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图片(相声图片卡通)

相声大词典错不少，还没岳云鹏孙越，姜昆：发勘误 网友：哪儿呢？

最近，郭德纲接受了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的专访。他坦言：“我是一半精力放在专业上。”一个相声演员只用了一半精力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别说别的相声演员，就是那些已经作古的相声大师，倘若在世，也会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反过来说，这就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无非是想强调后面那半句。至于是什么，萧陶就不展开细说了，免得跑题。

对于郭德纲，《相声大词典》词条是这样评价的：“他不仅还原了相声原始本真的面貌，并能以化传统为现代，化腐朽为神奇，反熟为生，反旧为新的开阔思路和个性才情，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相声界，能称得上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可谓是凤毛麟角。毋庸讳言，《相声大词典》的编者给予郭德纲极高的评价。

《相声大词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相声权威工具书。它于2012年由天津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其实，最早想做这本书的是著名曲艺理论家刘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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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梓钰是天津人，担任过《天津演唱》杂志社社长。这是一本极具地方特色的曲艺杂志，发过不少好作品，比如《不正之风》《并非讽刺裁判》等。后来，《不正之风》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红遍全国；《并非讽刺裁判》由常宝丰、王佩元合说，在全国相声评比中获得作品一等奖。这里萧陶多说一句。《并非讽刺裁判》的作者就是刘梓钰。

刘梓钰去世时才只有55岁

1985年，《天津演唱》主办首届全国优秀曲艺人才培训班，后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很多知名相声演员都是这一届培训班的学员，比如陈寒柏、倪明等。当初提出办培训班的就是刘梓钰。

2001年，已担任天津市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刘梓钰决定做一本相声词典，就找到所里的高玉琮。高玉琮也是天津人。初中毕业后，他应征入伍，没读过高中。转业后，高玉琮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初中物理老师。调到《天津演唱会》后，高玉琮成为刘梓钰的得力助手，后来又追随刘梓钰，去了艺术研究所。不过，高玉琮不想编相声词典。他觉得相声快要完了，可刘梓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不能不干。第二年刘梓钰因肺癌去世，高玉琮就把编相声词典的事撂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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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一天，高玉琮接到薛宝琨打来的电话。薛宝琨原为广播说唱团创作员，曾跟侯宝林共事十年，后调回天津，在南开大学任教。在全国搞相声理论研究的人当中，薛宝琨是第一个当教授的。当然，他也没有研究别的曲艺形式。之所以找高玉琮，是因为薛宝琨接了一个大活。

左二为薛宝琨、左四为侯宝林

原来，天津的一家出版社打算编一本相声大词典。时任编辑室主任的魏志强带着年轻的编辑刘勇去拜访薛宝琨，可巧的是他们仨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三个北大人趣味相投，一拍即合。薛宝琨答应担任主编，可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想到小他近十岁的高玉琮。

此时，高玉琮已经退休。魏志强登门拜访，允诺高玉琮“你当副主编”。高玉琮对魏志强说：“我不是要当副主编，我是为了完成梓钰的遗愿。”魏志强连忙点头称是。高玉琮又说：“光当副主编，我不干，要加两个字。”魏志强忙问：“哪两个字？”高玉琮回答说：“执行，执行副主编，有责就要有权，不玩虚的！”魏志强说：“就依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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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后，高玉琮定下几条原则：第一，对于相声人物，目前在说相声的，要收；以前说过相声的，也要收；活跃的业余演员，还要收；第二，不写人家负面的东西；第三，要有权威性。用高玉琮的话说，将来查相声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了。

左起：高玉琮、侯宝林、薛宝琨、姜宝林

时任中国曲协副主席姜昆很快就表态说：“相声应该有一本自己的词典。”姜昆的支持让高玉琮受到莫大的鼓舞。他对魏志强说：“我找人跟我一起弄，你们就等好吧。”

当时，高玉琮有两个准徒弟，一个叫刘雷，另一个叫曲庆涛。之所以说是准徒弟，是因为高玉琮收他们，那是后来的事。刘雷也在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从事曲艺研究工作，曲庆涛在山东邹平县文化馆工作。在相声门里，曲庆涛有师承，他的师父是刘伟。

高玉琮拉刘雷和曲庆涛入伙，他们仨便成为《相声大词典》的主要撰稿人。其中，高玉琮一人就写了60万字，占比高达45%。不过，这里面有一半是他在研究所时写的。如果把《相声大词典》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奠基人就是刘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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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写外，高玉琮还发动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写。侯宝林的女儿侯錱、张寿臣的孙子张铁山、时任中国曲协办公室主任张小枫、时任天津职业艺术学院院长张蕴和都被高玉琮延揽进来，成为撰稿人。

侯錱为读者签售图书

​高玉琮还在一些省市自治区物色撰稿人，原则上是一地一人，但京津两地除外。北京是相声发源地，天津是相声发祥地，这两地的撰稿人当然不能只有一位。跟北京相比，天津的撰稿人就更多。人虽多，但分工明确。比如，赵鹏只写“创作表演”词条，刘国器只写“作品”词条。

