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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情的爱情,从古至今,都让人神往。
因为它最接近精神恋爱,看见TA,整个世界都在后退,其他人都瞬间沦为了背景,一眼便是万年。
因为它最接近纯粹的爱情,你甚至还不了解对方,却已经想和对方共度余生,就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因为它最不功利,喜欢就是喜欢了,不考虑任何世俗因素,抛却任何身份财富偏见,喜欢的就是这个人本身。
一见钟情的爱情,如此美好,但大概率只会发生在颜值高的少数人之间吧?非也,据调查,全球有超过50%的人都有过一见钟情的经历。
50%,抛硬币赌一面的概率,你也有很大机会能遇到。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概率还能再往上升高一点。
如何提高一见钟情的概率?心理学家给出的建议是:去滑雪场吧!
在心理学上有个“滑雪场的魔力效应”:它说的是在滑雪场,一见钟情的“艳遇”发生概率极高的奇特效应。
为什么在滑雪场,人们更容易一见钟情?天时地利人和啊。
第一,在滑雪场,由雪地的白色背景加上阳光的反射作用,会让人的肤色看起来更白更嫩更好看。也就是滑雪场就是一个天然打光现场,置身其中的人都会被照成俊男靓女。这是老天帮你们加了滤镜,让彼此都比平常更好看,心动的概率自然就增加了。
可以说,如果一见钟情钟的是颜,那么在滑雪场的你,大概就是你颜值的高光时刻。此刻也是最容易用颜值打动别人的时刻。
第二,在滑雪场最容易发生什么事?当然是英雄救美了。滑雪的时候,别光顾着滑雪,要看看旁边的姑娘有没有一不小心就滑倒了。如果女孩子滑倒了,你上去把人家扶起来,很大可能就能促成一段佳话。
“一家网络调查公司曾进行过一项有关滑雪场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女性在滑雪场被男性吸引的第一原因是得到男性帮助时感受到的温暖。在滑雪场,不少女性滑雪者由于技术欠佳,经常会出现各种状况,这时如果有男性挺身而出、伸手相助的话,会使女性倍感温暖,而这种心理很容易发展成好感或喜爱之情。”
第三,如果有教对方滑雪的机会,对方对你心动的概率也会剧增。因为人在危险、紧张、不安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而大脑很容易把这种心跳加速错误归因为“心动”。也即在对方紧张的时候,你在她身边,她会以为自己对你心动了。
此外,当人置身于滑雪场的特殊环境时,会不由得生出一种不安感或开放感,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恰好可以增强前面所讲的心理效应。
所以想要一见钟情,就去滑雪吧!别怕冷。
技术过关的,就去英雄救美,技术不行的,让美救英雄也行。啥也不想干的,就干站在雪地上,你也能美成一幅画,两相对看也不错啊。
姐弟恋,顾名思义就是恋爱的两个人中,女方比男方年纪要稍大些。不管是在都市言情小说中,还是现实中,这样的概率都比较高,如《失控》、《王子与玫瑰》、《第九行诗》、《深情眼》等,都是此类作品。
1、《失控》
《失控》原来的名字叫做《谁怕谁》,是作者君约的作品,讲述的是女摄影师与男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殷遥早已成名,她可以接触到影视圈时尚圈各种男生,可以说诱惑比较大,但她心里还是非常保守,她心里有个白月光,但这个白月光另娶他人。也正是在她的白月光另娶他人时,她与肖樾在一起。
肖樾当时还只是18线小演员,即使两人在一起,肖樾也足够爱她。但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她的白月光的替身,所以一忍再忍,甚至是自欺欺人。
直到两人在一次争吵中相互说出狠话,两人分手。谁都没有说出这句话,但谁都知道两人已回不到当初。
