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自己被拐卖(梦见自己被拐卖了又逃出来了)

她5岁被拐，26年后凭记忆找到人贩子

来源：央视网

就算她有钱，能买回我父母的命吗？

4月20日，想到即将在法庭上面对当年拐走自己、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人贩子余某英，杨妞花心绪难平。她将向余某英提出790万元的民事赔偿。

1995年，5岁的杨妞花被人从贵州贵阳拐卖至河北邯郸。2021年，当她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家，发现父母在她被拐后因为自责和伤心过度，没几年就双双过世了。

杨妞花一直记得当年拐卖她的人贩子余某英的名字，她报警后，警方将此人抓捕，并从其身上挖出了7起拐卖儿童事件。近期此案有望开庭，杨妞花向余某英提出了高额民事赔偿，“不指望她能拿得出钱，我只是要让她知道，我父母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希望她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5岁女孩被拐千里

凭着儿时记忆寻亲

1995年冬天，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一个聋哑男人得到了一个5岁的“女儿”。

聋哑男人当时已经三十来岁，和老母亲两人相依为命。这个新来的女孩，被取名李素燕，她被要求喊聋哑男人为爸爸，喊他母亲为奶奶。

但李素燕明白，这里不是她的家。她记得自己的本名叫“杨妞花”，父亲叫“杨新民”，妈妈叫“棉衣”，姐姐叫“杨桑英”，喊外婆为“阿不代”。杨妞花还记得，有一对男女租住到她家隔壁，和姐妹俩混熟了之后，有一天以买毛衣针为由骗她们上街。桑英不肯去，说要在家等爸妈，活泼好动的妞花跟着那对男女去了。之后，那对男女分开了，女子带着她不断换乘汽车、火车，最终将她带到了河北邯郸这户人家。5岁的杨妞花，在此后20多年里一直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余某英。但她就是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到邯郸的。

到新“家”半年后，杨妞花还在懵懂地等待家人的出现。有一天，养父抱来一摞报纸打算糊墙，她看到报纸上有张中年男人的照片，小脸盘、大眼睛、高鼻梁，是她记忆中爸爸的样子，她就偷偷将那张报纸藏了起来，没人的时候躲进厕所盯着照片看。

慢慢地，杨妞花学会了和奶奶、养父相处，感知和接受这个家。这个“家”只有三间土坯房，有时还漏雨，养父一家生活非常艰苦。养父没有工作，全靠修鞋换锁之类的活挣点零碎的钱，后来跟着亲戚帮人建房，才有相对固定的收入。这个聋哑汉子对杨妞花很好，两人甚至能用手语无障碍沟通。

杨妞花后来上了小学，读书挺聪明，但上完六年级后就辍学了。“有个亲戚对我奶奶说，我如果文化高了，以后就会跑掉不回来，奶奶就没有让我继续读书。”

几年后，杨妞花开始外出打工。凭借回忆，杨妞花推测自己应该是被人贩子拐卖的。2012年她开始寻亲，找志愿者组织帮忙、发布寻亲信息，2013年又采血入DNA库，但是一直毫无进展。

那时的杨妞花偶尔会胡思乱想，父母是不是后来又生了孩子，把自己忘了？甚至会想，自己会不会是被父母卖掉的？“但是我一想起爸爸妈妈对我非常好，就非常坚定地相信，他们没把我卖掉。他们一定会找我。”

2021年4月17日，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杨妞花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寻亲信息，她还发了一张根据记忆画的家乡地图。视频里，她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儿时记忆中的亲人：“桑英，桑英，阿不代，阿不代……”

26年后回家

父母却已去世多年

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转发。2021年5月3日，贵州省织金县一个杨姓苗族女孩看到了寻亲视频，她从小听自家长辈说，有个堂姐在1995年走失了。杨妞花的寻亲信息，各方面都和她堂姐很契合。

女孩很快和杨妞花取得了联系，随后，已经远嫁江苏南通的姐姐杨桑英也和杨妞花进行了视频连线。姐姐不但叫出了杨妞花在寻亲视频中没有公开的小名，还说出了一段她曾经在家里猪圈摔破头的经历，这也是杨妞花记得但未讲出来的往事细节。隔着手机，分别26年的姐妹俩泪如雨下。

