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余的名人(姓余的名人有哪些)

逝者｜85岁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 “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但这次，他逃课了”

司徒兆敦

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艺术家，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

祖籍广东开平，1938年11月出生于香港。中国电影界前辈司徒慧敏的长子。

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留校任教。

他担任过班主任的导演系78级本科班，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重镇；其担任主任教员的84导演干部进修班、98级本科班，亦名导辈出。

40余年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开设电影剧作、视听语言、导演创作、影片分析、剪辑、广告、纪录片创作等多门专业课程。其中推动、开启北电剪辑专业教育，致力导演系纪录片专业建设等，更是具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父亲的关系，从影之初他就与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相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创作兴趣逐渐转至纪录片方向，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他认为中国应有自己的“纪录片运动”：“电影专业的教学应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只有了解现实生活和了解人，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层次。”他被年轻电影人誉为“纪录片教父”,虽然他自己明确反对这个说法。

他教学生“爱生活、爱人，才能学好艺术”。“我的门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学生们都记得他说过的话。

8月31日，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54小时口述历史，我听到了老师的一生”

◎杨秋濛（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司徒兆敦先生口述史采访人）

有幸认识司徒兆敦先生是在2017年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很冷，司徒兆敦先生远远走过来，穿着驼色的呢子大衣，头戴深灰色贝雷帽，系了一条缎面方巾。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先生特别有绅士风度。

司徒兆敦先生是我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同事——田苗的老师。2003年，田苗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曾跟随先生学习。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便跟着田苗一起称先生为“司徒老师”。

当天司徒老师邀请我们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生餐厅用晚餐。两瓶啤酒下肚，老师便开始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的故事和经历，有些听起来“惊心动魄”。

学者口述史一直是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方向；老师生于香港，2003年又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恰巧我在香港上过学，学的也是传媒管理方向；司徒老师是中国电影界重要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故在拜访老师之前，我就跟田苗提出过想给司徒老师做口述史的想法。

在饭桌上跟司徒老师一提，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那时我刚入职3年，这是我第一位重要的采访对象，我真的太荣幸了。

时隔不到一年，经历了前后十次的拜访、相处，2018年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在摄像机的见证下，在国家图书馆开始了对司徒老师第一次口述史访问。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其实是采访人和受访人共同经历的一段时光，在每一次提问，每一次回答的互动中，一起沉浸在那段尘封历史与过往生活的回忆里。

司徒老师给我讲小时候在香港学士台爬树淘气的故事，战争时期在家门口给父亲司徒慧敏放哨的经历；给我讲101中学干部子弟学校培养保密意识、19中学校朴素劳动的故事；给我讲最感谢北影的恩师田风老师，给我讲和化夷师母的甜蜜爱情；给我讲第一次出国拍摄纪录片的见闻趣事，给我讲入狱五年坐过死刑牢房的内心感悟；给我讲第五代导演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给我讲他从故事片转型至纪录片的创作心路，还给我讲了他全部的纪录片思想和课程体系……

开始的采访总是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我每次都会提前做出好几次的采访提纲，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生怕自己因为不了解、不熟悉，得不到司徒老师的信任，不能在采访中对我敞开心扉。我记得有一次，司徒老师谈到在北影导演系带班时的经历，想不起来当时具体的班名和学生，因为老师带的班实在太多了，我恰巧在做准备时读到了这一段，我就提示给了老师，老师惊讶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啊。”好像慢慢的，我们关系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采访也变得开心畅快，无所顾忌。

那时候司徒老师还在青岛教书，每年寒暑假回到北京时，我们就会约上几次采访，一周一次。一般是每周四上午9点，我都把司徒老师接到馆里来谈上一两个小时。每次我都会提前一些到小区门口，但每次我到的时候，司徒老师肯定已经在长椅上等我了。走的时候，从来不让我送上楼，坚持自己从小区门口走回去，让我赶紧回馆里，说别耽误我的工作。

采访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司徒老师从青岛退休，我们一共进行了31次口述史采访，累计访问时长54小时，口述史文字稿60余万字。这些沉甸甸的回忆，饱含了司徒老师的成长经历、思想演变、人生感悟，不但是对我国从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更是对中国电影艺术教育和纪录片发展的总结。但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长辈把这80年来的人生总结凝炼后，讲给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听。他的幽默风趣、他的真实善良、他的待人诚恳、他的兢兢业业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司徒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是做纪录片的真实，也是做人的真实。“我可以原谅自己说错话，但不能原谅自己说假话”，他鼓励学生要说实话、说真话，虽然真话不一定的对的话，但说错了可以改，也不要虚伪地去做事情。他把纪录片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在每一次创作、每一次教学当中，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用纪录片去改变大众的审美，用真善美去影响一代一代的人。

记录，是一种生活方式。司徒老师几乎每天都会拍一张照片，有时候是风景、动植物，有时候是老友相聚的合影，每张照片都会配上日期和感悟，群发给大家。这是他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保持联络的一种感情交流。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收不到司徒老师的讯息了。

2023年8月31日，临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司徒老师离开了，知夏（司徒兆敦之子）哥说：“爸爸教了一辈子的书，但这次，他逃课了。”翻看一页一页口述史文字稿，回看着一次一次影音资料，回想起做访谈时的那些时光，我想我会把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整理完成，当做和老师的一次漫长告别。2023.9.2

司徒老师，一点回忆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司徒老师的家族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四代之前，司徒家的长辈，离开广东老家，到旧金山淘金，然后修铁路。因排华法案，无法定居美国，晚年落脚在加拿大，去世时的身份是个水手。