这本小说其实只是小虐,因为足够爱对方,两人破镜重圆。
2、《深情眼》
《深情眼》是比谁更会撩的李靳屿与叶濛之间的爱情故事,李靳屿因为其母亲长达二十多年来的冷暴力而患上抑郁症,在他遇上叶濛时,是在叶濛的家乡。
这时的叶濛从北京辞职回家,李靳屿在这个小镇上浑噩度日,他其实是名门望族,智商超群保送大学,但大学时自杀退学,他的母亲是李家的养女,他的父亲是李家最受宠最小的儿子,这luankun的关系使得其母亲自其出生后便对其冷暴力。
这本小说掺杂着诸多秘闻,还是颇具阅读性的。
3、《第九行诗》
《第九行诗》叶珈蓝与唐遇的年龄也只是相差1岁,两人小时候见过,高中时同班,大学时虽然一个在国内读书,一个在国外,但两人在真相没有揭穿前,是在一起的恋人关系。
两人分开并非是不爱对方,反而是因为足够爱。叶珈蓝的亲姐姐是唐遇父亲的情人,且其亲姐姐更是在与唐遇在一次海难中去世。唐遇最初患有人格症,也与这次海难有关。
但斯人已逝,两人还是创造了机会在一起,叶珈蓝虽然是精神科医生,但她挑选了一家神经外科最好的医院,因为她认为唐遇主攻神经外科,如果回国,这家医院肯定是首选。
事实也如其所愿,唐遇确实回国,也到了这家医院,并非因为这里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而是因为叶珈蓝也在这。
4、《王子与玫瑰》
《王子与玫瑰》是很早之前的作品,这部作品看过的人也并不算特别多,但真的挺好看。
林以默家境好,却也霸道冷漠自私,在他的眼里,只要是自己想要的,就一定要抓在手心,对于爱情,他也是如此。
他对聂笑笑是一见钟情,当时的聂笑笑已经有男朋友,所以他创造机会,间接地害死了其男朋友。
林以默得偿所愿,他与聂笑笑终于在一起,但个性迥异与价值观迥异的两人,注定一起会矛盾重重,事实也是如此。尤其是聂笑笑知道真相后,她要求离开,林以默不肯。
但终于林以默还是放了手,后遇上生死之事,林以默也有所改变,两人还是重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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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黎回伦敦,遇到了坐在他旁边的女孩珂洛艾,两人神聊一路,下了飞机通过海关检查时彼此爱上了。
神奇的是,此次旅行都不在各自原本的计划中。珂洛艾是在最后一刻被她的杂志社派去巴黎,因为副主编恰巧生病了。
德波顿则是由于在波尔多的建筑任务碰巧早早完成,才有了足够的时间到巴黎,并在其姐姐那里逗留几天。
爱情在旅途中
在他和她计划赴伦敦那天,两国的航空公司从戴高乐机场到希思罗机场共有6趟9点至午时的航班,虽然他们都打算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伦敦,但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确定乘坐哪一架班机。
德波顿做了一个计算,从当天拂晓算起,他们乘坐同一班飞机的数学概率是1/36。
在有191个座位的经济舱里,珂洛艾的座位号是15A,德波顿的座位号是15B。从理论上说,两人相邻而坐的可能性是110/17847,也就是1/162.245。
实际上,当天巴黎到伦敦之间有6趟航班,而且他们两人都曾在这6趟航班之间犹豫不决,都是到最后一刻才选择做这一趟航班。于是,两人在飞机上的邂逅的可能性亦即概率是1/5840.82。
这种偶遇并“一见钟情”真的是命运安排?概率阈值只有1/5840.82,这是幻觉?还是神话?还是爱情宿命?
爱情在离别时
问题是:如果航空公司的计算机没有将他们两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他们还会相爱吗?命中注定的是彼此相爱还是爱的本身?
如果是后者,那么爱人还具有那种人们想象出来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吗?是先有爱的需要,再去爱一个人,还是因为一个特定的人激发出的爱?
