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宫(对宫星座)

2010年，经包伟民先生首倡，在杭师友以学术沙龙的方式，形成了定期学术交流的机制。十年间，熟悉的师友，刚刚结识的学者，逐渐形成了沙龙的固定成员。沙龙的场地辗转西湖博物馆、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西四教学楼、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文史研究会，直到2020年转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时最长。

十年中，他们讨论过很多学术话题，激发出不少令人深思的观点，也曾一起解读各种文献资料，师友们也有相关成果刊布，但是包老师始终提醒，沙龙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聊天”，没有目的，信马由缰，不求结果，随心所欲，旧学新知，涵泳其中，这是沙龙最重要的意义。2022年，《看见宋朝》这本研究宋代历史的随笔集出版，来自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等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将自己对建筑、人文美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市民生活、自然风光、墓葬考古等涵盖了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心得，阐释成文，成为这十年沙龙的一个缩影。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装帧精美，便于携带与阅读。

关于南宋六陵，不要说关于它的整体格局，实际上我们对于每个陵墓里究竟埋的是哪一位皇帝，都不见得有十足的把握。另一方面，除去从那些文化层明确、未受任何后代扰动的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物之外，绝大多数遗址遗物都存在着一个不断层累堆积，从而造成历史信息混淆的情况。宋室南渡以后，随着皇陵区的确定，作为五音姓利核心的方位说辞便成为陵地营建的唯一标准，左右着陵地的堪舆操作：有关官员以五音姓利指导选址，以五音姓利判断吉凶，以五音姓利决定陵地取舍……

靖康元年冬，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元祐太后孟氏（后改尊为隆祐太后[ 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同年八月以避元祐太后祖讳，诏改为隆祐太后。建炎三年（1129）四月，加尊为隆祐皇太后。详见《宋会要辑稿》后妃二，第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版，下同]的支持下，于南京应天府（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在经历了建炎初年的辗转迁徙后，宋高宗与孟太后先后于建炎四年（1130）进驻越州行在。绍兴元年（1131）四月，孟太后病逝，遗令攒葬于绍兴宝山上皋村[ 今绍兴市富盛镇绍兴茶场范围]，首建南宋攒宫陵园制度。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达成，徽宗灵柩南返，继续卜葬绍兴宝山永固陵，绍兴十三年（1143）更名永祐陵。此后，南宋的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均建于宝山范围内，构成茔域相连的南宋皇陵区（图1），前后延续近一百五十年。

图一 绍兴，南宋皇陵区

宝山陵区地处会稽山脉西北方向与宁绍平原连接处，地势南高北低，山南的溪流汇聚于西北山口（今名攒宫河），向北蜿蜒流注萧绍运河。初建昭慈攒宫时，高宗尚驻跸绍兴，路途较为便利。定都杭州后，自营建永祐陵起，搬运帝后灵柩至攒宫，均需先横渡钱塘江，取道萧绍运河，至绍兴后，仍需走一段水路，再转陆路直达宝山，行程约五六天，舟车交替，颇费人力。绍兴元年，南宋都城尚在绍兴府，将昭慈皇后攒葬于此，或可认为势在不得已。但自永祐陵起，继续以孟后攒宫为基本制度，以其山水形势为堪舆标准，舍杭州周边形胜于不顾，则需从北宋以来的所尊奉的山陵制度与堪舆理论中寻找答案。

孟皇后画像

五音姓利

在为昭慈太后攒宫择址时，“按行使梁邦彦状，据太史局申于东南利方踏逐到越州会稽县上亭乡上许里上皋村姓蒋、姓潜人地内堪作大行隆祐皇太后（昭慈太后）攒宫，依本局阴阳经书及与国音别无妨碍……其地东南天柱寿山强盛，及阳气三男丰厚，子孙之位相连，山冈地形滋荣，地土黄润，水出于西北远流，若用堪作殡宫及攒宫”[ 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二五六，第226—228页，《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下同]。

此处，任事官员提到的“国音”，即赵宋皇朝世代尊奉的“国音姓利”堪舆理论。这套理论即五音姓利，详载于北宋官修的《地理新书》。五音姓利之法由来已久，至唐代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主要风水流派。北宋建国后，宋太祖沿用这套观念，为其父宣祖赵弘殷建永安陵，开创两宋以五音姓利法则营建陵园的先河。

据《地理新书》载，五行理论是五音姓利的基础逻辑：“人受天地之中，得其秀气以生，视听食息未有离于五行者也。是以人生则有居室，终则有兆域，举其姓氏配之于五行，因其盛衰以错于地。五行变，然后吉凶生，吉凶生然后利害明。” [ （北宋）王洙等编撰、（金）毕履道、张谦校：《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行定位”，集文书局，2003年]可知，五音是与五行相配，随着五行生克的变化而辨别吉凶。其中，角音对应木（东方），徴音对应火（南方），宫音对应土（中央），商音对应金（西方），羽音对应水（北方），因此五音姓利实际上即为五行利宜。实际操作中，代表中央土行的宫音与北方水行的羽音合而为一，故而形成五音四方姓利：角、徴、商、宫羽。其中因宋代皇家赵姓属角音，故角音姓利又称为国音姓利。