然而，重逢的喜悦很快被巨大的悲恸冲散。杨妞花问姐姐父母的情况，却得知父母在她被拐后因为自责和伤心过度，没几年就双双过世了。

原来，当年父母带着姐妹俩从织金老家来到贵阳打工生活。1995年11月，5岁的杨妞花被拐之后，父母一直到处寻找。他们猜测人贩子晚上才敢偷偷带着杨妞花从车站跑掉，所以一到晚上就卷着棉被带着大女儿到车站里找，夜里就睡在车站。

这样找了大半年毫无结果，后来父母开始吵架。他们本来准备在老家建房子，父亲把买好的建材全部给砸了，因为抑郁终日借酒浇愁，1997年吐血身亡。母亲连续受刺激后精神恍惚，有时一个人跑到山上，说听见妞花在喊她。1998年，她也去世了。

妹妹被拐，父母双亡，杨桑英成了孤儿，还要忍着“没有看好妹妹”的自责和煎熬。在亲戚家辗转借住了一段时间后，十三四岁的她就出门打工了。她想念妹妹，但不知道怎么寻找妹妹，也不懂DNA采血入库，这才导致姐妹俩二十多年没能相认。

2021年5月10日，DNA鉴定结果正式确认了杨妞花和杨桑英的亲属关系。5月15日，姐妹俩分别从江苏南通和河北邯郸出发，回到位于贵州织金县官寨乡大寨村的老家团聚。

被拐26年后终于找到了家，但父母却已去世二十多年，杨妞花做梦也想不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她抱着姐姐泣不成声，在父母坟前更是放声大哭。

此后两年，杨妞花和杨桑英经常跨越千里相互探望，带着丈夫和孩子到对方家里做客，还一起回贵州老家过年。她们的外婆还在世，杨妞花经常抱着“阿不代”撒娇，还带老人上街买好吃的，她要替父母尽孝，要把这失去的26年找回来。

人贩子拐卖儿童7次

被起诉索赔790万元

姐妹俩的团聚越幸福，杨妞花就越思念父母。她要找到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人贩子余某英，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2021年5月回贵州认亲时，杨妞花就向贵阳警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2022年1月又将相关材料寄给了警方。2022年6月6日，杨妞花正式到贵阳市公安局报案，请求找到余某英。

杨妞花的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律师告诉记者，杨妞花报案后不到一个月，贵阳警方就发现了重要线索：一名名叫张某的重庆女子，曾于2004年从云南拐卖两个儿童到河北邯郸时被抓，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张某拐卖儿童和余某英拐卖杨妞花的手法一样，且目的地均是邯郸，警方调查后确认，张某即是余某英。

“民警给了我十几张照片辨认，我一下就把余某英认出来了。她是我最恨的人，她的样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杨妞花说。

再次到案后，余某英供述，在1993年1月至1996年10月间，她曾作案7起，从贵州、重庆拐卖8名儿童带至河北邯郸，卖给当地村民从中获利，杨妞花正是8名儿童之一。余某英的丈夫当年和她合伙实施拐卖行为，但他已经去世。

固定了证据之后，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对余某英提起了公诉。王文广律师透露，根据检方提供的量刑建议书，余某英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的犯罪事实，对指控的犯罪没有异议，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目前，王文广律师已申请将此案从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移交至贵阳市中院审理，“被告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他说。

4月20日，杨妞花告诉记者，作为受害人，她将向余某英提出790万元的民事赔偿。

“我知道这钱她肯定拿不出来，甚至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出，对此我不在乎，就算她拿得出钱，能买回我父母的命吗？”杨妞花说，“但我必须要提出我们的诉求，这笔钱里面包括我父母的死亡赔偿金，我要让她知道，我父母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我希望她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杨妞花说，这是她和姐姐商量后共同提出的要求。待到案件开庭时，姐妹俩将一起到贵阳，亲眼看着人贩子被绳之以法，以此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来源|央视网综合极目新闻