三代之前，就是司徒老师的爷爷，在旧金山听演讲，加入同盟会，闹革命、反帝制，还回广东老家盖了个碉楼，据说捐过大炮，也开过大炮。

司徒老师的父亲司徒慧敏，结识了，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在美国是工科学生，在上海电影界任同期录音师，设计组装过中国最早的电影录音机。在香港等地采购电子零部件，地下运输到延安，组装电台。50年代还根据安排赴美从事侨胞工作和采购事业。晚年在文化部等部委任职，住在北京木樨地。

司徒老师，早年就读于北京的101中学，因父亲的党员身份未公开，曾受到同学的一点歧视，接受父亲的影响学习并从事电影工作，1964年开始任纪录片教师，60年代中期投身革命大潮，曾于外地躲避暴力，后被捕在京郊坐牢，在牢中彻底历练了中国底层社会，70年代初期恢复了自由。其时，温都尔汗事件之后，他父亲在指示下，公开了三十年始的党员身份，一家人生活逐渐正常。

司徒兆敦老师之被后辈敬仰、尊重、纪念，主要因为他改革开放后作为电影教师的贡献。他是“改开”后最早出去的那批人，拜访了一些亲戚、华侨，并在欧美游历。当时他已经以纪录片为志业，回国时带了一些录像带，学生们、各地到北京进修的人、电视台的编导们，去司徒老师家里集体观看，或复制。比较受欢迎的有《北方的纳努克》《奥林匹亚》《雨》《桥》等，最受欢迎的是《意志的胜利》，在外地被复制到第六版。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有周传基老师、司徒老师、谢飞老师从国外复制电影带回来与大家分享，前两位都有华侨身份，除了自己带回来的，还有后来嘱咐亲戚寻找后寄来的。这些新鲜的养分，构成了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的基础。司徒老师是中国电视系统90年代节目改革、纪实栏目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

司徒老师的纪录片理念是个混合体，有着延安时期的新闻学特点，也有电影语言性质，倡导真实，鼓励批判，提倡揭示，经常宣讲推广直接电影（运用同期声拍摄、主张少运用拍摄和剪辑技巧、摒弃解说词、认为作品与现实有着直接关系的纪录片流派），其创作实践接近尤里斯·伊文思，直击现实后进行编辑和解说，但他鼓励大家尽量不要用解说。晚年，他强调真实是第一位的。自述中导演或“之父”的头衔都被抛弃了，只保留着教师身份。

以此短文缅怀和纪念。

2023.8.31

前排左二：司徒兆敦；右一：司徒慧敏；右三：邓雪琼（司徒兆敦之母）

“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好好创作”

◎袁敏（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01级）

2001年夏天，我坐了大概26个小时硬座绿皮火车，从江西来到北京上学。在学校门口看到“北京电影学院”6个大字，我激动又兴奋。

办完报道手续，听说学校北门黄亭子社区那边的小超市东西便宜，为省点儿买生活用品的钱就溜达去了。记得拎满大堆东西往回走时，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迎面而来，笑而不语，和我擦肩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见司徒兆敦老师，他身材瘦长、精神矍铄、面容慈祥。后来我才知道司徒老师那年63岁。

我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做职业编剧。但班主任潘若简老师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专业技能、走向社会之日能拥有更多生存本领，在教学内容上精心设计，为我们争取到编剧专业以外更多重要学科和导师级别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其中就有司徒兆敦老师的纪录片课。

第一次在课堂上看见司徒兆敦老师我有点惊讶，因为自从见他第一面起，我一直猜他是学校里种树栽花的园丁或是后勤工作人员。他太朴实，太像我江西老家的街坊邻居。潘老师一番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司徒老师是导演系 78 级的班主任，是纪录片大家、中国电影行业的泰斗。我肃然起敬又无地自容。

课堂上，司徒老师给我们讲“薪火相传，尊师重道”校训背后的故事，讲纪录片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告诉我们78 班导演系那些著名人物在学生时代是怎么用功，还有他教过的第五第六代导演有哪些趣事。他的娓娓道来，让它们像一幕幕电影画面一样，在我们新鲜的眼眸前展开。

记得他经常在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上午，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甚至可以滴水不进。后来他意识到同学们需要休息，就告诉我们可以随时进出教室。但是他不休息，依然不紧不慢地讲着他的课。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司徒老师讲着讲着突然说要向在座的学生请假：“我烟瘾犯了，我能不能出去抽支烟？” 我们哄堂大笑。然后他就静静在楼道走廊的吸烟处抽烟，我们好几个就围过去和他聊天，他伸手递烟问我们抽不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香烟叫“”。

那会儿北京还有沙尘暴，雾霾天里他嗓子嘶哑。其他系甚至外校的人也来蹭课，按照教务处的规定，这些人是会被清出去的。可是司徒老师从不撵走他们，而是让他们自我介绍，潜移默化间融入课堂之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整个过程就好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司徒老师的导演魅力，意识到他的大智慧。

久而久之蹭课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和摄影学院的余琼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毕业之后，我和余琼都拍摄纪录片，在多个纪录片交流的场合遇到过。特别是2006 年，我在广州参加Discovery 探索频道“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我和余琼还有摄影系的张晓颖都是司徒老师的学生，我们聊起当年上学的点点滴滴，谈及司徒老师都觉得亲切又温暖。