五音姓利均以南北子午线为基本轴线，以理论中的地心为圆点，向东西南北四方向延展，同时墓地内部需有合于音利走向的水流，四周需备符合位置要求的三十八座山【称为“内外三十八从将”。同上，卷六之“五音三十八将内从外从位”。内从将十七位为：传送、伏尸、小墓、谷将、始生、天仓、天柱、功曹、官国、冠带、大墓、勾陈、沐浴、天劫、刑劫、地劫、地户；外从将二十一位为：金匮、笏山、大德、生气、了戾、绶山、玉堂、青龙、阳气、朱雀、天门、钩鏁、司命、死气、行痕、印山、白虎、阴气、天牢、真武、华盖】，如此方可构成一个理想的五音地貌（图2）。又因五音相配的五行方位不同，各音按照利向在前、坐山在后、尊位在右、凶败在左的原则对周边山势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了地势方向、山水环境差异甚大的五音墓地。

图二 内外三十八从将

以角音大利向墓地为例（图3），其最佳墓穴选定在南北中轴线南端偏东一位（15度）的丙位。与丙位相对应的，是由丙位为起点，以直线穿过中心圆点相连接的壬位。而在地势上，丙位高于壬位，如此，丙为后、壬为前，构成坐丙向壬（正南偏东朝正北偏西）的角音大利向。实际上，“利向”只是各音利姓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实际上还需严格考虑与之相配位的具体山水环境。

图三 角音大利向 - 八卦

上文提到的利向在前、坐山在后、尊位在右、凶败在左的原则（而非东西南北的地理方位），与之相应的是四个方向的具体山形地势。代表角音大利向的正前方壬位的两侧，当有传送（亥位）、伏尸（子位）两座山峰，作为墓地的双阙状案山。并且，紧邻传送山的墓地西北角（乾位），近者为地户山，远者为玄武山，又称为长生亥位，是墓地必须具备的出水口。而代表主位的丙位，其后（南向）为双坐山，分别称为官国（丙位）、功曹（巳位）。与功曹山相连的，是东南角上（巽位）的天柱等山，且天柱号为寿山，要求必须高大雄壮。天柱以北，则为代表右手尊位的青龙山（正东卯位）。因角音的青龙山居正东，属八卦方位的震位，故又称为震山。而右侧除代表本音的青龙（木）尊位外，寅、卯、辰三位又称为三男子位，代表子孙繁盛与否。故上文引昭慈攒宫择地时所说的“东南天柱寿山强盛，及阳气三男丰厚，子孙之位相连”。而角音墓地左手的酉位（正西），为白虎山，此外尚有天劫、地劫、刑劫等山，俱为本音凶位，山势需低缓。如此，整个墓地的前、后、右三个方位均需有与之相应的高大壮厚的山峰相连，而左侧则低缓以便水流所出。这样才能构成比较理想的角音大利向墓地的整体风水环境。

正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云：“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 北宋皇陵习称为永安诸陵，实际应为永安（赵弘殷）、永昌（太祖）、永熙（太宗）、永定（真宗）、永昭（仁宗）、永厚（英宗）、永裕（神宗）、永泰（哲宗）八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攒宫正在其下。”[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中华书局1996年，第150页。]

图四 角音小利向

其余商音、徵音、宫羽音姓利，选择地貌环境时的基本原则与角音相同，也是以前、后、右为利方，左侧为凶败。所不同者，商音大利向坐壬向丙（北偏西朝南偏东），故南为前、北为后、东为左、西为右；徵音大利向坐庚向甲（西偏南朝东偏北），故东为前、西为后、南为右、北为左；宫羽大利向坐甲向庚（东偏北朝西偏南），故西为前、东为后、北为右、南为左（图5）。与前后左右四方位相应的三十八从将山，则随之变换选择的方位，故而在现实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四种看似截然不同的风水环境。

图四 五音方位

攒宫源流

那么，宝山诸陵既是遵循了北宋帝陵角音姓利原则修建而成，为何又改易“山陵”大礼，而仅称“攒宫”？

实际上，攒宫又称菆涂，《礼记·丧大记》载：“君殡用輴，欑至于上，毕涂屋，”其下有郑玄注：“欑，犹菆也。屋，殡上覆如屋者也。”[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2011年，第684页]可知其为先秦以来儒家提倡的丧礼中重要的一环——殡殓的组成要素。

至唐代，继续在天子丧仪的殡殓阶段建造攒宫，并将其制度化：“既大敛，内所由执龙輴右左綍，引梓宫就西间。……先以绣黼覆梓宫，又张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长六尺，题凑为四阿屋，以白泥四面涂之。欑事讫，所司设灵幄于欑宫东，东向，施几案服御如常仪。”[ 唐·杜佑：《通典》卷第八十五“凶礼七”引“大唐元陵仪注”，第2307页，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下同]攒殡之后，复有启攒的环节，其后才是“出殡”和下葬环节。