赵鹏和刘国器都是业余作者，但赵鹏写过《马志明评传》。刘国器是资深相声谜。从1985年开始他就自编《相声曲目词典》，虽然没有出版，但都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相处之后，高玉琮发现刘国器是个难得的人才，又给他布置新任务，让他写生活在天津的相声人物。

相声人物是《相声大词典》的重头戏，篇幅占到总篇幅的四成二。这部分的撰稿人多达8位，除了高玉琮、曲庆涛以及刘国器外，还有张小枫、赵昆、侯錱、钱钰锟、穆凯。穆凯是沈阳市曲协副秘书长，沈阳曲艺团相声演员。钱钰锟是天津电视台《每日笑吧》节目组导演，《快嘴李伯祥》执笔人。侯錱和张小枫，萧陶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赘述。赵昆是河北廊坊市曲协副主席，天津快板名家张志宽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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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后，高玉琮陆续收到约稿，就开始改稿，改完之后才交给魏志强。魏志强让刘勇担任责编，经过三校，交梓印刷。2012年11月12日，刘勇拿到样书。从去拜访薛宝琨算起，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出得快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有利自然就有弊。现在回过头来看，弊还真不少。

首先，书里面存在很多错误。比如，马四立的父亲是马德禄的三弟马恩荣，马桂元、马三立是马四立的堂哥，“马四立”词条误写为“父亲马德禄，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均为相声名家”。再比如，姜宝林生于1927年，误写为1938年；赵津生生于1957年，误写为1961年。还比如，侯宝林有个徒弟叫李文欣（或“李文新”），误写为李文山。

翻拍于《相声大词典》，萧陶合成

其次，书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侯宝林”词条里，韩宁没被列为侯宝林的徒弟，可在“韩宁”词条里面却写道：“1979年拜侯宝林为师”；金艺的情况也一样。再比如，常宝丰跟王佩元、侯长喜于同一天拜师，“王佩元”和“侯长喜”词条写的拜师年份为1984年，“常宝丰”词条写的却是1985年。

第三，漏收了很多相声演员，比如孙越、谢金、邓德勇、翟国强、尤献超、阎翀、连旭、孔挚杰、章绍伟等。再比如，在2011年之前，郭德纲收的徒弟就已经超过30人，但书里只收录何云伟和曹云金两人，包括岳云鹏、孔云龙、栾云平、朱云峰、陶云圣、李云杰在内的这些徒弟都没有收录。也就是说，走了的都收了，没走的都没收，只有李根是个例外。李根就是李云天，但那时他相声门里的师父还是李立山。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这些错误和遗漏都是萧陶在查阅这本大词典时所发现的。至于没发现的还有多少，萧陶不得而知，但萧陶并没把所有发现的全都列出来。如此说来，这本大词典离高玉琮所要求的权威性还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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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里所出现的错误，在《让严谨之风扎根曲艺界》一文中，姜昆做过这样的答复：“我和天津一位年青的相声研究者赵鹏同志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把整个《相声大词典》认真看一看，做一个勘误整理。赵鹏答复我说，其实他早已经对勘误做了总结。随后他把勘误的总结发给了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好，把它发给了《曲艺》杂志的同志，希望杂志的编辑们好好读一读，将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摘下来，在《曲艺》杂志上刊登发表，以便让广大的曲艺工作者都能看到。与此同时，我还建议天津的出版社能够就《相声大词典》的勘误出一个小册子来，把之前《相声大辞典》的不足弥补上。”

不过，据萧陶了解，《曲艺》杂志并没有刊登《相声大词典》勘误表，出版社也没出过勘误小册子。退一步说，即便这么做了，其影响力和覆盖面也无法跟原书相提并论。

左起：王玥波、应宁、王磊、孙越

《相声大词典》出版至今已近十年。这十年来相声新人不断涌现，师父开枝散叶，添人进口。郭德纲在2011年以后又收了几十个徒弟，前面提到的李根、孔挚杰、章绍伟也​都改拜到郭德纲门下。当然，改换门庭的不止他们仨，应宁跳门到王谦祥门下，王玥波成为马贵荣的掌门大弟子。代拉师弟也不少，比如常宝庆由田立禾代拉成为张寿臣的徒弟，董凤桐由贾振良代拉成为侯宝林的徒弟，吕荣生由苏明杰代拉成为高英培的徒弟。

结束语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相声大词典》都应该拾遗补缺，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出版《相声大词典》增订版已是迫在眉睫的事，要不然就会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唯一的遗憾是薛宝琨和高玉琮都已经去世，需要物色一位新的领军人物。​

某电商平台网站截图，此书原价为260元

《相声大词典》于2012年第一次印刷，于2014年第二次印刷。此后有没有再印刷，萧陶不得而知，知道的是在那个以销售图书为主的电商平台上，这本书的售价已是原价的两三倍。究竟是物以稀为贵，还是故意抬高报价，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本书可以卖两回，​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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