记得有一年，我拍了个讲足疗技师的纪录片，拿着小样去找过司徒老师。我打通上学时司徒老师留给我的座机号码，他约我在黄亭子小区的家里见面。房子很小，屋里挤满了书和碟，琳琅满目。

司徒老师仪式感很强，像是在课堂上一样， 说：“那我们关灯，拉片儿了。”我当时很忐忑，第一次给老师看作品心里没底。我们边看片子边交流，一部78分钟的纪录片，真的像上学时拉片儿一样，足足看了四个多小时。他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提示需要补拍的细节。他叮嘱我不管什么创作，一定要去观察生活、去了解社会，去记录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每一个卑微的人都是这个社会裂变中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纪录片应该承载这样的语境，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成为纪录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影像档案，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叙事。

耽误了老师一下午时间，我请老师去黄亭子小区后面的红珊瑚饭馆吃饭。饭馆女老板都认识我们，调侃我说：“今天你不能点辣子鸡丁盖饭了，司徒老师不吃辣，你得给老师点些好吃的。”师母却不让我点大鱼大肉，点了清淡口味的三菜一汤，最后还在我和司徒老师饭桌上畅聊的过程中，偷偷去结账买单。我尴尬得脸都红了，怪饭馆老板：“明明知道是我来请老师吃饭，您还收老师的钱……”

司徒老师却拽着我出门，在小路上安慰我说：“没事，你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攒点钱好好创作，期待你的更多作品。”看着老师的背影离去，我内心五味杂陈。说一千道一万，艺术创作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后来，我和司徒老师有了手机电话和微信联系。我从纪录片转向了电影拍摄，和司徒老师联系也少了，只是微信里时不时寒暄几句。有时候他看到我朋友圈说“电影开机”，会给我点赞送上祝福。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见到司徒老师的外甥彭吉吉，聊起很多往事，感慨万千。20多年过去，时间久远，司徒老师给予我、教会我的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是有些记忆一直都在心上，细想起来，恍如昨天。2023.9.2

编辑/韩世容

逝者｜85岁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 “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但这次，他逃课了”

司徒兆敦

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艺术家，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

祖籍广东开平，1938年11月出生于香港。中国电影界前辈司徒慧敏的长子。

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留校任教。

他担任过班主任的导演系78级本科班，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重镇；其担任主任教员的84导演干部进修班、98级本科班，亦名导辈出。

40余年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开设电影剧作、视听语言、导演创作、影片分析、剪辑、广告、纪录片创作等多门专业课程。其中推动、开启北电剪辑专业教育，致力导演系纪录片专业建设等，更是具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父亲的关系，从影之初他就与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相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创作兴趣逐渐转至纪录片方向，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他认为中国应有自己的“纪录片运动”：“电影专业的教学应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只有了解现实生活和了解人，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层次。”他被年轻电影人誉为“纪录片教父”,虽然他自己明确反对这个说法。

他教学生“爱生活、爱人，才能学好艺术”。“我的门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学生们都记得他说过的话。

8月31日，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54小时口述历史，我听到了老师的一生”

◎杨秋濛（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司徒兆敦先生口述史采访人）

有幸认识司徒兆敦先生是在2017年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很冷，司徒兆敦先生远远走过来，穿着驼色的呢子大衣，头戴深灰色贝雷帽，系了一条缎面方巾。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先生特别有绅士风度。

司徒兆敦先生是我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同事——田苗的老师。2003年，田苗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曾跟随先生学习。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便跟着田苗一起称先生为“司徒老师”。

当天司徒老师邀请我们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生餐厅用晚餐。两瓶啤酒下肚，老师便开始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的故事和经历，有些听起来“惊心动魄”。

学者口述史一直是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方向；老师生于香港，2003年又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恰巧我在香港上过学，学的也是传媒管理方向；司徒老师是中国电影界重要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故在拜访老师之前，我就跟田苗提出过想给司徒老师做口述史的想法。

在饭桌上跟司徒老师一提，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那时我刚入职3年，这是我第一位重要的采访对象，我真的太荣幸了。

时隔不到一年，经历了前后十次的拜访、相处，2018年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在摄像机的见证下，在国家图书馆开始了对司徒老师第一次口述史访问。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其实是采访人和受访人共同经历的一段时光，在每一次提问，每一次回答的互动中，一起沉浸在那段尘封历史与过往生活的回忆里。

司徒老师给我讲小时候在香港学士台爬树淘气的故事，战争时期在家门口给父亲司徒慧敏放哨的经历；给我讲101中学干部子弟学校培养保密意识、19中学校朴素劳动的故事；给我讲最感谢北影的恩师田风老师，给我讲和化夷师母的甜蜜爱情；给我讲第一次出国拍摄纪录片的见闻趣事，给我讲入狱五年坐过死刑牢房的内心感悟；给我讲第五代导演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给我讲他从故事片转型至纪录片的创作心路，还给我讲了他全部的纪录片思想和课程体系……

开始的采访总是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我每次都会提前做出好几次的采访提纲，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生怕自己因为不了解、不熟悉，得不到司徒老师的信任，不能在采访中对我敞开心扉。我记得有一次，司徒老师谈到在北影导演系带班时的经历，想不起来当时具体的班名和学生，因为老师带的班实在太多了，我恰巧在做准备时读到了这一段，我就提示给了老师，老师惊讶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啊。”好像慢慢的，我们关系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采访也变得开心畅快，无所顾忌。