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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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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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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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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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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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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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梦到逃跑、躲避，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从小我就爱做梦，而且基本都能记住。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梦里总是在躲。也不知道有什么在找我，从来没看到过。

啊这，每次关键时刻就醒了。

有时候快被追到，我急的都会轻功，都能飞起来。踩着这个房顶跳跃到另一个房顶。

不管我多神通广大，总是被找到。

据我后来所了解的，梦到逃跑，逃亡，可能暗示了想摆脱现状束缚。缺乏安全感。

而且梦里大部分都是昏暗的，偶尔有白天，也是光刺的眼睛睁不开的那种（人家都说我是看家眼，半睁着眼睛睡，光线刺的梦里也睁不开眼睛）

双重梦也有过好几次。

双重梦就是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了，以为是现实世界，其实还在梦里。

梦魇 俗称“鬼压床”，经常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意识清醒，但是浑身动不了，醒不过来，还感觉累累的。周围有人说话听的清清楚楚。

小时候有一次“鬼压床”了，醒不来，因为我是看家眼，我连房间里姐姐走动都能看到。

当时也巧，姐姐看我半睁着眼，以为我在逗她玩，便过来用手把我眼皮撑开，我终于解脱了 醒了过来。

后来看有人说，梦魇醒不过来就使劲左右摇摆头，我试了 有效果，但要有很坚定的意志。

小时候做到吓人的梦，会发出“e~e~e~e~e~”很鬼畜的叫声，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很奇怪。

熟能生巧，有时候我能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梦里，然后做一些平时不敢的事情，比如调戏小哥哥哈哈哈。

其实爱做梦也挺有意思，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趣味^_^

不知道你们最近一次做的梦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山东男子讨债后被卖到缅甸

“请不要打我！只要你不打我，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做！”

那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名男子受到了不人道的对待。侮辱和威胁较少，但殴打和暴力袭击更为常见。这个男人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他可能会面临……生命的终结。

这个人除了缅甸以外别处都没有。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都有悲剧上演。该男子曾经亲眼目睹，刚刚在这里受骗的人们，因为不遵守纪律，就被当场绑架了。终生远离。

如此高压的环境自然让男人想要逃离，但逃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逃命而死。幸运的是，那个人终于跑了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故事。

该男子是如何被骗前往缅甸的？他经历了什么？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做什么呢？

这个人的昵称是大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很早就结婚了，有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头选择了创业。

经过努力，大头开的店在当地名声大噪，拥有一批忠实的回头客。这些年他也积累了很多积蓄，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这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大头，说想向他借2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

大头因为朋友的愧疚而无法拒绝，只好借给他钱。幸运的是，他的店生意很好，每个月都有利润。朋友借了这么一大笔钱，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害的。目前没有效果。

几个月后，大头突然遭遇市场低迷，曾经热闹的商店变得冷清。大头濒临破产，急需一笔资金来重振商店。由于连续亏损，他突然没有拿走所需的金额。

这时，大头想起了自己向朋友借的20万元，他赶紧联系了朋友。不料朋友却用各种方式逃避，却不肯还钱。

如果不还钱，大头就无法生存。他一次又一次联系他的朋友，要求他赶紧还钱。

就在大头绝望之际，名义上的朋友表示自己现在在昆明，想让大头赶去讨论退钱事宜。看到一线希望的大头，没来得及多想，立即买了票赶往那里。昆明，但他没想到，这就是他坠入深渊的开始。

当大头到达朋友所说的地方时，他从未见过朋友。但此时，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表示已经派司机来接大头了。他们会见面并详细讨论。很快，这名司机就到达了朋友。大头上了司机的车，尾随其后。司机又聊了一会儿。但见司机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当他在路上感到口渴时，司机突然递给他一杯水，刚好够解渴。大头没想到里面有安眠药，就喝了下去。他立刻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询问司机他在哪里，但司机没有回答。大头吓得想掏出手机报警，下一秒却被司机抢走了。他的手机直接被扔出了窗外。

司机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实点！”说话间，司机也拿出了一把发光的刀。大头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黑帮。他这个生性老实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想跳楼呢？这是一辆车，但司机开得很快，如果跳下去，他会生死不定。