法国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他在一本号称结构主义的文本《恋人絮语》中解释说:“我一生中遇到过成千上万个身体,并对其中数百个产生欲望,但我真正爱上的只有一个”。
他说,这一个向我点明了我自身欲望的特殊性,这一选择严格到只能保留唯一,即“非他不可”或“非她不可”。
一见钟情与爱情宿命
巴特进一步解释道:“要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发现自己所喜爱的形象,就必须具备许多偶然的因素,许多令人惊叹的巧合,还有许多追求和寻觅”。
是什么东西最令人心醉神迷?是被哪些细枝末节撩动心弦?巴特说,自身欲望越特殊,表述越模糊,心弦越颤动,越无法清楚描绘,这个时候语言显得十分贫乏,所能表达这一切的似乎只剩下一个词,那就是“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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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些电影,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来源:光明日报
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颇负盛名,被贾仲明誉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凌波仙〕吊词)。作为崔张故事的改编本,该剧充分发挥杂剧文体的特点,将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于小说、诸宫调之外,另塑典范。其中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对“春”与“秋”的时间框架的设定,所谓“《西厢记》谓之《春秋》,以会合以春,别离以秋云耳”(李开先《词谑》)。
回溯崔张故事的流变,作为故事源头的唐传奇《莺莺传》虽然提到了春、秋,却并没有强调春与秋的季节特点与故事发展、人物情感的关系。李绅的《莺莺歌》注意到春天的背景,把莺莺的身姿和芳草花时相联系。宋人的相关吟咏如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毛滂《调笑转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无论诗歌、鼓子词,还是转踏,他们对春天的歌咏,均源于诗词所共同具有的抒情传统。
在崔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对春天、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从《董西厢》开始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作为一部说唱作品,在改编崔张故事时,表现出对春天、秋天这两个季节的特别重视。其中有大量的曲词歌咏春天的思念、秋天的离愁。比如“联诗”以后的〔双调·豆叶黄〕曲:“薄薄春阴,酿花天气,雨儿廉纤,风儿淅沥。药栏儿边,钩窗儿外,妆点新晴:花染深红,柳拖轻翠。采蕊的游蜂,两两相携;弄巧的黄鹂,双双作对。对景伤怀恨自己。病里逢春,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赞《董西厢》的曲词。但是,在《董西厢》中,作者虽然大量借助春天、秋天来抒情,却仍延续了《莺莺传》顺序交代事件发展时间点的做法,且春季、秋季反复出现。在《董西厢》中,“春”与“秋”是抒情的利器,并不具有结构的意义。
中国传统戏曲“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戏曲剧本的写作,如何演绎故事,如何“搭架”,一再为曲学家所强调,而对“时间”的处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王实甫在把莺莺故事改编为杂剧时,从表现崔张爱情这个核心出发,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展开的时间框架,所谓“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第五本楔子〔仙吕·赏花时〕)。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见,在秋天送别。春与秋的季节更替与人物的聚散离合、剧本情节的推进嵌合为一体。
《西厢记》杂剧既把“春”与“秋”确定为故事的时间框架,故着意突出这两个季节,集中笔力于春日的思念、秋日的别愁。一方面,全剧花了大量的笔墨铺写春天的相遇、联诗、听琴、私会、秋日的离别。另一方面,在莺莺张生春宵私会的情节之后,杂剧虽和《董西厢》一样,随之表现老夫人发现了二人的私情,但《董西厢》在此处对情节多做铺展,写“拂旦,令红娘招生小饮”;写张生向法聪借钱为定物;写赴宴;写“后数日,生行”。杂剧则在老夫人责问红娘后,随即叫来莺莺、张生,并且要求张生第二天即上朝取应。整个剧本对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进到“秋”,展开秋日的“长亭送别”。这不仅使得情节十分紧凑,而且也强调了“秋天”这个时间节点。对“春”与“秋”两个时间点的确定与着力表现,使《西厢记》杂剧中的崔张故事具有了一个贯通而清晰的脉络。