那时候司徒老师还在青岛教书，每年寒暑假回到北京时，我们就会约上几次采访，一周一次。一般是每周四上午9点，我都把司徒老师接到馆里来谈上一两个小时。每次我都会提前一些到小区门口，但每次我到的时候，司徒老师肯定已经在长椅上等我了。走的时候，从来不让我送上楼，坚持自己从小区门口走回去，让我赶紧回馆里，说别耽误我的工作。

采访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司徒老师从青岛退休，我们一共进行了31次口述史采访，累计访问时长54小时，口述史文字稿60余万字。这些沉甸甸的回忆，饱含了司徒老师的成长经历、思想演变、人生感悟，不但是对我国从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更是对中国电影艺术教育和纪录片发展的总结。但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长辈把这80年来的人生总结凝炼后，讲给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听。他的幽默风趣、他的真实善良、他的待人诚恳、他的兢兢业业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司徒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是做纪录片的真实，也是做人的真实。“我可以原谅自己说错话，但不能原谅自己说假话”，他鼓励学生要说实话、说真话，虽然真话不一定的对的话，但说错了可以改，也不要虚伪地去做事情。他把纪录片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在每一次创作、每一次教学当中，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用纪录片去改变大众的审美，用真善美去影响一代一代的人。

记录，是一种生活方式。司徒老师几乎每天都会拍一张照片，有时候是风景、动植物，有时候是老友相聚的合影，每张照片都会配上日期和感悟，群发给大家。这是他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保持联络的一种感情交流。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收不到司徒老师的讯息了。

2023年8月31日，临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司徒老师离开了，知夏（司徒兆敦之子）哥说：“爸爸教了一辈子的书，但这次，他逃课了。”翻看一页一页口述史文字稿，回看着一次一次影音资料，回想起做访谈时的那些时光，我想我会把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整理完成，当做和老师的一次漫长告别。2023.9.2

司徒老师，一点回忆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司徒老师的家族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四代之前，司徒家的长辈，离开广东老家，到旧金山淘金，然后修铁路。因排华法案，无法定居美国，晚年落脚在加拿大，去世时的身份是个水手。

三代之前，就是司徒老师的爷爷，在旧金山听演讲，加入同盟会，闹革命、反帝制，还回广东老家盖了个碉楼，据说捐过大炮，也开过大炮。

司徒老师的父亲司徒慧敏，结识了，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在美国是工科学生，在上海电影界任同期录音师，设计组装过中国最早的电影录音机。在香港等地采购电子零部件，地下运输到延安，组装电台。50年代还根据安排赴美从事侨胞工作和采购事业。晚年在文化部等部委任职，住在北京木樨地。

司徒老师，早年就读于北京的101中学，因父亲的党员身份未公开，曾受到同学的一点歧视，接受父亲的影响学习并从事电影工作，1964年开始任纪录片教师，60年代中期投身革命大潮，曾于外地躲避暴力，后被捕在京郊坐牢，在牢中彻底历练了中国底层社会，70年代初期恢复了自由。其时，温都尔汗事件之后，他父亲在指示下，公开了三十年始的党员身份，一家人生活逐渐正常。

司徒兆敦老师之被后辈敬仰、尊重、纪念，主要因为他改革开放后作为电影教师的贡献。他是“改开”后最早出去的那批人，拜访了一些亲戚、华侨，并在欧美游历。当时他已经以纪录片为志业，回国时带了一些录像带，学生们、各地到北京进修的人、电视台的编导们，去司徒老师家里集体观看，或复制。比较受欢迎的有《北方的纳努克》《奥林匹亚》《雨》《桥》等，最受欢迎的是《意志的胜利》，在外地被复制到第六版。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有周传基老师、司徒老师、谢飞老师从国外复制电影带回来与大家分享，前两位都有华侨身份，除了自己带回来的，还有后来嘱咐亲戚寻找后寄来的。这些新鲜的养分，构成了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的基础。司徒老师是中国电视系统90年代节目改革、纪实栏目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

司徒老师的纪录片理念是个混合体，有着延安时期的新闻学特点，也有电影语言性质，倡导真实，鼓励批判，提倡揭示，经常宣讲推广直接电影（运用同期声拍摄、主张少运用拍摄和剪辑技巧、摒弃解说词、认为作品与现实有着直接关系的纪录片流派），其创作实践接近尤里斯·伊文思，直击现实后进行编辑和解说，但他鼓励大家尽量不要用解说。晚年，他强调真实是第一位的。自述中导演或“之父”的头衔都被抛弃了，只保留着教师身份。

以此短文缅怀和纪念。

2023.8.31

前排左二：司徒兆敦；右一：司徒慧敏；右三：邓雪琼（司徒兆敦之母）

“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好好创作”

◎袁敏（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01级）

2001年夏天，我坐了大概26个小时硬座绿皮火车，从江西来到北京上学。在学校门口看到“北京电影学院”6个大字，我激动又兴奋。

办完报道手续，听说学校北门黄亭子社区那边的小超市东西便宜，为省点儿买生活用品的钱就溜达去了。记得拎满大堆东西往回走时，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迎面而来，笑而不语，和我擦肩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见司徒兆敦老师，他身材瘦长、精神矍铄、面容慈祥。后来我才知道司徒老师那年63岁。

我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做职业编剧。但班主任潘若简老师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专业技能、走向社会之日能拥有更多生存本领，在教学内容上精心设计，为我们争取到编剧专业以外更多重要学科和导师级别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其中就有司徒兆敦老师的纪录片课。