司机将大头带到了上车地点。一群人围住了大头，不加解释地将他绑了起来，然后把他带上了另一辆车。

被束缚的大头没有反击的手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辆越过边境。

下车后他才知道自己到了缅甸，但来接他的人都说着流利的中文。

这一幕让大头觉得奇怪，笑了起来，笑得歪歪扭扭。他没想到，残暴受害者的竟然都是中国人。

同胞们怎么可以对同胞如此残忍呢？大头想问这个问题，但又不敢说话。自从他来到这里之后，他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每天要面对压力很大的工作环境，通过打电话来欺骗中国人民。

他不想欺骗自己的同胞，但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如果他不服从，就会遭到殴打、棍棒和电击。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剧痛。

被打得鼻青脸肿，那是小事一桩。有的人骨头被活活打断，有的人内脏被挖掉，有的人四肢被砍断。这就像来自地狱的场景。

大头曾经看到刚刚被骗的中国人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仔细询问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已经被“加工”过。

大头想活下去，但如果他在这里不小心，他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

他不是没有想过逃跑，但每次都失败了！

有一次他试图趁守卫不注意逃跑，但还没跑多远就被发现了！他怎么能用两只脚碾过汽车呢？那些人轻而易举的就抓住了他。

为了惩罚大头，他们对大头进行了更严厉的殴打，并用刀刺了他两刀，导致大头身上出现触目惊心的伤口。从此，大头暂时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这样的生活肯定不会长久。大龙又想逃了。他想了各种可能的办法，决定把床单绑起来，当绳子从上面跳下去。没想到，床单做成的绳子根本支撑不住。他的体重导致他的腿折断了。他因此晕倒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旁边有医生在给他做手术。大头很害怕。他以为医生要来摘除他的肾脏。类似的事件在这里也时常发生。

没想到，医生只是在断腿上安上了钢板，大头就开始了康复的日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拄着拐杖。见他走路如此困难，他们也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

这也给了大头喘息的机会，联系了联系人，并在对方同意带他回国之前给了对方很多好处。大头拄着自己的两双拐杖，让大家放松了警惕，终于离开了这里。人间地狱。

回到中国，所谓的朋友已无处可寻，大头也始终无法联系到他。

他在缅甸度过的几个月对大头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已经逃了出来，身处安全的环境，但他还是无缘无故的感到害怕。他在家睡觉、吃饭都困难，每天都遭受折磨。 。

有时大头会梦见缅甸的场景，惊出一身冷汗。幸运的是，这只是一个梦。与其他受害者相比，他能从那个人间地狱中逃脱已经是幸运的了。最终，韩大头选择向警方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中国人遭受非人的虐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大头这样的亲友骗到缅甸的。我们怎样才能从法律角度分散对这种行为的注意力呢？

这个所谓的朋友会给大头设下陷阱，诱骗他去缅甸。其已构成事实上的行为，必须承担责任。

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罚款；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果大头不是唯一一个被这个朋友欺骗的人，那么这个人的情节会更严重，量刑时会考虑更严厉的惩罚。

他为了一己私利，残酷地攻击自己的同胞。这种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大龙在缅甸被捕时还涉嫌电汇。他的行为是否违法？

去缅甸旅游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大头一样被欺骗，另一种是被承诺赚大钱诱导。这两类人都是无辜的，而明知故犯的人所面临的惩罚显然是不同的。

如果明知工作性质，却仍执意赚大钱，帮助当地人华人，这种情况就可以认定为罪，应当按照罪处罚。如果他们是像大头这样的无辜者，他们协助的行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么紧急避险法就应该适用于这种情况。

《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不受持续危险，必须采取损害他人不正当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 ，不负刑事责任。

如果事实证明他们实际上是被欺骗的无辜者，则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许多中国人在缅甸进行过电子。我国可以直接管辖吗？

不可以，我国的法律在国内外均适用。如果其中一项犯罪行为或结果确实发生在我国，那么我国当然可以使用我国的法律，但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此类犯罪通常是跨国犯罪。

我国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平等对待缅甸。两国正在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犯罪问题，防止更多人受骗。我相信，更多的国人能够逃离这个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