宋承唐制，历位帝、后去世后，在下葬之前均建有攒宫，称为“殿攒”，以供殡礼之用，使用时间在五至六个月左右（表一）。

此表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历代大行丧礼”制成。

历位皇后在去世后，也同样建有攒宫，最终的启攒时间则随葬期而定，时间最长的是太宗明德李皇后，景德元年（1004）去世，同年攒殡沙台，景德三年（1006）十月才祔葬永熙陵。期间朝廷上下多有争议，但太史局官员根据角音姓利的年月吉凶，认为：“缘今年岁在甲辰，不利动土，须俟丙午年十月方吉。请止于今年闰九月二十二日，就西北壬地权攒。”[ 《宋会要辑稿》礼三一，第1437页]于是明德皇后也成为两宋帝后中，第一位因年月不吉而长时间攒殡者。

图六 北宋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

南宋帝陵攒宫制度

至绍兴元年昭慈孟太后去世，“以遗诰择近地权殡，俟息兵归葬园陵。梓取周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第2874—2875页]。此举即包含了两种制度——攒宫和陵寝。但此时的攒宫，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殿攒”，而更类似于明德李皇后的沙台攒宫。且明德皇后灵柩权攒沙台的目的，是待吉年吉月到来（“丙午年十月方吉”），再正式迁祔太宗永熙陵；昭慈太后也是希望待北复中原时，可以迁祔哲宗永泰陵。所不同者，明德皇后迁葬已经算定了明确的日期，故未将攒宫建成陵寝。而孟太后去世时，“俟息兵归葬园陵”还只能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理想。孟太后灵柩自然不可能完全仿照明德皇后旧例，一殡数年以待天下一统的。所以，孟太后陵寝的建设从一开始便陷入一种不得以的矛盾状态。

在出现“攒”或“葬”矛盾的同时，如何葬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前文论及，北宋自永安陵以来，所有帝陵均是按照角音姓利法则进行营建的，而皇后基本则是以祔葬园陵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安葬于帝陵上宫的西北方向（图6），而无独立的陵名。孟太后为哲宗的皇后，此时永泰陵远在西京永安祖陵区，其灵柩实际上无陵可祔。所以，在为昭慈太后择定葬地时，太史局的官员们实际上是以为帝陵择址的方式，依照五音姓利法则实施的（见前述“五音姓利”引文）而经过些许周折选定的宝山区域，基本可以满足其所追求的环境要素（图7）。

当然，即便高宗实际上以角音姓利的规则为孟太后择址并营建了独立的陵寝，依然不能在名义上将其与帝陵比肩。如此一来，昭慈陵寝无论称陵或称攒宫，俱无配套建立下宫的可能。而依北宋祖宗制度，陵寝平时的祭享守护，是在下宫完成的。为此，高宗又利用赐额功德坟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

图七 宋六陵地形与罗盘方位图

据《嘉泰会稽志》载，“泰宁寺，在县东南四十里。周显德二年（955）建，初号化成院，又改为证道院。建中靖国元年（1101），太师陆佃既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改赐名证慈……绍兴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证慈视陵寺，而议者谓昭慈将归祔永泰陵，因赐名泰宁寺。其后永祐、永思、永阜、永崇四陵修奉，皆在其地，故泰宁益加崇葺云。”[ 《嘉泰会稽志》卷第七，《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777页]无论是否真所《嘉泰会稽志》所云，泰宁寺的得名源自于永泰陵，但泰宁寺在此后确实承担了昭慈攒宫的日常祭享守护的职能。至营建永祐陵后，昭慈攒宫并入永祐陵攒宫司体系，泰宁寺依然作为陵区唯一的功德寺而延用至改造为永茂陵为止。

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达成，北归无望的宋高宗迎回了其父宋徽宗、徽宗显肃郑皇后、原康王妃邢氏（先后追谥懿节、宪节皇后）三人的灵柩。在维持有朝一日恢复中原的大义名分下，高宗延用祖宗故事，同样以角音姓利法则在孟后攒宫附近择地安葬。在陵园布局上，继续沿用了北宋诸陵由东南向西北分建上、下宫的建筑格局。作为天子陵寝的攒宫即位于上宫之内，为皇陵择址的核心要素。下宫居墓地的西北方向，地势较低，基本符合角音西北长生位的标准，主体建筑为供奉真容像的神御殿，此外还有配殿及守陵廨舍等。而祔葬的皇后攒宫，限定在上、下宫之间上宫北侧偏西的范围，基本上符合五音姓利中贯鱼葬的原则[ 详见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三辑，2018年]。

至此，以角音姓利为准则的南宋帝陵的攒宫体制基本确立，徽宗永祐陵也成为宝山陵区实际的祖陵。陵攒合一的制度，既体现了南宋王朝对继承北宋正统的标榜，也成为心向中原的士大夫群体挥之不去的心结[ 宋·魏了翁：《八月七日被命上会稽沿途所历拙于省记为韵语以记之舟中马上随得随书不复叙次》诗中有“周官虽有墓为尸，细考元非墓祭仪。九十年间仇未复，陵攒杂用最堪悲”，见四部丛刊《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加上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南宋帝陵的攒宫制度在修建宁宗永茂陵时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两宋世代相承的国音姓利制度实际上走到了尽头。

排版｜林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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