第一次在课堂上看见司徒兆敦老师我有点惊讶，因为自从见他第一面起，我一直猜他是学校里种树栽花的园丁或是后勤工作人员。他太朴实，太像我江西老家的街坊邻居。潘老师一番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司徒老师是导演系 78 级的班主任，是纪录片大家、中国电影行业的泰斗。我肃然起敬又无地自容。

课堂上，司徒老师给我们讲“薪火相传，尊师重道”校训背后的故事，讲纪录片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告诉我们78 班导演系那些著名人物在学生时代是怎么用功，还有他教过的第五第六代导演有哪些趣事。他的娓娓道来，让它们像一幕幕电影画面一样，在我们新鲜的眼眸前展开。

记得他经常在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上午，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甚至可以滴水不进。后来他意识到同学们需要休息，就告诉我们可以随时进出教室。但是他不休息，依然不紧不慢地讲着他的课。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司徒老师讲着讲着突然说要向在座的学生请假：“我烟瘾犯了，我能不能出去抽支烟？” 我们哄堂大笑。然后他就静静在楼道走廊的吸烟处抽烟，我们好几个就围过去和他聊天，他伸手递烟问我们抽不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香烟叫“”。

那会儿北京还有沙尘暴，雾霾天里他嗓子嘶哑。其他系甚至外校的人也来蹭课，按照教务处的规定，这些人是会被清出去的。可是司徒老师从不撵走他们，而是让他们自我介绍，潜移默化间融入课堂之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整个过程就好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司徒老师的导演魅力，意识到他的大智慧。

久而久之蹭课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和摄影学院的余琼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毕业之后，我和余琼都拍摄纪录片，在多个纪录片交流的场合遇到过。特别是2006 年，我在广州参加Discovery 探索频道“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我和余琼还有摄影系的张晓颖都是司徒老师的学生，我们聊起当年上学的点点滴滴，谈及司徒老师都觉得亲切又温暖。

记得有一年，我拍了个讲足疗技师的纪录片，拿着小样去找过司徒老师。我打通上学时司徒老师留给我的座机号码，他约我在黄亭子小区的家里见面。房子很小，屋里挤满了书和碟，琳琅满目。

司徒老师仪式感很强，像是在课堂上一样， 说：“那我们关灯，拉片儿了。”我当时很忐忑，第一次给老师看作品心里没底。我们边看片子边交流，一部78分钟的纪录片，真的像上学时拉片儿一样，足足看了四个多小时。他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提示需要补拍的细节。他叮嘱我不管什么创作，一定要去观察生活、去了解社会，去记录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每一个卑微的人都是这个社会裂变中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纪录片应该承载这样的语境，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成为纪录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影像档案，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叙事。

耽误了老师一下午时间，我请老师去黄亭子小区后面的红珊瑚饭馆吃饭。饭馆女老板都认识我们，调侃我说：“今天你不能点辣子鸡丁盖饭了，司徒老师不吃辣，你得给老师点些好吃的。”师母却不让我点大鱼大肉，点了清淡口味的三菜一汤，最后还在我和司徒老师饭桌上畅聊的过程中，偷偷去结账买单。我尴尬得脸都红了，怪饭馆老板：“明明知道是我来请老师吃饭，您还收老师的钱……”

司徒老师却拽着我出门，在小路上安慰我说：“没事，你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攒点钱好好创作，期待你的更多作品。”看着老师的背影离去，我内心五味杂陈。说一千道一万，艺术创作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后来，我和司徒老师有了手机电话和微信联系。我从纪录片转向了电影拍摄，和司徒老师联系也少了，只是微信里时不时寒暄几句。有时候他看到我朋友圈说“电影开机”，会给我点赞送上祝福。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见到司徒老师的外甥彭吉吉，聊起很多往事，感慨万千。20多年过去，时间久远，司徒老师给予我、教会我的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是有些记忆一直都在心上，细想起来，恍如昨天。2023.9.2

编辑/韩世容

湘雅人物影像志 | 六十余载深耕作，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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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新闻8月25日讯（通讯员 罗闻）谭秀娟，女，汉族，广东罗定人，党员，麻醉学家，1933年8月出生于广州市。曾任湘雅医院麻醉学教授。1955年7月毕业于广州市华南医学院（今中山大学），分配到湖南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妇产科任助教，1957年改行参与组建麻醉科，1958年底被派往北京中医学院学习中医三年，回院后从事过中医教学、医疗工作，后又被转派回麻醉科，1988年参与创建了部属院校中第一个麻醉学系。曾任湖南医科大学（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麻醉学系系主任，兼任湘雅医院麻醉科主任、湖南省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委员会麻醉学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

谭秀娟长期从事临床麻醉的教学和医疗工作，成功进行了脑复苏与麻醉手术期间颅内压、血流动力学变化等实验与临床研究，在解决疑难、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学风严谨，除担任本科生、进修生教学外，从1985年起开始培养硕士生。

转入麻醉，开辟前沿

问题：谭秀娟老师是您的导师，您能说说她是如何从妇产科转入麻醉科并且在这领域开疆拓土的？

郭曲练（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谭老师从妇产医生转入麻醉科，是服从医院组织的安排。

在很早之前医院是没有专门的麻醉科的，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是一组人做手术另一组人做麻醉，如此轮流，但这样不专业的麻醉方式容易发生医疗事故。1956年，在外科大发展的前提下，当时的大外科主任谢陶灜教授力主成立专门的麻醉科，希望同志们报名扩醉专业。但在麻醉科组建之初，没多少人愿意来，徐启明老师是第一位响应的，王静静老师是第二位，医院要从妇产科的医生中抽调一人到麻醉科，谭秀娟老师作为党员，秉持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理念，也义无反顾的来到了麻醉科。

