标志氏族的姓，而非地名，因此，姜水之得名，正是由于姜氏族人居住此地之故，并非炎帝之姓姜源于姜水，而是姜水之谓姜水源于炎帝之姓姜。但也有一种情况，是先有地名，然后才有姓氏的。相当多的姓氏起源于地名，许多地名用作人名，不少人名又用作地名。

实际上，土地因居于其地的氏族而得名的现象当与氏族的迁徙有关。地名原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蛮荒之地若无人涉足，也就不会有人为之命名，所谓“太初无名”是也。随着人类的迁入，此地才获得命名。现在某些以张庄、马家、王屯、李寨等命名的村镇，实际上也是因此地原住民的姓氏而得名。可见，地名与姓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在以土地为本的古老农耕民族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以家族为单元的传统村落形态特征使然

远古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为了生存，人们成群结伙，共同生活，由散居到聚居，由村落发展成为城市。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历程；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习惯逐步传承下来。只是群居的形态，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以同一个姓氏，祭同一个祖先，谋求在和谐中发展。自古以来，农业人口聚居的地方主要是村落。自然村落多为以一个姓氏为主的家族或宗族聚居地。随着人口增加，又往往迁出一部分人到新的地方谋生。因灾荒、战争等多种原因，造成外来者的迁入，自然村又会由单一的一个宗族，变成多个家族聚居的居民点。姓氏最初具有别婚姻、分贵贱、辨亲疏、巩固宗法制度的作用，是传统的“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大家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标志。为区分众多的村落，为彰显家族的特征，地名的命名便与家族的姓氏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很多姓氏专名加地名通名的姓氏地名。即便是多个家族构成的村落，也奉行着一种看似比较功利的规则。比如，杞县宗店乡常营原名黄土岗，据《六姓族谱》记载，明初六姓王、张、郑、邹、常、武居于此，因常姓迁此，经商发迹，遂更名常营。

从以上地名的变化可以看出，姓氏地名的变迁，多是宗族（或姓氏）实力的比对。谁的实力占据上风，谁就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不过，宗族势力的较量与竞争，往往是在无声中进行的，并不是动刀动枪去较量。体现两姓、三姓共居一村，希望和睦相处的地名也不少，像上文列举的复合地名谢王庄、王魏等。某个阶段，为了调和家族之间的矛盾，有的村落在改名过程中使用谐音，避开了一家独大的某个姓氏。还有的因为村子里出了一个名人、高官，或者埋葬着某个名人、高官，而依附这个名人或官职更改村名。毕竟，在封建社会，借助一点权力或荣耀，是人们的共同心理。

群族观念有其自身的优势：有利于族群内部团结，易于解决单打独斗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利于结合宗族观念，形成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家族文化传统；建祠祭祖，借助对先祖的纪念，聚拢人心，有利于文化传承。但就姓氏地名本身来说，其缺点也日益凸显出来。那就是在一定区域内，姓氏地名太多，区分度减弱，重名率较高。据统计，仅“张庄”这个地名，尉氏县就有6个之多，开封祥符区有5个，其中还不包括“东张庄”这类加了方位名词的村名。

四、弘扬乡村姓氏地名的文化价值

（一）保护姓氏地名实体，传承古地名“非遗”

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做出决议，“遵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地名能够列入“非遗”项目，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了更大的空间，对文化强国、对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把古地名提升到“非遗”的高度，提高地名文化保护意识，保护我国地名文化资源，势在必行。

政府层面，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古地名“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做好地名普查和研究工作，切实保护相关地名实体。在地名变更和新地名命名的过程中，有效遏制近年来出现的崇洋媚外、乱起名、乱改名和破坏地名文化资源等乱象。

（二）研究姓氏地名，挖掘根亲文化

传说，姓氏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可以这样说，姓氏是我们血缘的河流。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我们可以追寻到自己的祖根，追访到自己的故乡。

寻根问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近年来各地出现修家谱、建祠堂，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寻根意识的复苏，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对先祖、对长期形成的群落的向往与憧憬。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家谱最初只是为了证明血统，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盛行，家谱更多地被用于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都是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涉及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诸多方面。具体到姓氏地名，又是一个承载乡愁的载体。地名变成了人们铭记心头的心灵故乡，借以慰藉乡愁。强烈的“寻根”和乡土意识，使撰修族谱得以复兴，也使人们反思姓氏地名，追寻其源流。

研究乡村姓氏地名，引导族谱撰修，应当成为相关学术单位和民间团体的义务。从姓氏地名入手研究探索，与姓氏寻根结合起来，能够相得益彰。因为根亲文化的作用极大，不可小觑。一是治国齐家，教化子孙。因为许多宗族的祖训家规，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像敬父母、尊长者、睦族人、和友邻、恤贫孤、尚节俭、戒、戒奢侈、戒懒惰、戒酒色、戒淫逸等内容，有助于培养教育出后辈中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才。二是传承历史，问祖凭证。家族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熟知自己家族、自己村落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来，许多海外华人热心回国寻根问祖，造福乡梓，他们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途径就是查阅家谱，寻找自己先祖所在（或迁移）的村落。姓氏地名，成了天涯游子落叶归根的精神寄托；宗谱，似乎成了一把寻根的钥匙。三是传承文化，归宿心灵。每一个姓氏家族，其文化里都包含一整套礼仪习俗、家谱、家祭、家法、称谓、门第、名号习俗、信仰、图腾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无形的文化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特有的文化特色和规范，往往包含着几十代人潜意识中隐藏的生命气息。

（三）弘扬姓氏地名文化，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

通许县岳寨村因岳姓居民聚居而得名。据岳姓族谱记载，岳寨村的岳氏，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十一世岳宽的后代。迁居通许县城东6公里处，逐渐聚居成村，至今已有500余年。村里的岳飞庙始建于清朝初年的清世祖甲申三年（1647），距今已360年，多次被毁，多次重修，如今已成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岳飞生日时，岳寨村都要举办三至五日的拜祖祭奠活动，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祭拜民族英雄。每年的庙会期间，村里都要请来剧团，唱三天大戏，30多年从没间断。

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经济建设方面，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乡风文明，村民富裕，村支书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这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挖掘姓氏地名文化，寻找自身特色，打造乡村品牌，应当作为一条乡村振兴的思路。

文明是趋同的，文化是求异的。挖掘姓氏地名本身的厚重文化，弘扬姓氏地名文化，寻找自身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可以保持特色留住活力，增强民族自豪感。这样就能避免乡村建设的同质化，留住鲜活的文化记忆、温馨的人际关系、淳朴的乡风民俗。

地名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成果。通过挖掘地名文化，也是在传承这一成果。乡村振兴不仅要求我们发展产业、壮大经济，更要激活文化、提振精神。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更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无论是古朴原始的乡村文化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乡村文化，它们都积蓄着一股股向上的力量、奋进的能量。这既可以为农村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作者：朱锋

来源：《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郑雨晴

校对：耿 曈

审订：袁 云

责编：计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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