也正是在“春”与“秋”的框架下,剧本发挥传统文化中季节所蕴含的情感,利用杂剧“扮演”的特点,把春天、秋天,与人物的思绪紧密结合,借助曲辞,对人物的心事做细腻深入的挖掘。“春”与“秋”的季候,使杂剧中莺莺张生的爱情在抒情方面与诗歌传统充分衔接。传统戏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同时,剧本对“春”“秋”二季的表现又紧扣情节发展,让自然景色为剧情的展开服务。比如在故事的开始,《董西厢》是由叙述者来交代春天:“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吕调·赏花时〕芳草茸茸去路远,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西有黄河东华岳,乳口敌楼没与高,仿佛来到云霄。黄流滚滚,时复起风涛。”(卷一)但《西厢记》杂剧则是在莺莺出场时,让莺莺直接唱出心中对春天的感触:“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第一本楔子〔仙吕·赏花时〕)春日之景牵动莺莺的心绪。剧本用莺莺的唱词倾诉她在暮春时节的愁怀,落花飘零中的伤感,让观众在剧本的开始,就对人物有一种直接、感性的体味,也为莺莺随后的爱情萌动做出铺垫。
张生佛殿偶遇莺莺,一见钟情。《西厢记》杂剧写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受是“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胜葫芦〕),是“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花〕)。写莺莺离去后张生的失落是“空余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花〕)。以春天的景致写张生的“意惹情牵”,表达他的爱慕之情。“心猿意马”的张生因此决定“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长亭送别”是杂剧中经典的一折。作为主唱的莺莺的曲词在对饯别时刻的摹写中,一再穿插对秋景的歌吟。“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正宫·端正好〕)秋空之高远,暮秋的西风、菊花、大雁、红叶,渲染着离别的背景,写出莺莺内心的烦恼与伤心。“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凄迷”(〔脱布衫〕),风中翻飞的黄叶、烟雾笼罩的枯草,点出秋日的凄凉,也映照着宴席上的痛苦与压抑。“夕阳古道无人语,禾蜀秋风听马嘶”(〔一煞〕)浩荡秋风中的马嘶,宣告着离别,也强调着孤独与寂寞。唱词成功融汇范仲淹《苏幕遮》、王勃《山中》、王安石《桂枝香》、李白《忆秦娥》等诗词的情感和意境,使感情的容量异乎寻常的丰厚,耐人寻味。送别情节的搬演、“愁眉泪眼”的莺莺形象的塑造,与诗歌抒情之美融合无间。
“长亭送别”之后,张生投宿于客店,睡梦中莺莺追赶而来。“董西廂”写张生客店梦醒后是“越越的哭到月儿落”,而杂剧则把《董西厢》对张生“哭泣”的描述改写为张生的唱词:“〔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第四本第四折)写秋夜穿过云层的月光,写风吹落叶之声,写促织的叫声、捣衣声,用寥落的秋景、凄切的秋声抒写张生的心情,借助梦醒后的所见所闻来表达张生的思念,丰满剧本对离别伤痛的刻画。
在《西厢记》杂剧对崔张爱情故事的表现中,红娘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剧中红娘的唱词亦时时和“春”与“秋”的时序相联系。在“董西廂”中,张生跳墙一段,是用叙述者的视角来写景:“夜深更漏悄,张生赴莺期约。落花薰砌,香满东风帘幕。手约青衫,转过栏干角。见粉墙高,怎过去?自量度。○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道。见杏梢斜堕袅,手触香残红惊落。欲待逾墙,把不定心儿跳。怕的是:月儿明,夫人劣,狗儿恶。”(卷四〔中吕调·碧牡丹〕)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中,则改为红娘主唱:“(红云)姐姐今夜月朗风清,好一派佳致也……〔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凌波袜。”(第三本第三折)“淡黄杨柳带栖鸦”用贺方回《浣溪纱》词,而以“嫩绿池塘藏睡鸭”为对,不但天然巧妙,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烂漫色彩。剧本借助红娘的眼睛,由这位事件的参与者来描摹景色,写月朗风清下的池塘、睡鸭、杨柳、栖鸦。用嫩绿、淡黄的颜色,用牡丹芽与荼蘼架,写春色之美、春天的生机。然而,红娘的唱词是写景,又不仅仅是写景。美好的春色是张生跳墙赴约的背景,传达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同时,也与接下来的剧情反转构成反差。
王实甫在元代杂剧成熟、发展的时期,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旨,重写莺莺张生故事,把《西厢记诸宫调》对春景、秋景的表现,加以重塑,转换为整个故事的结构脉络。以“春”与“秋”为故事的时间框架,把崔张故事放置于一度的“春”与“秋”的转换之间。从春天的相思,到秋日的离别,“思路不分,文情专一”(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使故事的演述凝练、简洁,很好地吻合了杂剧舞台扮演的特性。而在“会和以春,别离以秋”的时间框架下,长于情辞的王实甫用杂剧这种当时盛行的大众娱乐形式,发挥传统文化中对节序的认知、诗歌中春思秋怨的积淀,强化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通过春景、秋景,把剧中人物的心事、心声透彻地传达了出来,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彩,使杂剧的主题得到彰显。
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发扬了戏曲的特点,借时序使抒情与叙事达成完美的融合,成就一种新的文本范式,一部“万载风流话本”(西蜀璧山来凤道人《新增秋波一转论》)。王实甫的《西厢记》,也由此成为文人杂剧写作的精致代表,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经典。
(作者:李简,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