从妇产科到麻醉科，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因为谭老师从临床科室来到医技科室（麻醉科当时是作为医技科室成立的），需要很大的转变，学科的转变也需要她做好很多准备。

在“西学中”期间，院内需要选调一批人去学习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谭老师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去北京学习了两年的中医，回来之后便把中医的知识用到麻醉科，这也为我们早期将中西医结合应用于麻醉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这次学习中，她有幸跟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湘雅医学院第三任院长张孝骞教授同班。她后来回忆说，从张孝骞教授身上也学习到了认真、严谨的作风，这些作风对她之后的成长和发展也是非常有意义。

远瞩，立定方圆

问：在麻醉科建科之初，徐教授和谭教授为湘雅乃至湖南省的麻醉学科立下了很多“规矩”，您还记得有哪些规矩，它们现在还在使用吗？

郭曲练：当时谭老师跟徐老师以及一批老同志创建麻醉科后，为了使麻醉更安全立下了很多的规矩。这些管理制度不仅是我们科的，包括对湖南省的麻醉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规矩就是做麻醉的过程中，在手术过程中不能够离开病人，要一直守着病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了监护仪、麻醉机，最开始是很简陋的麻醉机，靠血压计量无创的血压，几分钟一次或者十分钟一次，最长的时候一个人可能要从早上守到晚上，你必须要守在那里，如果说你要上厕所，那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守护病人，才能够暂时离开一下。当然现在有了很多监护仪器，比较安全一些了，但这个规矩一直传承了下来。

还有包括麻醉过程中对病人的管理要认真，要按时记录；麻醉并发症病例的讨论学习；重症病人的术前病例讨论。

还有一个规矩，是我刚来湘雅医院时谭老师立下的——年轻医生要轮科。为了培养新一代真正的麻醉学临床人才，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立下了“轮科”的规矩，就是以后新来的，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都要到其他内外科去轮科。我是第一个受益的，我跟当时跟鄢建勤医生一起到内科、外科、儿科等等，连续轮科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不容易的。为什么？当时我们科里人少，手术多，但还要把年轻医生派出去学习。是老同志们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奉献，有的老师五十多岁了还要值晚班。

我们在轮科的两年过程中间，确实学习了大量的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等学科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我们以后再回到麻醉科，在临床麻醉中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判断各种各样的病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国家麻醉住院医生培训制度，实际上跟谭老师她们当时的想法也是不谋而合，虽然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的远见卓识是很值得钦佩的。

问：对于医院的很多科室的建科、发展，麻醉学科的前辈们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你能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吗？

郭曲练：谭老师也曾协助过我们院的心胸外科重新建科。我们医院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支持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发展，配合上级管理部门就把心胸外科完全搬迁到了附二院，作为附二院的重点专科发展，而医院自己的心胸外科却因此取消了。

后来重建心胸外科，谭老师那一辈人当时为了心胸外科的稳步发展，和心胸外科的医生一起去外地学习心胸外科的麻醉，回来一起开创的湘雅医院的心胸外科。当时心胸外科展开以后，因为都是一些危重病人，它需要有内科学、外科学、麻醉学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谭老师她们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平时碰到问题也相互学习，甚至打电话请教其他医院的教授。谭老师除了心胸外科的麻醉以外，还是体外循环的负责人。

所以说无论麻醉还是体外循环，她都能够来指导大家工作。而我们湘雅医院的心胸外科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好了，应该说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觉得与她和大批老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医院的ICU、疼痛亚专科，就是在她们对学科发展的超前布局下得到了开拓。

我记得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我们谭老师跟徐老师创建了我们医院的中心ICU 和疼痛科。创建 ICU 的时候，我觉得她们是很有眼光的，因为当时只是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医院当时并没有全院的中心ICU。

我记得 ICU 开展的时候，我们最早抢救的一个病人，就是我们医院妇产科的刘建安教授，刘教授当时在做手术的过程中间突然倒地，心跳骤停，当时我们整个科室，包括徐老师谭老师，我们把她从心跳骤停的情况下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以后就把她送到 ICU ，那要 24 小时守护的，原来是没有中心ICU 的这样一个救治病区。

现在 ICU 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 ICU 已经是规模非常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各种自然灾害救治、新冠的救治等方面，ICU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春风化雨，诲人不倦

问题：谭教授具有前瞻性目光的特点也体现在科研方面，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郭曲练：麻醉学原来是没有什么科研的，在谭老师和徐老师还有一大批老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发展。当时的科研方向是脑保护与脑复苏，在脑复苏这个领域中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低温方面。我们首次在国外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低温脑复苏的论文，当时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到现在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影响因子杂志论文。我记得还有两个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都是脑保护与脑复苏的内容，当时在我们医院也是很好的成绩了。也正是因为她们这样一种科研的努力，或者说引领，使我们现在的科研也是在全国排名靠前的。这次STEM 排名之中我们就名列前十位，没有他们前面的努力,我估计很难做得到。

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谭老师跟徐老师一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投到《中华麻醉学杂志》上 ，是关于小剂量硬膜外麻醉的。当时的麻醉主要是硬膜外麻醉，这种麻醉方式效果好，但有时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 。当时北方人一般试验量都是在5毫升甚至更大，但南方人身材偏小，麻醉的剂量不能按照这样做，我们是从小剂量开始试用，从2毫升开始，一些患者就达到麻醉要求，当时把这个文章投送过去的时候，杂志社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不能够接受，但是谭老师和徐教授曾经做了近千例的小剂量硬膜外麻醉的临床观察，她们经过反复的跟编辑沟通，也跟很多的专家一起讨论，别人也开始重复了她们的临床结果，最后让大家接受了这种小剂量的硬膜外麻醉。她们是国内最早探索硬膜外麻醉小剂量用药的医生之一，积累的这个经验对于后来的硬膜外麻醉给药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问：谭教授作为湘雅麻醉学系的创始人，在教学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绩，作为学生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郭曲练：我觉得教学方面，谭老师做出了更加突出的成绩。

首先，我们湘雅医学院麻醉学系在谭老师徐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成立于 1988 年，那么这个专门的麻醉专业的教材从何而来？老一辈做了很大的工作。徐老师是编写《临床麻醉学》，谭老师开始是编写《麻醉解剖学》，后来她是主编《麻醉生理学》，连续编了4本，都是她的主编。这个教材的编写是非常难的，因为没有现成的，都要参考很多的书籍和国外的教材，所以我觉得她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其次，就是麻醉学系建立以后，学生的管理和教学的安排都是我们徐老师和谭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她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跟学生直接交流，跟他们讲麻醉学的重要性，以及学了以后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学生才慢慢理解了。所以我们早期的一大批学生毕业后都分配都是非常好，北京广州上海的一些大医院，包括我们也是得益于麻醉专业，有了麻醉专业以后，我们的麻醉科分来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

另外，谭老师还在数字教材和视频教材这方面亲力亲为。比如，要做视频教材，她就到解剖教研室去要一些解剖标本，她自己来选这些标本。选了以后视频教材还要自己写，自己要去拍摄。因此硬膜外麻醉的视频教材当时能把它拍摄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发布后受到广泛的好评，特别是专业中受到广泛好评。

总之，谭老师及老一辈所做的这样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到现在来说，我都觉得是功不可没的。当时我们国内只有几个专业，现在全国已经有了 60 多个院校开设麻醉学专业。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成绩为我们国家整个麻醉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锷（湘雅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谭老师也鞠躬尽瘁，视学生如己出，而且科研意识也非常超前，在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就把我送到肿瘤研究所，让我师从曹亚教授，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海内外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使得我们湘雅麻醉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湘雅精神，垂范百世

问题：您作为她的学生，您觉得谭老师作为老师对您的教导，对您影响最深刻的一点是什么。

郭曲练：一是她们老一辈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以身作则，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非常钦佩她们，她们那个时候一直在临床第一线的工作，一方面要学习新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手术多时间长，天天要加班，甚至是日夜在那里，甚至24 小时的在手术室内工作。

二是他们这种骨子里的湘雅精神，特别舍得奉献。现在湘雅医院的麻醉学科，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与她与徐老师，与我们老的这一辈的这个奉献，与前瞻性的这样一个理念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时候他们老一辈，我记得退休的时候，很多老师还在上晚夜班，这是很不容易的。她们这样的精神至今仍然鼓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另外她对年轻医生非常的关心，包括你家里的事情也好，你工作上的事情也好，学习上的事情也好，都非常的关心。这对我们来说也觉得很温暖。

我们谭老师现在她是在住院，所以她今天不能来接受采访，我也衷心的祝愿她能够早日康复，能够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王锷：因为前辈们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我们会在前辈的指引下，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学科传承下去，把我们的学科建设做得更好，也为下一代人铺路。也希望我们的老师们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东吴四友陈表

陈表，字文奥，生卒年不详，庐江松滋（今安徽宿松）人，偏将军陈武庶子，校尉、解烦督陈脩异母弟，三国时期吴国将领。

陈表最初以太子中庶子之职，担任翼正都尉。后升任无难军右部督，封都亭侯。嘉禾三年（234年），诸葛恪兼任丹杨太守，平定山越，孙权以陈表兼任新安都尉，与诸葛恪互相协助治理其地。

后来，鄱阳百姓吴遽等作乱，攻占城池，陈表率军奔赴征讨，吴遽兵败投降。陆逊任命陈表为偏将军，晋封都乡侯。陈表三十四岁时，死于任上。

生平

陈武庶子。年少而闻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一起侍於东宫，结成朋友。后拜为翼正都尉。因其父是死於战场，便求出战为将，领兵五百人。陈表希望众士兵卖力，尽心尽意对待他们，众人都爱戴他，乐意为其效命。当时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豪强施明等人所盗，但施明为人强悍，视死如归，廷尉都不敢捉他。

孙权知道陈表能得人心，便下诏要施明到陈表处，想用陈表打动施明。陈表特意沐浴更衣，设宴酒食，施明感动自首，并供出其他参加偷盗官物的人。孙权称赞陈表，并特赦施明，诛杀其他人，升陈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继承旧爵。陈表推辞，请求将爵位让给其兄陈脩之子陈延，但孙权不许。

234年，诸葛恪领丹杨太守，讨平山越，升陈表为新安都尉，为诸葛恪参谋。当时陈表受赐食邑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陈表观当地人个个擅战，便上疏要求编入精锐军中。但孙权下诏:「先将军有功於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陈表却说:「今除-，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孙权听后极之嘉许。后陈表在任的三年时间，募得万馀兵。正值吴遽等在会稽作乱，攻城略地，众县人心惶惶，陈表便越界讨伐，打败吴遽，吴遽投降。陆逊拜他为偏将军，封都乡侯，屯兵於章阬。死时三十四岁，因家财尽用於养士卒，所以死后家境穷困，孙登便给以其妻屋宅。

特征

陈表为人尽义。早年，尚书

暨艳与陈表有交情，但后来暨艳受罪，当时众人都不为他求情，惟独陈表不是，士人都以赞扬他。

对待家人也很好。如其兄陈脩死后，陈表之母不肯接受陈脩之母，陈表对她说:「兄不幸早亡，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於是陈表之母才接受陈脩之母。

父亲

陈武，三国时期东吴将领。

兄弟

陈脩，陈表之兄。有陈武之风，拜为校尉，封为都亭侯。

子

陈敖，为别部司马。

评价

三国志评曰:「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

封神榜人物——余成

余成：南斗天同星君、南斗益算星君、南斗天同益筭保生真君。南斗星官之一，南斗第四司天同宫。姓余名成。居住在南斗天同宫成南斗保光宫。兵器大刀。

天同益算星君

在小说《封神演义》中，余成是青龙关副将。西岐讨伐青龙关，余成随丘引出关叫阵，丘引纵马直取黄天祥，余成和孙宝赶来助战，邓九公奋勇赶来，将余成劈于马下。最后魂归封神榜，被封为南斗星官之一。

天同星是中国古代民间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在天文学则为南斗四星，五行属阳水，为蓝色，延寿福德保生主。乃小孩之星故加煞容易受骗，加吉星亦先难后成。此星入命要头大大的才好命。为人性温和且仁慈、有机智、温文儒雅、好文学、理想高幻想多而不务实，所以要是能加以磨练必有所成。 受庙旺或落陷影响很大，庙在卯巳亥，旺在子申，平辰酉戌，闲在寅，陷在丑午未。

天同星古称“福星”。这个福字，常被误会只要天同坐命就一定会有福，能享福，这是不对的。其实是因为天同平易近人，知足常乐，心地宽宏，不记仇怨，所以人缘很好，常常会有贵人扶持，轻松惬意，任何事好像不需极力争取，也不想极力争取，因此有福。

天同益算星君

南斗天同益算星君宝诰：太微垣内，天同宫中。禀鉴悬衡，诞神于女牛之野。隐各遁世，成真于清平之峰。教启玉都之派，仁如煦日。律遵金阙之条，威若冰霜。益算延龄，奉三天之敕旨。保生迪庆，卫万国之黔黎。大悲大愿，大圣大慈。中天大圣，南斗第四，保生益算，大道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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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林志玲日本聚餐，蓬头垢面纯素颜变化大，老公干瘦像个小老头

娱乐圈，一个充满光鲜和诱惑的地方，名利双收是明星们常常能够享受到的特权。然而，在这个华丽的舞台上，感情这一方面往往是显得脆弱而复杂的。与普通人相比，明星们或许更难找到一份真正的幸福。林志玲，作为一个娱乐圈中的女神，她的爱情经历引人瞩目。或许她的经历，能为我们揭示一些真正的珍贵。

当林志玲宣布她的婚讯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她的伴侣并非名人，也没有出众的外表，然而这段姻缘却引发了无数的热议。林志玲选择了与他组建小家庭，远离了聚光灯下的纷扰。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志玲和丈夫黑泽良平的生活依然受到瞩目。一次偶然的相遇，网友在日本的小吃店中发现了这对夫妻。他们并没有被一大群人围绕，而是以一种低调而亲近的姿态出现。这种状态彰显出林志玲在娱乐圈外享受着真正的宁静与轻松，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的痕迹，头发也随意地散乱着。

或许这种随性的状态，只有在她退隐娱乐圈后才能够拥有。如今，已接近50岁的林志玲却拥有着令人艳羡的肌肤状态，仿佛生育并没有给她的外貌带来丝毫损害。这似乎验证了一个普遍的观点，那就是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可以成为女性美丽的秘诀。林志玲的幸福并非偶然，她选择了一个能够给予她安宁和呵护的伴侣。

然而，黑泽良平的面貌却因此而憔悴。曾经的肌肉感和力量感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岁月的痕迹。这似乎是爱情的代价，他为了林志玲放下了娱乐圈中的事业重心，迁移到中国，陪伴着妻子。这个选择充满了无私和付出，也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林志玲的退圈行为或许并非如外界所说的那样，被动和消极。她选择的不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伴侣，更是一种追求真实幸福的勇气。

林志玲的情感历程一直备受瞩目。她与言承旭的恋情曾被公众所津津乐道，然而最终以分手告终。这段经历，也让她更加坚定地寻求那份安宁和温暖。尽管在娱乐圈内，她的事业辉煌，但她的心中一直向往着家庭的温暖。而在遇到黑泽良平后，她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和托付的人。退隐娱乐圈的决定，对她而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

无论是从外界的关注，还是从内心的渴望，林志玲都经历了许多波折。然而，现在的她，过上了自己梦想中的幸福生活。岁月在她脸上并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因为她找到了一个能够给她安全感和依靠的伴侣。这或许是她退隐娱乐圈的最大收获，也是她为之付出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浮华的娱乐圈，明星们的感情故事时而曲折，时而动人。林志玲的选择告诉我们，名利虽然重要，但幸福的定义更加多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之路，只要勇敢地追求，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港湾。希望林志玲的幸福能够长久，也希望更多的明星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在这个舞台上，无论是光鲜还是平凡，幸福都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